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的新道路|瞿秋白

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高等華人的尊稱

　　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國民黨已經日益崩潰。直到中國的「下等人」奮起鬥爭，——一九二〇年後各地的工人運動，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的勝利，一九二二年到二三年間北方鐵路工人的大鬥爭……中國革命潮流方才又高漲起來，中國共產黨成立，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的政綱。當時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在無產階級率領之下，逐漸鞏固起來。於是中國共產黨決定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改組和采反帝國主義和軍閥等的政綱，一開始便顯然應當是使國民黨成為「下等人」的革命黨，因為只有這些「下等人」——中國的工農民眾，是真能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主力。但是，當時國民黨的「高等華人」，如張繼[1]等，便不贊成打倒帝國主義。中國的高等華人是誰呢？就是帝國主義誇獎的時髦些的，洋式些的土豪紳士——中國的資產階級。

　　中國資產階級那時也想利用民眾，反對一下帝國主義，因為他的利益本來至今還是和外國資產階級相衝突的。那麼，何以外國帝國主義者賜以「高等華人」的尊稱呢？因為他雖反對帝國主義，但是他只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統治激起民眾革命，他自己不但不敢革命，而且極怕民眾革命，因此，他總是主張和帝國主義和平磋商，修改不平等條約，談判關稅自主等等……帝國主義因為他如此和順恭敬，所以當「下等」民眾劇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發展的時候，對於他便撫摸一下，假意應允些恩惠（如一九二九年實行關稅自主等等），使他壯著膽來壓迫本國民眾的「過激」運動。等到「過激」運動壓下去之後，帝國主義者便又可以安然大施其侵略，向中國進攻了。國民黨的老右派一開始便反對「下等人」參加國民黨，反對國民黨成為「下等」民眾的黨，這就是他們要討好於帝國主義。這種高等華人霸佔國民黨的運動（所謂反共清黨的運動），與國民革命高潮成正比例的同時發展：五卅運動大大發展之後，戴季陶主義立刻出現，西山會議也開起來了，蔣介石的三月二十政變[2]也爆發了；一月三日工農奪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時候，蔣介石陰謀霸佔國民政府的把戲也玩出來了，不久，江西、安徽的工農團體被摧殘，不久，滬寧（四月十二日）的大屠殺也開始了。中國資產階級到此遂決然破壞國民革命聯合戰線自己公開的實行反革命。帝國主義者於是大大的安慰。最近連武漢的政府也反共清黨之後，他們更可以高枕而臥。漢寧妥協[3]後，真正老牌的國民黨（西山派）鑽出頭來，高等華人算是完完全全霸住了國民黨。於是帝國主義的保鏢更靠得住了！

　　五卅及省港罷工[4]的民眾直接行動，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開關稅會議、法權會議；一三漢口工人群眾反抗英國水兵登陸放槍，而直接奪回英租界……中國國際地位在工農群眾運動大規模爆發的時候，在國民黨中「下等人」——共產黨占著優勢的時候，是如何的空前的進展，帝國主義的炮艦、軍隊都不敢怎麼樣。現在呢，國民黨及其政府清黨反共壓迫群眾運動之後：關稅自主不能實現，外廠的煙稅收不到，帝國主義比以前強硬了好幾倍；最近兩月九江、漢口日本水兵槍殺中國人民兵士，不算什麼事，武漢政府還要下令「和平了結」；最近幾天上海英國水兵又因英美煙廠罷工在浦東登陸，南京政府只敢空言抗議，同時趕緊禁止群眾「盲動」。英國帝國主義所以敢提及將漢口英租界奪回去的問題（要求漢口特三區警察獨立，中國駐軍撤退等等）。為什麼如此？因為國民黨已經只是馴服的高等華人的党，國民黨的政府，已經是高等華人，和平談判主義的政府：這種党和政府替帝國主義保鏢，不准民眾自由行動直接鬥爭。

　　國民黨要清黨反共，就是要排斥一切工農共產黨員，將國民黨變成純粹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黨。帝國主義因此加他以高等華人的尊號。然而國民黨及其政府從此便實際上拋棄反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國民黨便不得不死滅，此其一。

　　（二）「有土皆豪，無紳不劣」！

　　中國資產階級何以到此時必然的走入反革命？因為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經濟上和帝國主義衝突，然而他根本上與中國工農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相矛盾：如果革命在群眾運動的軌道上發展出去，勢必致於急轉直下的進入土地革命的階段——最徹底的掃除封建式剝削制度的革命；然而中國資產階級雖比土頭土腦的鄉下豪紳時髦些，洋式些，實則他的出身都是士大夫紳士的封建階級，他——中國資本家大半靠剝削農民的利益發財，或者自己兼做地主（工業程度幼稚，有錢的人總是買田買地去剝削佃農比較容易些）；中國資產階級和封建式的豪紳地主階級向系非常之密切，就是工廠主、商店老闆剝削工人手工業者的方式，也還大半是封建式的奴屬關係，——中國資產階級不成其為一種反封建的力量，而是維持封建制度的力量。所以徹底的資產階級性民權主義革命——土地革命，中國資產階級是必定反對的。

　　如今——去年年底，事實上中國革命已經走到了土地革命的階段，尤其是廣東、兩湖的農民高呼起「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國民黨答應農民「耕者有其田」，兩湖的農民便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了。然而國民黨立刻翻過臉來說：農民運動都是土匪流氓，侵犯「革命軍人」的家屬財產田地；他們說，所謂耕者有其田是要用「法律、政治力量」來實行，慢慢的實行漸漸的實行，如何可以從下層群眾亂七八糟的分配土地沒收土地；他們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方法不同，民生主義不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所以，「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是共產主義挑撥階級鬥爭的宣傳！國民黨立刻翻過臉來如此說了，這就是國民黨領袖代表高等華人——豪紳資產階級向工農實行階級鬥爭。什麼是劣紳之劣的意義！難道正紳就不剝削農民，就不是坐收田租的特殊階級？如果國民黨的民生主義是保護這些正紳的，那麼，這種主義便是資產階級出賣革命欺騙民眾的鬼話！

　　果真不錯，農民群眾已經起來要求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要使不耕田的人不能坐享農民的血汗，要使勞動的自己耕作的人，能享用自己的收穫，這就是徹底的封建式的剝削一概推翻，不但使中國地主階級殲滅，並且使中國資產階級再不能壟斷原料高利盤剝農民；自然，農民反對豪紳的階級鬥爭發展起來，尤其是在兩湖。土地革命是開始了！果真不錯，以前說鬼話（說什麼耕者有其田，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國民黨原形畢露了。原來國民黨的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方法，不用階級鬥爭，只用政治法律的和平手段——也是胡說八道。國民黨事實上的「革命」方法，絕不是用政治法律幫助工農民眾，而是勾結許多新式軍閥，日漸至於完全聽命于這些軍閥，他的力量便只是蔣介石、李濟深、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等，這些革命軍人，在前面當著軍長、師長、總司令、總指揮，在家鄉如何不是大紳士，如何不是剝削農民的特殊階級？農民反對這些「正紳」、「革命軍人家屬」，要他們拿出財產田地來，——亦可以說正是替國民黨實行民生主義。而這些國民黨軍閥便立刻大大屠殺農民！李濟深在廣東，唐生智在湖南，前後相繼的大殺起來。請問李濟深、唐生智等都是所謂純國民黨忠實同志，這種成千成萬的屠殺農民，究竟是什麼民生主義？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原來是這種豪紳的代表。國民黨如何能不死滅，此其二。

　　（三）第二政府

　　國民黨的領袖，既然都是豪紳資產階級的代表，既然遇見土地革命的發展便立刻公開的反動，那麼，可見他們的政權只會是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如果國民黨真有百分之一的忠實於他們自己的三民主義，那麼，當革命發展到民眾廣大的起來鬥爭的時候，國民黨便應當立即將政權交給民眾——實行民權主義。事實卻恰恰相反。

　　北伐軍到上海的時候，上海工人群眾起來武裝暴動，以二百餘杆槍繳北軍及警察的二千餘杆槍，他們在如此英勇的鬥爭中間，創造市民代表會議的政府。如果國民黨真是民權主義的黨，那麼，他應當承認這種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的政府，是真正國民黨的政府，真正革命的政府，真正民眾的民權的政府。但是國民黨的領袖，如吳稚暉[5]等，便大叫起共產黨和工人反對國民黨，不要國民黨的政府而另立市民代表會議的政府。是的，不錯！你國民黨既然自己承認是立於群眾之外的怪物，是反對民權主義，是反對民眾有政權的，那麼，工人民眾自然反對你，反對你們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自然要在你國民黨的所謂黨政府之外，創造出民眾的第二政府來。蔣介石始終屠殺工人，解散工人民眾舉出來的上海市政府，以鐵一般的事實和行動，來證實所謂純國民黨的忠實同志——這種國民黨是公開的反民權主義的黨。上海、東南、廣東的民眾政權，在四月便如此被反民權的國民黨所摧滅了。

　　那時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政府，固然是和蔣介石等破裂了。但是，那時武漢的政府之中，雖有共產黨員譚平山[6]、蘇兆征[7]參加，然而亦有極大的豪紳資產階級的成分在內。武漢政府當時大半還建築在軍隊的基礎上，唐生智、譚延闓[8]、程潛[9]等的權力，就算是政府。自然這種政府必須轉變成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政權，然後方能真正做革命的中心，做撲滅當時東南反動的主力。那時武漢、兩湖的工會、農民協會，正在形成政權的機關，正是撲滅肅清土豪鄉紳、奸商買辦、貪官污吏、軍閥等的主要力量。只有他們努力在鎮壓反革命派及蔣介石的奸細。如果國民黨真正是革命的民眾的黨，也便應當將政權移轉到這些民眾團體。然而事實上不但政府、軍隊及政治、法律的權力，不努力於鎮壓反革命派，反而十二道金牌似的速速頒佈許多訓令、命令、條例，限制民眾團體的革命行動，保護「正紳」、「工商業者」。於是武漢政府也逐漸變成純粹豪紳資產階級的政府。武漢境域內，民權早就被摧殘淨盡，不待武漢國民黨中央七月十五的排共會議[10]！

　　帝國主義者在香港罷工的時候，就說罷工委員會是國民政府之外的第二政府。武漢政府和蔣介石奮鬥的時候，帝國主義又說：武漢國民政府之外，還有總工會、農民協會的第二政府。於是武漢領袖也就異口同聲地說：總工會糾察隊非法捕人，農民協會自由殺人，政府之外又有政府，這是共產黨的陰謀。是的不錯！你國民黨既然自己承認政府應當保護豪紳資產階級的利益，才算是國民黨的政府，既然不肯和民眾聯合起來，肅清武漢境內反革命的權力，使這所謂第二政府成為唯一的政府，那麼，這就等於承認國民黨的政府一定應當是反革命的政府，那麼，工農民眾的第二政府，自然要反對你這國民黨的政府！

　　如此，國民黨從東南到武漢，都一致變成反對民眾、保護豪紳的反民權主義的了。國民黨如何還沒有死滅，此其三。

　　（四）所謂工商業者

　　國民黨自從改組之後復活起來，經過兩年偉大的革命的群眾運動的發展，共產黨員及大多數工農分子的加入，他應當可以變成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這一轉變，到蔣介石反動——資產階級公然轉入反革命營壘之後，尤其是愈需而可能的了。但是，這一過程是失敗了。當小資產階級領袖，如汪精衛等，看見革命進到土地革命的階段，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殘酷的屠殺工人之後，他們也更加動搖畏葸起來。工人的階級鬥爭固然使資產階級寧可屈服於帝國主義而反革命；手工工人的階級鬥爭也使店東小資產階級驚懼惶恐而投降資產階級，寧可受奸商買辦的剝削，而憑藉他們的力量來鎮壓軟化勞動者的鬥爭。何況這種市儈的店東小資產階級，一方面和地主豪紳的剝削有密切關係（他們大半自己是地主——是坐收田租盤剝重利的），土地革命使他們寧願革命失敗永世做帝國主義的奴才，不願犧牲剝削農民的特權；別方面受著帝國主義及上海大資產階級的經濟封鎖，只想求目前的妥協，而甘願投入反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的懷抱裡去。代表這種市儈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左派」，衷心是反對和資產階級分裂，而想抑制停止革命的前進，以求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寬恕與恩惠。

　　於是聰明的汪精衛便想出一種理論來說：不好說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而應當說工農工商業者的聯盟，「革命要顧到工商業者的利益」。實際上他便在豪紳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革命」只顧到工商業者的利益，更進一步而完全當豪紳資產階級（唐生智等）的走狗，而大大屠殺工農了。店員總工會要解散，糾察隊和勞動童子團要解散……。

　　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幻想著，我們如此恭順從命的替你們鎮壓工農運動，你們豪紳資產階級總可以容納我們當個「領袖」罷，——於是「中國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應當有革命的領導權」等類半吞半吐的怪理論也發現了。其實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領袖，當著豪紳資產階級反動的走狗，他還自己揚揚得意的自以為是革命的領導者呢！

　　武漢在汪精衛這種無恥的理論之下反動之後，——豪紳資產階級已經利用他的達到反動勝利的目的，汪精衛這種走狗已經沒有多大用處。所以蔣介石下野[11]，正當汪精衛等興高采烈高談國民黨黨權伸張、蔣介石屈服於黨的紀律的時候，真正老牌的國民黨（西山派），陡然間抬頭起來，組織了中央特別委員會，汪精衛等到上海飽嘗閉門羹的滋味，好像失節的媳婦回婆家，始終只算得一隻悔過自新的「共產狗」。這就算是「小資產階級階級的領導權」罷？哈！

　　其他小資產階級的領袖，或者亂七八糟的冒牌左派，在這反動勝利的期間，自然也都逃出革命戰線。于右任[12]，經亨頤[13]，國民黨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市黨部中的所謂左派，也接二連三的登報聲明自己與南昌暴動八一革命無關，做些文章來反對共產。甚至於中國共產黨裡的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如施存統[14]等，也都趕緊聲明脫離共產黨，反對共產黨。這些小資產階級半紳士的分子或者夢想，離共產黨而獨立組織什麼真正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同時反對赤化與腐化的國民黨。事實上汪精衛便是一例，既然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小資產階級，實在除當豪紳資產階級走狗而外，決無什麼革命的力量。所以雖然共產黨兩發宣言，號召國民黨的革命同志，來贊助民眾的暴動，豎起真正革命的國民黨的旗幟起來；然而這種革命同志竟找不出來！國民黨已經被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所毀滅，國民黨在民眾眼中，只是屠殺工農的劊子手了！革命的國民黨已經死滅，所剩的只有「真正老牌」的國民黨——反民族反民權反民生的三反主義的國民黨。

　　（五）下等人的真革命

　　三反主義的真正老牌國民黨，就是高等華人豪紳軍閥資產階級的反動黨，中國革命受他們的摧殘而挫折了。國民黨是死滅得乾乾淨淨的了！但是，中國革命，經過南昌八一暴動，兩湖、廣東最近的農工暴動，而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革命進展到更高的形式；真正民眾的革命——下等人的真革命。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便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革命。中國現在唯一的革命黨，便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他應當是革命的唯一領導者；共產黨的勢力已經深入到極偏僻的鄉村之中，例如農民運動發展最遲的江蘇各縣，都有許多民眾接受土地革命的口號了。革命的新階段正在於徹底的實行土地革命，下層農民群眾和兵士的武裝暴動，殺盡土豪劣紳，自動手的實行耕者有其田——誰能耕幾畝田就分配幾畝給他耕種；不耕田而坐受田租的地主，都不准有田。工人及手工業者努力實行對於中外資本家的猛烈的階級鬥爭，聯合一般城市貧民，反對一切稅捐，一直到武裝暴動。工農貧民的武裝暴動，——民眾的革命戰爭推翻新舊軍閥國民黨的政權，建立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的政府——蘇維埃的政府。這首先便是摧毀中國封建式的（國民黨党治以及豪紳軍閥政權的）整個的國家機關，剷除一切封建式的剝削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徹底完成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的革命。只有中國蘇維埃的工農政府能夠實行土地國有，沒收中外銀行、企業，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及內外公債，收回租界、海關稅務，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及徹底的勞動保護法。……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放全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亦就是解放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于軍閥統治之下。這才是真正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而且直接便進于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種革命的勝利，必須要廣大的民眾自己起來武裝暴動，聯合兵士貧民（或所謂土匪）的群眾，創造真正革命的工農軍，然後才能夠達到。國民黨理論上的什麼用政治、法律的和平方法，事實上便是壓迫民眾；國民黨軍事上的勾結軍閥、土匪首領，專賴與民眾脫離的武力打打張作霖，實際上便是養成新軍閥，以至新新軍閥，生生不已的軍閥。革命的方法第一個主要原則，便是發動群眾，使群眾自動手直接的鬥爭，組織——以至於建設。

　　這種革命的基礎，解放中國運動的基礎（就算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基礎罷），必須是在工農的階級鬥爭。中國之中，如果像戴季陶、顧孟餘[15]等國民黨領袖所說：沒有階級而只有職業，那便早已沒有國民革命了。最近五六個月之間，正是階級鬥爭急劇到公開的戰爭的期間。如果沒有階級鬥爭，為什麼你們這些革命叛徒幫著豪紳資產階級殺工農？！國民黨說不要階級鬥爭，而要階級妥協，勞資調節，那事實上便是假造許多工會（工統會，工會改組會），幫著資本家欺騙、壓迫工人，或者找些豪紳奸徒霸佔農民協會天天說減租騙農民。革命的方法第二個主要原則，便是儘量實行工農的階級鬥爭。中國的士紳階級應當完全推翻，要極大多數的平民——「下等人」的工農貧民拿到政權。

　　總之，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便是嶄然明顯的兩個營壘的鬥爭：一方面是豪紳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反動，別方面是工農貧民兵士（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工農貧民兵士的武裝暴動之勝利，將要在群眾的階級鬥爭之中發展擴大起來，一直到推翻新舊軍閥（豪紳資產階級）以至於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建立中國蘇維埃的政權。

　　原載1927年10月24日《布爾塞維克》第1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張繼，河北人。1905年8月參加同盟會。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曾與謝持等提出「彈劾共產黨案」。1925年11月，參加西山會議派。1928年任國民黨政府司法院副院長。

　　[2]又稱「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18日，黃埔軍校中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名義傳達命令給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要其調中山艦到黃埔候用。當中山艦抵達黃埔後，他們立即造謠說李之龍不服調遣，擅入黃埔，「顯系共產黨陰謀暴動」。3月20日，蔣介石調動軍隊，宣佈戒嚴，逮捕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及其它海軍艦隻，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住所，驅逐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全體共產黨員，奪得第一軍的軍權。

　　[3]漢寧妥協，指1927年9月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後汪精衛集團（漢）與蔣介石集團（寧）暫時合流。

　　[4]省港罷工，指1925年6月至翌年10月間的省港工人大罷工。這次罷工在全國人民支持下，堅持了十六個月。

　　[5]吳稚暉，江蘇武進人。1905年加入同盟會。1921年任裡昂中法大學校長。1924年1月出席國民黨一大，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1927年在上海積極參與蔣介石發動的反共政變。

　　[6]譚平山，廣東高明人。1921年加入中共。1923年4月，奉孫中山命，任廣東工界宣傳委員會委員。同年12月，任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1924年1月，任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同年任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1926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二大中央常務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山艦事件後辭職。1927年3月任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部長。5月出席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起義失敗後被錯誤地開除黨籍。

　　[7]蘇兆征，廣東香山（今中山）人。長期從事工人運動。1925年春加入中共，5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領導省港大罷工，任罷工委員會委員長。1926年5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1927 年3月任武漢國民政府勞工部長。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1929年2月25日在上海病逝。

　　[8]譚延闓，湖南茶陵人。清末進士，湖南諮議局議長。1925年任國民政府常委、軍委會委員、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1926年3月代理國民政府主席，4月又任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1927年5月，代理武漢國民政府主席。甯漢合流後，曾任南京國民政府常委、主席、行政院院長。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9]程潛，湖南醴陵人。早年參加同盟會。1917年任護法軍湖南總司令部總司令。1921年任廣州孫中山非常大總統府陸軍總長，後又任大本營軍政部部長。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軍長，1926年率部參加北伐，江右軍總指揮。1927年率部攻克南京。在同年10月的寧漢戰爭中，任甯方第四路軍總指揮。

　　[10]即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制裁共產黨人」，正式「分共」。

　　[11]指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汪精衛反共後，蔣、汪互爭正統，寧漢繼續對立。汪精衛、唐生智發表《討蔣通電》，挾黨權以迫蔣。蔣想以武力解決武漢，但得不到各派的支持。在津浦線上，蔣軍又被孫傳芳所部打敗，徐、蚌失守。與此同時，甯方內部蔣桂矛盾爆發，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機「逼宮」。為了擺脫困境，以退為進，蔣介石於1927 年8月13日離寧下野。

　　[12]于右任，陝西三原人。早年加入同盟會，曾創辦《神州日報》、《民呼日報》等，宣傳反滿革命。1912年1月任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次長。1913年參加二次革命。1918年到陝西，任靖國軍總司令，進行反北洋軍閥的武裝鬥爭。1922年到上海，任上海大學校長。國民黨一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後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

　　[13]經亨頤，浙江上虞人。1899年因通電反對慈禧廢光緒帝，被通緝。民國後辦教育。1926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8月任廣州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代理中山大學校長。1927 年3月任武漢國民政府委員。

　　[14]施存統，又名複亮，浙江諸暨人。1920年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5月任團中央書記。1924年在上海大學任教。後在中山大學、黃埔軍校、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政治經濟學。1927年任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敗後脫黨。

　　[15]顧孟餘，原籍浙江，生於北京。早年入德國柏林大學學習。曾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教務長。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7月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1927年3月，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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