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由粵回來報告|瞿秋白

秋白由粵回來報告

　　秋白由粵回來報告(1)（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

　　我在粵停留的兩周，初到時正值粵中右派為向報[1]《論國民政府之北伐》[2]一文向我們攻擊，而以黃埔校[3]中特區黨部鬧得最利害。特區黨部全為右派把持，其下各級支部則屬左派，左派遂發起各支聯席會議以與特區黨部對抗，並發出迎汪口號[4]。黃埔校之方教育長[5]召集學生訓話，學生表示不滿意，但待俄顧問演說時則表示滿意，可見黃埔校中左派空氣之高漲。

　　黃埔特區黨部組織有不合法處（即許多委員是違法產生的），張靜江[6]等袒右派違法組織，但實際負校務之責的方教育長亦不敢袒右派。

　　黃埔中左派已占百分之八十幾，黃埔同學會[7]全是左派主持，右派勢力已打下去，左派雖不明顯反蔣[8]，但迎汪空氣極濃。

　　李濟琛[9]近來很左傾，常常恭維向報的議論，凡此皆表示社會上反蔣空氣極盛，均思聯絡我們。

　　衛戍司令錢大鈞[10]不表示什麼態度，因錢雖蔣部但本為四軍系。

　　潮汕軍隊因壓迫農民，激起農民反對，該地黨部均站在農民方面說話。孫會[11]得力之張連英，被左派召集群眾公判，使何[12]不得不驅之出境。何見環境不佳，態度較前左傾。

　　左廣州仲夏[13]同志已成市民運動的領袖，大資本家簡某[14]曾找我談話，其要點：1．說罷工工人當援助；2．只有向報能代表人民輿論說話，希望向報出一廣東專號，攻擊貪官污吏、專橫武人及法棍；3．希望你們能勸印刷工人不妨害新聞紙出版；4．農民是大哥，工人是二哥，商人是三弟，我們要團結起來，爭取自己利益。

　　社會反蔣空氣頗盛，蔣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圍，縱容貪官污吏，所以農民、工人對於蔣、對於國民政府態度均不好。

　　民黨[15]中顧丁[16]右傾，宋甘何陳[17]等仍左傾。

　　現時是中派獨裁政權，自顧丁以至李濟琛均主張擁汪回任，極左派之甘等急求汪出，因汪不出，則如黃埔內部左右派之衝突，幾無法維持。八月二十幾曾接汪七月二十左右來信，請辭去軍務政務，專辦党事，何香凝主張將此信提出，借此請汪複職，顧主稍待。在這樣醞釀中，中派張靜江、葉楚傖[18]等已感覺頗起恐慌，左派諸人因找包同志[19]商量，包以為現時軍事上及各方面均無預備，若做得太早則中派必先盡除左派，汪回來亦無用。此信在KMT中央[20]公佈後的決定，是由中央電征蔣意見，蔣未正式複電，但蔣另一方面複黃埔同學電謂：「迎汪比倒蔣還壞」，可知蔣反對汪出。所以此時實力的準備若不周到，必難成功。現時正做準備工作，左派又慮汪出後不知CP[21]要什麼，我們因與左派有一種協訂，凡整理案[22]所列各條，我們均可接受，只要左派：1．承認農工政策；2．恢復左派政權；3．擬在下武漢後召集一個全國代表大會，藉這個大會擁汪出來。此代表大會在中派諸人亦主張開，但他們並不知左派想開此會用意。地點在粵或武漢，則未定。我們主張代表大會代表須由各地黨部選舉，時間在十月，地點在粵。

　　左派何香凝等在無迎汪政策前非常恐慌，在接蔣致黃埔同學電後又茫然無辦法。何主張迎汪，一面又勸CP對孫會不攻擊，稍讓步。顧孟餘的態度則不同，他對我們說：CP幫助左派勿用操縱手段，他是要限制我們。何是以CP為領導；顧是要CP為他用，而他不受CP操縱，且避免汪回任後別人攻擊他賣黨赤化。顧孟餘以前常說農民是土匪，他是要在群眾中也只限定我們三分之一，所以顧等是很少希望的，不過在反蔣（仲[23]、顧等已不是什麼左派、中派，全是右派）中是有作用的。左派甘乃光等能繼承廖仲愷[24]，但必須我們領導。

　　廣州群眾對於向報，對於《人民週刊》[25]，均極歡迎，惜無左派有力領袖，故政治態度常常動搖不定。雖有我們供給主張，亦無人持號召。

　　中派自覺政權不穩固，對工人已稍讓步。廣東總工會兇手已拘捕，械鬥事件已不發生。

　　花縣民團[26]圍殺農民民團首領，原為李濟琛參謀此案，控到黨部，於是張靜江遂主張通知李派兵助農民，但李只主彈壓，一兵不派。一軍之六十團在中山殺了一農會副委員長，大受各方面攻擊，後欲捏造人證所殺為土匪，但不成功，農民現時對於國民政府非常反對。

　　張靜江等現對鮑之話絲毫不聽，故鮑說話亦極小心。

　　飛機在此次戰役中壞了四架（因方向迷失），張靜江等因此頗非難俄同志，並自詡自己能造很多槍彈。財政現時每月徵收一四〇〇萬，大部分均為蔣取去。現時財政、外交兩部均在左派手，其餘各部在中派手，省政府之各縣知事均在右派古應芬[27]手中。李濟琛正設法由法國自購槍械，古應芬亦在設法編遊緝隊，宋子文想以罷工糾察隊改編為他的緝私衛商隊。從這種情形看，左右中三派均在預備擴充實力。

　　我們考慮古應芬遊緝隊之活動是無法消滅，但不過他的進行亦不容易。

　　前方戰事，八軍中路，四、七左路，二、三、六右路，蔣知到湖北後離本鄉太遠，且情形甚複雜，自己力量不夠，所以他決取江西、福建，以鞏固自己勢力。

　　近聞二、六軍有一協定，內容：1．消除過去成見；2．合作擁譚[28]取江西；3．在湘則擁蔣抑唐[29]；4．若江西不能得則並力取福建。

　　對於全國政治，蔣正計劃各省設特務委員，把軍政黨事，均交給特務委員，實質是取消了各省黨部。

　　蔣現時在各方面地位均極危險，我們如果不預備領導左派群眾來代替蔣，則將來情形非常危險。

　　七軍李宗仁[30]完全是右派，四軍李濟琛在可以利用我們以打蔣的地方都利用到，但其部下幾全與民團分子有關，反對農民協會，對於工會則不表示，故李濟琛仍是右派。

　　葉團[31]擴充補充師問題，因二補充團離葉防地甚遠，尚未決定，如果葉團能成補充師，則就便在鄂亦可招募。

　　劉文島[32]想到湖北去，唐近頗不滿意劉。

　　廣州現還是蔣勢力，所以汪不能回。

　　八月二十六、七日，英國即準備向廣州進攻，派兵由沙基登岸，直接解散糾察隊；福建方面周蔭人[33]亦集合三萬重兵窺粵邊，所以汪此時回粵，則蔣亦可借援粵為名提兵回來，令汪不得不走，故汪之回一定要廣東實力的準備完善後方可來，並不是要同蔣打，是要不流血的逼蔣不得不承認。

　　聯席會議[34]開會問題，因當時社會反蔣空氣甚濃，中派疑我們與李、顧等聯成一氣，有所顧忌；且恐我們提出許多國民政府壓迫農民的麻煩問題，所以不肯即開。左派之顧孟餘，初頗欲代蔣與我們開聯席會議，強迫我們作一些不應當的讓步，但自擁汪問題發生後，他們亦不敢就開，我們方面亦以晚開為好，遂決定暫時不開，以後KMT決定時間再通知我們。

　　孫科[35]近來頗接近大商資產階級（離開買辦階級）。在陳森案中，學生會中均能為我們說幾句話。

　　鮑伍[36]兩同志在對於國民黨問題有不同意見，伍意以為蔣未必是新右派，三月二十日前的政府是太左了一點，過去廣東政策弄得太左，將來亦不必急於擁汪回來致啟糾紛，因汪若回時，恐我們又變成半政府黨，我們只應站在批評地位。粵區[37]同志及鮑同志均反對伍之意見。伍問現時是不是要倒蔣，鮑謂我們現時是要一個能解決農民問題的左派政府，如蔣不能如此做到，則廣東還要被土豪拿去的，我們須換地工作。因鮑、伍的爭執費去時間很長。

　　伍同志到粵後曾費許多時間聽粵區報告，但因以前對於實際情形知道甚少，所以他的批評尚不能使粵區滿意而心服，他自然一時亦不能作較具體之指示，最後討論結果，他亦贊成粵區所提之結論，即：現在應準備在最近的將來恢復民黨及政府中之左派指導權，至於對於過去的批評則尚無定論。鮑同志的意思，以為如果照伍同志的意見：要保全中左兩派親密的合作，或要中左兩派平分指導權，那麼伍同志的結論應當是C．P．宜退出民黨。這是不對的。對於過去時期（自廖案[38]至第二次民黨大會[39]及三月二十[40]）我們政策的意見，粵區及鮑同志都以為當時政策是在輔助左派，擴大並鞏固左派，至於因此而有犯C．P．包辦的嫌疑，實有許多地方是事實所迫而成的，結果並非粵區方面有包辦的原則。

　　（仲：區委及鮑意以為現時汪回太早，其實現在已非汪回不可了，伍反對汪回是錯的，包對於過去的意見亦很有錯誤）。

　　汪回的問題，就是恢復左派指導權的問題，我在粵時與國燾[41]亦認為太早，因為一方面要待總的時局變化中的適當時機，別方面要左派及我們自己的準備，這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至於討論過去時期我們的政策而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這問題實在是關於C．P．對國民革命總策略的問題，我看汪時期（三月二十日前）我們在廣東的政策大致並沒有錯誤（仲：實際是無政策），……不過當時實行這政策時發生許多個別的錯誤是有的，譬如我們對於民黨並不是包辦錯了，而是事實上形成了包而不辦（仲：一方面佔領民黨，一方面沒有了C．P．）。

　　自然我們今天不討論這一總問題，伍同志自己做了一個結論，提出了意見不同的幾個焦點，我們在已經開始的國民黨問題討論中再去詳細討論罷。

　　關於廣東工作計劃，關於政治問題：1．工農商學聯合會當提出一共同政綱；2．

　　關於組織問題，一切工作歸區委整個委員會負責管理，組織上亦不把群眾分屬工委、農委、軍委等。譬如工人支部要實際行動，自然需要工委參加指導，我們不能叫工委專管工會，組織部專管支部而認組織部為黨工委，為非黨所以決定。粵區組織部應管一切支部的組織問題，工委亦管一切支部（自然只有工人支部）的職工運動的指導，餘可類推。

　　關於宣傳問題，卓宣[42]方開始作工。關於工運問題，他們不同意中央批評的幾點，已有書面答覆，其中主要的兩點：1．使廣東總工會分化東家、工人為階級組織；2．對於機器總工會不認是黃色的、是有工團主義傾向的，我們不能攻擊，而當與之採取聯合戰線形式。對於農民運動，我們不能站在調停地位，而當站在領導地位，並做整個武裝工作，才能與民團鬥爭。速開農民運動訓練班，經費或可節省農所經費辦理。農民中武裝統一問題，現已不成問題，因過去政策是不能實行，而現時聯防亦做不到，在政綱上不提及此事（仲：廣東一切中心問題是在發展農民運動以肅清貪官污吏，什麼是左派，什麼是右派，均可于對農民政策分出，伍廷康反對注意此問題是錯誤的；打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在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均應贊成的，因為這是反對封建階級，是資產階級革命）。

　　粵區對於執行中央決定工作計劃，另有一書面報告寄來，不再說。

　　省港罷工[43]問題，特委討論費去時間甚多，伍意過去粵區工作錯誤，沒有誠意解決罷工。但粵區極力舉事實否認。現在英國仍以罷工問題向廣東進攻，中派反對罷工委員會[44]，李濟琛等亦不滿意罷委，只有左派宋子文在財政上尚按月照付三〇萬。在武漢戰爭中，英人更極力進攻，此時若提解決罷工，則只有助反動派及蔣聲勢，不過對於封鎖問題，事實上只要表示讓步，在內無厲行排貨而撤消海口檢查，同時要求談判解決罷工。伍鮑之間頗有意見衝突。在第二步閩贛戰爭中有人主張擴大排貨，鮑主張應擴大排貨運動否，俟當時看情形再決定；伍則主張此時應整個的決定，須結束罷工（仲：省港罷工在去年九月總工會被封時即應結束，時間越長越難解決，所提條件越損失，以後無論國民政府軍事如何勝利，總須自動解決罷工）。

　　《人民週刊》調太雷[45]任編輯，並參加宣傳部工作，包同志之翻譯，重要者由宋子文翻，公式翻譯由惲代英[46]翻。

　　區委十五人每週開會兩次，無主席團。

　　有許多同志都覺區委政策有點神秘，希望瞭解我們主張，上部組織應該集中而下級應該民主化一點。

　　注釋

　　[1]向報，指《嚮導》週報，中共中央機關報，1922年創辦。

　　[2]《論國民政府之北伐》，刊于《嚮導》週報第161期，作者獨秀，即陳獨秀。

　　[3]黃埔校，即黃埔軍校。

　　[4]迎汪口號，指北伐戰爭開始後，國民黨左派為了反對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後蔣介石的政治、軍事獨裁行為，發起「迎汪複職」運動，要求中山艦事件後悄然出國的原國民黨中央政治會主席、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回國複職視事。

　　[5]方教育長，即方鼎英（1889—1976），別號伯雄。湖南新化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1926年2月起任黃埔軍校入伍生部長、代理教育長和國民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監察委員。

　　[6]張靜江（1877—1950），原名增澄，又名人傑，以字行。浙江吳興人。早年曾以鉅款資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國民黨右派。

　　[7]黃埔同學會，1926年6月27日，蔣介石在下令解散黃埔軍校中左派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後成立的。蔣自兼會長，設組織、宣傳、總務3科。黃埔軍校學生為當然會員，規定「一切會務均聽命于會長」。當時為左派學生主持，但右派暗中活動很多，後成為蔣介石實行獨裁統治的工具。1928年解散。

　　[8]蔣，指蔣介石。見本卷第42頁注15。

　　[9]李濟琛，即李濟深（1883—1959），字任潮。廣西梧州（今蒼梧）人。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總司令部參謀長、黃埔軍校副校長。北伐戰爭開始後留守廣東。

　　[10]錢大鈞（1893—1982），字慕尹。原籍江蘇無錫，生於昆山。曾在粵軍第一師任職，後任黃埔軍校主任教官、參謀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師長等職。北伐戰爭開始後任廣州衛戍司令。

　　[11]孫會，指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1925年12月底成立，它借研究孫中山思想之名，鼓吹戴季陶主義，反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政策，破壞革命統一戰線。

　　[12]何，指何應欽（1890—1987），字敬之。原籍江西，生於貴州義興。當時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兼黃埔軍校教育長。

　　[13]仲夏，即鄧中夏（1894—1933），原名康，字仲澥。湖南宜章人。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和工人運動領袖，曾領導上海日本紗廠工人二月罷工和省港大罷工。

　　[14]簡某，指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經理簡玉階（1875—1957）。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後，在全國人民抵制外貨和提倡國貨推動下，該公司一度獲得很大發展。

　　[15]民黨，即中國國民黨。

　　[16]顧，指顧孟餘，見本卷第72頁注⑧。丁即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山東日照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兼青年部長等職。

　　[17]宋甘何陳，指宋子文、甘乃光、何香凝、陳公博。宋子文（1894—1971），原籍廣東文昌，生於上海。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商業部長、廣州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行長等職。甘乃光（1897—1956）字自明。廣西岑溪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兼農業部長等職。何香凝（1879—1972）原名諫，又名瑞諫。廣東南海人。廖仲愷夫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等職。陳公博（1892—1946），原籍廣東乳源，寄籍南海，生於廣州。當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兼農民部長、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廣東省政府農業廳長、北伐軍總司令部政務局長等職。

　　[18]葉楚傖（1887—1946），原名宗源，字卓書，號小鳳。江蘇吳縣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

　　[19]包同志，即鮑羅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俄國人。1923年來華，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和蘇聯政府駐國民黨代表。1925年7月起任國民政府高等顧問。

　　[20]KMT中央，即國民黨中央的英文縮寫。

　　[21]CP，即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

　　[22]整理案，即《整理黨務案》。見本卷第281頁注372。

　　[23]仲，即陳獨秀，字仲甫。此為陳的批語，下同。

　　[24]廖仲愷，見本卷第275頁注362。

　　[25]《人民週刊》，中共廣東區委機關刊物。1926年2月4日在廣州創刊。張太雷等任主編。1927年4月10日停刊。共出版50期。

　　[26]此處的「民團」指官辦民團，受地方官府和豪紳操縱。

　　[27]古應芬（1873—1931），字勷勤。廣東番禺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廣州國民政府委員兼廣東省政府民政廳長等職。為國民黨右派重要人物。

　　[28]譚，即譚延闓（1880—1930），字組庵，號無畏。湖南茶陵人。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廣州國民政府代理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等職。

　　[29]唐，即唐生智。見本卷第46頁注57。

　　[30]李宗仁（1891—1969），字德鄰。廣西臨桂（今桂林）人。新桂系首領之一。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等職。

　　[31]葉團，即葉挺獨立團。前身為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長周恩來建立的鐵甲車隊。1925年7月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次年5月作為北伐先遣隊開赴湖南、湖北前線，被譽為「鐵軍」。攻佔武昌後擴編為第二十四師。後參加南昌起義。

　　[32]劉文島（1893—1967），字塵蘇。湖北廣濟人。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黨代表兼前敵總指揮部總政治部主任等職。

　　[33]周蔭人，字樾恩，河北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科畢業。歷任陸軍第十二師師長，福建興泉鎮守使、督辦福建軍務善後事宜。

　　[34]聯席會議，指國共兩黨聯席會議，1925年5月決定設立。國民黨方面代表為張靜江、蔣介石、譚延闓、吳稚暉、顧孟餘5人，共產黨方面代表為張國燾、瞿秋白、譚平山3人。

　　[35]孫科（1891—1973），字哲生。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孫中山之子。當時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兼交通部長、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等職。

　　[36]鮑伍，指鮑羅廷、伍廷康。伍廷康即維經斯基（Григолий Наумович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3），俄國人。當時任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代表。

　　[37]粵區，指中共廣東區委員會。

　　[38]廖案，指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右派暗殺廖仲愷事件。

　　[39]第二次民黨大會，即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見本卷第46頁注43。

　　[40]三月二十，即中山艦事件。見本卷373頁注22。

　　[41]國燾，即張國燾（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鄉人。1925年起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中央工農部主任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共軍事部長等職。1938年春叛黨，投靠國民黨。

　　[42]卓宣，即任卓宣，四川南充人。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叛變，投靠國民黨，改名葉青。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43]省港罷工問題，見本卷第179頁注35。

　　[44]罷工委員會，見本卷第44頁注37。

　　[45]太雷，即張太雷（1898—1927），原名曾讓，又名泰來。江蘇武進人。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1925年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常委、宣傳部長、《人民週刊》主編等職。

　　[46]惲代英（1895—1931）又名蘧軒，字子毅。江蘇武進人，生於湖北武昌。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和青年運動領袖。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等職。

　　(1)本文是瞿秋白1926年9月由廣州回到上海後向中共中央所作的報告，曾刊載於黨內刊物《中央政治通信》第3號。其中有陳獨秀（即：仲）的若干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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