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政權與土地革命|瞿秋白

農民政權與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

　　中國革命最近進了新的階段。從前對於買辦軍閥帝國主義，相當的站在對抗派地位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如上海的虞洽卿[1]等類的東西），現在已經公然反動，幾幾乎把一切假面具都拋棄了。從前對於直吳奉張[2]的朝廷，打著孫中山國民黨的旗號北伐的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3]（以及李濟琛[4]等類的地主土豪），現在也已經赤裸裸的實行反革命，屠殺工農，摧殘民權，壓迫小商人及一般平民。中國國民革命的隊伍之中，從今以後已經沒有大資產階級（蔣介石）立足之餘地。國民革命的戰線，因為大資產階級的決然破裂，而改變了新的方式。何以會這樣的呢？因為中國大資產階級雖然曾經參加革命，雖然恨帝國主義和買辦軍閥，但是他們並不是為著要徹底革命而反抗帝國主義和買辦軍閥的；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和買辦軍閥的統治，足以激起一般民眾的革命巨潮，而這種民眾的徹底的國民革命，客觀上必然要危害到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大資產階級爭先恐後的搶奪革命的領導權，想要領導「革命」而停止革命運動。如今事實上中國無產階級已經領導著革命向前發展，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雖然霸佔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權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國民政府的外交、財政等等，仍舊是不能遏止無產階級及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潮流，於是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便狗急跳牆而實行反動了。他們反動之後，卻還想冒著國民黨的名，自稱真正三民主義的信徒，蔣介石在南京組織了一個自己的國民政府，聲言武漢的國民黨是共產主義的，說共產黨吞沒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蔣介石派的新軍閥屠殺工農，摧殘民權，但是，他們自己說：這是救黨救國肅清共產分子。實際上是不是如此的呢？完全是一派誑話！現在武漢國民政府及革命的國民黨之內，有極偉大的革命群眾和革命軍隊，他們難道都是共產黨的嗎？當然不是。他們能很堅決的與共產黨合作，正因為他們是真正孫中山主義的革命黨。孫中山主義的國民黨，要實行國民革命，要解放中國民族，要實現平民的民權，要改善平民的生計。所以，他們就應當明白國民革命的目標。至於國民黨的右派（蔣介石等），實際上是中國之卑怯無恥叛國賣民的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他們雖然參加革命，然而等到革命進展，真正要侵犯帝國主義的特權（一三事變中[5]收回漢口、九江的英租界），真正要推翻封建軍閥及鄉村豪紳的政權（湖南、湖北農民運動的大發展），真正要進一步改善勞動平民的生活（勞動法的擬議，尤其是土地問題的開始解決），等到革命發展到如此的階段，他們，國民黨右派，便立刻背叛革命，分裂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屠殺工農，摧殘民權。這顯然是背叛三民主義，顯然幫著帝國主義買辦軍閥來鎮壓革命。他們難道真正是為著反共產而救黨救國？他們是為著自己階級的私利，即亡黨亡國亦所不惜的！

　　國民革命的目標，凡是真正革命的國民黨都應當知道的。國民革命的目標是從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將中國解放出來。帝國主義經過軍閥買辦而在政治上經濟上剝削壓迫中國。但是，軍閥買辦之統治的根基還深遠得很呢。軍閥的割據地盤，篡竊督軍、省長的權位，而能維持自己的統治，並不僅僅靠著自己的兵力。鄉村之中的土豪鄉紳，實際上是鄉村裡的小政府：一省的督軍是一省的軍閥，一村的鄉紳便是一村的軍閥，這些土豪鄉紳在農村之中包攬一切地方公務，霸佔祠族廟宇及所謂慈善團體、公益團體的田地財產，欺壓鄉民，剝削佃農，作威作福，儼然是鄉里的小諸侯；軍閥的政權自然是經過他們而剝削農民的，他們替軍閥、縣官包辦捐稅，勒索種種苛例；他們可以自己逮捕農民，私刑敲打，甚至於任意殺戮，如活埋、燒死等等慘劇，都是他們的慣技。軍閥所用以統治農民的力量，正在于有土豪鄉紳的封建宗法政權做他們的根基。而且土豪鄉紳，除軍閥的軍隊以外，還有自己的武裝，例如廣東的民團，湖南的團防，以及其他各省的所謂保衛團、保甲，名目雖然繁多，實際上都是地主土豪的鄉村軍隊，往往以防禦土匪為名，而事實上是壓迫農民的武器。有的時候，民團等類東西甚至於和土匪聯合起來蹂躪農民。這些所謂土豪鄉紳是誰？就是大地主階級。帝國主義經過買辦而剝削中國。而買辦又經過中國農村中的大地主階級而剝削中國的農民群眾。地主土豪階級的商業化，就是代替帝國主義者買辦在農民身上剝削他們的汗血；地主階級要積累資本，便拼命的增高租額，重利盤剝（錢莊、當鋪等），並且壟斷原料，兼併田產。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本來已使大多數農民、手工業者失業破產，軍閥的戰爭和壓榨，更使農民的生活陷於極端悲慘的地位。自然農民的收入連養家活口都不夠，佃農的數目日益增多，一般農民的窘迫日益厲害，致使任何高的田租，任何重的利率，農民都不得不忍受。農民付納田租或苛捐雜稅之外，所餘的數目，不及自己收穫的百分之四十。這種剝削不但對於鄉村中的農民有直接的影響，而且對於城市中的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也有間接的影響：農產品的出售於城市商場，差不多完全要經過地主土豪的手，於是地主土豪一方面以壟斷的手段賤價收買或勒索之于農民，別方面亦可以壟斷手段高價出售於城市。因此，城市平民的生活程度日高，即貧困的情形便一天天的厲害起來；同時失業破產的農民日益眾多，不但使兵匪蔓延，而且使工資低落。這些情形，都使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和剝削得以維持。農民處於如此剝削之下，自然首先所感覺的，只是減租減息及減稅的要求；但是，實際上農民，尤其一般貧農（自耕農、佃農），是受缺少田地的痛苦。當農民只能享受自己收穫之百分之四十的時候，地主階級和軍閥官僚實際上已經剝奪了農民對於土地的所有權。耕地農有的要求，是中國革命客觀上的結論。所以孫中山先生說：「耕者有其田」！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剝削，其主要的根基，便是耕地已非農有，地主階級得以儘量壓榨農民，經過買辦階級而供獻中國人民的汗血於世界資產階級。

　　所以要推翻帝國主義軍閥對於中國的統治和剝削，便必須徹底改變現存的土地制度，為此，亦就更加要徹底掃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鄉紳在農村中的政權。必定要農民得有享用土地的權利，保證農村經濟的自由發展，必定要農民能夠組織自己的政權，擁護勞動平民的權利，築成平民政權的鞏固的基礎，然後國民革命方能成功。換句話說，便是中國國民革命應當以土地革命為中樞。中國沒有土地革命，便決不能剷除帝國主義軍閥之統治和剝削的根基。

　　固然不錯，中國農村中的剝削，大半還是封建式的剝削，這對於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式的自由市場的發展），也是巨大的障礙。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非常之薄弱，一則他是買辦性的成份居多，二則他是商業資本裡剛剛生長出來的雛兒，他自己是地主土豪階級的化身，他自己大半還靠經過地主土豪剝削農民以求利（如收買原料），三則他和封建宗法社會的關聯還很密切，一切流氓投機主義及無恥卑劣的惡濁分子，都是他的附庸。因此種種，他雖然要和大買辦階級競爭，雖然要和軍閥政治對抗，然而不能和農民聯盟，而形成反封建的一種革命勢力，卻只能和地主土豪的封建分子聯盟。況且中國資產階級當此世界資本主義衰落的時候，他的政治經濟利益根本上和無產階級是衝突的。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能實行土地革命，也決不能解決中國革命中的民權主義的責任。

　　北伐勝利以來的種種事實，完全證明了這種情形。當北伐軍出發之後，蔣介石帶著三月二十日[6]的威風，要想藉口北伐，不但加重剝削廣東的工農，而且要阻遏一般工農運動，以及國民會議的民權運動。蔣介石以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實行軍事獨裁，鎮壓革命民眾，這對於資產階級是再要好也沒有的了：資產階級只要利用工農的民眾，造成自己的武裝勢力，取得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的資格，同時，也便是壓迫民眾的武器。然而湖南、湖北的農民，以及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凡是革命軍經過的地方，農民都努力起來參加幫助，各城市的工人也是如此。他們幫助北伐，難道是為著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嗎？革命軍的一般將士在戰場上犧牲性命，拚死作戰，難道也是為著造成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妥協的資格嗎？當然不是的！革命的民眾和革命的將士努力於革命戰爭是為著要推翻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換句話說，是為著要解放中國民族，要實現平民的政權，要改善平民的生活——要三民主義的實現。但是，等到趙恒惕[7]、吳佩孚[8]、孫傳芳[9]的政權倒了，蔣介石派便不肯再革命了；那時，革命的軍人、兵士，革命的工人、農民，以及一般勞苦的小商人、自由職業者等等平民，卻都需要鞏固這一革命的勝利，事實上便是再深一層而剷除鄉村中的豪紳地主的政權，建立平民的政權，沒收大地主及買辦軍閥等反革命派的田產，而使大多數農民得到土地，減租到能使佃農實際享用自己的收穫；——等到這種時候，蔣介石，以前滿口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蔣介石等，立刻翻過臉來屠殺工農，分裂國民運動；虞洽卿，以前狂叫關稅自主，民族獨立的虞洽卿等，也立刻手忙腳亂，籌撥一千五百萬元給蔣介石，作為屠殺工農的犒賞費！如此看來，中國大資產階級蔣介石的叛離革命，完全是因為革命的發達超過了他們的需要，危害了他們的私利，地主土豪對於農民的剝削和統治，在中國現時的資產階級看起來，是很「合理的」。中國資產階級想造成新式的軍閥統治，他們需要地主土豪替他們包辦捐稅，中國的資產階級想保持對於原料收刮的強搶勒索的制度，他們需要地主、土豪替他們繼續造成賤價的勞動力。所以革命發展到現今的階段：湖南、湖北的農民攻打地主土豪的政權，上海工人領導小資產階級創造平民的民主政權——革命轉入了新的時期，亦可以說是革命進一步的實現三民主義要求的時候，蔣介石等便叛離了，反動了，與帝國主義妥協，而寧可去做帝國主義的新式走狗了。所以蔣介石等現在反對武漢國民政府，[10]而自己另外建立南京政府[11]，摧殘國民黨革命派的黨部，而自己另組織反動派的所謂國民黨，凡是這些行動，並非像他們自己所說，仿佛是為著保持純粹三民主義的政黨，肅清共產分子等等，恰好相反，他們的叛變，是表示他們反對三民主義的初步實行，反對國民革命的進展。

　　如今蔣介石等從江西贛州屠殺工農領袖[12]起，經過安徽、上海、廣州、重慶等處的屠殺[13]，直到現在，他們對於真正革命的國民黨、共產黨、工人農民的領袖，實行其殘暴不堪的屠殺；非刑敲打，腰斬，強姦……都是為著要和帝國主義軍閥妥協，保存帝國主義軍閥統治中國的制度之封建宗法社會的根基：大地主的剝削和豪紳官僚的政權。

　　但是，革命的怒潮已經將蔣介石等的企圖打破了。北伐軍趕走了趙恒惕和吳佩孚；農民群眾說：「這還是第一步；那些幫助趙恒惕、吳佩孚剝削壓迫我們的人怎樣？」——他們自己積極的起來，遵從國民黨的政綱，進一步而推翻土豪鄉紳的政權，湖北、湖南的鄉村裡，農民已經實行征取自己的政權。他們動搖了土豪鄉紳的威權，立刻便覺到：要達到減租減稅的目的，必須自己拿住政權，必須造成自己的國家。他們也感覺到土地的缺乏，他們已經明瞭大部分貪官污吏、大地主所掠奪去的租稅，不但不能使國家財政增加收入，以保護他們的利益，而且實際上都被大地主等所吞沒，或者就用他們身上所搜括去的錢，買了殺人的武器，誘騙兵士的群眾，組織民團等的武裝來壓迫屠殺他們自己。所以農民很明白的提出沒收大地主田地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剷除反動軍閥及蔣介石等的經濟基礎；只有這樣，農民參加革命才有真正的意義。中國無產階級必定要領導農民去徹底發展這種鬥爭，因為這種鬥爭方能建築革命的國民政府之鞏固的基礎，因為農民政權及土地的運動，實際上是國民政府鞏固自己勝利的最偉大的力量；和勞動法的制定及實施，同樣的是國民政府與民眾「化合為一」的過程之表演。

　　現時中國革命的新階段，不僅在於反動的資產階級之叛離，而使工農小資產階級之聯盟得以更自由、更開展的向前進攻，而且還要認清：革命掃除了表面的軍閥統治于湘、鄂、贛，如果還要繼續發展這種勝利於全國（即是北伐的革命戰爭），便必須有堅決的更進一步的剷除軍閥統治及買辦剝削之經濟根基的政策：就是使國民政府的政權之基礎，實現於更深更廣的民眾；換句話說：便是建立農民政權，實行土地革命。

　　如果不能如此，那麼，國民政府在四圍反動勢力的壓迫之下，不能得到工農群眾的更積極的贊助，又不能剷除張作霖[14]、蔣介石之奸細于廣州的農村之中，則國民政府的地位是非常之危險的。農民群眾應當趕快起來，積極奮鬥，贊助國民政府，鞏固國民政府，推翻土豪鄉紳的政權，建立農民的政權，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使一般農民或因租額的大大減少，或因累進的統一的田稅的實施，得到真正享用土地的權利；如此，則軍閥統治根本可以剷除，反動資產階級在農村中的友軍也就受著嚴重的打擊，國民政府的社會基礎可以大大的鞏固，革命的北伐戰爭可以吸引極廣大的農民群眾來參加。中國革命的新時期，在農民政權及土地革命的旗幟之下，將要戰勝一切反動勢力，將要根本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將要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合流而直達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15]所決定的國民革命之農民政綱是：

　　（1）沒收一切所謂公有的田產，以及祠堂、寺廟、教堂、學校、農業公司的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所沒收的土地之管理，應付諸土地委員會。此種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採用公有制度或分配於耕種者，皆由土地委員會決定之。

　　（2）甲、無代價的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等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

　　乙、屬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

　　丙、革命軍長官現時已有土地可不沒收。

　　丁、革命軍兵士之無土地者，於革命戰爭完終後，可領得土地耕種。

　　（3）耕種已沒收之土地的農民，除繳納累進的田稅於政府外，不納任何雜稅。

　　未沒收的土地之租率，應減至與累進的田稅相當的程度。耕種未沒收的土地之農民，只繳納確定的田租，不納任何雜稅，並永久享有租佃權。

　　（4）取消地主紳士所有的一切政權及權利。

　　建立農民的鄉村自治政府，對農村中各被壓迫階級所組織之鄉民會議負責。

　　（5）解除鄉村中反動勢力的武裝。

　　組織農民自衛軍，保障鄉村自治政府及革命的勝利。

　　（6）建立國家農業銀行及農民的消費生產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7）取消重利債務的利息，限制重利盤剝，規定最高度的利率。

　　原載《嚮導》1927年5月8日第195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虞洽卿，見本卷第47頁注62。

　　[2]直吳奉張，指直系軍閥吳佩孚、奉系軍閥張作霖。

　　[3]蔣介石，見本卷第42頁注15。

　　[4]李濟琛，見本卷第397頁注⑨。

　　[5]一三事變，見本卷第540頁注122。

　　[6]三月二十日，指中山艦事件。

　　[7]趙恒惕，見本卷第534頁注48。

　　[8]吳佩孚，見本卷第41頁注⑧。

　　[9]孫傳芳，見本卷第46頁注55。

　　[10]1927年1月，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國民政府由廣州遷武漢，稱武漢國民政府。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實行「分共」，武漢政府與蔣介石派的南京國民政府合併。

　　[11]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與當時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

　　[12]江西贛州屠殺工農領袖，指1927年3月6日，蔣介石製造贛州慘案，殺害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

　　[13]安徽、上海、廣州、重慶等處的屠殺，指1927年3月23日蔣介石在安慶收買流氓打手，搗毀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總工會。4月12日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4月15日在廣州「清黨」，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3月31日，劉湘在重慶乘各界群眾召開反英大會之際，勾結右派，屠殺群眾。

　　[14]張作霖，見本卷第41頁注⑧。

　　[15]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會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但沒有提出切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方針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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