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革命|瞿秋白

論中國革命

　　論中國革命(1)（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四日）

　　在中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特權，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勢力範圍」，正在互相爭奪，而以帝國主義列強為後臺的各軍閥與國民黨各派系之間，正在進行，而且將繼續進行混戰。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成為反革命的勢力，雖然它有「良好的願望」，但它不可能統一中國，也不可能不投降帝國主義。因此，要反帝就必須反對妥協投降的反革命資產階級政權，更必須反對代表紳士和地主利益的軍閥以及軍閥之間的內戰——實際上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

　　中國革命在繼續。這也是帝國主義迫不及待地進攻中國的原因，他們有的使用武力，有的玩弄「讓步」陰謀，為的是徹底消滅革命。但是新的革命高潮的跡象已經出現：濟南慘案後，反帝運動甚至在小資產階級群眾中也開始活躍，城市貧民紛紛起來反對國民黨軍閥的苛捐雜稅，士兵暴動頻繁，特別是上海等大城市裡工人階級的罷工運動不斷發展，這一切都說明：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到來。

　　各種所謂「第三黨」[1]的出現並非偶然。儘管小資產階級脫離了國民黨，但這並不等於它又完全回到了革命的營壘，那些代表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對國民黨只是採取了「表面上的」反對立場。

　　由鄧演達[2]、譚平山[3]和宋慶齡等組成的一個「第三黨」叫做「中華革命黨」[4]，這個黨人數不多，還表示願意「聯蘇、聯共」，更準確地說，它暫時還不公開反對共產黨。該黨的綱領是：（1）要自上而下地以「合法的形式」進行土地改革；（2）通過它「自己的」將領發動軍事政變，使自己由地下轉為公開，但它暫時還沒有「自己的」將領，於是，提出了「恢復群眾運動」的口號。

　　原武漢的國民黨領導人汪精衛[5]、陳公博[6]等組成了另一個「第三黨」[7]，他們仍然自命為國民黨的「左翼」，他們批評執政的國民黨，更準確地說，是批評國民黨的各個派別。他們也主張「恢復群眾運動」，即建議不僅要恢復國民黨黨部所屬的工人部、農民部、婦女部和其他各部，而且還要恢復工會、學生聯合會等等，並給這些組織委派「出色的」領導人員。而且，他們還主張召開由這些被委派的人員所領導的群眾組織的代表以及商會、銀行聯合會等代表參加的國民大會。

　　就這樣，在國民黨實行獨裁統治，在小資產階級重新開始「活動」，在反帝和反軍閥運動普遍活躍的情況下，我們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重新抬頭了。某些同志在黨組織裡通過了這樣的決定：要用「恢復群眾運動」的口號來代替「爭取自由的群眾鬥爭」，要用「召開真正代表人民的國民大會」的口號來代替蘇維埃。這實際就是尾巴主義，因為這些同志無疑是跟在小資產階級「第三黨」的後面跑。

　　爭取群眾，確實是我們的路線，而且是主要的路線。但是，為了和「第三黨」爭奪群眾，首先就需要有自己獨立的階級路線。如果「第三黨」認為，中國革命已經結束，而憲政時期的到來又屬不可避免，那麼，我們則應該看到，新的革命高潮必將到來，應該懂得，只有通過揭露國民黨和反對「民族改良主義」的幻想，才有可能爭取群眾。

　　在新的革命高潮必將到來的時候，這種右的傾向，尾巴主義和合法主義等等，在國民黨執政的情況下，是特別危險的。當然，這些傾向的出現，不能說是因為我們過多地反對了左傾極端主義和盲動主義。實際上，無論是左傾，還是右傾，都是缺乏徹底的布爾什維克階級路線的表現。

　　在中國，難道我們為了要爭取小資產階級群眾就不該批評小資產階級政客和他們的口號嗎？難道因為鄧演達等人暫時能「公正」地對待我們，我們就應該接受他們的口號嗎？

　　最近的種種跡象表明，新的高潮即將到來。但是與此同時，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也越來越猖獗，我們黨內又出現了右傾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認為革命形勢日趨低落，就會導致取消主義；而向中國工人、農民和小商人提出「鄉村自治」的口號，來取代蘇維埃[8]，就更加錯誤了。「自治」作為一個法律名詞，在中國，從袁世凱[9]的時候起，就意味著過去帝俄時期的地方自治局，也就是加了委的地方紳士自治（而紳士就類似有官職的貴族）。至於工人和農民，他們如果「不拿起武器」，那是永遠也得不到任何選舉權的。特別是在舉起了蘇維埃大旗的廣州起義[10]之後，農民和遊擊隊儘管組織還不完善，但已經行動起來，要推翻紳士和地主的政權，沒收他們的土地，如果這時還提「鄉村自治」的口號，簡直就是對蘇維埃旗幟和廣州死難烈士的侮辱。

　　還應當指出，革命新高潮到來的另一個跡象，是農民運動的發展，是農民的武裝鬥爭和農民蘇維埃的建立。如果對不久以前曾經部分地導致盲動主義的農民運動的成績估計過高，就要犯嚴重的錯誤。但是，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哪怕開始是在一個或幾個主要的省份取得勝利（這在中國市場分散、軍閥割據的情況下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對農民鬥爭的領導，沒有無產階級集中地區的群眾運動的高漲，那是不可能的。現在全部問題在於，工人階級應當怎樣來領導農民運動，領導農民的鬥爭和武裝行動。

　　如果在向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投降的同時，又對農民的作用估計不足，則將會重犯機會主義的錯誤。的作用估計不足的傾向，又要克服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社會主

　　只有用列寧所指出的正確的態度對待農民，既要防止對農民義」的傾向，這樣，黨才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

　　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勝利的黨，現在正面臨著巨大的歷史任務。它不僅擔負著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解放的命運，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擔負著世界革命的命運，因為它需要反對全世界最強大的已經聯合起來的反革命勢力。

　　現在，當革命處在從一個高潮向另一個高潮的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是開展爭取群眾的鬥爭，這是為在全國（至少是在主要的中心地區和省份）進行有組織的，能夠取得勝利的武裝起義作準備的一項十分必要而又緊迫的任務。因此，當前最重要的具體任務是：鞏固我們的黨，克服盲動主義思想，反對新出現的機會主義的傾向，在工農中間開展群眾工作，恢復工農組織，並利用對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各種不滿情緒，以推進革命鬥爭。

　　斯特拉霍夫（中國）

　　譯自1928年8月14日蘇聯《真理報》

　　注釋

　　[1]第三黨，見本卷第11頁注⑨。

　　[2]鄧演達（1895—1931），國民黨左派領袖之一。1920年參加孫中山組織的粵軍，歷任營長、團長。1926年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北伐戰爭期間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職。1927年3月與宋慶齡、何香凝、吳玉章等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通過了限制蔣介石權力的決定。「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蔣介石下令通緝。汪精衛和蔣介石合流後，鄧流亡蘇、德等國。1930年回國。1931年11月，被蔣介石秘密殺害于南京。

　　[3]譚平山（1886—1956），廣東高明人。1920年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中共第三、四、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參加國共合作，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組織部長、農民部長和武漢國民政府委員等職。1927年南昌起義時，是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同年11月，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錯誤開除黨籍，後組織中華革命黨，反對蔣介石的賣國獨裁政策。長期與中共合作。

　　[4]中華革命黨，是由譚平山等人組織的，後鄧演達改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三黨），今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

　　[5]汪精衛（1883—1944），名兆銘。原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生於廣東番禺。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1910年參加暗殺清攝政王載灃被捕，辛亥革命後參加組織國事共濟會，主張南京臨時政府向袁世凱讓權。1925年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1927年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1931年後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後主張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黨副總裁。1938年底公開投降日本。1940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

　　[6]陳公博（1892—1946），廣東南海人。中共「一大」代表。1923年被開除出黨。1925年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七一五」隨汪精衛叛變革命。1928年與汪精衛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為改組派首領之一。1938年底隨汪精衛投降日本。

　　[7]指汪精衛、陳公博等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參見本卷第11頁注⑨。

　　[8]美國共產黨代表佩佩爾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討論中國問題決議時曾提出所謂農村自治的口號，出席共產國際「六大」的中國代表團曾發表聲明，批評了他的錯誤意見。

　　[9]袁世凱（1859—1916），字慰亭，河南項城人。辛亥革命爆發後，出任清內閣總理大臣。他一面統兵南下，以武力脅迫革命派讓權，一面挾制清帝退位，終於奪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建立了北洋軍閥政府。1915年12月宣佈復辟帝制，遭到全國人民的聲討。次年6月病死。

　　[10]1927年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發動反擊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武裝起義。起義勝利後成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蘇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職，張太雷代理）。12日，國民黨反動軍隊在帝國主義戰艦炮火的掩護下，向廣州反撲。張太雷壯烈犧牲。起義部隊13日被迫撤出廣州。

　　(1)本文原載蘇聯《真理報》。編者在文末注明：「本報刊載此文，以供討論。」作者署名「斯特拉霍夫（中國）」，即瞿秋白。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