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革命中之三大問題|瞿秋白

論中國革命中之三大問題

　　論中國革命中之三大問題(1)（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中國事變[1]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這些事變憤恨欲死，全世界無產階級對中國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每一勝利都抱著無限的歡慰。中國勞動者的鬥爭成為一切注意的中心，是當然的事。中國解放運動之發展的速度，真正是空前的，暴風疾雨似的，但是在最近幾年來中國革命雖得到許多的勝利，而距成功之期，實在還遠得很。中國革命不過才發源，它將繼續發展下去。但它愈擴大和深入向前發展，則一切困難也隨之而加多，這些困難能否解決，實在足以決定革命的結果。本篇將提出威脅中國革命的幾個主要危險問題來討論之：

　　主要危險有下列三類：（一）外部的危險，（二）資產階級在革命中有獲得革命領導權的可能的危險，（三）無產階級對於革命領導權作用沒有準備的危險。現在逐條討論之。

　　先從外部的危險說起。我們革命的國際環境不能認為是好的。第一，我們須與全副武裝的強有力的敵人爭鬥——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在這點上，俄國革命就與中國不同，在俄國沒有帝國主義這樣直接統治的威脅。我們鬥爭的結果將改變全世界的局面，我們革命一開始就震撼世界資本的根本利益。很顯然的，不經過殘酷的鬥爭，全世界的剝削者是不會放棄他們的優越特權和剝削制度的。第二，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是根本一致反對我們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條件就要好些，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恰當主要的帝國主義各國正忙於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互相盡力屠殺，以致沒有力量去干涉俄國的事情；這一條件對於俄國革命是有極大影響的。可是中國革命的國際環境就不同了，這就使我們有注意外部危險的必要，這一危險或者使革命在資本的鐵蹄之下壓迫下去，或者可以使革命運動延長時期。當然，我們絕對不能因這種危險而停止堅決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放下我們反帝國主義的武器。恰恰相反，我們的黨應當在事實上證明它是反帝國主義最堅強最徹底的戰士。問題的本身僅僅是我們如何去消滅對於中國革命不利的國際條件，按照什麼方針來進行我們的國際政策。這些問題關係於我們革命的成功或失敗。我以為對我們革命的國際政策應按照下列五種方針：

　　（一）我們應當應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分裂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應當煽動和加緊他們相互間的爭鬥而削弱他們的力量。我們不應當一下子對所有帝國主義者下總攻擊，我們應當對準他們的創口處和在他們最不利的機會中向他們進攻，我們應該避免單個地方的躐等行為（例如禁止所有外人在湖南經商等），當運動還未十分發展，當革命後備軍還未移動前進的時候，這種左傾幼稚行動並不能得到什麼實際的結果，而只是使於我們不利的時候與帝國主義者發生公開直接的戰爭。

　　（二）在我們分裂帝國主義統一戰線的政策中，我們不應忘記對某一帝國主義國家臨時妥協或讓步，以便易於抵禦別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如俄國在比較好的國際環境中，為取得休養和組織自己力量的時期，還甚至於割地議和與德國締結臨時條約（一九一八白萊斯德和議條約[2]）。現在誰也明白了，這個讓步是臨時的，在這個協定中得到的最終勝利的，是革命的俄國。我們不應當犯左傾幼稚的毛病，不應當為很小的挑撥所誘惑，我們應當按照我們的策略，鞏固和擴大革命的勝利，不過討論此問題，又免不了有許多新困難。當俄國與德國帝國主義訂立協定的時候，俄國已有無產階級獨裁作保障，因此這協定不是向外國資本的投降，我們沒有這種保障，因此我們應當十分注意使與外國的協定不超過了革命的要求之外，同時，更毫不客氣的和一切與帝國主義妥協的傾向奮鬥。

　　（三）我們應當儘量的使我們的對外政策與蘇聯的對外政策相聯繫，在國際問題中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應當是統一的。現在我們僅僅重述孫中山聯俄的遺囑[3]已經不夠了，我們現在已佔有國家的地位，現在已有好幾省在左派國民黨與共產黨統治之下，我們應當用國家的實際政策，實現孫中山遺囑到事實上去。這樣就可更加鞏固革命的陣地。

　　（四）我們應更加堅決的繼續加緊我們的反對封建制度及軍閥的爭鬥，這樣即是動搖和消滅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如果我們以為帝國主義僅是外面的敵人，那就非常錯誤了，其實外國資本在我們內地有它的地位，如果軍閥是外國軍事勢力擴大的嚮導者，則其餘各種封建的地主、土豪、鄉紳、重利盤剝者、買辦階級等，便是帝國主義經濟勢力擴張的嚮導者。外國資本剝削我們的系統，是建築在這些反動成分的基礎上面，所以破壞這個剝削系統，搗毀這部剝削的機器，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激進的解決土地問題，繼續北伐戰爭，消滅一切新舊軍閥，就是給帝國主義陣地以嚴重的打擊，就是破壞它在中國之政治經濟的統治。

　　（五）我們應該與國際被壓迫民族和無產階級更親密的結合，我們這種工作應當隔離第二國際[4]，因為它是帝國主義者剝削制度的走狗。我們應使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勞苦群眾正確的瞭解我們鬥爭的情形，使他們用最大的力量來幫助我們，共同消滅帝國主義的統治。

　　這是我對於第一個問題的意見。

　　現在來討論第二個問題，即資產階級在革命中有取得領導權的可能的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並不亞於第一個問題（我們革命的國際環境之困難），這是毫無疑義的。如果無產階級取得革命領導權，則將保證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過程中的一切任務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決，同時，更保證這一革命能直接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假使資產階級抓住領導權，則完全不同了，資產階級所趨向的勝利，不是消滅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僅是改變這一統治的形式。我們試一看過去各種情形，就可看出中國革命直到現在還表現有兩種趨向——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為領導權而鬥爭之趨向。不過就階級的意識看來，在革命開始發展的時候，其第一階段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性質，資產階級不免的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因為民族革命很快的發展，同時使國內的勞動群眾很快的組織起來，這樣廣大的空前的群眾運動的發展，造成無產階級在競爭中有取得最後勝利的希望。我們的革命一直到現在就在這種互辯的矛盾中間發展，一直到現在這兩個趨向（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是共同存在著。現在因為革命勢力佔據了揚子江流域，佔據了主要的經濟區域，收回來漢口、九江等地的租界[5]，無產階級暴動佔領了上海，激進的解決土地問題，消滅封建餘孽，群眾運動繼續發展，結果必定動搖資本主義的統治關係。這兩個趨向已達到不可並存的程度，已達到某一個必須消滅別一個的時候了。在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當中，已完全表現出醞釀已久的破綻，就是革命或者堅決的依靠群眾與帝國主義鬥爭，或者從帝國主義方面得到少許的讓步而即與之妥協，並掉轉頭來限制、束縛以至於消滅群眾運動。資產階級的階級性使它一方面參加民族革命，同時又選擇第二條道路走。無產階級、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不是好玩的參加革命，所以它們必選擇第一個道路。民族革命之統一戰線急劇的分裂了。這兩個趨向首先是隱潛的準備的形式，到了現在這兩個舊同盟軍開始了公開的鬥爭。

　　資產階級的變節，脫離革命的戰線，我們不能認為（有些同志都認為是這樣）已把兩個趨向競爭問題解決了，已經沒有資產階級爭得革命領導權的危險了。但事實決不是這樣簡單，資產階級（這裡講的當然不是那部分純粹外資走狗的買辦階級，而是那部分曾經握武器打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現在雖然脫離革命，但是還不是急轉直下的完全變成反革命，而加入帝國主義的營壘中去，在某一定期間內，它還表面上保存自己獨立的力量；雖然它是逐漸的走進買辦封建軍閥的公開結合中去，但它決不一下就放棄爭奪革命領導權的嘗試和按照自己目的去解決革命問題的企圖。在最近的時期，我們國內顯然分成三個營壘：第一個營壘——公開的反動的營壘；第二營壘——革命的營壘，建築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之上的；第三營壘——民族改良主義的營壘，這是中間的營壘，它是漸漸地要併入反革命的營壘公開的反革命的。這最後一營壘對於革命的危險決不下於第一個營壘，這個改良主義資產階級的危險，不在它公開的反革命，而是在一定時期內它還掛出假革命的招牌。

　　因此，如果誰以為資產階級現在已脫離了政治舞臺，那是非常之不正確的，資產階級還正在爭取領導權，它還正在尋覓和選擇社會各階級中自己的同盟者，上海與廣東的狀況便是最好的榜樣，那裡改良派的資產階級利用改良派的工人、民團、手工業者、軍隊來反對革命的力量，分離一部分工人反對別一部分工人，利用一些農民反對別一些農民，利用民族主義來愚弄和蒙蔽人民的思想與覺悟，特別是利用之以爭取小資產階級群眾。誰勝的問題——民族改良主義或是真正革命的營壘，帶法西斯蒂形式的資產階級的趨向勝利或是無產階級的趨向勝利，是還沒有解決的。領導權的鬥爭是繼續著，資產階級有奪取領導權的危險依舊存在。在這個領導權鬥爭的新環境之中，我們應執行下列的任務：

　　（一）最主要的任務——隔絕改良派的資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影響，同時用全力鞏固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實在可以這樣肯定的說：「誰獲得小資產階級誰就勝利。」如果我們抓不住他們，則革命的發展將延遲下去。但我們爭取小資產階級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員學徒干涉營業內部的事和禁止無故捕人等等無政府行動，並且應當提出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的實際政綱，例如裁減苛稅雜捐，組織商品出賣所，組織廉價收買原料與生產消費品、小手工業者的協作社，組織雇傭、借貸機關……等等。工商業委員會應當很機警的應付小資產階級的要求，盡可能的滿足他們的願望。我們以為吸引城市小資產階級到革命聯合戰線中來是可能的事，但那部分上層的小資產階級，實際上是中產階級，並且與封建制度對農民剝削有密切關係的當然除外。與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並不須犧牲無產階級的利益作為交換的代價；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小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生活改善的要求，並未加以不可調和的障礙。

　　（二）我們應當盡力分裂新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營壘，這一任務有實現的可能。因為：一、這個營壘就階級觀點看來，並非由一個階級屬性的成分所構成的，如果李濟琛[6]是依靠在廣東的地主階級上面，而白崇禧[7]與上海買辦階級勾結，蔣介石[8]則打算找民族工業資產階級做靠山。二、這個聯合中不僅有地主、資產階級流氓的成分，同時還有與我們接近的社會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一部分被改良主義所麻醉的不覺悟的工人及一部分軍隊。我們應當用我們的聯合去抵抗這個聯合，我們應將這聯合中與我們接近的社會成分牽引出來走向我們的營壘，並使那些難與我們接近並走到我們方面來的軍隊守中立。

　　（三）我們不應當讓民族改良主義統治下的省份之反動政權趨於穩定，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去擾亂它的後防，我們應當揭穿它改良主義假革命的面具，應當擴大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煽起農民運動，我們應當準備力量，不僅由外部並且由內部去消滅這個民族革命背叛者的政權。

　　（四）在國民政府下的省份，我們應當更擴大深入的去發展群眾運動，由原始的變到自覺的政治運動，共產黨應當在政治上鞏固和加緊去指導群眾運動，我們應當更勇敢的去解決土地問題，建設民權主義的政權。我們應當達到武裝工農，以保障革命的勝利，聚集我們的力量實行社會的改造，反對民族改良主義與軍閥。

　　（五）最後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這個問題雖在最後，但其意義可不是最後的）。我們對於過去所謂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現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謂領導僅僅指群眾運動中的領導權，至於政權與軍權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以外的，現在這個無產階級領導權初創的形式已經不夠了，現在無產階級應當參加革命的政權，應當指導革命中的武力，應使軍隊中的指揮成分繼續由真正忠於革命的成分來代替和補充，使軍隊本身直接關顧勞動群眾的利益。

　　這是我對於第二個問題的意見。

　　現在來看第三種危險，這裡所要講的是中國無產階級。拿中國無產階級在大的政治經濟中心的數量與集中看來，它足以實現革命領導權作用。但主觀的力量如何呢？它的革命意志是否充分發達？在某種政治影響之下它是否不堅強而成為資產階級的附屬物？西歐的工人運動給我們不少的經驗，雖然客觀上革命的情緒很充足，但因為工人階級主觀力量的缺乏準備，以致革命未能勝利。這個問題在中國現在是不可輕視的，這問題已不僅是在理論上成為有興趣的問題了。我們要知道中國工人階級內部可以發生那些危險，然後才可以與這些危險鬥爭。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機會主義有四種形式，這種東西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爭取無產階級之思想與政策。這四種東西就是改良主義、工團主義[9]、無政府主義[10]、孟塞維克主義[11]。中國工人運動中有沒有發展這些政治趨向的基礎呢？試分別言之：改良主義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產物，那裡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剝削來的額外利潤的一部收買少數上層工人，有時更及於很大的一部分工人；如果中國不變成帝國主義的國家，則中國便沒有這種改良主義的基礎，這種危險可以說沒有的。但從別方面看：一、在中國本地有得很高工資的工人；二、這部分工人使改良主義、黃色職工國際[12]與第二國際在中國找到他們幫手的機會。因此，我們可以得個結論說，如果中國工會發生改良主義的趨向，則是由於受國外改良派的影響。然而外來的改良主義或者可以抓取一小部分工人，但廣大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危險不十分可怕。再看第二種——工團主義的危險，這一主義是發生在工人階級經濟組織比政治組織發展較早的地方，並且因政黨的時常變節，使無產階級對它失掉信仰，以致認為政治鬥爭是無用的。中國的環境很有些像俄國，經濟組織是由政治的組織產生的，我們黨指導自己所產生的組織不致發生背叛工人階級利益的錯誤觀念，因為中國在外國資本的統治之下，所以無產階級一發生經濟鬥爭時便不能不聯貫到政治鬥爭，也如同在俄國工人的經濟鬥爭不能不轉變到反對俄皇的鬥爭一樣。這種工團主義的危險在中國比較更少可怕的成分，除非共產黨政策犯了極大的錯誤或者反動派得著勝利，才能夠使工團主義得到發展。但是即使反動派得著勝利，他們很長期的壓迫工人的政治積極性，也是不可能的。第三種危險——無政府主義，在無產階級本身大家都知道是沒有這種思想的基礎的，它的基礎是遊民無產階級和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成分，但因為無產階級與這些社會成分有關係和受他們思想上的影響，所以在無產階級中也有發生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可能。若從這個觀點看來，則不能認為中國的情形是好的，因為中國有廣大的遊民無產階級群眾，有好幾百萬的小手工者，中國無產階級與這些成分及破產農民有很長期的關係。假如中國沒有帝國主義者這樣強力的統治與反對這種統治的各種政治運動，則中國工人中或真不免有受無政府主義薰染的可能。帝國主義在這方面又促進了它的敵人的團結，因為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不但無產階級本身須有最大強度的組織性，並且須組織全民族中被壓迫與破產的各成分，使能共同擁護無產階級作戰的方針。

　　以上是分析敵視我們的三種機會主義。至於第四種孟塞維克主義則較複雜，孟塞維克主義在俄國曾得到過完全特殊的發展，孟塞維克派不明白革命性質與革命動力之間的區別，不明白無產階級之奮起，成為革命主要動力，有使革命性質變化的可能。這些思想客觀上是表示資產階級要實行它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的嘗試。在這方面，當然有許多不同的形式，但中國情形很有許多與俄國相像的地方，孟塞維克在中國有發展的基礎，當然是毫無疑義的。雖然因為蘇聯存在的事實，勝利的布爾塞維克主義[13]經驗的指示，對於這種危險成分可以減少，但這種危險總是存在著的，並且在中國工人運動的某一時期中是不可避免要發生的。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最近幾年來把自己總是看作「在野黨」的趨向，不求參加革命政府的趨向，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傾向，以致逐漸的消失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獨立性，並且遲鈍了它的鬥爭，這都不是偶然的現象。否認這些錯誤是不赦的罪過。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14]的所以有布爾塞維克化的偉大意義，就是在於它用無產階級的光明態度指出過去的錯誤，中國工人階級鬥爭最痛苦的結核，當以孟塞維克的染毒為最。因此，我們必須用在俄國戰勝孟塞維克的思想——列寧主義的思想，注射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共產主義的先鋒，以預防孟塞維克的毒素。在列寧的旗幟之下我們取得勝利！

　　五月二十日於武漢

　　注　釋

　　[1]中國事變，指1924—1927年的中國國民革命運動。

　　[2]白萊斯德和議條約，今譯布列斯特和約。1918年3月，蘇俄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而與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在布列斯特簽訂和約。該約雖使蘇俄喪失部分領土，付出巨額賠款，但贏得了時間去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整頓國家經濟和建立紅軍，為後來擊潰白衛軍和粉碎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創造了條件。同年11月13日，協約國對德停戰協定簽字後，蘇俄政府宣佈廢除該約。

　　[3]孫中山聯俄的遺囑，指1925年2月24日，孫中山在病危之際用英語口授，由鮑羅廷等筆記，經孫中山簽字的《致蘇俄遺書》，希望「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4]第二國際，見本卷第256頁注188。

　　[5]收回來漢口、九江等地的租界，見本卷第540頁注122。

　　[6]李濟琛，見本卷第397頁注⑨。

　　[7]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廣西桂林人。新桂系首領之一。北伐戰爭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東路軍前敵總指揮。1927年參與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8]蔣介石，見本卷第42頁注15。

　　[9]工團主義，19世紀末西方工人運動中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思潮。認為工團（即工會）是團結和領導工人的唯一組織形式，把生產資料轉入工會是工會運動的最終目的；工人階級無須有自己的政黨，只要依靠工會，採取罷工、抵制、示威、怠工等直接行動，就能保證工人階級的勝利；反對政治鬥爭，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工會高於一切和管理一切等。

　　[10]無政府主義，19世紀中葉歐洲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思潮。鼓吹個人絕對自由，反對一切權力和權威，認為國家是產生一切罪惡的根源，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國家等。

　　[11]孟塞維克主義，今譯孟什維主義。參見本卷第540頁注114。

　　[12]黃色職工國際，見本卷第124頁注④。

　　[13]布爾塞維克主義，今譯布爾什維主義。見本卷第539頁注107。

　　[14]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見本卷第569頁注15。

　　(1)本文曾收入《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作為附錄二。署名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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