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5)|瞿秋白

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5)

　　最後，共產黨人決定宣佈退出武漢政府[47]。當時有兩個共產黨員在那裡擔任部長：農業和內政部長——譚平山[48]，勞動部長——孫少哲。

　　即使在解決退出政府問題的過程中，共產黨人還以為這次退出應是一種手段，旨在緩和同汪精衛的關係。共產黨人認為自己留在武漢政府內，會給人以口實，說武漢政府是「赤色」的；如果共產黨人退出，這必將緩和政府的處境，人們便會將其視作國民政府，而不是共產黨政府。

　　在這些致命的錯誤之後，共產黨人決定宣佈退出政府，但仍然留在國民黨內，開展了反對武漢和南京國民黨中央的運動，並開始號召群眾展開反對在南京的武漢政府[49]。

　　這個政策中有了某種新內容。由於共產黨人繼續在犯機會主義的錯誤，賀龍和葉挺的起義[50]失敗了。國民黨時期就此結束。這是党的領導最薄弱的時期，那時党的領導不瞭解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中，特別是在土地革命中的策略。共產黨人後來糾正了這個時期所犯的錯誤。

　　當然，不能斷言，如果共產黨人沒犯這些錯誤，那中國革命一定就勝利了。還必須估計到帝國主義者的力量，特別是中國革命中獨特的階級力量對比關係。應該看到，封建資產階級有一整套雇傭軍隊，這支軍隊在大部分情況下是其馴服的工具。所以，當鬥爭在以工農為一方同以民族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為另一方——這兩種勢力間開始發展的時候，革命的敵對營壘擁有相當大的、不易擊敗的軍事實力。

　　武漢政變[51]後，有一班庸人開始解釋，說過去的一切失敗都是因為國民黨內有共產黨人。現在，上海、南京、武漢所有的國民黨人都反共了，看來，國民黨的統一出現了，也就是說，反對階級鬥爭的「國民」革命到了鼎盛時期。不言而喻，所謂統一的形勢，並不像市儈之輩所想像的那麼美滿。反動派確實在糾集勢力，而且在爭取消滅武漢革命中心時忘了自己的內部矛盾。但是，武漢革命中心剛一消滅，國民黨內部就暴露了各派之間的一系列矛盾，因為國民黨軍閥們代表著不同的反動社會勢力：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等等，他們在各省都有自己地方上的巨大利益。

　　反動派感到，由於革命失敗解除了對它的束縛，它能自由行動了。於是，它轉入全線進攻。最反動的右派西山會議派，在南京掌了權，狂傲聲稱：「我們是最先反共的。連蔣介石都反對過我們西山會議派，汪精衛那時反我們特別厲害。現在你們自己明白了，為民族、為國民黨、為著共同的幸福，必須反對共產主義。」當然，西山會議派不只是因為這一點掌了權。廣西派（西山會議派）早已開始同英國人勾搭。李濟深和其他人，即所謂的桂系，代表地主豪紳中最反動的分子，同廣州和上海的買辦多少有些聯繫。英帝國主義者違背蔣介石的意願，把李濟深扶上臺，因為蔣介石這時已開始真正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多方勾結了。另一方面，蔣介石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無論如何總想表現一點革命性，為此目的使用了一些民族主義的詞藻，並力圖以此把小資產階級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蔣介石答應實行關稅自主。英國人所不能原諒的正是這一點。桂系應英國人之願，趕走了蔣介石[52]。

　　汪精衛也參加了反蔣鬥爭。對於那個時期的汪精衛，蔣介石過分「軍人氣」，是過分獨立的軍閥。這就是為什麼汪精衛當時的格言是：「即使沒有共產黨人，國民黨也能完成土地革命，給工農安排好生活。為此必須趕出共產黨人，讓蔣介石服從武漢國民黨政府。」小資產者汪精衛還在其主子——大資產者和自由主義的地主面前耍了一點威風，而這些人的中心卻是在南京蔣介石的軍隊大本營裡。汪精衛感到，背後支持他的是在湖南和長江流域有利益的軍閥唐生智。汪精衛以反蔣鬥爭的思想家出面，也代表這個軍閥的利益。除桂系外，反對蔣介石南京政府的，還有汪精衛和抱住武漢政府的旗幟不放的一切散兵游勇。另外，國民黨南京時期以前的主宰者孫傳芳[53]，也已開始反對南京方面。同共產黨人決裂後，國民黨內部暴露了複雜的分歧和矛盾。就是在這個時刻，發生了南昌起義，其背景是長江流域國民黨軍閥激烈爭鬥。

　　國民黨的混亂和衝突時期，繼其對共產黨人的勝利之後接踵而至，這一時期就是廣州起義的準備時期。

　　當時國民黨內部根本沒有聯合起來。即使有人曾想在上海召集有汪精衛、蔣介石和李濟深參加的會議，那也仍然談不到聯合，因為南京、武漢和廣州各自為政，任何一方都不願向對方讓步。這些派系間的角逐開始了。

　　汪精衛來到上海，開會了。孫科的第一句話是：「汪精衛這個混蛋。」李宗仁[54]接著說：「汪精衛要是來開會，我就逮捕他。」汪精衛於是馬上為自己提出在上海言論自由的要求。恰好在這些日子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廣州發生張發奎事變[55]。關係更尖銳化了，因為此次事變是反李濟深的。彼此都相逮捕或推翻對方，哪能談上什麼聯合？汪精衛在為自己爭取在上海言論自由的同時，卻向廣州發出指示逮捕共產黨人。汪精衛的「左轉」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廣州事變（汪精衛部的黃琪翔[56]反對桂系的黃紹竑）後，廣東省個別縣的小軍閥間開始了一系列衝突。李濟深被迫去上海，黃紹竑——到廣西。廣州附近像其他各地一樣，農民紛紛起事。還在張發奎事變之前，海陸豐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在農民起義的影響下，很快地在全國範圍內都有所反映，在南京開始議論農民減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問題了。武漢也是這樣。恰好在事變之後，汪精衛發佈了減租及其實施辦法的決定。汪精衛打算證明，即使沒有共產黨人，小資產者也能實現土地綱領。也就在這個時候，南京正討論「勞資仲裁」法。參加討論的每個人都力爭提出比較激進的對付工人的辦法，因為儘管在長江流域並沒有大的革命浪潮，但是，在湖南、湖北等某些地方，當時正有農民起事。所以，在國民黨軍閥的這一「自治」時期，革命於屢經特別慘重的失敗後正欲重新振興。直接革命形勢的來臨在廣州更加明顯起來。賀龍、葉挺在汕頭失敗[57]一個星期之後，廣州便開始了罷工者和海員的大遊行。

　　從這一天，即從十月十四日開始，直到廣州起義，罷工從未停止。這個時期廣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個口號：「青天白日」旗（國民黨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幟。鐮刀斧頭的紅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幟！

　　這個口號是在共產黨正式決定同國民黨左派決裂之前，工人自己提出來的。還在共產黨尚未最後決定如何對待汪精衛之前，群眾就提出了「打倒汪精衛」的口號。因為黨內甚至有過同張發奎和汪精衛開始談判的想法，就在不久前還有些人認為需要同張發奎搞軍事聯合。但是，工人們反對這種做法，他們反對汪精衛。

　　廣州起義前形成的整個形勢說明，廣州起義具有社會基礎，帶有群眾性。應該認真仔細地研究廣州起義，以便從中吸取必要的教訓。只是在武漢政變後，党的領導才公開承認了自己的機會主義錯誤，並開始大力反對機會主義殘餘的鬥爭，這才轉入另外的軌道。正是在這個時期，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也被承認了，而且決定在湖南、湖北舉行一系列地方性起義，因為那裡確實具備相應的條件，應該舉行起義。

　　認為當時中央委員會不知道起義一事，實際上是錯誤的。決議是黨中央委員會在十一月十八日或十九日通過的。決議的要點是認定廣州起義的革命時機已經到來。當時要求很好地組織起義，以便把全體工農發動起來，預先做好瓦解敵軍的工作，把廣州本地的群眾組織起來，起碼要組織工人代表會作為未來起義的機關。這一切並不是說中央委員會在這方面沒犯任何錯誤。可以指出許多極其嚴重的錯誤，但是應該確認這一事實：這個決議是黨中央通過的，是由廣州的省委執行的。

　　汪精衛還在廣州起義之前就知道在準備起義，再說，瞭解這一點並不困難，因為即將舉行起義一事，已是滿城風雨，所有的人都感覺到了。共產黨人已得到一定情報，知道十二月十日或十二日反動派準備襲擊工人組織，正醞釀解除教導團[58]的武裝，因為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共產黨支部。正因為如此，預定的起義日期提前了。

　　廣州起義被鎮壓後，十二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在廣州四郊爆發了一系列準備程度不同的起義，這些起義是省委在某些縣裡組織的，在佛山、銅鼓[59]等地，也爆發了一系列有工農參加的起義。在那裡，即小城市裡，一切獲勝的條件都具備了。但是這些起義失敗了，因為主要中心廣州已被擊破。

　　上述情況確實證明黨對廣州起義做了一定的準備。如果估計到党的現有力量，那麼廣州本地的準備工作是以最快速度進行的。廣州鬥爭的領袖，起義期間被殺害的我們親愛的張太雷[60]同志，在起義前的幾個星期之內，簡直是夜以繼日地工作。激烈的巷戰前夕，當然是無法馬上組織選舉運動的。於是舉行了有一定合法性的工人代表會，有七、八十人參加。會議選出六個同志進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61]。此外，建立了士兵支部，在廣州地區的農民中進行了選舉。選舉產生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因存在時間短，的確沒做許多事情，但它確曾是起義的機關。它的作為不大，是因為那時在起義期間，一般說難於任命或選拔人材。這個時期發生了汽車司機罷工，其他工會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還有對起義持中立立場的一些小廠的機器工人也舉行了罷工。然而動員更加廣泛的群眾，更好地組織這些群眾的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所發生的一切給我們描繪了清楚的畫面，證明工人們多麼英勇地進行了鬥爭，他們選出了自己的執行委員會及以它為代表的司令部。現在，起義過後，卻有人說，什麼群眾大會，只召集了很少的人。但是，應該說，起義司令部門前兩天裡一直有四、五千工人擠在那裡，要求發放武器。告訴他們，你們去參加群眾大會吧，去大會上歡迎新政權，但工人們喊道：「不，先發給我們武器」。想確定起義人員有多少槍的時候，數目字報到了八千至一萬。看來，至少有七、八千支槍，因為有很多槍已打壞了。參加起義者總數不下三萬人。這個數字是參加者自己說的。對於廣州來說，這就不少了。在群眾自己要求武器的情況下，問題就只在於如何更好地組織這些群眾，如何直接開始進攻主要敵人。

　　除了政治上準備不足和總的組織工作準備也不足外，廣州起義期間我們的主要錯誤還在於，起義開始後選擇的主攻方向並非敵軍重點的地區。這一次攻擊就耗費了很多時間——幾乎十二小時。這就給李福林[62]以時間，使他把部隊調過河來，而我們則處於防守地位了。主要錯誤就在這裡。

　　至於有人說中國機器工人反對起義，這種對待機器工人的錯誤態度，已有不下五年的歷史了。在這方面，我們的錯誤是什麼呢？這裡應該提醒的是，在左派政府時期，共產黨人在這些機器工人，即工業工人中間曾有很大的影響。當時兵工廠裡有一個很大的支部，廣州有三條鐵路線建立了支部，它們在機器工人中享有威信。但問題在於，除了鐵路工人、兵工廠工人等參加的這個機器工人的赤色工會外，還有另外一個機器工人工會存在，更確切些，漢語名稱可譯為：機器工人協會[63]。不能把這個組織看作工人的聯合組織。這個協會是廣州的一個國民黨員（最右翼）組織的。他本人是個大資本家，掌握著幾家工業企業，同時又是高官。廣州的機器工人很多。孫中山當政的第一時期，當大規模整飭城市的時候，需要這樣多的機器工人。可是這些工作完成以後，電燈安好了，電線接通了，這批工人也就失業了。資本家黃金榮[64]把他們組織到反動工會中。李濟深發動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政變後，趕走了所有在職的機器工人共產黨員和赤色工會的所有會員、鐵路工人和其他產業工人，並代之以反動工會會員。僅僅因為這樣，我們才說，廣州起義前，我們在機器工人中間沒有勢力。我們幾千名同志被逐出企業，廣州幾千名真正的無產者被趕到街頭。但是，這是在起義前很久，四月間的事。嚴重的、真正的錯誤在於此後我們沒有很好地對取代我們同志的那些機器工人做工作。認為在起義期間機工隊伍是反對我們的，這種看法不符合事實，因為反對我們的不是機器工人，而是這個資本家——機器工會頭子的雇傭兵。機器工會內經常有一支所謂的「敢死隊」。這是一些雇傭兵，其中確有一些真正的工人，但是資本家發給他們很高的工資，還是在孫中山時代，他們就是資本家掌握的反對工人運動的工具。就是這個「工會」，在廣州起義期間反對過我們。但不是所有的機工都反對我們，僅只是這支「敢死隊」反對我們。其他多數機器工人保持了中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