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4)|瞿秋白

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4)

　　在某些地方已經實現了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這一點僅從下述情況便可看出：湖南、湖北、江西的一些縣，在南方軍隊佔領武漢後，政權掌握在農會或共產黨所領導的國民黨地方黨部的手裡。這類群眾組織在自己的轄區內為所欲為。工人糾察隊，甚至兒童團員都逮住了自己的主子——豪紳。甚至有一次，一部分群眾捉住一個軍閥，因他逮捕過農民，就給他戴上「高帽子」遊街，以儆效尤。這種專政勢必擴大，並從非法政權發展為合法政權，即使武漢政府[39]都受其轄制。蔣介石很清楚地看到新專政的萌芽，看到這個專政對於武漢政府有何影響。這就是他為什麼執意不肯去漢口，因而也不承認武漢政府所建立的一整套制度。蔣介石不肯前往，但卻在軍隊的武力掩護下暗中糾集和鞏固自己的力量。蔣介石力爭遷都南昌，即遷往蔣介石的大本營，建議將其政權合法化。武漢政府在群眾極大的壓力下採取了勇敢的做法，保留了都城漢口，不去蔣介石的大本營。現在，與蔣介石的大本營——右派政權的中心——對峙的是武漢政府，其領導人在此時期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勞動群眾的運動。

　　於是對於以武漢左派為首的革命聯盟，再次形成了空前有利的歷史時機。蔣介石瘋狂地糾集其勢力以儘快到達上海，同他的發祥地有親密關係的上海資產階級湊在一起。這次在上海他沒能輕易地馬上抓到政權。

　　蔣介石來到之前，上海已建立了工人、學生和小商人的政權。這就證明，上海工人組織得更嚴密，已有更多的革命鬥爭經驗，其做法也不像漢口工人那樣，單純等待南方軍隊到來。上海工人用兩百支手槍和步槍打了北方軍閥的八千正規軍，奪得了武器，並組織了兩千人的武裝工人糾察隊。工人隊伍已裝備了機關槍和小型迫擊炮。所以，這支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已經是一支能夠反擊蔣介石的可畏的力量。為了解除這支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蔣介石首先要把他的軍隊中「不可靠的」部隊調出上海。為了解除工人的武裝，蔣介石拼命忙了二十天。為此目的，他散佈了種種誹謗工人的流言蜚語，同時為了蒙蔽工人，他又討好奉承他們。只是在得到上海商會代表的錢並確信武漢政府領導人漫不經心之後，蔣介石才決定解除工人的武裝。他滿以為靠這些錢就能取得南京和浙江的其他軍閥的支持。只是在這之後，他才拿定主意採取解除工人武裝這一步驟。決定解除工人武裝等於向武漢挑戰，因為武漢承認了起義後所產生的政府，以此表示贊許亞洲第一次勝利的工人武裝起義[40]。蔣介石知道，他解除上海工人武裝，就是對民主的武漢開釁，可是武漢政府的領導人竟至如此鼠目寸光，直到這時還沒發現自己作為左派政權所遭受的致命打擊。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已經是十分殘酷、十分尖銳了。最初提出的口號反映了爭取政治影響的鬥爭，可是現在實現這些口號，要通過兩個營壘的鬥爭：一方是蔣介石總司令，另一方是依靠武裝工人的國民代表會議，這是上海的情況。武漢怎樣呢？也是這樣。

　　汪精衛[41]假惺惺地同蔣介石討價還價了一番，「決心」同南京決裂，武漢被迫同時一方面對付蔣介石，另一方面對付張作霖。汪精衛與其他小資產階級政客，對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地方上與蔣介石有聯繫的豪紳的進攻，害怕到極點。在這一時期，共產黨人本應開展土地革命和群眾鬥爭，激化階級鬥爭。但恰好在這個時候，他們沒有這樣做，反而受了小資產階級政客的影響，也開始說，可能工農確實過火了。當時甚至有這麼一種意見，說我們似乎過於側重開展階級鬥爭和土地革命，認為群眾對反帝運動認識不足，因而黨就應該搞第二次「五卅」，讓我全民族子孫感到國恥而忘記階級鬥爭的激化……

　　各地的共產黨人，即當地的農民，已開始沒收地主的土地，並武裝起來，在可能的地方奪取政權。

　　可是有些共產黨人，準確些說，是共產黨的領導人，卻認為這樣做為時過早，認為革命應該經過宣傳階段，使所有的人都懂得農民有革命的權利。群眾已沖到前面去了，而領導落在後面，還想把群眾拉回來同小資產階級搞統一戰線的思想。共產黨人已經在反對蔣介石、。為什麼？因為，你們都懂得，他們已習慣於反對民族資產階級了。如果這一運動繼續發展，與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無論如何不能維持在過去的範圍內，可是党的領袖們還在想，為了維持現狀，稍微停頓一下群眾鬥爭的發展也未嘗不可。

　　汪精衛回國後馬上懂得了，帝國主義者把他當作政府首腦，向他施加壓力，蔣介石也在攻擊他，而另一方面，他看到，漢口商店紛紛關門，罷工、罷市，革命浪潮日益高漲；農村在進行奪取土地、反對一切土豪的鬥爭。汪精衛開始勸說共產黨人：對不起，群眾應該先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是說：「打倒帝國主義」，就可以向工農解釋，應當幫助我們國民黨打張作霖和帝國主義的其他代理人，這就是反帝鬥爭。你們提出「打倒軍閥」的口號，這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著同張作霖、吳佩孚等人作鬥爭，因為大家都認為，也應該認為，北洋軍閥是賣國軍閥。而我們，蔣介石、汪精衛和其他人呢，這都是好軍閥，不賣國。左派反蔣運動開始後，最近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只打劣紳。汪精衛來漢口後開始指責共產黨人：「我們已同你們說好，只反劣紳，可是你們共產黨人說要反對一切紳士。這不行。」什麼是劣紳和開明紳士呢？小紳士反吳佩孚、張作霖，反舊官僚，他們都高喊：「世界革命萬歲！」也喊：「打倒劣紳！」而當工農喊起「打倒鄉紳，鄉紳沒一個好人」時，汪精衛害怕了。另一方面，因為漢口的工業無產階級幾乎專門反對帝國主義企業主，因中國工廠主很少，所以帝國主義者關閉了企業，離開了漢口。十二萬工人失業。工人運動和城市中的鬥爭開始針對商店老闆，所以，出現了商店店員的處境和前途的嚴重問題。整個工會運動最後的結果幾乎就是商店店員罷市。於是，汪精衛去找所有的商人搜羅材料。然後，他到共產黨的會上說：「諸位都看見了，商人們關閉店鋪，甚至小商人也受店員罷市之累。他們太可憐了，他們也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你們搞的罷工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好處。你們的開路先鋒（青年工人）不幹活，在場房裡搞體育活動。不能這樣做。你們已經打算創建社會主義了。你們不是自己說，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還沒到嗎，那為什麼你們現在要沒收企業和漢陽的一些工廠呢？」共產黨人辯白道：「這不是我們，而是工人自發地進行沒收，因為工人想幹活，可是老闆關閉企業。於是我們去領導運動，並在工會參加之下，正確地組織這些工廠的管理工作。」汪精衛反駁說：「你們騙我們，我們有共產國際的決議，上面寫著，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許你們已經收到了密電，說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了？」

　　此後，汪精衛改變了策略，他沒有反對沒收土地、工廠等等，不一般地反對工人罷工。他提出了一系列這類性質的建議：不要這樣沒收土地，要規定誰、在多大程度上對土地的私有應受到限制；不要這樣罷工；不要這樣反軍閥和反帝。他的目的昭然若揭：把革命擠在一定的範圍內，限制它，把它引上改良主義的道路。總之是對革命進行控制，而控制者則由小資產者——汪精衛來充當。

　　對此，共產黨人實際上是同意了，其政策的英明之處就在於「可不要同汪精衛吵翻了」。早晨共產黨人答應了汪精衛，晚上汪精衛就來說了：「你們答應阻止工人抓人，可是五分鐘以前就有一個工人抓了老闆。怎麼辦？你們先許願，接著就欺騙我嗎？」照直說吧，共產黨人的處境的確尷尬。共產黨人想作出讓步以恢復同國民黨原有的良好關係，撮合已遭破壞的統一戰線。但是一無所獲。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共產黨人一直想維持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可是這又不可能，於是就打算至少要維持同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而且必須與之共同將土地革命進行到底。

　　中國過去曾有一種意見，也算一個「學說」，認為中國只存在小農經濟，沒有地主。後來忽然談起土地革命，於是只好劃定，多少畝是小地產，多少畝算大地產等等。而把農民和農民的「財產」忘記了。全部原委在於中國沒有大地主經濟，存在的是地租制。同時，甚至連最小的地主，他們在城市或農村供職或任教，每月也只有二、三十元的微薄收入，這些人也主要靠地租收入生活，並且更用心地去榨盡農民的血汗。至於劃分誰是大地主，誰是小地主，對於農民並無太大意義，因為農民反正都是耕種租來的那一小塊土地。別管是向大地主還是向小地主租地，他照樣得交租、還息。他耕種的那一小塊租地的地產性質問題，對他沒有什麼大意義。

　　我在意識到中國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之後，曾在一個委員會裡同譚延闓[42]、唐生智[43]和其他人討論過多少畝地可定為小地產的問題，但是誰都從來沒去過農村搞清事情的確實情況。

　　由於黨張皇失措和帝國主義者的壓力，由於整個客觀形勢給武漢政府造成的困難，所有同情蔣介石的勢力、豪紳、地主開始在武漢政府內部準備反革命政變。首先在武昌附近發難的是夏鬥寅[44]，接著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長沙許克祥轟動一時的政變[45]。湖南也重演了上海、廣州慘案，逮捕和槍殺了共產黨員以及幾千名擁護党的工人。在反革命公開的武裝叛亂期間，在農民建立自己的隊伍攻打長沙城期間，共產黨人還在對農民說：「解散回家吧，等著武漢政府解放你們，相信這個政府會鎮壓地主的反革命勢力。」同樣的事情，在江西和湖北也發生了。應當指出的是，這類情況在廣州和上海發生得更早一些。廣州李濟深政變後[46]，在五華和海陸豐農民舉行起義時，在廣州發生鐵路工人和機器工人反對李濟深的起義時，我們的組織，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毫無作為。中央委員會簡直是怕沾邊，所以工農遭到了失敗。獲悉廣東工農在組織隊伍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把他們請到武漢來，但是未給他們任何指示，未告訴他們應如何進行反對李濟深的鬥爭和怎樣在農村和各縣城鞏固力量，以集結兵力重新向李濟深發動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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