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2)|瞿秋白

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2)

　　雖然革命浪潮在底層也已開始高漲，但是，孫中山為進行反對北方的鬥爭，還是首先注意已由地方政權和封建資產階級聚集起來的那些軍隊的力量，而且封建資產階級還向他們提供了最「可靠」的幹部。為什麼是最「可靠」的呢？因為孫中山認為，組織軍隊不應該利用自覺發動起義的人民群眾，而應該利用訓練有素的士兵。這樣的軍隊他可以任意安排，因為這樣的軍隊由紳士、地主領導，同這些「懂禮貌的」人打交道，總是要比同那般「烏合之眾」好商量。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必去喚醒農民和工人階級這樣危險的力量，因為存在著許多破產的農民、土匪，這些人容易被組織到雇傭軍中去。最初在孫中山領導下反對北方的，就是這些所謂可靠的豪紳、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的力量。中國的豪紳在目前還不等於富農，不知為什麼《真理報》[13]有一次把他們誤稱為富農。這不對。

　　就這樣，軍隊中的這些豪紳和地主便和民族資產階級一起開始活動了。當然，他們不能不引起群眾運動，因為這場鬥爭已經是發生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了。

　　中國革命中開始出現了新生力量，這就是無產階級。我們知道，當戰爭在孫中山同北洋軍閥間進行的時候，打著護法旗幟進行鬥爭的孫中山，是單純依靠軍事力量的。當然，除此以外，他為了耍手腕，也用了一些漂亮的政治詞藻。後來爆發的被稱為五四運動的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的革命學生運動，可以叫做中國的「文藝復興」。在這個時期，所有的社會力量都已開始積極活動，近百年來在西方和幾十年來在俄國所發生的一切過程都開始出現了。這裡有白話文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出現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小組、巴枯寧[14]主義者、托爾斯泰[15]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等等。正是在這個時刻，還十分年青的、人數不多的中國無產階級，初次登上了政治舞臺。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上海無產階級第一次罷工[16]是反對日本的：抗議日本佔領中國的青島港。確實，罷工是在商會的領導下由工頭們組織的，是在學生會領導下組織的。但這畢竟是一個重大的因素。罷工首次在上海持續了七天，所有的外國工廠都關閉了。

　　從那時起，罷工運動不斷發展。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發生了海員大罷工，迫使英國人簽定了在太平洋上航行的輪船的集體合同。同一年又發生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17]，它奠定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會運動的始基。

　　雖然在一九二三年京漢鐵路工人遭到嚴重失敗，然而從這個時期開始，工人罷工運動開始廣泛發展，並把中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全新的力量納入到中國革命中來。

　　就這樣，在中國，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群眾和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參加革命了。這裡用不著討論，是否需要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生活本身已經表明，在中國的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和革命力量的接近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種接近必定是暫時的。問題僅僅在於，應有什麼樣的戰略路線。同資產階級聯合和協作的條件已由列寧準確而明白地制定了。他已指出了，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同民族資產階級搞聯合，以進行反帝鬥爭。這些條件是：1．共產黨人應該有獨立性；2．共產黨人應該有組織工農群眾的可能性；3．資產階級應該真正進行反帝鬥爭。

　　這些條件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就已存在，所以現在否定這個可能性是毫無意義的。這裡用不著去駁斥那種錯誤的想法，即根本就不允許同資產階級合作，像托洛茨基理論[18]所企圖證明的那樣，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關係已占統治地位，所以，中國革命從第一天起就要反對資產階級，就要從「無產階級專政」開始。要知道，這完全不符合事實。如果那時民族資產階級已在中國掌權，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從而中國革命發展的全部歷史也會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但我要重複說明，問題根本不在於能否同民族資產階級聯合，而在於無產階級應如何進行鬥爭，使這一鬥爭指向帝國主義，同時使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失去活動能力。在民族革命中，民族資產階級並不是無產階級唯一的、很可靠的同盟者，無產階級主要注意力應在同盟者農民身上。

　　關於這一點，列寧曾說過，以為對農民沒有明確的態度，無產階級政黨就能在殖民地真正貫徹共產主義政策和策略，那是地地道道的烏托邦。列寧教導說，在殖民地和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農民是最基本的群眾，正因為如此，我們在那裡搞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由此必須得出唯一的結論是：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聯合時，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應把著重點放在農民身上，以便從共同鬥爭的第一天起就使民族資產階級失去活動能力，從而把農民引向前去。

　　以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19]為標誌的第一次革命浪潮立即表明，民族資產階級勢必背叛革命，民族資產階級正在搞各種名堂爭奪領導權，反對無產階級，爭取掌握群眾。民族資產階級過去想、現在仍想利用群眾達到自己的目的。

　　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的日本紗廠裡已有過罷工。日本企業主同工人簽定合同後，拒絕執行，因此，示威工人和廠方發生了衝突，而且，日本人槍殺了工人顧正紅[20]。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國當局，主要是英國當局，為了防止工人和學生為抗議槍殺工人而舉行的遊行示威，在南京路上開槍射擊示威群眾，四名大學生被打死（五月三十日）。儘管在上海，政權實際完全掌握在外國人手裡，這次槍殺引起了更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立即發動了上海的、然後是全國的工人群眾。在這些日子裡，上海成立了工人組織、學生組織、小商人組織的聯合機構，簡言之，成立了一切工廠、學校和商店罷工組織的聯合會。在中國，這一切都叫做罷工。為領導總罷工，組織了「工學商聯合委員會」[21]。這個委員會提出了遞交給上海英國當局的十七條要求[22]。

　　代表上海民族資產階級的總商會參加了這一運動，但它的參加只表現在它……保持沉默。起初，商會甚至反對這個運動，但在群眾壓力下，它只好宣佈罷市。貨幣交易和交易所交易全部停頓了。一切買賣全部停業。商會沉默了不過一個星期，可是，它一表態，就原形畢露了。商會同外國人本著這種精神開始進行談判：似乎說工人提出了過激的要求，他們（商人們）主張緩和這些要求。商會代表們申明：「我們只要求讓我們的代表進入上海市租界工部局；我們只要求開會討論關稅率、討論外國人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問題。」至於說外國軍隊撤離上海，罷工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那麼，上海商會早已將這些要求拋到一邊去了。商會代表在北京外交官員[23]參加下同外國外交人員的談判中，故意忽略後幾項要求。半小時之後，上海商會的那位代表，十分坦白地同一位共產黨員、上海工會委員會主席談話，向他宣佈說，不能要求罷工自由，因為如果有罷工自由，那麼你們工人在中國工廠裡也會罷工。

　　此後，工會委員會和商會間便立即出現了一系列衝突。事態發展越來越激烈。當時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先在地方範圍內試圖「調停」，使工人運動就範。上海的革命組織開始被封閉，不僅是工會，而且連學生會、當時也進行反帝鬥爭的小商會也開始被封了。不應忘記，上海五卅事件對中國革命有巨大意義。這是獨特的中國式的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雖然上海民族資產階級想阻止群眾進一步開展運動，雖然上海資產階級勸阻工人先在日本工廠、後在英國工廠停止罷工，但這一切都未能奏效。運動蔓延到全國。到處都有罷工、遊行示威和抗議活動。革命運動在廣東的廣大群眾中發展的規模特別大。香港罷工[24]幾乎持續了兩年。這次罷工期間，廣州建立了一個特別機構——罷工委員會，它是汪精衛、蔣介石等人第一個國民政府[25]的基礎。如果沒有群眾的廣泛鬥爭，如果沒有城鄉廣泛的革命運動，那就不會有國民政府。廣州工人參加了鬥爭，組織了糾察隊，並著手沒收香港的英國貨物，——只是在這之後，才有可能建立國民政府。甚至孫科[26]也承認這些事實。罷工中建立了群眾性的組織機構，罷工和廣東省日愈增長的農運浪潮並行湧瀉。恰好是在這個時刻，孫中山軍隊內部、國民政府軍隊內部開始了大改組。這時候黃埔軍校也已開始工作了。該校有相當強大的左派組織，下級軍官中有共產黨員。就是省港罷工和農運的這些補充力量，成了第一個廣州國民政府的基礎。從五卅到一九二五年秋，是民族統一戰線的「蜜月」期。然而，即使在那時，儘管存在民族統一戰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經常出現尖銳的、明顯而公開的矛盾，這些矛盾在國民黨內部的相互關係上有反映，在共產黨和左派為一方同右派為另一方的衝突中，也有反映。最後，這些矛盾發展到明顯破裂的程度，引起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政變[27]，破壞了民族統一戰線。這樣，階級關係便影響了民族統一戰線。總稱為「三·二〇」的整個事件，就導致了中國發展的新時期，階級關係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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