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瞿秋白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三月）

　　政局諸兄：

　　兆征之死[1]，真使我悲痛得不堪！他如何死得如此之早，中國工人階級又喪失老練忠實的領袖之一！

　　我從南俄回後，不久即病，後來竟至絲毫不能閱讀，才進醫院，一月半後，現在回莫[2]，覺得較好，當勉力寫些東西，同時仍得繼續治病，因為積勞太深了。

　　自去年十二月到現在，總因病的關係，沒有寫信，罪該萬死。燾兄[3]又堅欲自己學習，亦無多暇。現在且先簡短的報告些重要問題。

　　可以注意的問題有三種：一是國際及各國黨內發生的要事，二是關於中國政治問題的討論和意見，三是中國學生問題[4]及其他組織上（如金錢等）的問題。

　　關於第二、第三問題，詳細的待下次再寫。——立三[5]來信談及中國政治問題，我還沒有來得及詳細的看。可是國際已有一中國問題決議，我亦是積極參加的（雖因病未能自己起草），所以關於中國階級統治的分析等問題，已有大致的方針。至於《蘇維埃革命萬歲》那篇文章[6]，本是我在南俄精疲力盡時的作品，原來是想將我在國際第六次大會之書面結論縮短的一篇短文，可是太簡而忽略了。其中有些地方是不充分或不正確的。然立三說我的估量是過分，那就是因為中心意義和問題纏錯的緣故。因此，我那篇文章根本可以不用。中國革命的許多問題，關於過去與將來的理論上的問題，關於現在的實際上的問題，都要有詳細的研究。我在病中雖然想著許多意思，只有片斷的記錄，始終沒有能寫出。此後想要寫一批文章陸續寄回。並在下次信中，即當先複立三。

　　現在先將國際及蘇聯黨的要事簡略報告：

　　國際第六次大會之後，歐美各黨都有內爭的問題。第一是德國。德國党的右派白朗德爾[7]及台海美爾[8]等公開的反對國際政策——他們主要的是要說聯合社會民主黨左派，「領導其群眾逼迫左派領袖實行革命政策」。而德國黨內之調和派歐維爾德[9]等則反對中央及國際處置右派太嚴，調和派之政策謂「國際資本主義之穩定不能謂之動盪而腐朽的」，故不應過分估量歐美無產階級群眾之左傾與激烈化，因此，調和派往往說中央不爭取群眾，說中央攻擊社會民主黨左派太厲害，說中央的政策是應當顧及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應當得黃色工會[10]領袖的同意方能罷工等類的主張。德國右派首領違抗決議私行回德，自己出機關報攻擊中央。國際執行委員會之中也有一二調和派分子，如昂白德洛[11]等。討論這一問題時，史太林[12]同志有一演說（此間已譯就寄出）。結果決定開除右派領袖。

　　第二是捷克斯拉夫[13]——最近黨開大會期間，右派公開攻擊，並在赤色工會中分裂一部分人出去。

　　第三是波蘭——波蘭洛市罷工（去年九月）中，亦有人主張，並實行將共產黨多數之罷工委員會讓給改良派及法西派，請黃色工會領袖參加。

　　第四是英國——最近正在開大會，結果如何尚未得知。

　　第五是美國——美國的多少數派糾紛非常厲害，雙方都有錯誤，對於第三時期[14]之估量都不正確，現大會已結束，結果不久便可知道。

　　此等情形，非常之曲折，不能詳敘。總之，國際大會之決議是反對右派及調和派，要團結群眾力量——這一鬥爭已經開始發展，在此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及各國資本主義內部因生產力增高而更加加緊勞資衝突之際，在國際大戰之前夜，在階級鬥爭日益劇烈的當口，在階級的決戰正是醞釀的時期，共產黨——國際自身的政治鍛煉，造成真正國際的布爾塞維克的戰鬥的黨，是非常之主要的。各國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也就迎戰起來。也就反映階級關係而表露其動搖起來。

　　蘇聯黨內從去年六七月間也發生了政治意見的不同——其中經過許多事實。最近蘇聯中央政治局通知各國党的代表，要我們極端秘密的通告各國中央。這事實的總標題，可以說：

　　「布哈林[15]、托摩斯基[16]、雷誇夫[17]與政治局多數之歧見」。

　　布哈林等與政治局之歧見，開始去年（一九二八年）六月之蘇聯共產黨中央全體會議之前夜。這六月會議（就是中國黨開大會的時候）之前，中央政治局準備政治決議案討論的時候，布哈林提出一個草案，其中有三點可注意的地方：第一，他說蘇聯黨十五次大會之後的政策，使工農的聯盟破裂。第二，他主張要有完全的商業自由而忘卻國家機關調節作用。第三，他對於農業中「集體農場業不能只依靠個人式的農業經濟之說。政治局中的多數史太林等」運動的估量是很輕視的，所以，否認提高農反對布哈林的這三種意見。結果，布哈林的草案推翻。由史太林、布哈林、莫洛托夫[18]、雷誇夫、美誇陽[19]的五人委員會重新起草，美誇陽寫了新的草案——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通過於委員會，政治局全體加以批准。七月中央全體會議便在七月三日將他通過了。當時布哈林既然沒有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當然美誇陽所起草的新的政治議決草案，是用政治局全體的名義提出的。因此，在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蘇聯党政治局各人連同簽名了一個聲明書，報告國際大會的常務委員會，並轉各國代表團。（出席國際大會的同志想必記得）當時的聲明書是說：「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內部並無不同的政見」。

　　這是布哈林政見差異的第一次的表見。

　　蘇聯中央的七月會議上，有些中央委員及黨員也曾發表與布哈林相類的政見，例如沃新斯基[20]及赤爾諾夫（《貧農報》）。赤爾諾夫說，當時食糧恐慌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累進的所得稅，二是對於富農的解釋之許多指令太模糊。要使農民願意儘量的將麥糧出賣到城市，並且盡力的多種麥糧，據他的意見，第一，必須廢除累進的所得稅，而代以按地畝徵稅的稅則；第二，必須修改對於富農解釋的指令，將富農經濟的標準提高。蘇聯黨內的確有一部同志，傾向于「擴大新經濟政策」[21]——主張使蘇聯境內之資本主義分子有自由發財之更大更多的可能。這種傾向認為「擴大新經濟政策」是免除食糧困難的方法。一九二八年起（三四月間），食糧發生恐慌，農民不肯將糧食照國定價錢出賣。因此，中央曾經決定短期的強迫政策，強迫富農出賣餘糧（貧農既少，也自然要出賣；富農則因富裕之故，稍稍出賣糧食即夠應用，其餘的糧食，便用來秘密的高價出賣，做投機事業）。中央七月會議之上這一問題是中心的問題。有的主張說強迫政策不對，應當完全廢除徵收食糧稅的辦法，而實行地稅法——如上所說的一派，是右派。有的說要實行自由貿易，獎勵農村中個人經濟（富農）的發展，不必枉費許多力量去提高集體農場的運動，不必為此緊張的實行工業化，這是調和派。中央七月會議的決定，卻是一面提倡中農的經濟，一面竭力發展集體農場，認定遠的目的是在使全體農村集體機械化；同時工業建設必須緊張的進行，方能使農業機器化，電氣化，而達到社會主義。

　　中央七月會議的決定是如此。七月會議的政治議決案起草的經過已如上述。布哈林等政治局委員，在中央七月會議上，對於政治問題的發言之中，雖然仍舊髮露些調和派的傾向，例如（七月會議記錄中摘出）：

　　布哈林說：——「……現時的中心問題，是工人階級和中農的聯盟有破裂的危險……你們只要想一想：我們是在小資產階級國家裡的無產階級政權，但是這一無產階級政權卻要將農民強迫到公社（集體農場）中去。這就不行了，這就要有農民暴動了，富農就會領導這種暴動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潮站起來反對無產階級，打擊無產階級的頭腦，而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之中，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便會消滅。」

　　可是，形式上既以政治局全體名義提出草案，討論結果，布哈林等也舉手贊成這一議決案。這一政治問題，其內容可說是工農關係的問題，無產階級國家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同時也關連到共產黨內制服小資產階級影響的問題。

　　史太林在七月會議上演說，說明工農關係問題的正確答案：不能是只顧保存聯盟，而偏向在放任富農發展。他的大意是說：發展工業的財源，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有三個，一是侵略殖民地所得的超越利潤，二是利用外國借款，三是剝削工人的汗血。蘇聯決不能有殖民地的政策，又不能得到借款，更不能自己剝削自己。唯一的出路，是善於運用內部的財源，即：一「無產階級生產力的提高，二是農民」。現在的過渡時期中，——農民對無產階級國家不但交納普通的稅額（直接稅與間接稅），並且還要用較高的價錢去買工業品，這就是他付出的超過，此其一；其二，他要依照國家的價格將農產品出賣給國家（國家商店，協作社等等採辦食糧機關），這就是他收入中之不足，這樣（農民現在是用高價買進工業品，而用低價賣出農產品，一方有付出之中的超過，別方，有收入之中的不足），農民可以說是交納額外的附加稅，來提高工業，以補全國，這對於農民自然也是有利益的。這仿佛是一種「貢賦」，是一種額外稅，我們現在是不能不取之于農民的，取之于農民的這種財源是用來保存工業化的速度，並且加增將來工業化的速度，保障全國的工業，提高農村的生活，一直到完全取消這種「額外稅」——消滅城鄉之間的這種「剪刀」狀況。這當然是說出有些不好過。然而如果我們隱蔽這種事實，不看見這種情形，就是沒有這種對農民的額外稅，我們的工業及國家暫時是沒有辦法的情形，——那麼，我們就不是布爾塞維克了。

　　為什麼，我要講這些話！因為莎誇勒尼誇夫[22]及沃新斯基不懂得這一無可爭論的真理。他們的演說之中，認為農民買進工業品的時候，所費的錢是超過真正的價值，這絕對是對的，說農民賣出農產品時，所得的價錢，比較起真正的價值來，是不足，這也是對的。莎誇勒尼誇夫及沃新斯基同志要什麼呢？他們要求實行所謂「麥糧的恢復價格（按即很大的提高國定之麥糧價格），他們是要求現在就消滅城鄉之間的「剪刀」狀態，消滅農民收入中之不足及付出中之超過。然而如果今年或明年就要消滅這所謂「剪刀」狀態，那就怎樣呢？那就等於說要阻止工業化，亦就阻止農業的工業化（機器化），打擊我們新興的幼稚的工業，以及於全體經濟。我們能不能如此做法，當然不能。應不應當消滅「剪刀」狀態及農民之收入中之不足與支出中之超過呢？當然是應當的。但是我們能不能現在就消滅這些現象，同時又不致於削弱我們的工業，以至於全體經濟呢？不可能，既然如此，我們現在的政策應當怎麼樣？應當漸漸的削弱這種「剪刀」狀態，一年年的逐漸做去，逐漸減低工業品的價格，增高農業的技術，使食糧生產的成本減輕，一直到經過幾年之後完全消滅對農民的額外徵稅。農民禁不禁得起這一期的較重的負擔呢？絕對是禁得起的，第一，因為這種負擔要一年年的減輕下來，第二，因為這種額外稅的吸取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之下（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之下農民群眾是在日益窮困而忍受剝削的），我們這裡是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對於農民的剝削，是由社會主義國家方面而來的，雖仍有剝削，而這種額外稅的吸取是在不斷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的條件之下進行的」。

　　史太林對於工農聯盟的問題，更說明工業與農業的關係。沃新斯基及莎誇勒尼誇夫等，認為只要發達輕工業（紗業及紡織工業等），多是製造一般居民的日常用品，便可以保障農民以賤價的用品，便是工農及城鄉的親密。史太林說他們這種見解是不對的，因為農民不僅是消費者，同時還是生產者，城市工業要竭力去幫助農民的生產，就是給他新的犁耘耕具，製造耕種機器以及新的化學肥料等等。這樣才是領導農民進到社會主義去，而不是簡單的獎勵農村中的經濟發達，專只贊助個人式的發達經濟，使他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至少是保持農民經濟于永久的小資產階級式的狀態。史太林在七月會議演說中說：

　　「工農聯合的目的，如果認為是保存階級，也就是保有農民階級，那就是錯誤的。……工農聯合的目的，是要使農民來接近工人……漸漸改造農民，改造他的心理和他的生產於集體主義的精神之下，而造成消滅階級的條件。」

　　七月會議既有這樣的政策規定，布哈林、雷誇夫等的意見是失敗了。到了十一月（一九二八年）中央全體會議又要開會的時候，就發見黨內有許多右傾危險的髮露，而布哈林等在這期間（七月至十一月）卻對於右傾表示更調和的態度。

　　九月中布哈林在《實話報》（《真理報》的正確譯名）上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題作《經濟學家的劄記》，這篇文章中的主要意思是懷疑工業化的政策，是主張工業化應當減低速度，變更鄉村中的政策。當時已有一同志姓弗魯摩金的，寫信到政治局，主張取消對於富農的特稅辦法等。布哈林那篇文章之中的意思也是如此。這顯然是布哈林表示自己與中央七月會議的政治決議有不同的政見。同時，莫斯科省委書記烏格蘭諾夫等也有調和派的傾向，在種種行動及組織上表示出來，省委的九月會議之議決案也就充滿這種精神。弄得十月間不能不召集緊急的省委會議，並在群眾的區委、支部等會議中，提出反對省委以前的決議。群眾表示贊成中央。結果，烏格蘭諾夫撤職，中央的政治委員莫洛托夫兼做省委書記。

　　十一月中央全體會議之前夜，中央政治局內部的爭論又髮露出來。當時因為中央全體會議之上要討論全國經濟計劃——所謂標準的預計問題，所以政治局中研究過關于一般經濟建設、食糧政策、國家預算等的問題。爭論中的問題第一，是對於農業現狀的估量：農業究竟是退步呢還是發展？第二便是保存對於富農的特稅（即除一般的食糧稅，對於一部分富農依照各家個別的經濟情形，而收取的一種特別稅，所謂「個別稅」），還是廢除這種特稅。布哈林當時提議取消這種「個別稅」，而史太林等主張要保存這種「個別稅」。這種所關涉的問題，顯然是對於富農的問題，決不能說蘇聯政治局的多數（史太林等），是主張對於中農實行過於激烈的政策——因為「個別稅」所涉及的，只是最富裕的一部分富農。爭論中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布哈林、雷誇夫、托摩斯基三人辭職的問題。當時他們三人在關於標準預計的議決案委員會中提出三人共同辭職理由書出來。

　　這一爭論的結果，委員會大多數的意見是：（一）駁倒農業退化論，（二）富農的「個別稅」決定保存，（三）認為蘇聯有階級鬥爭存在是一種事實，不能說是黨的政策煽動了階級鬥爭。布哈林等三人也撤回了辭職書。

　　當時政治局中正式通過標準預計的總議決案時，布哈林仍是一致投的贊成票。因此，政治局又決定到中央全體會議上（十一月會議上），去聲明中央政治局中並無不同的意見。

　　這是布哈林等政見差異的第二次表見。

　　十一月會議上的政治議決案，是由全體政治局名義提出的草案，並且是由雷誇夫做的報告。可是布哈林根本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十一月會議的議決案是通過了。布哈林的取消富農個別稅的意見又是失敗了。固然，雷誇夫在十一月會議上的演說之中，也流露出這樣的話來：「郭西沃爾同志說話的意思，竟是實行社會主義建設愈向前進，則階級鬥爭愈加要生長起來，階級的反抗愈加增高，我們所遇到的障礙要愈加多起來」……「我想如果將這個意思擴充起來，那麼，既然認為階級反抗（指富農而言）要一天天的厲害起來，則這簡直就是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理論基礎」。(2)然而當時的政治決議案是一致通過了，政治局中政見不同的事，並還沒有人公開提出——布哈林、雷誇夫等都沒有公開的出來反對中央的決議。

　　這樣，從去年中國黨開大會的時候起，直到今年一月底為止，布哈林與史太林及政治局多數之間，發生了政治意見的不同，並且有兩次較劇烈的內部辯論。可是，每次爭辯之後布哈林都仍表示贊成大多數的意見，聲明政治局內沒有歧見。因此，表面上仿佛是沒有什麼事。固然，在這期間，布哈林在國際大會之後，實際上就不到國際做事，告假之後又告假。托摩斯基在蘇聯共產青年團中央機關報批評職工會的時候，也表示不滿意（去年十二月間）。然就一般說起來，蘇聯黨內只是覺得有些負責同志（如中央委員列亞獨夫、莫斯科前省委書記烏格蘭諾夫及中央政府財政部職員弗魯摩金[23]等），傾向是右派的，是調和派的；下級黨部尤其是，農村黨部中有許多極右的傾向，例如官僚主義包庇富農等等的行動——對於這種情形中央是號召群眾起來，實行自己批評，努力糾正制裁，而政策上則堅決的根據十一月會議決議進行，竭力設法執行採辦食糧的計劃，以維持工業化的前進，——關於中央政治局內部的爭論，一般都覺得已成過去的事實。

　　可是，到了今年一月底，忽然髮露了脫洛茨基派[24]散發大批的小冊子，這小冊子中是印刷了布哈林與嘉美尼夫[25]的談話之記錄。這一記錄之中說布哈林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秘密的跑到嘉美尼夫家中，談到政治問題，說起他和史太林有十分嚴重的不同的政見等等。這一談話，是嘉美尼夫記下來的。這文件髮露之後，因為布哈林在這談話之中聲明他、雷誇夫、托摩斯基三人與政治局中多數之間有嚴重的不同的政見，所以就召集中央政治局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的聯席會議兩次（一次在一月三十日，一次是二月九日）。

　　未開聯席會議之前，中央秘書處沃爾卓尼吉子[26]去問嘉美尼夫：脫洛茨基派所發的小冊子是否是事實，嘉美尼夫的回答是：

　　「你所交來的脫落茨基派秘密散發的小冊，的確是我寫給季諾維葉夫[27]的信稿——我現正式通知中央，如中央認有必要，當然通知全黨」。

　　布哈林與嘉美尼夫談話的記錄之中的主要內容，可以節錄如下：

　　首先嘉美尼夫問現時（去年七月）政治局內部的爭論是否嚴重，布哈林就說：

　　「我正要和你談這事。我們認為史太林的政治路線，簡直要使革命滅亡的。我們和史太林的爭論，比起我們和你們（指季諾維葉夫及嘉美尼夫派[28]）以前的爭論來，要嚴重得好幾倍。我和雷誇夫、托摩斯基，都認為如果政治局中去掉史太林，而有季諾維葉夫及嘉美尼夫參加，那就要好得多。關於這事我和你們兩人是公開的談過的。我和史太林已經好幾個禮拜沒有談話了，史太林是無原則的陰謀家（專門造謠的人），他只想一切都用來保存自己的權勢」……布哈林又說史太林的政見是：一、資本主義的生長是靠殖民地，或是外債，或是剝削工人；現在我們沒有殖民地，人家又不肯借債，所以我們的基礎是農民出的貢賦，……二、社會主義越是生長反抗越多。這簡直是不通；三、既然必須要收農民身上的貢賦，而且反抗要增多，那就必須有堅強的指導」。

　　嘉美尼夫記錄這一談話時，還加以注釋，說布哈林認為自己的地位很困難：公開的起來反對，史太林就要將分裂的罪名加到他身上，不起來反對，史太林也要壓制他，還要在食糧問題發生困難的時候，不負政治上的責任。布哈林說：「史太林的政策是要引起國內戰爭，引起暴動流血」。布哈林並且和嘉美尼夫說：

　　不要給人知道我們這次的會談。不要打電話給我，有人偷聽的。葛甫（政治警察）跟著我，你這裡也有葛甫跟著。我要得你的消息，但是不要經過秘書或第三者。我來和你談話，只有雷誇夫和托摩斯基知道。你亦不要告訴別人。你只對自己一派的人說，教他們不要攻擊我們。

　　第一次（一月三十）開執監聯席會議時，提三個問題：一、政治局的政見是否一致，二、布哈林謀與過去的反對派結合聯盟的問題，三是布哈林、雷誇夫、托摩斯基三人辭職的問題。

　　一開會，布哈林非常之激烈的抗議，說那一記錄純粹是假造的文件。後來大家指出布哈林在前次政治局會議上承認他的確到嘉美尼夫家裡去過，說過話；說起聯盟問題及不同政見的問題，布哈林說是沒有提起，然而他對於嘉美尼夫的記錄，他也說有許多話他是說的——為什麼現在布哈林又否認呢？於是布哈林就再起來聲明，這聲明書之中說：

　　「我在政治局會議已聲明兩次，現在再重複：

　　1）我曾和嘉美尼夫談話；

　　2）我與嘉美尼夫公開的談話之事實是有的，現在的情勢看來是我的不謹慎和錯誤；

　　3）嘉美尼夫的記錄中有些說話是記得對的，但是整個的這一文件是不正確而是假造的。

　　（以下關於政見問題）

　　我對這些會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一九二八年中央的七月會議及十一月會議）的決議案是同意的。然而我肯定的說：往往事實上的路線是不顧這些決議，有些負責同志自作主張的對於環境有所估量，而發出指令，或者演說出來，而大家便照著做去。

　　究竟是什麼規定了後來事實上的政策呢？這就是史太林說到貢賦的演說——嘉美尼夫所記錄的談話中也提及的。我黨第十四次大會上史太林用全力反對布列沃白臘仁斯基[29]的理論——關於殖民地及對於農民的剝削之理論。可是在七月會議上史太林自己也居然提出貢賦的口號，這就是主張對於農民實行軍事的封建制度式的剝削。

　　至於共產國際方面的政策，我完全與國際第六次大會議決案同意，有許多是我自己寫起的，是我自己去實行的。對這點再有什麼疑問，那簡直是可笑（按國際大會的政治議決案原來是布哈林起草，其中論及歐戰後之第三時期，他只說國際資本主義達到更重新改造時期，還有許多其他的錯誤。後來俄國黨代表團，重新改過，以整個代表團名義提出，通過現在的議決案，其中第三期的解說，是只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超過戰前的程度而引起階級鬥爭的劇烈與列強之間及列強與蘇聯之間的戰爭的危險，而提及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進到重新建設的程度）。我是堅決的反對各國的右派，主張取消他們派別的組織。但是我反對對於西方各黨，用那種只管叫駡的政策，而不去解釋理由，只看見自己的「私人」（按：他這是指史太林信任德國黨現在的中央領袖德爾芒[30]，說他是信任私人），而這些「私人」卻是很不中用的政治家，而且有些很不高明的品行。反對右派和反對調和派，是國際大會決定的。然而國際大會還另外決定要「集中勢力」，要「團結」。現在共產國際之各黨內裡哪裡有團結呢？能不能用現在這種奇怪政策：不用解釋和說服，而只用叫駡與強迫的政策，去達到這種團結呢？難道列寧是如此指導國際的工作的？所以難怪國際各黨也沒有「熱忱」和「進步」的現象，也像農民一樣「減少耕種的畝數」：各黨內部是分裂，糾紛，小團體——絲毫「團結」也看不見。

　　我黨及國際的思想生活，可以一言以蔽之：沒有誠心誠意去尋求客觀的真理，以及決定正確的政策，而只有仿佛是「左傾」的呼號。

　　組織問題上我們也是有兩個路線：一是論自我批評的告同志書。寫得應有盡有：自我批評，黨的民權主義，選舉制度等等。可是實際上我們那裡有選舉出來的省委書記呢？事實上，我們黨內官僚主義的成分增長起來了。

　　布哈林讀了聲明書之後，又提出辭職。

　　當時政治局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的委員都嚴厲的批評布哈林與嘉美尼夫密商的事實及當天的聲明書。

　　莫洛托夫說：「……布哈林在七月會議之前就有一次演說，說工人階級的黨已經開始和中農分裂。現在他還說他的《經濟學家劄記》那篇文章是一百分一百五十分的正確。事實上他那篇文章完全是多元論的論調，他究竟是主張保存現在工業化的速度，還是反對，始終是模糊的。布哈林今天已經公開的說黨的政策是用軍事封建制度式的方法剝削農民……經濟上是不能戰勝困難，是沒有出路，共產國際是各國的黨崩潰分裂，蘇聯的黨是實行官僚主義。我想布哈林是幫助國際方面有些同志走向機會主義去的一個人。例如昂白德洛，就是布哈林幫他走進機會主義的爛泥塘的」。莫洛托夫歸結起來說「布哈林已經走上反對黨的路上去了」。

　　史太林發言歷數政治議決案及不同政見的經過（如上文的敘述），並且答覆布哈林罵他的話。布哈林罵史太林，說史太林嗾使下級黨部攻擊他。史太林答覆：

　　「如果布哈林有權利發表《經濟學家劄記》那類的文章，那麼，一般黨員更有權利批評這種文章，如果布哈林及托摩斯基擅自違反中央決議，堅決不肯去做自己應做的工作，那麼，一般黨員更有權利批評這種行為。如果這算是『嗾使』，那麼，請問究竟什麼是自我批評，什麼是黨內民權主義呢」。

　　史太林歸結起來說：「今天（一月三十日）布哈林的聲明書，大致便是重說他和嘉美尼夫一九二八年七月間談話的內容」。於是雷誇夫（政府主席）也出來發言，說他與中央是有些不同的意見：中央只認農業是較工業落後，我想不止如此，還要更厲害些。現在政治上不同的意見，我可以說：總路線是只有一個……在這一路線之內有對於農村政策之小有出入的意見。這些小有出入的意見從七月會議一直延長到現在了。

　　托摩斯基（蘇聯總工會會長）發言，主要是說總工會中有「兩個中心」的現象，他不能擔任會長的職務。

　　史太林許多同志發言之後，又第二次發言。他說：「你們如果說沒有第二條路線，那麼，何以一定堅持辭職，何以托摩斯基說總工會裡有『兩個中心』，布哈林說共產國際有兩個中心。……那裡來的這樣許多謠言：又是『軍事的封建制度式的剝削』，又是『安排黨內官僚主義』，又是『共產國際崩潰』。只有兩條路：或者這些話都造謠，那麼，布哈林等應當拋棄這些話，而不辭職；或者布哈林等仍要繼續造謠，中傷我們的黨，堅持辭職，那麼，所謂一致便是騙黨」。……「總之，現在已經顯然的了，除黨的路線之外，還有另外的一條路線，就是主要放任資本主義成分發展的路線」。

　　第一次（一月三十日）聯席會議的結果是選舉一委員會去規定（一）批評糾正布哈林與嘉美尼夫談話之錯誤，（二）審定當天會議上布哈林聲明書的政治意義，（三）取消布哈林及托摩斯基之辦法。

　　委員會開會時多數提出下列的辦法：

　　「（一）布哈林承認與嘉美尼夫之談話為政治上之錯誤。

　　（二）布哈林承認其一月三十日聲明書，說中央實行對農民之軍事封建式剝削政策，對國際是有崩潰惡化的政策，對黨是安排官僚主義之聲明書，是他爭辯時感情用事，此後不再有此等主張，故認為並無與中央不同的意見。

　　（三）布哈林不再辭共產國際及《實話報》中之職務。

　　（四）布哈林承認政治局親密的工作是可能而必要的。

　　（五）因此，布哈林取消一月三十日的聲明書。

　　根據這些辦法則委員會認為可以不必再向聯席會議提出對布哈林政治錯誤估量之議決案，並可提議將聯席會議之一切文件（演說記錄等）收藏不用。並提議使政治局中央監察主席團保障布哈林工作（一切文件，使能繼續其共產國際及《實話報》主席之工作）」。

　　但是，布哈林反對這一草案，自己提出一個草案，只說承認「布哈林與嘉美尼夫談話過程開誠佈公之錯誤」，並且重新又提出托摩斯基辭職的問題。

　　因此，這一調和辦法是不能實現。

　　於是第二次（二月九日）又開政治局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之聯席會議，而委員會就提出一議決案草案，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節是《論布哈林秘密組織派別間的聯盟以反對中央》，其中說：——

　　「根據從前的材料，中央政治局與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的聯席會議認為：

　　a）布哈林、索哥爾尼誇夫[31]二同志與嘉米尼夫的談話，是小組織的行為，證明他們兩個是毫無原則的鬥爭，並且是沒有黨內品行的常識；

　　b）雷誇夫與托摩斯基明明知道布哈林索哥爾尼誇夫與嘉米尼夫密談的事，但是不告訴中央，這是絕對不可允許的行為。」

　　第二節說到「布哈林的小組織行為將抵何止境」，決議案說：

　　「中央政治局與中央監委主席團的聯席會議，以為布哈林的小組織行動，不僅限於與嘉米尼夫同志的秘密談話，並且他這種行為，從中央七月全體會議以後，一直到現在，仍用各種方式繼續著，沒有停止。在這一時期裡（七月會議到現在）有過許多事故：布哈林放棄國際的工作，《實話報》的編輯工作也不做，不經過中央，布哈林同志私自印行《經濟學者的劄記》一書，那本書充滿著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許有的多元論的觀點，可以引起黨內爭辯的危險；中央十一月全體會議上，布哈林、雷誇夫、托摩斯基三人提出辭職書；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布哈林提出一個聲明書，承認他與嘉米尼夫談話（一九二八年七月間）之基本的內容；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托摩斯基又提出辭職書；布哈林與托摩斯基對於辭職問題，屢次違抗中央的決定。所有這些事情，以及其他相類的事實，都可說明布哈林同志對於中央繼續堅持著反對的態度。

　　「布哈林同志的聲明書說，七月會議後的黨的政策，是根據史太林在七月會議上的演說決定了的，在七月會議上史太林的演說裡提出了貢賦的口號，便是『對農民的軍事封建的剝削』的口號，這是造謠中傷。整個的党，從來就反對托洛茨基之對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的理論的，並且永久要反對這個理論，史太林同志也是如此的。這個事實，布哈林同志與一般黨員都是一樣明白知道的。對農民，我黨要使他們脫離那買進工業生產品時付出『中虧超過』和賣出農業生產品時『收入中虧不足』的狀態；但是這不是一時所能辦到的，只有用漸進的辦法。至於現在的情形，則倘若我們不願意拋棄工業化的計劃，那末所謂額外稅（『貢賦』）不能現在一下子就消滅掉，是要慢慢地逐漸的做去，經過若干年之後才能完全消滅，這是整個黨的意見，史太林同志也是如此的意見。對於這一點布哈林同志如其與党不同意，為什麼不在中央政治局或者中央全體會議上發表呢？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日，那時七月會剛剛開完，中央送給第六次國際大會一個申明書說：『凡是下面簽名的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現在共同對國際大會常務委員會申明，外面傳說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政見的分歧，我們對此都一致堅決否認』，在這個申明書上簽字的有全體政治局委員，布哈林同志也是其中之一，這件事情是很明白的。倘若布哈林同志在『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的問題上，與史太林同志或是政治局，事實是有根本不同的意見，何以能在這個申明書上簽字呢？難道那時候他是欺騙黨嗎？

　　「布哈林一月三十日的申明書中又說，『我們沒有黨內的民主，黨一天一天的官僚主義化』，『我們縱容官僚主義』，『黨內沒有選舉出來的省委區委書記』，又說什麼『在實話報館裡，共產國際裡，蘇聯總工會裡派了政治監督員，現時黨內的情形是忍無可忍的了』等等的話，這完全是不對的。現在不得不指出來，布哈林的表示，與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八號信中的態度是一樣的了。

　　「布哈林同志說國際執委的政策，用叫駡代替說伏（服）的方法，可以使國際各支部腐化，分裂等等，這種話是完全不對的。實際他是想反對德國黨開除機會主義者：台海美爾，白朗德爾。但是他又不敢公開的講，因為如其公開的反對德國黨及國際執委開除上述兩個機會主義者，那無異於他宣佈自己也是機會主義者。並且他是想反對召回德國的調和派歐維爾德與洽黑爾德，但也是不敢公開的反對德國黨與國際執委，因為如其公開的說，那就等於宣佈自己是動搖者。事實上，如像德國及捷克斯拉夫黨，清除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及機會主義的成分，對於共產國際是很大的進步。布哈林不懂得，如其不清除黨內社會民主黨的成分，共產國際的各個支部是不能鞏固而布爾塞維克化的。當現時西歐階級鬥爭緊張的時候，新的革命高潮條件的漸漸升起的時候，共產國際之下各共產黨的領袖是非常堅決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絲毫機會主義的動搖，只有這樣的領導者才能很適當的去教育工人階級，與國際資本作鬥爭，領導他們去爭得無產階級的專政，布哈林對於這一點也不懂得。

　　「歸根究底的說，布哈林這種舉動，是想用外交手段在國際保護調和派和右派。

　　「布哈林的申明書裡說，他是承認接受第六次國際大會反右傾反調和派的決定的，這不過是騙人的話，用來遮遮人眼的，因為他所接受的程度，是限於不打擊白朗德爾，台海美爾，歐維爾德，洽爾黑德，昂白德洛及賽拉[32]，但是這些人是妨礙著國際掃除右派，戰勝調和派的，是不能不打擊他們的。

　　「第一，假使布哈林同志公佈絕對不正確的文章《經濟學者的劄記》，黨員都認為他是暗中反對中央，而起來批評；倘若哈林要求取消對於一部分最富裕的農民征取個別的特稅，不承認布階級鬥爭加劇，資本主義成分的反抗增長，那麼一般黨員便要批評他這種見解，好像批評他從前所犯過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理論一樣（布哈林曾說過，富農能『生長到』社會主義）；倘若布哈林堅持放棄實話報館和國際的工作，那麼一般黨員都以為這是不許可的；倘若托摩斯基同志拒絕中央的決定，不到蘇聯職工會主席的工作，一般黨員都以為不對，認為這種舉動是破壞組織的……等等，這種事情的發生是不能歸罪於黨，不能說是用『嗾使』的手段，用『包圍』的方法的。難道可以荒謬絕倫的要求禁止黨員在會議上對報告人寫條子發問題，——並不許報告人答覆那些源源不絕的問題麼。那麼還有什麼黨內民主制呢？一百五十萬黨員的党，不能為了要使布哈林托摩斯基兩個的安靜，便要黨員沉默不響。

　　「倘若党對布哈林這樣一個同志，不用這種方法去保障他，布哈林同志在最近的將來，當黨的前面有非常大的困難的時候，會傾向於不確定新路線，他的動搖會更加厲害，他的動搖，在歷史上已不是第一次了。列寧是對的，在一九一六年時他曾有一封信給史獵潑尼誇夫[33]，那裡說到布哈林：『尼古拉·依凡諾維赤(3)是很專心的經濟學家，這一點我們是常常讚揚他的，但是，他第一，非常之輕信謠諑，第二，在政治上是動搖得無可形狀』。

　　「倘若党許可布哈林與托摩斯基的辭職，布哈林的動搖可以釀成新的糾紛。

　　「因此，為要保障黨的一致，中央政治局與監委主席團的聯席會議決定：

　　一、認為布哈林對中央行動的批評，毫無疑義的是不對的；

　　二、勸告布哈林同志，在黨內方面要他脫離弗魯摩金的路

　　線，在國際方面要他脫離昂白特羅的路線；

　　三、布哈林與托摩斯基二人應撤回辭職書；

　　四、要托摩斯基布哈林兩個執行國際，黨及中央的決定。」

　　在決議案的結論上，提議將一切問題提交最近快開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去。

　　當時在第二次會議（二月九日）上，雷誇夫用布哈林、雷誇夫及托摩斯基三人的名義，提出宣言，對於上述的決議草案大有駁辯。在這個宣言裡又提出反對史太林同志，說他提「貢賦」的理論，是接近托洛茨基[34]的。

　　「史太林的錯誤與布列沃白臘仁斯基的錯誤一樣。固然農民是要『付出超過』的（列寧也曾說過，即使我們用盡力量很快的消滅這種情形，但是仍然要繼續很久的時間的）。

　　「可是史太林的錯誤不在於此，而在於他的反列寧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對無產階級與農民之社會關係的錯誤觀點，在實際上不可免的要破壞工農的聯合的基礎。『貢賦』是剝削的經濟制度之下的東西，倘若農民要付『貢賦』，其意義便是等於一個貢民，是被剝削的，被壓迫的，用國家的觀點來看，他們不是一個公民，而是臣奴。難道農民能以貢賦來參加工業的建設的嗎？這是豈有此理，毫無智識，是政治的危險。

　　「史太林同志僅僅是布列沃白臘仁斯基錯誤的『加深者』。他不僅僅將農民比之于殖民地，不僅將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比之於剝削方式的關係，他並且比之於更兇殘的剝削方式（『貢賦』）」。

　　在這個「三人申明書」裡又批評共產國際與機會主義的鬥爭。

　　「布哈林同志並沒有什麼『騙人的把戲』。他的申明書（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的也在內）也贊成消滅右傾派別及其政黨等等，但是他贊成同時要用思想的鬥爭，而不要叫駡的方法，他也贊成用組織上的方法，但是要用作最後的一步，而不是一開頭便使用，他不僅贊成國際六次大會決議的一半（紀律，與右傾調和派鬥爭等），並且贊成另一半（黨內民主制，團結党的領導，提高黨內思想的水平等等，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國際執委及整個國際的重要問題。要將共產黨從社會民主黨意識及右派傾向之中救出來，這是必需要如此做的。征取每個工人到我黨方面來，為了他們而鬥爭，這都是必要的。倘若現在因右傾關係，一個漢堡暴動[35]的組織者，五金工人史列涅兒脫離了党；倘若同他同時又失去了一個全德聞名之赴蘇聯代表團的組織者，工人同志西菲爾德，倘若因此而失去了幾百個工人——那末這對於我們是一個教訓啊！對於他們，是應該去說服他們，指示他們，與他們辯論，幫助他們改正錯誤。但是事實上現在只是簡單的塞住他們的口，不許他們申辯，便將他們拋出黨外」。

　　最後，申明書又再提出托摩斯基與布哈林二人辭職的問題。

　　政治局委員及監委主席團對於這一個「三人」宣言，給了嚴厲的批評。史太林同志分析這個宣言，他申辯「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的理論，引用他自己在七月會議上講演中關於「貢賦」說的一段。

　　「我所說的加于農民之額外稅，是由於農民的『收入中之不足』及『付出中之超過』，這是為了國家的工業化所要的。我說這個額外稅『似乎是超越稅』，似乎是『貢賦』（但不是貢賦，像布哈林同志現在常常硬說的）。『剪刀』問題是有的，我們大家都承認的，我們不能現在一下子便消滅他，但是我們必須一有可能便消滅這種情形。我說的並不是『貢賦的口號』，像這些文件的著作家們所毀罵的，而是說一有可能便要消滅的額外稅，『貢賦』，消滅剪刀的口號。我說的並不是『農民軍事封建剝削』的口號，我說的是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是要『消除』一切農民的剝削，尤其是軍事封建的剝削。這都是事實，無可爭論的，只有毫無經濟科學知識的人才來爭辯，只有怕說實話的膽小鬼才來胡賴。很明顯的史太林所說與造謠者宣言中所說的完全是兩件事。

　　「同志們，史太林在七月中央全體會議所說的便是這樣一會事。

　　「這些事情都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布哈林同志所見不會比別個中央委員所見的有什麼不同，但是布哈林同志繼續堅持著造謠，好像小孩子一樣的亂說。七月會議上布哈林同志是比我後發言，為什麼他那時候不說？即使用很彎曲巧妙的言詞達出他自己的意思也未始不可以啊。在七月會議到十一月會議整個時期中，布哈林，托摩斯基，雷誇夫在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上發生爭論，特別是對於農民問題，為什麼那時候對於『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這件事一個字都沒有提到呢？這些問題，他們提出『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這句話，是在揭穿了他們與嘉米尼夫的談話，他們的小組織行動之後，這種情形難道不清楚嗎？今天這件文件（三人宣言）的著作者，所以提出『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這句話，是為了要欺騙一般對於政治瞭解淺薄的同志，申辯他們的小組織行動，譭謗中央，這種情形不也是很清楚的嗎？

　　「但是，『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這句謠言，不僅是有這樣表面的意義。他有更嚴重的政治意味。倘若這三人宣言的著作者，以為黨對於提高中農貧農的個人經濟，提高集體生產，擴大協作社，提高收成，減輕中農的租稅負擔，發展集體農莊，國立農場等工作，可以叫做農業的軍事封建剝削政策，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個意義是他們與黨內右傾分子是一樣的意見，以為立刻可以消滅『剪刀問題』，可以用『恢復價格』的辦法，就是要取消現時國家工業化所不可少的國家收入的財源。因此，『軍事封建剝削』的咒駡的語句，是反對國家工業化發展的另一方面的說法。也是他們要減低現時工業化的速度的主張」。

　　史太林同志分析這個宣言時，還提出他的「兩種估計」。

　　「並且，如果我們國家發生什麼『大不幸』的事件，那末我們一定可以見到這三人宣言將給黨以三個根本的罪名：（1）『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2）黨的『官僚主義』，（3）共產國際『腐化』。另一方面可以見到他們三人（布哈林，托摩斯基及雷誇夫）的政綱：（1）藉口反對虛擬的『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要求縮小工業化的計劃；（2）藉口反『官僚主義』要求黨內思想派別的自由；（3）藉口共產國際的『腐化』，要用外交的方式保護國際的右派。現在只有兩條出路，要就他們取消他們對黨的侮蔑，那時他們應該自動拋棄他們的政綱；不然他們仍堅持他們對黨侮蔑的態度，那時候黨就不得不宣佈他們的政綱的機會主義的內容。

　　「所有這些都在等待著『大不幸』(4)的出現。倘若這『大不幸』沒有，三人宣言也有另外的作用，當作政治局內部『沒有』政見差異的申明，用來申辯政見分歧很小，像『影子』一樣淡薄，用來騙人，說分歧差不多完全消滅了，即使沒有完全消滅，也已將成為歷史上的事實了。總而言之，這個宣言不過是空洞的，外交式的申辯」。

　　史太林同志估量這個宣言的根本的政治路線，是要減輕富農的負擔，放任他們發展，以為如此便可以戰勝恐慌。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非列寧主義的路線。

　　「他們認為放任富農，是解決食糧困難的方法，是他們的根本錯誤。他們想如果放任富農，不阻止他們剝削的傾向，任他們自由，等等，那末食糧困難會消滅，國家的政治情況可以改善。這種信任，以為富農有救命的作用，是毫無馬克思主義的意味。三人宣言的著作者的哭叫，證明他們一些也不懂得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階級鬥爭的方式，他們不懂得，如果放任富農，則國家的政治狀況將更壞，使資本主義的成分抬頭失去鄉村貧農及廣大的中農群眾，將我們的國家與工人階級破壞。他們不懂得，放任富農是絲毫不能救濟食糧困難，因為只要有糧食採辦制（固定食糧價格），糧食市場之國家機關調節，那末富農是仍然不肯交出食糧的。倘若我們不願破壞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是不能放棄糧食採辦制和國家調節的政策的。這些常識都不知道，這是三人宣言作者的錯誤。放任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我已經說過，這絕對不是根基於列寧主義的政策。

　　「結論：我們曾經提議布哈林仍加入決議起草委員會，合作，使他們幾個人快離開錯誤的牛角尖。但是布哈林同志不接受合作。布哈林、雷誇夫、托摩斯基三人都用今天的宣言答覆我們，這證明這三個同志已走入機會主義道路上去了。我們現在只有一個辦法，通過決議起草委員會的草案，並將三人宣言提交最近的中央執監全體聯席會議，加以詳細的考察。我提議討論草案委員會的草案」。

　　史太林同志講話之後，決議案通過，反對決議案有四票：托摩斯基，雷誇夫，布哈林，菲昂納爾。

　　現在這一問題，並無什麼新的消息。四月十五就要開中央及監委的全體聯席會議，接著便要開全黨會議，那時這一問題一定要有討論的，我隨後再報告罷。

　　注釋

　　[1]兆征，即蘇兆征。1929年2月25日在上海病逝。參見本卷第253頁注56。

　　[2]莫，即莫斯科。作者于1929年2月到蘇聯的庫爾斯克州利可夫縣的瑪利諾休養所養病，3月22日回到莫斯科。

　　[3]燾兄，即張國燾。時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見本卷第173頁注①。

　　[4]中國學生問題，指在莫斯科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其前身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中由王明宗派所挑起的一場糾紛。王明等在該校校長米夫的支持下，把持學校黨的組織，排斥異己，誣陷一部分同學組織所謂「江浙同鄉會」，致使同學之間相互猜疑，人人自危，後經共產國際監委、聯共（布）監委和中國代表團三方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認為：並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的組織，推倒了這個假案。

　　[5]立三，即李立三（1899—1967），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年從事工人運動。大革命失敗後，參加領導南昌起義。中共「六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30年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年底到莫斯科接受審查，1946年回國。

　　[6]《蘇維埃革命萬歲》即《蘇維埃的中國萬歲——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與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論中國革命》，已收入本卷。

　　[7]白朗德爾，今譯布蘭德勒，見本卷第173頁注⑧。

　　[8]台海美爾（August Thalheimer，1884—1948），今譯塔爾海默。早年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1918年德國共產黨成立至1923年，他任德共全國委員會委員，1923年因德國十月起義失敗，被共產國際撤銷領導職務。後在共產國際中央機關工作。1928年5月回德國。同年因犯有右傾錯誤被開除出黨，12月，同布蘭德勒等組成德共反對派。

　　[9]歐維爾德（Arthur Ewert，1890—1959），今譯厄威爾特。1908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曾被選入德共政治局。1928年8月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他作為德共中的調和派之一，支持罷免台爾曼的領導職務。因此被撤銷黨內領導職務。

　　[10]黃色工會，見本卷第102頁注④。

　　[11]昂白德洛（Aolbert），今譯艾伯特，胡果·埃伯萊因（Hugo Eberlein，1887—1944）的化名。1906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斯巴達克聯盟。1911—1927年間，在党的領導機構中工作。1928年9月，作為五個調和派之一支持中央委員會撤銷台爾曼的職務，故被撤銷領導職務。以後化名艾伯特在共產國際擔任重要工作。1937年在蘇聯肅反時遭清洗，死於獄中。

　　[12]史太林，今譯斯大林。

　　[13]捷克斯拉夫，今譯捷克斯洛伐克。

　　[14]第三時期，見本卷第10頁注②。

　　[15]布哈林，見本卷第10頁注①。

　　[16]托摩斯基（Михаил Л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1880—1936），今譯托姆斯基。1904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十月革命後致力於工會工作，1920年起先後擔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等職。1929年被撤職，1936年自殺。1988年平反。

　　[17]雷誇夫（Алексс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1938），今譯李可夫。1899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曾多次被捕流放。十月革命後，歷任最高國民經濟人民委員會主席、人民委員會和勞動與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1929年被撤職，1937年被開除出黨，1938年被處決。1988年平反。

　　[18]莫洛托夫，見本卷第162頁注13。

　　[19]美誇陽（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Микоян，1895—1978），今譯米高揚。1905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後為布爾什維克。1926—1935年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35—195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期從事對外貿易和糧食對外供應工作。

　　[20]沃新斯基（Н．Осинский，1887—1938），今譯奧新斯基。190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後擔任國家、黨的政治和經濟管理方面的職務，1921—1922年成為「民主集中派」集團的骨幹分子，1923年追隨托洛茨基派。

　　[21]新經濟政策，列寧擬定的在過渡時期實行的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在農村以糧食稅代替餘糧徵收制，允許農民出售超過稅額的剩餘糧食，以換取工業品；在國營企業中，實行經濟核算制；在商業中，由國家調節市場，允許自由貿易和私商存在。這項政策於1921年3月黨的「十大」通過後實行，1936年結束。

　　[22]莎誇勒尼誇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1939），今譯索柯裡尼柯夫，1905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25年加入託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1936年被開除出黨。

　　[23]弗魯摩金（Моисей Ильич Фрумкин，1878—1939），今譯弗魯姆金。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20年任西伯利亞革命委員會副主席。後擔任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和副財政人民委員等職。1937年因參加反對派被開除出黨。

　　[24]脫洛茨基派，今譯托洛茨基派，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首領為托洛茨基。參見本卷第60頁注18。

　　[25]嘉美尼夫（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Каменев，1883—1936），今譯加米涅夫，蘇聯政治活動家。十月革命後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莫斯科蘇維埃主席。1919年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1925年同季諾維也夫組成新反對派，1927年被開除出黨，1936年被處決。1988年平反。

　　[26]沃爾卓尼吉子（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1937），今譯奧爾忠尼啟則。蘇聯共產黨政治活動家。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1926年起擔任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和蘇聯工農檢查委員。

　　[27]季諾維葉夫（Григорий Иесейвич Зиновьев，1883—1936），今譯季諾維也夫。俄國工人運動和布爾什維克党早期活動家和領導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一任主席。曾任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925年成為反對派首領之一，1926年同托洛茨基結成反黨聯盟。1927年被開除出黨，1936年被處決。1988年平反。

　　[28]季諾維葉夫及嘉美尼夫派，又稱「新反對派」。在聯共（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組成新反對派。

　　[29]布列沃白臘仁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1937），今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1918年成為「左派共產主義者」組織成員，1920—1921年工會問題爭論期間，是托洛茨基派的支持者，1923年成為托洛茨基反對派，1927年被開除出黨。

　　[30]德爾芒，今譯台爾曼，見本卷第173頁注⑦。

　　[31]索哥爾尼誇夫，今譯索柯裡尼柯夫，見本篇注29。

　　[32]賽拉（Serra）是安吉洛·塔斯卡（AngeloTasca，1892—1962）的化名。1921年加入意大利共產黨，致力於工會和合作社方面的工作。曾參加共產國際第四、五次代表大會。1928年化名賽拉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和書記處的成員。1929年1月回國，年底被意大利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開除，後定居巴黎。

　　[33]史獵潑尼誇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оврий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1937），今譯施略普尼柯夫，1901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1920—1922年「工人反對派」的組織者和領導者。1988年平反。

　　[34]托洛茨基，見本卷第60頁注18。

　　[35]漢堡暴動，見本卷第162頁注⑤。

　　(1)本文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標題及寫作時間均為編者所加。

　　(2)他並且說對當時反對右派的宣傳是沒有根據的，沒有政綱的，他說現在下級黨部只聽見說反對右派，又看不見究竟誰是右派，主要只知道是反對莫斯科省委書記烏格蘭諾夫等。

　　(3)布哈林的名字。

　　(4)布哈林所說的農民暴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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