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3)|瞿秋白

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3)

　　還在一九二五年秋，就已開過西山會議[28]。這次會議是極右派對民族統一戰線、對廣州國民政府、對發展工農階級運動表示的一種「抗議」。這次會議召開的事實已經說明，過去代表封建資產階級，即豪紳和地主的那些勢力，已經感到群眾運動在增長，懂得他們應準備進行一定的反擊。西山會議派從一開始就抓住了反共鬥爭的領導權，堅持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排斥出去。除西山會議的右派之外，國民黨內部配合這次西山會議，開始形成以戴季陶（右翼國民黨人）[29]為首的所謂「新右翼」。他的著名小冊子《中國國民黨和國民革命》[30]乃是向共產黨進攻的開端。他的理論實質是，說什麼共產黨不應盲從馬克思主義，千方百計地總想破壞民族統一戰線。戴季陶勸共產黨人暫時自願退出國民黨，答應此後國共之間將建立良好的友善關係。就是這個「友善」的諾言，使他的立場同西山會議派（老右翼）的立場有了某種區別。

　　新聯合形式的問題提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應否接受這個建議。共產黨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他們不想退出國民黨，而將在國民黨內為爭取領導權而鬥爭。

　　在作出共產黨人不退出國民黨這一決議的同時，還通過了另一決議：邀請戴季陶和其他新右翼分子（他們與西山會議派不同，堅持說有決心保持同共產黨人的「友善」關係）出席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31]。可見，黨那時遵循的戰略方針是要同民族資產階級在一起，一定要同它在一起，暫時只應進行反對「劣紳」和西山會議派的鬥爭。恰好是在這個時刻，共產黨人犯了一個大錯誤。

　　這時汪精衛、蔣介石等人領導下的國民黨左翼，在群眾的直接壓力下，曾打算對英國帝國主義者，特別是對地方上的豪紳和地主進行堅決的鬥爭。左派也想採取反對國民黨右派的堅決路線。恰好在這個時候，胡漢民[32]、熊克武[33]和其他人被捕了。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其政策的主旨是盡可能地迎合共產黨。因為左派自知沒有足夠堅實的基礎。他們只能依靠工農群眾的力量。而共產黨人是這些群眾公認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罷工委員會[34]及其所領導的幾萬工人完全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共產黨人領導著農民進行反對地主和民團的武裝鬥爭。黃埔軍校——國民黨軍隊指揮人員的後備隊，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國民黨軍隊思想的代表者，其內部卻已有相當多的共產黨員。甚至那些預見能力不如蔣介石和汪精衛的人都看到了這一點。掌握國家機器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最清楚共產黨的實力和能量。他們也看到了國民黨左派所處地位的弱點。因那時有一種是公認的說法：國民黨左派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同共產黨聯合，而不是相反。

　　迎合共產黨人並與之妥協的策略改變的時候，恰好共產黨人也開始改變對戴季陶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策略。共產黨人只希望能維持民族統一戰線，甚至未提出自己的任何要求就表示願意向以戴季陶為首的日益寡廉鮮恥的「新右派」分子讓步。

　　左派開始動搖了，而「新右派」開始抬頭。黃埔軍校的分化加劇了，自稱孫中山派的戴季陶集團強大起來。「孫中山派」加強軍事訓練，積極同軍閥們勾結，並轉而逐漸對工農採取攻勢。他們認為，以往的全部政策是過於極端的政策，左派也開始同意這一點。甚至共產黨人自己也覺得政策的確「有些冒進」。在共產黨員中間，開始有人散佈這樣的論調：「是否應當緩和工人運動，是否應當減弱農民鬥爭、限止工人罷工」等等。這些論調不但沒有受到反擊，反而常常得到共產黨人的支持。

　　共產黨人的策略和由此而產生的後果，對於蔣介石搞的三月二十日事變，在某種程度上起了決定性作用。蔣介石見到共產黨人的動搖政策，便鼓足了勁，決心搞政變，此後又開始糾集力量準備繼續進攻。事態全過程向我們指出，與資產階級同路時，與資產階級聯合時，我們千萬不可忘記，資產階級隨時都可能從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變為無產階級的敵人。應該記取，任何讓步都換不到資產階級的友誼或友好關係。只有基於開展群眾工作、群眾活動、群眾鬥爭的獨立的階級路線，才能在一定條件下迫使民族資產階級有時共同參加反帝鬥爭（這也只能做到一定的限度），才能在群眾壓力下迫使它表示讓步，而不是友好。

　　三月二十日之後，南方和北方的反動勢力又猖獗起來。北方張作霖[35]手下的名將郭松齡[36]，曾起義反張作霖，他被打死了，起義被鎮壓下去。當時的紅色分子馮玉祥退出了天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失去紅色將軍馮玉祥的控制後，決定開槍掃射北京三月十八日遊行的學生。我們曾經怎樣評價這個時期的革命形勢呢？

　　這個時期，共產黨人輕信了蔣介石宣言的真實性和他把世界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蔣介石高叫，必須像過去國民黨人服從孫中山那樣服從共產國際，共產黨人就幼稚地信以為真了。從南到北，反革命勢力發動進攻的這種種企圖，被評價為革命浪潮的低落，雖然當時工農運動不斷加強並有向上的趨勢。根據這一「革命低潮」的理論制定出了即使在確有低潮的情況下也是錯誤的策略。這個策略的實質是遷就三月二十日事變的條件，委曲求全留在國民黨內。五月十五日會議[37]通過了限制共產黨人活動的決議，使三月二十日事變合法化了。而共產黨人則努力遷就三月二十日事變的條件，把這一決議看作不能逾越的界限，只求不破壞同民族資產階級、蔣介石及其日益寡廉鮮恥的朋黨們的統一戰線。這就是向戴季陶所作讓步的結果。

　　說到群眾，那他們不能容忍三月二十日事變。在一段時期的低沉之後，上海又湧起了席捲一切的新罷工浪潮，廣州的工人運動規模更大。工人們在廣州組織了自己的代表大會，它在廣州起義期間成了蘇維埃的基礎。農民們組織了省中心機構。廣州提出了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和減少地租的口號。所有這些新的革命行動，都是和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活動同時進行的。那時候，中國的，特別是廣州的小商人，脫離商會，單獨組織起來，並同革命運動聯繫起來。這個運動就是所謂左派反對蔣介石運動的基礎。只是因為有這種種群眾運動，國民黨左翼才對蔣介石進行抨擊。國民黨左派提出實行民主的口號，以對抗軍人專政的口號。接著，同年十月，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省黨部的聯席會上通過了一整套綱領，這套綱領後來就成了武漢政府的行動綱領。綱領中涉及了地租問題、土地問題、八小時工作日、甚至政權形式問題。綱領規定，在北伐軍到達某縣或某省時，立即召開國民代表會議，並將政權移交國民會議，因為已決定，政權不能歸軍隊總司令蔣介石。

　　左派反蔣鬥爭一直持續到上海事變[38]。這一過程證明群眾鬥爭和土地革命的最廣泛的發展。以前曾經打算利用廣大國民黨員進行反軍閥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也逐漸轉到了豪紳和地主方面，轉到軍閥方面。這說明，三月二十日之後，國民黨內部分成了兩派或兩翼。一翼是豪紳和地主，即所謂的老右派和新右派——以蔣介石為首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另一翼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這兩種力量間的鬥爭不斷尖銳、不斷擴大，一直持續到上海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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