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的革命戰爭反對所謂北伐|瞿秋白

民眾的革命戰爭反對所謂北伐

　　民眾的革命戰爭反對所謂北伐！（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南京會議[1]的滑稽戲之後，國民黨的死滅已經是顯然的事實；所謂國民黨的「革命同志」尚且不能團結起來，不能和正在暴動奮鬥的工農同道前進，而只是徘徊歧途，消極的消極，反動的反動，至多只能「歡迎」汪精衛於上海，而謀與陳德徵[2]等爭一爭上海、江蘇之國民黨黨部機關，——汪精衛等是卑躬屈膝的求恕於蔣介石派及西山會議派的。如此情形，則所謂國民黨，早已成為軍閥官僚豪紳資產階級的党。

　　豪紳資產階級的本身，便是半封建的階級：中國現狀之下他決沒有全國範圍的政治、軍事統一的力量，因為他的內部有無數無量的分歧，無限的小派別。這一階級攫取國民黨之後，自然只有將國民黨四分五裂。拿國民黨的招牌做各省軍閥的幌子。名義上現在從山西到廣東都算是國民黨的地盤，實際上各省的政權都在那些「國民黨的軍閥」之手：山西是閻錫山[3]，河南、陝西是馮玉祥，湖北、湖南、安徽是唐生智，江西是朱培德，廣東是李濟深[4]，江蘇是李宗仁、白崇禧，上海、浙江、福建是蔣介石派的何應欽[5]等，還有張發奎從江西回粵奪取廣東的政權。

　　這些國民黨軍閥之間已有許多衝突：西山會議派在南京會議時攫得中央特別委員會的頭銜，自稱為統一國民黨的元勳——最早反共的「先知先覺」。所謂真正國民黨的正統，這一中央特別委員會只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御用機關。蔣介石派抓住了滬浙等處的黨部，這些黨部更顯然是蔣派軍閥的走狗機關。汪精衛、陳公博[6]等搖尾乞憐于唐生智、張發奎之前，想替他們效勞，也組織一個什麼黨部機關，託名維持所謂武漢中央的系統，爭著要開什麼第四次中央執監會議。其實唐生智已有武漢政治分會，李濟深或張發奎也有廣州政治分會，汪精衛等對於這些軍閥未必是十分急需的走狗了。馮玉祥又有馮玉祥的黨部，甚至於十六年的老軍閥閻錫山也有什麼黨部！這都是一丘之貉。——他們之間，馮、閻是相衝突，馮、唐亦是衝突，唐生智與南京政府更是衝突，李濟深、張發奎之間的衝突正在醞釀。他們都各有各的國民黨，互相爭權奪地，互相搶著做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互相搶著那剝削工農的政權機關，互相搶著那勾結帝國主義的資格（中央或地方政府），他們自身都是軍閥，決不能一致的，而且其中沒有一個是有統一國內的能力的。他們之間的所謂一致，除非是一致反共，一致屠殺工農，一致代表當地的豪紳資產階級，維持封建式的以及資本主義式的剝削制度。他們根本不能執行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就算中國革命純粹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國民黨完全反共屠殺工農而後，我們眼看著所謂國民政府對於帝國主義事事屈服、步步妥協，比較以前省港罷工以至收回漢潯租界時的國際地位，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這種國民黨商標「青天白日」之下的軍閥，如今居然高唱一致北伐！

　　總之，現在的所謂國民黨自身只是代表新舊的軍閥——豪紳資產階級，他們的各派：西山派、蔣介石派及汪精衛派，只是代表各系的軍閥。他們決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反革命的力量，決不是反帝國主義的力量，而是帝國主義的附庸。他們與奉魯軍閥相比較，對於民眾簡直是毫無區別。或者，張宗昌、褚玉璞[7]等因利害關係倒戈反對張作霖，掛起青天白日旗，國民黨也會引為同志的。

　　如此這般的國民黨北伐，究竟有什麼意義！除非是軍閥的混戰，除非是將兵士群眾做犧牲，對工農小商更加加重剝削（苛捐雜稅、庫券、公債等），以博取他們的權位金錢。

　　如此這般的北伐，只是因為這些國民黨的軍閥，暫時以利害關係的結合，而同去打張作霖。即使這些軍閥勝利了，奉張打敗，北方地盤上，也插起青天白日旗來了，那又怎麼樣？！北方民眾仍舊要受著同樣的剝削和壓迫。

　　不但如此，這種所謂北伐勝利之後，這些國民黨的軍閥內部必然立刻互相吞噬——再起連環不斷的戰爭。何況現在的所謂一致北伐都完全是廢話；——閻錫山固然和奉張打起來了；馮玉祥只有自己集中部隊于鄭州、河北、以至於許州，準備著自己奪地盤。南京政府只在空發北伐宣言、命令，實際上還在坐觀時機，想得漁翁之利，他至多借此驅逐異己的軍隊開過揚子江，而自己是按兵不動。武漢和廣東更是不必說了，都只是自己顧自己，——他們實際上，只注意怎樣屠殺暴動的工農，維持當地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

　　所以：（一）現時的所謂北伐只是軍閥間的戰爭，反映各部分買辦豪紳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二）這種戰爭的結果，不問那一方面勝利，終歸是軍閥的勝利，而不是民眾的勝利；（三）民眾不但不能希望北伐勝利而得解放，並且必要自己起來和南北新舊軍閥宣戰，實行民眾反軍閥的戰爭；（四）民眾反對軍閥的戰爭，就是民眾的武裝暴動——工農群眾與兵士群眾的武裝暴動；（五）只有民眾的武裝暴動，創造真正的民眾軍隊，建立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的政府（蘇維埃政府），才能解放工農，才能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

　　原載1927年10月24日《布爾塞維克》第1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南京會議，指1927年9月15日至17日國民黨寧、漢、滬三方為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召開的會議。9月15日，甯漢兩方在南京中央黨部召開中央執監委臨時會議，西山會議派也在紫金山總理陵地開會，共同推出寧、漢、滬三方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32人，候補委員9人，代行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職權。9月16日，中央特別委員會正式開會，經過兩天討論，推定常務委員和各部部長，改組國民政府，組成統一的軍事委員會。9月17日，發表宣言，宣佈黨政統一完成。

　　[2]陳德徵，浙江浦江人。當時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指導委員及宣傳部部長。

　　[3]閻錫山，字伯川，山西五台人。山西軍閥。省長。1927年6月，宣佈參加國民革命軍，任北方總司令。1928年2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參加南京國民黨政府的討奉北伐。

　　[4]李濟深，字任潮，原籍江蘇，生於廣西蒼梧。1923年任粵軍第一師師長。1924年兼黃埔軍校教練部主任，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選為中央執行委員，5月兼黃埔軍校副校長，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留守廣州，代行總司令職權。1927年支持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並在廣州發動四一五政變。1928年任國民黨廣州政治分會主席，第八路軍總指揮。

　　[5]何應欽，貴州興義人。二次革命失敗後，1924年6月任黃埔軍校總教官，繼任教育長及黃埔軍校潮州分校代理校長。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兼東路軍總指揮。

　　[6]陳公博，廣東人。生於廣西。曾參加中共，1922年脫黨。1925年加入國民黨。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選為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在國民黨的鬥爭中，長期追隨汪精衛。

　　[7]褚玉璞，山東人。1911年辛亥革命時，投上海光復軍張宗昌部。1926年任奉系軍閥直魯聯軍前敵指揮，4月任直隸省省長，8月任直隸省督辦兼省長，年底任安國軍第七方面軍軍團司令。1928年10月兵敗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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