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瞿秋白

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1)

　　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1)（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

　　本來我想在報告裡談談目前形勢的問題。但是看來，在這次大會上將充分討論殖民地問題。《共產國際》雜誌[1]的社論裡也寫了這一點。我認為，殖民地問題應從以下幾個問題著眼進行討論：1．殖民地革命的特點；2．革命動力；3．殖民地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4．殖民地的土地問題；5．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庫西寧[2]同志的提綱所涉及的，就是這些主要問題。所以，如果我只談目前形勢，即關於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派別的話，那我就不能論述這些基本問題了。

　　我們把中國革命稱作偉大的革命，但是，你們都知道，領導這場革命的是一個還很年青的共產黨。如果我們回顧過去，便可以看到，我們犯了多少機會主義的錯誤，尤其是在武漢時期。中國革命的經驗不僅僅對殖民地國家，而且對各國共產黨都可引為借鑒。

　　首先，我認為必須闡述作為殖民地革命的中國革命的作用，以及它在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作用。

　　列寧說過：「必須宣佈一切被壓迫民族享有自由，即享有自決權，這對於以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例如一八四八年在德國[3]，一九〇五年在俄國[4]）取得勝利，是至關緊要的，同樣地，在社會主義革命中，這也將是至關緊要的。」同時，應該提起注意的是，共產國際從一開始活動就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提到全世界運動的面前。但遺憾的是，年青的中國共產黨沒有考慮到這種形勢的全部重要性。它還沒有充分掌握這一思想，即：雖然我們的革命是在中國進行，但這場革命同全世界並沒有隔著「萬里長城」。關於中國革命，經常有這樣一種說法，好像中國革命發展獨特，純粹是「中國式」的，中國是真正「難以捉摸的國家」，不單單歐洲的同志們感到中國是不易理解的，甚至中國同志有時也會懷疑能否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獨特的中國條件。

　　首先應該徹底搞清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年青的中國黨首先應該找到這個難以捉摸的國家同世界其他地區社會發展的共同性。這一點，對於中國這個有幾千年的文化、但馬克思主義者從未認真研究過的國家來說，是特別重要的。首先應該證明，中國並非不能實行馬克思主義。

　　正是因為以前我們總從似乎中國特殊這個前提出發，所以經常聽到中國沒有封建主義、沒有資產階級、甚至沒有無產階級的各種論調。結果得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中國革命已持續了十八年，並正在曲折前進。軍閥混戰，人民舉行起義，地主的房屋著火，一句話，存在著一系列革命形勢。而且這些都發生在似乎沒有地主、沒有農民、沒有無產階級、沒有資產階級的中國。革命是有的，但是反對誰呢？整個共產國際都清楚，這場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的。可是，比方說，在四川省，一個軍閥同另一個軍閥打仗，乍看起來，這種廝鬥還不能叫做反帝鬥爭。對於這些現象，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至今還沒有充分瞭解，也還不能解釋其原因和來源。

　　我們什麼時候加入國民黨的？是一九二三年夏天[5]。那時候國民黨是什麼樣子？它在廣州有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依靠的是楊希閔、劉震寰[6]及一系列其他軍閥的勢力。這些軍閥在孫中山主義的旗幟下，反對被稱作北洋軍閥的北方軍閥。那時候斷定說孫中山反對北方的戰爭具有革命性，這點對不對呢？是的，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但同時應該解釋清楚，北方和南方有哪些軍閥，為什麼這個軍閥打那個軍閥，為什麼這種爭鬥又具有革命性。為解釋這一點，我應該從中國的封建主義談起。

　　人們說，亞細亞生產方式[7]在中國占統治地位。這個問題當然需要仔細研究。不應該否認，過去中國存在過亞細亞生產方式，但是，根據這一點，連中國存在封建主義和中世紀現象也否定了，說什麼它們被亞細亞式的專制暴政所代替了，那就錯了。要知道，中國目前正在進行著農民和地主間的鬥爭。這場鬥爭證明，在中國，舊式的亞細亞式國家，即由集權政府、君主、皇帝統治的國家已經改變了。這種國家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了。中國現在已經沒有皇帝了——這是問題的政治方面。至於其經濟方面，那麼，中國早就存在土地私有制。當然，一般說，中國沒有西歐式的，或像俄國曾存在過的那樣的地主。但是，即使在中國，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過大地主經濟，可是現在和過去也還是存在占地達五萬畝的大地主，他們是靠租佃制度剝削農民的土地所有者。

　　既然農民和地主之間已經在進行鬥爭，那麼就不能再否定中國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從經濟和政治觀點上，我們都不能簡單地說，中國只存在亞細亞式的專制獨裁或帝制的殘餘。官員大量佔有土地是得到政治上保證的。的確，以前佔有大量土地的現象並沒有地主經濟的典型特點，也沒有作為正式政權在其地段內直接進行統治。大土地佔有者乃是御前軍役貴族。但這並不意味著土地佔有者在地方上沒有權勢。甚至直到現在，還保存著過去的習俗，即官宦、地主有審判其農民的權力。連資本主義最發達的江蘇省，也還保存著中世紀的封建剝削方式的殘餘，即典型的封建剝削方式的殘餘。不能把這些剝削方式簡單地稱做亞細亞式，應該研究其階級實質。官宦，首先是地主身份，在一定意義上屬軍役貴族。官宦們同為其勞作的人相比，享有非常大的特權。官宦們在中國起領導作用。他們是中國最大的地主，而在帝國主義滲入後，這個統治階級又同清王朝站在一起，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變為廣泛意義上的買辦。姑且稱他們為國家買辦，因為形式上「國有化」的全民財產：鐵路、礦山、銀行、大工廠、重工業和大地產——都集中在他們手裡，特別是在北方的省份山東和直隸[8]。北京政府依靠的正是這種搞買辦的官宦，並代表他們的利益。

　　這種官宦還叫做北洋軍閥集團，因為北洋（北方）曾有一所類似蔣介石的黃埔學校那樣的軍校[9]。在這所學校裡，也和在日本軍校裡一樣，接受教育的是過去的貴族，即過去的文官現在變成了軍閥的武官。北洋軍閥，從袁世凱[10]到吳佩孚[11]、馮玉祥[12]，他們之間都有一定的聯繫，不只是社會聯繫，還有組織聯繫，甚至裙帶關係，他們是同學等等。在這個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的統治時期，中國開始了反對這個階級的革命鬥爭。

　　工人、手工業者、苦力、農民參加了這一鬥爭。但是，由於國內貿易和一般貨幣關係有了一定的發展，其他力量也參加了鬥爭，其中有高利貸者、商人和小地主，他們在帝國主義者滲入之後也開始經商，主要是從事原料買賣。這些比較新的、由經濟狀況所產生的勢力，客觀上都在反對壟斷賣國大權的北京政府。因為那時廣州、福建、四川的地方軍閥，也想找到機會剝削農民和工人，但是，北京政府騎在他們頭上。袁世凱獨吞了北京政府從各省收來的所謂關稅和鹽稅「餘額」。於是，鬥爭就開始了，因為地方軍閥不想把這些餘額交給北京政府。如果以前能說，掌權的不是軍人封建主，而是「文人」封建主，那麼，現在這些「文人」已喪失了任何勢力。這些文人封建主中過去勢力最強大的，已開始轉變為軍閥。還在清王朝滅亡之前，總督們已有或大或小的獨立勢力。法國人把漢字「總督」譯成法文的「親王」。江蘇、湖南等省的總督都擴張了自己的勢力。現在，軍閥已變成這樣一種勢力，它轄有經濟基地，形成發達程度不同的地方市場，不受北京的約束。所以，很清楚，這些封建主必定要同官宦的中央政府作鬥爭，必定要反對全國性的買辦。孫中山依靠他們並不是偶然的。南方各省的貨幣關係比較發達。軍閥是那裡的地主，又兼做生意，興辦資本主義企業，同時還保留中世紀的剝削方式。開始反對北京政府的，就是這個地方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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