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二周年紀念與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瞿秋白

五卅二周年紀念與國民革命聯合戰線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反革命的屠殺政策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1]，開始了中國的國民革命。他從遠東方面動搖那僥倖而得穩定的世界帝國資本主義，以及中國國內的軍閥封建制度。因此，也就使國際國內的反動勢力狗急跳牆的反噬起來，於是反革命的屠殺政策也就開始發展。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本是英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眾的屠殺所開始的。帝國主義者想以屠殺鎮懾中國革命的工農及國民革命；殊不知道：中國民眾的革命運動，卻正因踐踏了南京路上革命烈士的鮮血，而得著飛突的進展。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權力大受打擊，於是他們想盡方法，在中國國內尋找劊子手，來對付革命的民眾；因為他們知道單是自己動手殺，很不容易撲滅革命，必須厲行「以華制華」的政策。他們最先找著奉系軍閥[2]及段祺瑞政府[3]，從去年三一八[4]直到今年上海的二月暴動[5]，殺了又殺，宰了又宰。革命黨並未殺完！於是他們又想著必須以「革命黨」殺革命党，方能奏效；從今年三月中旬起，新軍閥蔣介石[6]及其黨羽，在江西、安徽、四川、南京、上海等處一直殺到廣東。帝國主義者以為如此必定可以撲滅中國革命了。且慢著，獸性的「文明的」帝國主義者呵！我們試試瞧：還是你勝，還是我勝！

　　固然！這些獸性的帝國主義者手段高妙，殺人方法每年每日都在「特別改良」：

　　一九二五年五卅時期中——是帝國主義自己動手殺：上海南京路、廣州沙基、漢口、九江、天津……殺了幾百個中國人。

　　一九二六年五卅紀念時——已經是帝國主義的老走狗，「中國本國人」段祺瑞、張作霖[7]的軍閥政府代替他們殺：從三一八的北京屠殺，以及奉魯軍閥[8]擊退國民軍[9]，而蹂躪屠殺京津的人民，直到李寶章[10]的屠殺上海市民。這些屠殺，至少要殺到幾千人！

　　一九二七年五卅紀念時——今年的五卅時期，卻是帝國主義的新走狗，「中國的革命黨人」蔣介石、李濟琛[11]等豪紳資產階級代替他們殺：四一二上海屠殺工人[12]前後，蔣、李的黨徒在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四川對於平民工農及國民黨共產黨大施殘殺，甚至於迫近武漢的嘉魚、咸寧等縣，也會發現夏鬥寅[13]屠殺民眾及國民黨的事實。這些屠殺的規模，比去年更加「偉大」，算來起碼已經殺了幾萬人！畢竟蔣介石是新式的，而非舊式的「英雄」，至今還在上海每天殺戮十餘人幾十人不等，氣魄來得個大，手段來得個辣！

　　固然如此，帝國主義計謀百出，蔣介石手段高明；殺人能手，自然是愈殺愈多，愈殺愈有勁！但是真正革命黨果真便殺得盡嗎？反革命的民賊聽者：中國三萬萬九千九百萬的民眾，始終是要殺盡你們的。反革命的屠殺政策，不特不足以鎮壓革命，而且更加增加民眾對於革命的積極和決心：反革命的屠殺方法之日新月異，不特不足以表示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因分裂而削弱，而且更加使真正革命的聯合戰線日益鞏固而深入群眾。勝利始終是革命的！

　　二、民族資產階級之變色過程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時期，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還參加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大家都知道，五卅運動是寬廣的聯合戰線之具體表演；但是那時資產階級一開始便處處背叛聯合戰線，很早便準備著破裂，企圖扼制工農的革命運動，消滅工農的政治力量。蔣介石那時是國民政府的軍事領袖。虞洽卿[14]（上海總商會那時的會長）還「幫助」上海的五卅罷工。可是不久他們便開始背叛革命的第一步，戴季陶主義[15]給西山會議[16]以反革命的標幟，所謂孫文主義學會[17]已經蠢動于黃埔軍官學校[18]，上海總商會已經贊助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但是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那時還把蔣介石、虞洽卿編派在赤化之內。

　　一九二六年的五卅時期，中國國民革命戰線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開始了背叛的行為。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政變[19]，很明顯的表示：中國資產階級苦心經營的結果，居然強奪了國民革命的領導權。那時候，上海、漢口租界之工部局中的華董問題[20]，關稅、法權會議[21]等問題之中，也極明顯的表示：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卻只要稍稍「排斥帝國主義之在華勢力」，恰好與當時戴季陶主義派的理論相符合，這就是一種民族改良主義，而不是民族革命主義。至於蔣介石三月二十日推翻左派國民黨政府于廣州，實際上是聽從段張北方軍閥及西山會議派之封建買辦階級，因為這些反革命派正在運用聯蔣倒汪[22]的策略，忠告蔣介石實行這種政變；所以也就證明：中國資產階級（蔣介石）寧可和軍閥買辦妥協，而不肯站在工農小商的革命聯盟之中。他們雖然實行北伐，但是想以北伐為名而控制工農運動，鞏固自己的領導權——軍事獨裁權。這時的蔣介石等資產階級，實已開始表現其黃色的，即妥協的出賣革命之本性。

　　一九二七年的五卅時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脫離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蔣介石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的大屠殺，虞洽卿替他搜集一千五百萬作為犒賞費，及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都很明顯的表示：資產階級決然的破壞革命勢力，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他寧可和封建的豪紳階級（李濟琛等）固結聯盟，實行反動。固然，資產階級至今還需要革命的假面具；他想空口答應幫助工農，宣言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等等（上海報紙上大登其廣告），欺騙小資產階級，造作許多反對共產黨的謠言，標明自己仍舊為國民革命而奮鬥。其實他們的一切行為，無在不是幫助帝國主義削弱國民革命的。他們的反動，並非單單反對工農反對共產黨，乃是根本賣國賣民，將三民主義拋棄到一民也不剩。何況他們鎮壓革命的手段，完全是法西斯蒂主義，如雇用流氓領袖，施行種種無恥卑劣的虐殺政策。他們時時刻刻想法推翻武漢的革命的國民政府，企圖在國民政府境域之內故意搗亂，施行離間現時的革命聯合戰線的陰謀。他們實在是想先摧毀工農及共產黨的政治力量，以後便不難削除或消滅真正國民黨政權和軍隊（例如上海工人被屠殺之後，不久，便有許多以前服從蔣介石的軍隊被繳械解散之事實）。蔣介石等豪紳資產階級，顯然是實行反革命，他們的本性不能不和帝國主義軍閥妥協，而且已經見諸實行。

　　這些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如今日益變成中國的白黨了。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兩年中從赤化變成非赤——黃色，從黃色又變成白黨，這種「化學作用」的變色，當然有客觀的原因。革命在這五卅以後的兩年中間，顯然經過三個時期：第一，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最初期，資產階級還可以在聯合戰線之內；第二，反帝國主義運動更進一步，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一般民眾日益革命化，而要求實行革命戰爭，民權派的勢力日益膨脹，於是資產階級亟亟用軍事獨裁的方法來搶奪革命之領導權；第三，反帝國主義又進了一步，無產階級的領導復興，對於外國資產階級的特權，開始加以襲擊，開始要實現民權主義，而且使勞動法問題及土地問題的解決開端，於是資產階級居然公開的破裂聯合戰線而走到反革命方面去。蔣介石、李濟琛、夏鬥寅等，口說是「反共產以救中國」，實際是為著保護自己階級的私利，保護土豪鄉紳的政權，保護帝國主義的特權，而「反共產以消滅國民革命」罷了。他們是為著賣國賣民而破裂聯合戰線的！

　　三、小資產階級的問題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之中，小資產階級開始積極的參加革命鬥爭。一九二六年的五卅時期，小資產階級的群眾，因為越受軍閥加重的壓迫及大資產階級的妥協（國民軍敗退于北，蔣介石專橫于南），於是日益革命化；那時期，各地小商人組織商民協會，至少也都起來反抗買辦士紳大資產階級所包辦的商會——這些都是明證。一九二七年的五卅時期，卻正是革命戰線破裂之後，帝國主義、軍閥、豪紳、資產階級，四面圍攻革命之時，小資產階級應當更加努力與工農鞏固聯合戰線，積極的去深入反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的鬥爭。工農及貧民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比寬廣的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革命戰線，必定更加要鞏固，而可以有很長久的共同鬥爭，因為這三個階級的解放，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偉大的目標。今年的五卅時期（四月十二以後），實是這種新階段之發端。

　　但是，小資產階級以外之其他中等階級，或者因為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經濟封鎖、武力侵襲，而感覺到生活之恐慌；或者因為勞工運動的發展，而感覺到恐慌不安。這種現象在小資產階級之中當然也很顯著，但是，小資產階級以外之其他中等階級，如小企業家，如中等的工商業家，則尤甚。他們不能明白，凡是現時在國民政府[23]之下所感受之痛苦，並非國民政府之政策使然。國民黨是政府黨，就是共產黨也已參加政府，然而現在這兩黨的政策，並非侵襲這些中等階級之利益。各種中等階級現時感受痛苦之原因，極大部分是由於帝國主義及新舊軍閥之圍攻革命。五卅屠殺時，帝國主義者僅僅在南京路上用槍彈來打革命的民眾。今年五卅時期時，帝國主義者會同新舊軍閥，用封鎖金融，隔絕交通，擾亂財政，實行反革命戰爭（如夏鬥寅叛變，就使武漢與米糧出產地暫時隔絕）。總之，用種種引起恐慌的手段，來攻打革命政府。再則，如果說：因為勞工運動，尤其是店員、手工業等小資產階級式的工人之鬥爭，使城市中等階級感覺種種困難；那麼，又應當知道——勞工運動的所謂「過分」要求，實在有很嚴重的原因：（一）中國賤值的勞動者向來在半資本主義半封建制度式的剝削之下（如店東店員之主奴關係），他們不能不用十二分的猛烈攻擊的力量，去摧毀舊關係。（二）舊關係摧毀之後，新關係的建設過於遲緩，換句話說，工人所得的革命勝利，過久的不得到法律上的保障，過久的不能經過政府而保障勞資契約及一切政治權利。例如某一工廠或商店，因工人罷工而略增工資，但是勞動場所的衛生設備仍舊很壞，工人要求改良，又非罷工不可；如果政府及早的有勞動檢查院的設置，有勞動法的規定，而且確實能保障實行，那麼，工人的罷工次數自然減少。（三）反革命派的買辦奸商，還並沒有受著革命之嚴重打擊；社會經濟的窘迫，在保存反革命派的私有神聖的暫時狀況中，自然不容易找到出路。固然，當地的勞工運動不能說是完全能循著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正確指導，實往往有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但是，這都與一般政策有間接的關係。

　　小資產階級及其他中等階級現在客觀上需要革命，反對帝國主義、買辦、新舊軍閥的剝削和壓迫；他們參加革命聯合戰線；他們必須和無產階級、農民建立革命的聯盟，方才能夠保障自己的利益和解放。如果新舊軍閥及帝國主義果真能用離間等等陰謀或夏鬥寅等類的叛變，把工農運動鎮壓下去，國民政府的社會基礎受極大的毀損，不免於失敗（這些陰謀已經起了挑撥的作用，甚至發生強力壓迫工農的事實），那麼，小資產階級等的各種中等階級，必然重新受著新舊軍閥的壓迫，國民革命的挫敗，可以使一般人民永久陷於帝國主義的奴隸地位，中國民族的解放是極端困難的。所以小資產階級等的各種中等階級必須堅決的同著無產階級向帝國主義新舊軍閥進攻，向買辦豪紳大地主階級進攻。無產階級在這革命聯盟之中，如果確實能得到革命勝利之鞏固——勞動法的確定，工人政治權利，如糾察隊等之法律上之保障，使參政權得到充分的實現，那麼，無產階級自然能夠更加加強自己的指導于小手工業者店員的鬥爭之中。那時，工人群眾比現時更加要具體的看見國民政府是能現實的保障他們的利益；工人將要更加贊助這一政府，和贊助自己一樣，更加看得清楚全國革命運動的利害關鍵，而不致於只顧到局部的小團體的利益。各種中等階級既在革命聯合戰線之內，自然應當服從政府的政策，使無產階級對於他們，很認得清是自己的友軍；革命的現時階段中，工農小資產階級之聯合戰線，可以成為偉大的力量，足以摧毀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鎖鏈。

　　四、小地主革命軍官的問題

　　小地主問題和小資產階級問題是很相仿佛的，所以可以不必多所論列。農村革命運動，當國民革命發展到第三階段的時候，成為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根本問題。農民要摧毀買辦封建制度、軍閥制度——帝國主義所賴以吸吮中國汗血的機器，就必須用猛烈的攻擊：例如逮捕豪紳，使之遊街示眾，罰款罰米等等，其實都是封建制度摧毀的風暴時期所不能免的。豪紳的政權由此而動搖，舊時軍閥的潛勢力方能掃除；國民政府的下層根基方能開始建設。這些鬥爭，自然是貧農為中樞，他們的鬥爭，其實都是中國古代農民騷動的原始的舊方式。固然小資產階級性的中國貧農，可以幻想均產主義足解決生計問題，這種傾向，亦是與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正確指導不相符合的。但是，鄉村舊關係的崩壞與新關係之過渡時期，過於延長，這些猛攻的風暴鬥爭，其勢自然難於阻遏與指導。譬如，革命軍官多有是小地主的。而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這是因為土豪鄉紳的政權雖然動搖，而在國民政府之法令及實行上，並沒有多餘的時間及早的直接贊助農民成立自己的武裝和民主的政權；使在國民政府整個的系統之下，用政府的形式去和土豪鄉紳的政權鬥爭。因此，農民群眾不能更具體更明顯的看見：國民政府和革命軍隊都是農民自己的。再則，農民至今沒有能明白的看見：他們的國民政府現實的直接實行改良他們的生活，使他們享受土地收穫之大部分。或得到田地，使他們脫離不堪的剝削。如果大地主的土地沒收，這些田地的重租，既可減去一大部分，又可以使政府得到極大的新收入，以供給革命軍隊及輔助貧農，那麼，農民不特不必立刻要求小地主的田地，而且可以和小地主聯盟，組織鄉村自治政府鞏固革命的勝利。正因為農民看不見國家的這種力量，所以他們陷於零星散落無系統無計劃的各自苦戰；自然那種猛烈攻擊的時期延長的很久，而始終沒有多所侵犯真正的大地主。小地主與革命軍官，在經濟上與貧農相仿佛，同樣可以聯合貧農而向土豪鄉紳等反革命的大地主奮鬥；在政治上，他們是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成份，實行和一般農民聯合，而去打北方的封建買辦階級的軍閥。所以無產階級、農民和小地主、革命軍官的聯合戰線，客觀上現在是存在著。

　　現在的問題，就是小地主與革命軍官能夠鞏固自己和農民的聯合戰線，堅決的向大地主封建軍閥進攻，建立民主政權及農民的武裝，建築國民政府的基礎於極深的農民群眾之中。

　　今年的五卅時期，正是蔣介石等豪紳資產階級脫離革命的時候。工農及各種中等階級的革命戰線應當鞏固起來，猛烈的向北方軍閥及蔣介石等之反動勢力攻擊：這一新階段將要表現於這個革命聯盟之共同的前進，鞏固革命的勝利，亦就是深入這一革命，真正徹底掃除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根基——封建制度的豪紳政權及其經濟基礎，建立民主政權，輔助貧農以田地農具，改良一般農民經濟的狀況。這樣的聯合戰線，將要吸收湘、鄂、贛以外之一切工農小商人的群眾，使他們在敵人的腹地開始熱烈的參加國民革命，五卅以來好幾十萬民眾將士的熱血放著革命的光焰，指導我們這一個方針。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屠殺政策，始終不能克復革命。勝利始終是我們的！

　　五月念六日晨五時

　　原載《嚮導》1927年5月30日第196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五卅運動，見本卷第40頁注①。

　　[2]奉系軍閥，見本卷第41頁注⑤。

　　[3]段祺瑞政府，見本卷第40頁注③。

　　[4]三一八，即三一八慘案。見本卷第40頁注②。

　　[5]上海的二月暴動，指1927年2月21日舉行的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

　　[6]蔣介石，見本卷第42頁注15。

　　[7]張作霖，見本卷第41頁注⑧。

　　[8]奉魯軍閥，指奉系軍閥張作霖和當時任山東軍務督辦張宗昌的部隊。

　　[9]國民軍，見本卷第41頁注⑦。

　　[10]李寶章，見本卷第540頁注117。

　　[11]李濟琛，見本卷第397頁注⑨。

　　[12]四一二上海屠殺工人，即四一二反共事變。參見本卷第586頁注13。

　　[13]夏鬥寅（1884—1951），字靈炳。湖北麻城人。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等職。1927年5月發動叛亂，企圖推翻武漢國民政府，被葉挺部擊潰。

　　[14]虞洽卿，見本卷第47頁注62。

　　[15]戴季陶主義，見本卷第44頁注36。

　　[16]西山會議，見本卷第543頁注149。

　　[17]孫文主義學會，見本卷第397頁注11。

　　[18]黃埔軍官學校，見本卷第373頁注19。

　　[19]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政變，即中山艦事件。

　　[20]華董問題，見本卷第45頁注48。

　　[21]關稅、法權會議，見本卷第45頁注46、47。

　　[22]聯蔣倒汪，指國民黨右派制定的聯合蔣介石打倒汪精衛的策略。

　　[23]國民政府，指武漢國民政府。見本卷第569頁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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