致李立三的信|瞿秋白

致李立三的信

　　致李立三的信(1)（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

　　立三兄：

　　你給我的信到了很久，但是，我直到今天才有功夫寫回信。此地的「無事忙」，是出於意料之外的。我的病是很有憂慮的。從去年九月會[1]完之後直到今年四月初，我簡直是疲憊的不堪。現在，住了一個半〔月〕醫院回來，覺得好些，總寫些東西，譯些東西。對於中國問題，有很多可以寫的。現在，要盡可能的複你這封信，只能算是例外的——以代序言吧。

　　你的信的結論是說：我那篇《蘇維埃中國萬歲》[2]是有些過分估量。所以，首先我要說明的就是——中國革命前途的總問題與每一時期政局估量的個別問題，必須分開。我重新讀我那篇文章，證明我所記憶的是不錯；我那時（去國際六次大會之後）是並沒有寫到政局估量的問題。因此，我那篇文章之中根本沒有估量過分或不足的問題，而只是指出國際第六次大會的結論——向著新的革命高潮進行是總前途。

　　這一問題，顯然也不是你信中的主要問題。你信中的主要問題，當就是軍閥混戰與民族改良主義的問題。

　　一

　　軍閥混戰的問題是中國發展的中心問題。辛亥之後[3]的十八年，每年必戰，每省皆戰。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陸榮廷、岑春煊與孫文之聯盟而反對袁世凱之戰[4]，有沒有階級的經濟的背景呢？當然是有的！現在蔣介石與桂系之戰[5]，有沒有階級的背景呢？當然是有的。至於廣州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武漢北伐（一九二七年六月）以及南京北伐（一九二八年二月），都是確有階級的經濟的背景，那更是不用說了。問題是這幾期軍閥混戰的背景之間，有甚麼樣的區別。

　　這封信竟是不能詳細的說了，——將來研究中國的一般問題中，總有機會的。現在只說我那篇文章裡的原意，那裡寫著：「國民黨之內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和各派各系豪紳軍閥的地盤主義，永世是在互鬥——既不能統一，也不能改約。」這是說，國民黨統治代替了北京政府[6]之後，軍閥戰爭的背景，還是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互鬥。但是必須注意的還有幾點：

　　第一，資產階級的傾向與豪紳地主的傾向之間的鬥爭，只是戰爭之一般的大致的主要的因素；同時，仍有各派各系豪紳地主軍閥之間的小戰爭（如四川雲貴現在已有的戰爭及將來可能的其他戰爭）。

　　第二，資產階級自身的弱，使他不能不依據封建性的軍隊，所以一則中國並沒有純粹資產階級的軍事力量（蔣系的勢力即其一例），二則也就沒有鮮明的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兩大營壘的分劃，三則因此就不能說：「如果買辦階級保有政治的優勢，或進而有全國的統治，於是軍閥制度完全保存，則無法消弭戰爭，無法求得穩定。如果資產階級仍能戰勝……則可以開穩定的道路。」

　　第三，軍閥混戰在現時仍舊含著反映各帝國主義之間的互鬥的作用，仍舊含著經過各軍閥而擴大各國勢力範圍之作用。豪紳地主性的軍閥，固然必定與商業買辦階級相結合；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現在也已起而代行買辦階級的使命——他本身已成新的買辦階級，在新的方式之中實行買辦的作用（政治上是很明顯的事，就是經濟上例如上海麵粉工廠是用美國的麥，絲業機織公會反對重征人造絲的稅。再則一般大資本家，以至工業家，大都是有大批內債借給軍閥和政府，他們願意帝國主義者監督財政，以關稅收入來擔保內外債）。

　　因此，中國軍閥混戰的性質，一是豪紳地主性的軍閥，亦就是與當地地方市場（如廣州、武漢、天津……）之商業買辦資本及高利貸資本相結合的軍閥之間互爭地盤的戰鬥；二是民族資產階級，也就是有民族範圍（全國範圍）的工業資本、銀行資本，與某部分豪紳地主性的軍閥聯盟，而要摧抑代表地方市場的別部分豪紳地主性的軍閥之離心力的趨勢之戰鬥；三是為英、日或美國帝國主義所利用以求鞏固其勢力範圍，擴大其勢力範圍，或奪取的新的勢力範圍，以至增高其對華的一般影響之戰鬥。

　　資產階級之民族改良主義的傾向，在這戰鬥之中的作用，正和帝國主義戰爭中社會愛國主義的作用相類似。對於他，必須各方面的極通俗的在群眾中宣傳反對。至於說現在的戰爭是兩種前途的戰爭：一是豪紳買辦的前途（加緊對農民剝削與發展帝國主義的商業），二是資產階級的前途（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及關稅自主等的排斥帝國主義勢力），那就是過分重視中國資產階級的作用，簡直是說這種戰爭即使沒有革命的作用，至少有進步的作用了。

　　問題正在於中國資產階級不能不依附於某一帝國主義（美國），不能不依靠某些部分的豪紳地主買辦，去爭所謂資本主義的前途。於是這種鬥爭的過程中，中國資產階級自己成新式的買辦，自己成為維持封建關係的勢力。中國經濟發展道路及其一切環境，使中國資產階級自始即不必用所謂革命的手段（民眾暴動），亦不能用和平的手段（立憲民主），而是不能不用軍事的手段（戰爭）去與買辦地主階級爭賣國權（中央政府之建立與被承認）。

　　所以，此次國際致中央的信[7]裡，有一句話是要特別注意的。

　　「那些同志，偏向于單方面的認定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長期延期的，是很不對的。一般而論，理論上當然不能否認直接革命形勢有延期幾年之可能。但是，即使如此，要有一長期的『和平發展'時期而不經過國內經濟機體極深切的震撼（農業危機的加深，極大的饑荒本國工業的各業恐慌），不經過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劇烈，不經過軍閥之間的武裝衝突，不經過無產階級之巨大的階級戰鬥，不經過農村中之新的農民暴動），——亦是不可能的。如果以為這是可能的，那就是極大極大的錯誤。……」

　　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上，他的所謂資本主義前途，是不能不以戰爭去爭取的。中國資產階級不是要改良發展農民生活，他亦不能用美國的金元製造出土地來分給小部分農民（如俄國斯托柳賓的政策[8]）以造成富農領導的安分的鄉村，他只能以戰爭的冒險，以求消滅國內「多餘的人」——兵匪。「不能使地多出來，那就只能使人少下去」——這是客觀上資產階級肅清中國資本主義式市場的發展前面之障礙的唯一可能的出路。

　　如果說資產階級要的是「和平發展之方法」，而豪紳買辦是要戰爭，那麼，這種解釋是容易引到小資產階級的幻想的。如果說，資產階級派的軍閥戰勝了，就會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實行關稅自主等了，那麼，這次蔣桂戰爭之中蔣如果勝了，那就中國資產階級的穩定和發展就開始了。——雖然你的立論及中央卅號通告不至如此，然而簡單化之後，必然如此的。

　　二

　　民族改良主義問題是中國革命裡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在五卅[9]時就認出：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要根本推翻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他只是要要求帝國主義容許他多得些剝削中國工農的利潤，他的反對帝國主義，並不是要革帝國主義的命，而是恨著帝國主義惹起革命。對於封建勢力的問題，資產階級的態度怎樣呢？我們以前機會主義的教訓，正在於對這問題的沒有答案！革命的失敗教訓我們——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要，也不能，並不曾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封建制度（軍閥統治，土地關係及豪紳之地方政權），他只是要取得「匯合集中豪紳地主的剝削所得，而加以組織，以擴大」國內市場（聯結現時各自獨立，至少是半獨立的地方市場）；他的所謂反對封建，亦並不是要革封建的命，而恨著封建關係惹起不斷的革命和騷動。（我那篇文章之中對於這點是沒有發展的。）

　　民族改良主義對於革命的關係，重要的是在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的危險，並不僅在於他的反革命性，而尤其在於他的改良主義。民族改良主義的內容，最完美的最周到的，便是孫文主義了。孫文主義的三大時期[10]說是如何的被資產階級所利用，從過去歷史的經驗直到現時的狀況，已經表示的很明顯了。北伐是軍政時期，固然「理應打仗」，故民眾「理應」犧牲，為「民族」為「革命」而犧牲，北伐終了之後，有人破壞統一，亦是理應打仗。民族改良主義的政綱是「修改條約，關稅自主，統一財政和政治，發展交通和工業。」民族改良主義方法，實際上卻是利用某系軍閥勢力征服別系軍閥勢力的戰爭。政綱與方法之間只有表面上的衝突。這點是非常之重要的。我們只要將他的作用分兩方面來看一看，便可以知道了！

　　一方面，是民族改良主義的政綱是預先答應造所中國的天堂，和平秩序，以及將來的——來世的——民權主義，富國強兵，甚至於「世界大同」，人人飽暖（民生主義）。但是實際上，資產階級的這種傾向，既是時時要鉗制群眾，壓迫階級鬥爭，（尤其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後）又不能不依附一部分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力量，以反對其別部分，那末，真正減輕些帝國主義政治上經濟上的對華壓榨，真正的擴大國內工業的市場，真正實行財政交通的統一等等，都是不能實現。他的改良政策處處要遇見封建勢力的強有力的抵抗（不僅是桂系[11]或西山派[12]等顯而易見的抵抗，還有每一縣每一府每一軍隊，每一小市場上的投機商與壟斷原料的豪紳）。不但如此，資產階級自身所用來達到這所謂「改良」的目的之手段，正就在隨時隨處復活那帝國主義所能憑藉的封建勢力。所以，如果講到這種民族改良主義實行上的作用，那是非常之少的，並且是不容過分估量的。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個月間的休戰狀態，南京蔣介石等的裁兵、理財、統一交通、修約、增稅的努力，固然顯而易見的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傾向，但是同時也非常明顯的是製造新的戰禍，立即重新破壞其所達到的「商業之相當恢復」等等，不論蔣及南京之勝敗如何，這次戰爭，以及以後的種種戰爭，必然隨處增加封建勢力，增加帝國主義對華的影響。

　　別方面，正因為資產階級只能憑藉某一軍閥勢力，希冀「打倒別一派軍閥」，實際上是消減這部分軍隊而擴大些地盤——商業周轉及稅捐作用的改變，可以利於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自身是要挑動戰爭，要利用戰爭的。中國一般的經濟條件之中，這種「國內」戰爭是不能避免的。於是民族改良主義，便□[13]為戰爭的名義。資產階級利用如此的名義，來遮掩他是戰禍罪魁之一的實際。他要使民眾相信：民族改良主義的「天堂」實在是很好的，障礙這天堂之實現的，就是某派某派軍閥，所以非打不可。著名的「等待主義」是有歷史的經濟的根源的。等北伐，等東征，等統一，等滅桂，等……等……工農民眾，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群眾，在革命失敗之後，受著屢次摧殘之後，可以對於國民黨存有幻想的緣故，正在於資產階級傳播這種「等待主義」。如要造成並鞏固群眾的等待主義，南京政府的土地法、勞動法，以及國民黨各地黨部的「在野態度」，反對桂系的擴大宣傳等等，都有相當的作用的。所以講到民族改良主義之蒙蔽工人階級意識以及一般民眾的政治覺悟之作用，那是一定不可以估量不足的。這次戰爭的爆發，所以一方固然證明給群眾看看。國民黨的統一等類之虛假和不穩定，別方仍舊會維持對國民黨的幻想。

　　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是要領導工人階級，有堅決明顯的對於戰爭的態度，能使工人階級能為農民小資產階級反對戰爭的領袖。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更不用說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內，都不是機械的分化清楚的。德國一九一八年革命[14]之後，列寧尚且說：「德國民族分化為階級了麼？從此沒有德國民族了麼？——不然的，德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還很大呢。」我們的責任是排斥清除這種影響。中國革命失敗原因之一，也就是中國工人階級之中存在著很深的資產階級的影響。「變軍閥的戰爭為民眾反軍閥的戰爭」之口號，必須各方面經常的認為一種中心口號在宣傳，詳細的通俗解釋，正是宣傳，還不是鼓動。中國民眾是在破產失業和「休息」「希望」的交換狀態之中，這種交換的次數還多著呢？只有無產階級能領導他們，只有這種領導能保障他們反對豪紳資產階級之聯合統治的勝利。無產階級的政治態度和階級意識，及其艱苦堅決的鬥爭是準備武裝暴動的第一前提。要在這個方向之下的爭取群眾是總的路線。

　　三

　　至於「官僚買辦」的問題，如果由我上面敘述之中看來，可以不用多所解釋。誤會大概是由術語的關係。

　　一、我所稱為「官僚的買辦階級」是專指盛宣懷[15]式的官僚——滿清士大夫的統治階級，及其變化的代辦帝國主義所經營的鐵路、礦山、郵電，外債押款等的官僚，外國文的術語，是國家性的買辦。袁世凱以來的北京政府，是繼續這種統治。

　　二、國民黨的消滅北京政府——正統政府，就是豪紳資產階級奪取這一正統。官僚的買辦階級之消滅，簡直是自然崩潰的，因為他的經濟基礎是沒有了，他自身蛻化了。張作霖時代的北京政府[16]，已經是相當的換了性質。至於新的豪紳資產階級的中央政府，當然從新要來接任——接這國家買辦的任務。這兩種國家買辦的區別，在於盛宣懷是，「由紳而商」的，宋子文[17]卻是「由商而紳」的。美國帝國主義所以特別在現在能影響南京政府，不是偶然的。

　　三、至於狹義的買辦——上海十裡洋場上的買辦，漢口、廣州、天津等等「經商」的陳廉伯[18]式的買辦，以前就多分趨向於霸佔地方市場的，現在還是地方性質較重，所以桂系一類的豪紳地主是與這種買辦相密接聯合的。

　　我的本意，決不是說現在就沒有買辦了。這是很明顯的。不過中國最近五十年歷史的研究，要求我們深切的瞭解「官僚的買辦階級」的意義，例如解釋陳廉伯、馮自由[19]以至張繼[20]等之反對北京政府是甚麼理由。國民黨叛變之後的仍非消滅北京政府不可的原因。

　　四

　　汪精衛[21]、陳公博[22]的問題，是很有趣的問題。你既承認北伐完成之後的南京政府——五院政府[23]，仍是封建豪紳占著優勢，既承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經過國民黨而參加了這一政權，他仍是受逼迫的狀態，他不得不與封建豪紳衝突，那麼，很容易明白：汪陳改組派[24]是他政治上的工具。汪陳改組派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左翼（上層小資產階級）是很明白的。重要的是他們很像理想的民族資產階級。實則現實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參加著政權，已經有「自己的」力量和方法在發展生長到與帝國主義（美國式的）相適應的道路。這道路是戰爭、饑荒……是工農群眾之大大破產、窮困、失業，是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受榨取，是店東小資產階級——「窮紳士」的大半「墮落」。汪陳與施存統[25]之類東西，便一方表示努力替資產階級「設法」改良其道路，為之搖旗呐喊以反封建，別方客觀上代表這些「墮落者」之呼聲，說甚麼民權鬥爭，說甚麼「以民眾為重要」，「不要民生，也就不革命了」等等。他們這些派別的活動，一方面是表現客觀上革命危機是在生長，別方面要求無產階級之堅決努力的鬥爭以爭取群眾。

　　理想的民族資產階級會「要求」改良農民生活等等……，而實際上中國沒有這樣的民族資產階級。一九二五——二七的經驗是如何呢。土地革命與資產階級在中國是這麼樣的兩件寶貝，他倆個完全是為要當夜謀殺親夫而結婚的！

　　五

　　最後，反帝鬥爭與土地革命的關係問題。這一問題我是引國際第六次大會的議決案。這是指著一般的革命總前途的問題。至於党的工作方面，自然反帝運動是會有單獨的。但是，講到前途問題，和總的革命估量問題，便絕對不能說：不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並解放農民于異常苛刻的租稅之下，而能解放中國。「反帝鬥爭，決不能和力爭土地的鬥爭分開」。國際第六次大會時，美國黨的右派彼彼爾[26]（現在快要開除了）便反對這一句話。大會將他罵了一大頓。我的結論，是指出這是脫落茨基的關稅革命論。同時，這也是以前聯合戰線應用時，錯誤之最大根源。這有黨綱上戰線上的總意義。這必須詳細的解釋成為一般黨員及工人群眾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共同認識。史太林[27]為著這句話，曾特別寫信到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政治委員會裡。

　　寫著太多了，下次再詳說吧。我那篇文章原意是要綜合兩次大會的結論與議決而加以解釋，但是寫出了太簡單太匆忙的東西。可以不登載，不發表。這封信也是和你閒談。黨內政治上的問題是有許多許多理論上實際上需要解決的。要十分的努力和研究，要教育和宣傳。我們人力是如此之少呵！

　　元寶如何？代我致意。華[28]現在只自力讀俄文。我倆的身體都不好。盡此天年總覺時日之不足。兆征之死[29]真使人魂墮。願你珍重。不盡不盡。秋白，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

　　注釋

　　[1]去年九月會，指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瞿秋白出席了這次會議，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9月5日，在執委會上當選為主席團成員，後又成為政治秘書處成員。

　　[2]即《蘇維埃的中國萬歲——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與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論中國革命》，已收入本卷。

　　[3]辛亥之後，指1911年（農曆辛亥年）辛亥革命之後。

　　[4]1915年12月，袁世凱宣佈接受帝位，改「民國」為「洪憲」，立即遭到全國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蔡鍔在雲南宣佈獨立，發起護國運動，廣西陸榮廷同岑春煊樹起反袁旗幟，1916年3月宣佈獨立。與此同時，孫中山也派人在廣東、上海、山東等地組織中華革命軍，武裝討袁。

　　陸榮廷，見本卷第117頁注⑥。

　　岑春煊（1861—1933），字雲階，廣西桂林人。清末官吏。辛亥革命後被袁世凱任命為福建宣慰使。1913年因反袁被免職。1916年護國運動期間，拉攏桂系陸榮廷反對袁世凱稱帝；又與梁啟超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1918年參加護法軍政府，同桂系排擠孫中山，任主席總裁。

　　袁世凱，見本卷第21頁注⑨。

　　[5]蔣介石與桂系之戰，即蔣桂戰爭，見本卷第276頁注⑦。

　　[6]這裡指的北京政府，又稱北洋政府，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在北京所建立的政權。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化為直、皖、奉三系，他們爭權奪利，相互混戰。北洋政府先後為皖系、直系和奉系所控制。1928年6月，張作霖撤回東北，途中被炸死。從此統治中國16年的北洋政府結束，北京由南京國民政府接管。

　　[7]指1929年2月8日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已收入本卷。

　　[8]斯托柳賓的政策，斯托柳賓，今譯斯托雷平，見本卷第101頁注⑨。斯托雷平的政策，指1907—1911年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為了把富農經濟培植成為沙皇制度在農村的支柱所實行的「土地改革」，頒佈新的土地法令。

　　[9]五卅，即五卅運動，見本卷第60頁注19。

　　[10]三大時期，指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見本卷第81頁注35。

　　[11]桂系，指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廣西一派軍閥勢力。

　　[12]西山派，又稱西山會議派。見本卷第61頁注28。

　　[13]此處一字不清。

　　[14]德國一九一八年革命，指這年11月，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德國的工人、水兵舉行武裝起義，推翻了霍亨索倫王朝，建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由於社會民主黨右翼領袖篡奪了工兵代表蘇維埃的領導權，結果，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

　　[15]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江蘇武進（今屬常州市）人。近代買辦官僚，先後得到李鴻章、張之洞的信任，把持上海輪船招商局、中國電報局、華盛紡織總廠、漢冶萍煤礦、鐵路總公司等實業大權。1911年任郵傳部大臣，策劃「鐵路國有」，釀成保路風潮。武昌起義後被清廷革職。

　　[16]張作霖時代的北京政府，指從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由奉系支持的段祺瑞執政府和1927年成立的以張作霖為大元帥的安國軍政府。張作霖，見本卷第15頁注④。

　　[17]宋子文（1894—1971），廣東文昌人。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長期在國民政府內任職。先後擔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院長等職。他利用長期掌握的財權、政權，擴充資本，同蔣介石、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被列為四大家族。

　　[18]陳廉伯（1884—1945），字朴安，廣東南海人。廣州英國滙豐銀行買辦。1916年起充當「粵省商團軍」總團長，1924年發動商團叛亂。叛亂被平息後逃往香港。

　　[19]馮自由（1882—1958），原名懋龍。廣東南海人。早年加入興中會、同盟會。多次與謀武裝起義。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機要秘書。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後赴美洲，任中國國民黨美洲支部長。1924年國民黨改組反對同共產黨合作，被開除出黨。是有名的國民黨右派。

　　[20]張繼（1882—1947），字溥泉。直隸（今河北）滄縣人。1904年同黃興創辦華興會，1905年參加組織中國同盟會。後曾一度傾向無政府主義。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他公開反對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1925年起積極支持西山會議派，投靠蔣介石。

　　[21]汪精衛，見本卷第21頁注⑤。

　　[22]陳公博，見本卷第21頁注⑥。

　　[23]五院政府，南京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和考試院五院組成。

　　[24]汪陳改組派，即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又稱國民黨改組派。1927年冬由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等發起成立。鼓吹要「恢復1924年國民黨改組精神」。該派以汪精衛為首領，曾多次策劃和發動倒蔣活動。1931年初解散。

　　[25]施存統（1899—1970），又名複亮，浙江金華人。1920年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團中央書記。1923年後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上海大學教授、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等職。大革命失敗後脫黨。

　　[26]彼彼爾，真名波加利，見本卷第97頁注⑦。

　　[27]史太林，今譯斯大林。

　　[28]華，指楊之華、瞿秋白夫人，時在莫斯科。見本卷第278頁注①。

　　[29]兆征之死，兆征即蘇兆征，於1929年2月25日病逝於上海。

　　(1)本文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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