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政變與鄭州開封的克復|瞿秋白

長沙政變與鄭州開封的克復

　　——革命之勝利與危機（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

　　革命的勝利和革命的危機，往往是互相倚伏的。反革命因為要撲滅革命，所以就竭力想離間革命勢力，改變其階級間的結合形勢，亦就是想更改革命的趨向與前途。於是革命的危機便可以受反革命派的這種政策之影響而發生。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來，革命危機的發見，亦正是革命勝利的反證。革命之中發生危機是不畏懼的。如果革命能戰勝這種危機，當然就是革命之更加進展更加深入。所怕的是：革命方面沒有能力與決心去戰勝危機，那就足以使反革命的企圖得以完成。

　　五月十九日長沙方面，因為夏鬥寅叛變[1]阻隔湘鄂之間的交通，於是謠言百出，甚至於說武漢已經失守。當晚戒嚴期間，長沙工會糾察隊因為不知道戒嚴口令而被軍隊所捕，明晨亦即釋出。誰知駐軍團長許克祥[2]卻借此更加擴大謠言，自己暗中派人貼布「打倒三十五軍」的標語，造成工農軍即將攻襲駐軍的空氣。於是他便可以煽動軍隊，實行政變。當事變初起，武漢方面只接到許克祥自己製造的新聞，所以大家都認為是一種誤會而起的衝突。但是，隨後的事實，都證明完全是一個嚴重的反革命的政變。

　　許克祥的藉口是所謂農民運動過火。他突然在二十一日深夜圍攻長沙工會的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繳他們的武裝。立即封閉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劫奪所存民食維持會採購米糧之款項。但是許克祥的行動並不止此。最主要的是驅逐不受脅從的省政府委員，抄查政府委員的家宅。再則，他解散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而由他的爪牙仇鰲[3]、蕭翼鯤[4]、彭國鈞[5]組織所謂清黨委員會，聲稱肅清「暴徒分子」，雖然沒有明指共產黨員，實際上誰都知道他所謂「清黨」或「救黨」的用意；並派軍隊抄查蘇聯領事館。這顯然是以槍炮轟擊國民黨總理之聯俄、聯共、工農三大政策。不但如此，他還封閉長沙師範、周南女校等許多學校；不但任意屠殺工農，甚至於看見剪髮女子，便令亂斫亂殺。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6]得到事變最初消息之後，即電令軍隊立刻停止一切行動，發還槍械，宣傳三大政策等口號。但是，許克祥不但不聽，反而愈做愈凶。省政府主席的命令不能行於本省，此非政變而何！從此之後，湖南省政府及其主席唐生智已被推翻。國民政府派專員赴湘辦理這事，亦被許克祥拒絕。所以湖南政權實際上已落在許克祥之手，並已背叛中央而獨立了。請問！許克祥的所作所為，尤其是摧殘教育，解散黨部，推翻省政府，背叛國民政府而獨立，任意屠殺一般民眾，雖女子亦所不免，如此行動，難道可以農民運動過火為藉口，便了事嗎？況且省政府、女學校等與農民運動有何關涉！

　　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雖然是非常急遽。但是這是客觀上革命初期所不免的現象。數千萬農民困頓窘迫不堪，自從國民政府的革命軍與趙恒惕[7]作戰以來，他們都努力贊助國民政府，為的是國民黨的農民政綱足以領導他們起來奮鬥，指示他們去進攻土豪鄉紳。他們要求生活之改善而鬥爭，尤其是無地的及地少的貧農，人數非常眾多，生活非常窘迫，所以鬥爭的形勢也就異常劇烈。這種農民運動實在是國民革命的基本隊伍之一。如果國民政府得有充分的可能，而急速的實現鄉村自治之農民政權，沒收土豪鄉紳、大地主的田地財產，替貧農解決目前迫切的生活問題，那麼，農民運動必定早已與國民政府之總的革命鬥爭更相密切聯結，步驟不致於不一致。那時，農民的鬥爭決不會紛擾到小地主以及革命軍官，因為對於他們的權利及生活問題，政府和軍隊已經幫助他們得到部分的解決了；那時，各地農民也決不會只見地方範圍內的問題，如阻穀出境等等，決不會失之於無組織而紛亂，如罰款龐雜、阻礙招兵等等，因為中央已經可以得到指導農民群眾的可能了。所以即使說農民有幼稚而無組織的行動，也決不是許克祥的方法所能解決。不但如此，湖南省農民協會，雖尚未得此種充分之指導可能，仍在努力指導。最近，湖南省農民協會已經能夠開始糾正幾種無組織的行動，已經能夠命令各級農民協會規定計算各地米糧之需要額，甚至於能使農民節衣縮食，余出米糧，以輸出供給武漢前敵軍民之用，所以省農民協會被封之時，已有武漢民食維持會購米之款七萬元存在那裡。事實上，長沙事變之前三天，每天都已能採購二千萬石米以供給前敵。對於招募新兵，農民協會已規定簡便辦法，並使農民群眾更加瞭解。夏鬥寅事變初起時，省農民協會、省總工會等並已經過省黨部，建議民眾武裝與軍隊合作防禦之計劃，就是叫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歸入省政府統一軍事指揮之下。凡此種種，都可見農民協會正在開始整頓民眾之無組織行動，而力求反對地方上之土豪與反對全國之軍閥的鬥爭互相銜接，使政府與民眾愈加打成一片，愈益完整革命的勢力。

　　然而許克祥似乎唯恐農民運動之日益進步，唯恐前方將士得著湖南的米糧，唯恐夏鬥寅不能打進長沙，唯恐自己所放的謠言不能證實，趕緊先下手為強，以武力攻襲捍衛革命之湖南農民了。據最近消息，他已經派兵到湘潭等處，到處屠殺工農及一般民眾，伏屍數千，難道這還不是過火麼？他不接受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的電令，拒絕中央政府的專員，不聽第八軍軍長李品仙[8]等之忠告，一意孤行，甘心替張作霖[9]、蔣介石[10]、夏鬥寅做走狗而為之內應：劫奪米款，斷絕軍米之供給，助殺帝國主義新舊軍閥所痛恨之革命民眾，千方百計的擾亂北伐後方，難道這還不是破壞革命紀律麼？如果他一直這樣做下去，工農運動備受摧殘，上海、廣州之慘殺，重見於湖南，革命政府之領域日削，那麼，不但北伐的進展，將大受打擊，甚至於北之張作霖，西之楊森[11]，東之蔣介石，都能乘機更加進逼武漢，那時的危險真是不堪言不忍言。

　　許克祥這種行動，顯然是反革命，是蔣介石第二。蔣介石屠殺工農及革命分子，他亦屠殺工農及革命分子。蔣介石繳工人糾察隊的械，他亦繳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的械。蔣介石解散黨部，他亦解散黨部。蔣介石清黨，他亦清黨。蔣介石不服從中央命令，專擅霸持東南的財政、交通，他亦不服從中央，故意劫奪米款，拒絕專員。蔣介石自立南京政府，他亦自立長沙政府。國民革命軍之中，何以不幸而出一個蔣介石？——因為蔣介石是反動的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他為維護自己的私利而背叛革命了，國民革命軍之中，何以又不幸而出一許克祥？——因為許克祥是土豪地主的代表，他為維持自己對於農民之剝削起見，藉口於保護革命軍官的利益以為煽惑之資，而背叛革命了。

　　蔣介石和許克祥的叛變，雖大小不同，實質上都是反動階級破壞革命的手段。其實，不論蔣介石是否與許克祥互通消息，客觀上許克祥完全是蔣介石所驅使的走狗，和夏鬥寅一樣。而且長沙政變和夏鬥寅的叛變，顯然是密切相銜的。

　　帝國主義和新舊軍閥攻擊革命的方法之中，從革命內部破壞革命，本來是司空見慣的，許克祥的政變不過又是一次小試其技罷了。革命內部的變叛，正是造成革命之危機的主要方式。國民政府和民眾都應當努力來戰勝最近的危機。

　　帝國主義鎮壓中國革命的方法，不外乎四種：一、自己出兵干涉——現在英日已經陸續出兵于山東、京津一帶，各國軍艦早已日日窺伺于漢口江邊；二、暗助軍閥以金錢、軍械及軍事指揮官幫著作戰，這次河南的戰爭，顯然有帝國主義者的幫助，甚至於有外國炮手助戰；三、經濟封鎖，銀行、商業、航路一概停業，以窘困革命領域內之一般居民，惹起經濟金融上的恐慌，而動搖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決心，逼迫他們軟化和屈服，現在武漢早已受著這種狠毒手段的滋味了；四、從革命內部直接間接收買叛徒，以破壞革命，使革命勢力自身崩裂。這次許克祥的政變，又算是帝國主義之第四種方法小試成功一次。

　　但是，帝國主義者的出兵干涉既未奏效，經濟封鎖也無全功。尤其是他們暗助張作霖在河南作戰的方法，始終是大大的失敗。鄭州、開封都已經克復了。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冒著盛暑在前線作戰，前有帝國主義供給的厲害的炮火，後有夏鬥寅、楊森、許克祥的擾亂，但是，他們的勇猛犧牲的精神，冒萬死而衝鋒陷陣，始終得了第一步的戰勝，使革命領域從武漢而進展到了鄭州、開封。我們看見武漢數千傷兵的慘狀，不能不切齒痛恨帝國主義新舊軍閥以及許克祥之狠毒。

　　帝國主義、張作霖、蔣介石的毒計，又因許克祥的反革命行動更增加其惡毒。帝國主義者不但幸災樂禍的慶祝許克祥，說：「武漢方面反對左派之事業日見大效」；帝國主義者不但利用許克祥擾亂革命領域及北伐後方；帝國主義者還要希望長沙政變的事實材料，而暗示中國的一般民眾：「你看，那曾經贊助北伐的湖南農民，那正在節衣縮食以供軍米的湖南農民，當北伐軍往河南打出去的時候，他們自己已經伏屍道旁，成千累百的了！」這種暗示，可以使國民政府與革命民眾相隔離，可以使國民革命的國民政府喪失平民群眾的社會基礎，可以使國民革命戰爭，喪失為民權為自由為改善工農生活而戰之意義。這是帝國主義所極端需要的，因為如此，他們便不難趁革命內部分崩的時候，而一舉以撲滅革命，至少，他們能使中國革命改變其性質與前途，只成其為上層階級的革命，不但工農，甚至一般中等階級也得不到自己的解放——民權政治與經濟建設。所以可以說：帝國主義假手于許克祥而造成這種暗示了。

　　何況鄭州、開封克復了，革命更加進展而勝利了。帝國主義與軍閥更加要加緊從內部來破壞革命。許克祥之湖南獨立政府存在一天，則這種危機擴大發展之可能多一天。河南戰場上革命將士之血和湖南屠殺工農之血，將要合流而向枉死城的城壕中去了！國民政府為鞏固革命之勝利，戰勝革命之危機起見，應當用十二分的決心和努力，撲滅那違背法令，擅殺民眾，破壞國民黨三大政策，擾亂北伐後方，推翻省政府，弁髦中央的帝國主義工具之許克祥的反革命。湖南的農民工人，全國一般平民及革命將士，如果還是擁護國民政府，努力國民革命的，也就應當奮起鬥爭，以實力顛覆蔣介石第二的許克祥，和東南的平民及將士對於蔣介石一樣！

　　鄭州、開封的革命勝利之鞏固，須得長沙革命危機之消滅，而後方能得到保證。

　　一九二七，六，五，晨五時

　　原載《嚮導》1927年6月8日第197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夏鬥寅叛變，1927年5月13日，駐防宜昌的夏鬥寅部乘武漢國民政府北伐，與四川軍閥楊森部勾結，公開叛變，進兵沙市、嘉魚、咸寧、汀泗橋。18日直逼武漢，企圖顛覆國民政府。葉挺部擊潰叛軍，並乘勝追擊至咸寧。夏部退至鄂東、皖西一帶。

　　[2]許克祥（1890—1964），湖南湘鄉人。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1927年5月20日在長沙制造反共屠殺事件。

　　[3]仇鼇（1876—1970），字奕山。湖南湘陰人。早年留學日本，參加中國同盟會。1913年後任湖南省民政司長、內務司長。當時任國民黨省黨部監察委員，參與反共馬日事變。1949年促進湖南和平起義。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4]蕭翼鯤（1879—1935），字躍鯨。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曾任湖南省議員、財政廳長等職，參與發動馬日事變。

　　[5]彭國鈞（1883—？），字泉舫。湖南安化人。曾任廣東南雄縣長，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參與發動馬日事變，後成為國民黨CC系骨幹。解放後被捕自溺而死。

　　[6]唐生智，見本卷第46頁注57。

　　[7]趙恒惕，見本卷第534頁注48。

　　[8]李品仙，湖南人。唐生智部屬，曾任湖南暫編陸軍第四師旅長，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三師師長，當時任第八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

　　[9]張作霖，見本卷第41頁注⑧。

　　[10]蔣介石，見本卷第42頁注15。

　　[11]楊森（1884—1977），原名淑澤，又名伯堅，號子惠。四川廣安人。四川地方軍閥。1926年9月轉附北伐軍，任第二十軍軍長，但暗中仍受任吳佩孚討賊聯軍副總司令兼鄂軍總司令。1927年與夏鬥寅勾結，企圖顛覆武漢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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