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瞿秋白

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

　　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1)（一九二六年八月）

　　凡是一種政治勢力必定有他的經濟地位，這是一個原則。軍閥是現在中國的一種政治勢力；為使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打倒軍閥能夠得到成功，不致成為一個空泛的口號，我們必需要看清楚了軍閥的經濟地位。在各個繁盛口岸可以看到很多的買辦、洋商，他們為外國商人作介紹者。這就是說：大商買辦階級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媒介物。帝國主義要握有中國政治經濟的生殺權，因此造成買辦階級也成為中國的一種政治勢力。買辦階級當然也有他們的經濟地位，就是帝國主義者透過這一個階級在中國據有的經濟地位；為使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打倒帝國主義能夠得到成功，不致成為一個空泛的口號，我們也就要看清楚買辦階級的政治力量。

　　中國的資產階級現在是非常幼稚，大資本家可說沒有，工業資本是很單薄，生產的物品在中國尚不夠銷售。帝國主義各國的資產階級不是如此的，生產的物品是很豐富，在本國是銷納不了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必定發生兩個相反的階級，一個占人數的大多數，即無產階級及農民，他們是沒有力量充分的購買生產品。這些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他們的資產階級就不得不將他的貨物銷售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等產業落後的國家，如印度、緬甸、安南[1]、朝鮮、臺灣等，他們的侵略中國也便是為了這個目的。

　　外國的資產階級要將貨物輸入中國，由外國人的手裡賣到中國人的手裡，他們必需要有買辦階級做他們的中間人。他們不找到中國人做他們的買辦，將無從知道什麼地方可以銷售貨物，什麼地方不能銷售貨物，什麼地方要這種貨物，什麼地方要的是那一種貨物。他們不但要銷售貨物，並且要吸收原料。要能知道那一種原料產在那一個地方，也必需要有買辦。資本帝國主義便透過這買辦階級統治了中國的經濟事業：工、商、銀行業等；買辦階級是直接的統治者，帝國主義便是間接的統治者。

　　在上海、漢口、北京、天津等大都市中，買辦階級的權力非常之大，大銀行、大公司……都在他們手上。上海的銀行公會[2]可以操縱全國的金融，他們的舉動足以影響全國銀價的高低，金融上的一切事宜，出入，折扣等等都由他們規定。買辦階級的地位實足以統治一切。

　　這些買辦階級都是由地主蛻化出來的。

　　每一個人在國內各處地方可以看到一種特殊的人物——紳士，他有很大的威權，在一個地方內的一切事情都得依照他的話辦理。在各地城市或鄉村中常有著名的某大先生，某二先生，某大老爺，某二老爺等先生老爺之流，他們講的話總是比較有力量，有效驗；平民或鄉人，農民等小百姓講的話是不會發生效力的，這是因為紳士們握有地方的政治經濟權（例如，沈玄廬[3]先生在他家鄉浙江蕭山縣，農民等大家稱他做「三老爺」；我的家鄉江蘇武進縣以前有個所謂「惲八老爺」，大家都稱他做「惲老八」，武進地方的一切事務，這惲老八總可以包攬一半，知縣都常常要請示於他）。我們這裡所講的紳士就是地主；在鄉村或城市中固然也有沒有土地的紳士，但是沒有一個地主不是紳士的，就是沒有土地的紳士，也必定是代表地主的利益的「鄉村政客」。紳士們為要保存他們的勢力，他們反對減租，保護舊文化。

　　紳士（地主）們與買辦階級在表面上是很少關係的，其實不然。

　　中國對外貿易繁盛的發展，地主由販賣原料，或經營農村商業，慢慢的與城市商人發生關係，或變為商人，與洋商發生聯繫，最後地主便成為買辦階級的經紀人，或是自己成為買辦（絲、茶、米等是最明顯的例）。這一個關係，帝國主義擴大市場和搜尋原料，造成地主買辦和帝國主義密切的聯繫。地主和買辦在這樣的關聯之中，事實上成為帝國主義者的兩隻手。

　　帝國主義者為要收買原料（這種原料因為中國自己的工業不發達，沒有人能夠使用，如其中國的工業發達，原料在本國有人吸收，那末現在這些買辦未必會發生），帝國主義者便不得不雇傭買辦，設立洋行公司於通都大邑，分行或辦事處於中小口岸。買辦他又必定要自己或使小商人到原料的出產地鄉村中去搜羅，與原料的所有者地主接洽。地主們見到這種賺錢的交易，他們自然要集中更多量的農產品，以待善價而沽。地主們為集中農產品起見，遂想種種方法增加租率，無限制的從農民的手中掠奪他們的血汗。因此種種的關聯，帝國主義者壓迫的實是農民。農民生活的苦痛實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所賜，帝國主義者的兩位幫手——買辦和地主的剝削掠奪所賜。

　　這裡我們可以明白了：打倒帝國主義的意義應該是解除農民的苦痛，繳卸帝國主義的武裝，壓制買辦與地主。

　　在各地縣治或是農村，地主大半是兼為官僚，紳董或鄉董要大地主才有資格做，縣長面前也只有大地主才有講話的機會。中國許多官僚，他們做過一任什麼官之後，便刮了一層地皮去，回到家鄉購置田產，這裡證明了地主本來便是官僚。中國舊時的統治階級就是他們——地主。

　　中國的農民要繳納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繳納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雜稅，每個農民最低限度的損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來的只夠他們吃飯，甚至飯也吃不飽，其他更是無從說起。農民到不能維持他們生活的時候，只有二個辦法：一是借貸，因此受紳士地主的重利盤剝，往往會因債務的日積月累，結果成為債主的奴隸；二是典當，凡是押鋪及當店也都是地主紳士等開的，同樣是被地主剝削。在鄉村及城市中，講起某人如何富有（這些富有的人就是地主紳士），終是描寫那人有多少田地房屋，幾家錢莊，幾家當鋪，幾家漕坊（醬園、酒坊等），幾家米店，這些也都是地主剝削農民的工具。地主紳士們有了這些權利，便在各處握住了全中國的經濟命脈，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

　　帝國主義沒有侵入中國以前，地主紳士從農民那裡剝削得來的錢財，除了供給自己享樂，間或做一些「慈善事業」之外，多餘的金錢只能藏在地窖裡，吃不了賣不完的米穀屯積在倉庫中，很少有作用。及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地主們剝削掠奪得來的財富，除供給自己享樂外，並可以拿出來經營商業，以前屯積貯藏起的東西都可以賣給帝國主義者，不論是米、葛、麻、絲、茶葉……帝國主義者是沒有一樣不要的。譬如在蘇常[4]、無錫一帶的繭行，從前一共只有二百餘家，現在已經增加到二千餘家了。地主紳士等從帝國主義侵入之後，他們得到了很多利益，農民卻因此更加痛苦，因為地主想從帝國主義者手裡得到更多的利益，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

　　中國的農民受的痛苦最深，但他們的數目占全國人口的絕對大多數，農業亦為中國的主要生產事業，農民實為中國經濟生命的主體。如果中國的農民永遠受著這樣重的壓迫，中國的工業一定不會發展，因為大多數的農民非常的窮苦，沒有錢購買貨物，工業品無從得到廣大的銷售市場。社會進化的普通公律：封建社會的崩潰，跟著的必然是資本主義的出現。中國的現象如何？一面工業不能發展，農業卻又日益破產，農民都失業破產不堪困苦，集聚到城中來，又沒有這許多工廠容納他們，於是便成為兵匪。這是農民問題中的重要問題，也是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問題。

　　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他必定勾結地主、大商人來儘量的銷售貨物，並且經營工業。中國現在雖然已經有了幾個資本家，可說是有了一些工業，但究竟太少太衰弱了。如南洋兄弟煙草公司[5]、上海等處的紗廠等等，以及南洋、舊金山的僑商，可以說是中國工業或是中國的資本家，但是中國的關稅不能自主，中國幼稚的工業遂處處受著限制、剝削，以致出品的成本昂貴，這樣，如何能與帝國主義者進步的大機器生產，成品低廉又占著協定稅則的便宜的貨物競爭呢？如何能使中國的工業發展呢？帝國主義者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崩壞，建立了「帝國主義市場的中國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民族」的資本主義社會卻無從建立。所以中國社會進化過程：封建制度崩潰、資本主義的建立，稍稍有一點工業的時期，社會中階級的對立成為特殊的現象：一方面是工農階級，一方面是封建的餘孽地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畸形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掮客——買辦階級。

　　中國的革命勢力——小商人、工人、農民，要推翻地主、買辦、軍閥、帝國主義，必需要明白這一個經濟原因，就是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買辦的經濟基礎和經濟關係。我們要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必需要知道帝國主義軍閥的經濟基礎是什麼，就是說要能夠知道更具體的打倒他們的辦法，要曉得他們如何能在中國生存。抽象的名詞，空洞的口號是不能使他們受打擊的。所以國民革命必需要是革地主買辦的命，就是掘去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命根——他們的經濟基礎。

　　在政治上，國民革命的工作，打倒軍閥，不僅只打倒袁世凱[6]，打倒吳佩孚[7]等幾個人，要看清楚了現在軍閥在中國所以有政治勢力的根源，然後才能給他們重大的打擊。

　　中國的軍隊與外國的軍隊同樣是武裝的組織，可是他們的作用不盡相同。外國的軍事領袖無論他有多大的武力，但他不能有很多的政治作用，不會成為中國式的「軍閥」。中國的軍事領袖卻不然，是握有政治的大權，成為特權階級——軍閥了的。我們要瞭解中國的政治問題，就必定要明瞭為什麼中國的軍事領袖是如此，他們代表什麼階級。

　　在中國本來是地主階級統治的國家，封建制度的國家，在事實上各地或各省都是獨立的，因為經濟上沒有更廣大關係的需要，如像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的經濟關係。因此也用不著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龐大的軍備，和統一的指揮。所以歷代名義上雖然有一個皇帝，實質上是並不統一。在太平天國[8]以前，各省的軍隊不滿六千人，只有北京的御林軍的人數才有一萬以上。因為在那個時候，沒有如此的經濟力量，不能養活許多兵，並且是無須乎這樣。到現在不同了，因為農業的破產，很多困苦的農民，客觀上的革命勢力，成為土匪。有了很多土匪，於是必需要有武力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強盛的軍隊由此就漸漸的發生了。中國沒有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政府，因為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受了帝國主義的壓制不能強大起來，還不能掌握政權保護他們自己，因此也不得不乞援于軍人，於是政權便落于軍人的手中。中國的社會依然是封建的形式，但封建制度卻又因為帝國主義的侵入墮落了他的聲威，破壞了他的道德，沒有什麼君臣之禮了，獨一無二的軍人遂能操縱一切成為軍閥。因為軍閥是封建社會的餘孽，他實是代表地主買辦階級，他的力量也必然用以保護地主買辦的利益的，所以，我們往往聽見軍閥士紳也常常亂叫「維持安寧秩序」，這所謂安寧便是帝國主義買辦地主的安寧。

　　在五卅[9]之後，國民軍傾向于一般民眾（小商人，工農階級）的一方面來，帝國主義者固然是驚駭相告，要張、吳[10]攻打國民軍[11]，買辦、地主也是同樣的明裡暗裡幫助張、吳打國民軍，說是因為國民軍赤化了的緣故。實際上他們是向民眾進攻，向大多數的農民進攻，保護他們自己（地主階級，及脫胎于地主的買辦階級）的利益。討赤戰爭時期的北方農民的苦痛：無限耕地的荒蕪，千百萬難民流離的那種現象，是很明顯的例證，證明了這種戰爭是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的武力向農民的進攻。這種災難，地主們是受不到什麼損害的，他們可以跑到天津或別地的租界裡去，很逍遙自在的過他們的生活；大商人、買辦階級是更積極的幫助張、吳，如北京總商會幫助張宗昌[12]發行軍用票。在平時，軍閥也是在各處與當地商會領袖、買辦階級，或是教育會領袖、紳士等勾結的。軍閥要商會捐款等，並沒有要商會的領袖們自己腰包裡的錢，都是攤派給各小商人的。大商人與地主雖然不自己掌握著政權，但是軍閥掌握著，照樣是保護他們的，雖然也有時對他們有些微的威迫，這不過是如同大家庭中的忤僕一樣無關緊要的，因為忤僕無論如何的不好，他終是要依靠著主人才能生存，他們——地主與買辦是軍閥的命根，是軍閥的經濟基礎。

　　我們還有例可以證明中國的統治階級是地主、買辦階級。許多由官僚告老或其他原故還鄉後，他們時常在他們家中私刑拷打農民，沒有人能夠干涉，在廣東或者不同，是用民團來壓迫農民。許多小縣份中，紳士、商會會長等有至高無上的威嚴。民治主義的國家是無論什麼人都沒有隨便逮捕他人的權力，可是中國各處紳士、商會會長的一張名片便可以捉人，農民更是隨時隨地可由他們逮捕、拷打、囚禁。現在沒有什麼皇帝或是公侯等爵位，地主、紳士都同他們是一樣的東西，買辦也同樣是幫助地主壓迫農民的。在長江南岸有很多沙田，本來農民可以用很少的代價向官署領到這些土地，現在都被大地主仗著他的威權，以他的金錢侵佔了這幾千萬畝的沙田。這件事證明了政權被地主們掌握著；另一方面表現將漸漸進入大農業生產，慢慢的展開資本主義的農業，也就是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們準備奪取資本主義時候的政權。最明顯的例就是南通的張謇[13]，他開辦工廠，工廠工人的宿食及宿舍內的市場也完全是他包辦；南通的市政、司法、教育一切的行政設施都得受他的節制，就是遊藝都要干涉。他是地主、大資本家、官僚，他是中國統治階級本身形態的寫真。中國的資本家大多數是地主，完全沒有脫離地主的地位，如上海紡織業資本家穆藕初[14]、聶雲台[15]等，他們都是兼為大地主的。在各縣各村可以看出政治的半獨立或完全獨立的性質，掌握政權的便是地主。在事實上地主階級是軍閥的主人，所以我們要打倒軍閥必須打倒地主。

　　在政治上、經濟上可以見到帝國主義及軍閥在中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為有這些反動階級做他們的經濟的政治的命脈，我們的結論因此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必需打倒地主與買辦階級。打倒陳炯明[16]之後的廣東農民仍舊感覺許多苦痛，就是因為沒有很決斷地割斷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命脈，嚴厲地壓制地主與買辦。現在廣東農村中許多問題，也便是因為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鞏固廣東革命的基礎，乃至完成中國的革命，必需要是很決斷、很徹底、不稍姑息地解決這一個問題，推翻帝國主義、軍閥生存的經濟基礎——地主階級、買辦階級。

　　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買辦之後，即刻建立一個人民的國民政府，在這個政府中必要給農民以參加政權的自由。

　　中國的革命史應該是從陳勝、吳廣[17]那時候寫起，隨後便是由赤眉、黃巾[18]至「流寇」[19]，最近的是白蓮教[20]、義和團[21]、太平天國。從來一般人認他們是「匪徒」，這是與現在說農會便是「土匪」同樣。中國的經濟發展得非常遲緩，在歷史的過程中因為人口增加而發生問題，每一個時期都是如此，而有農民反抗運動的發生，再有新的建立，所以以前中國革命史是農民革命史。

　　每次的農民革命成功之後，政權都落到別人手裡，農民自己並沒有得到成功，這是因為有下列的缺點：

　　（1）沒有良好的組織。

　　（2）沒有民權主義的實力，於是握取政權者成為皇帝。

　　（3）迷信，如白蓮教、義和團、太平天國都有宗教的力量為他們的維繫，這是因為農民很少團結力。每次運動往往成為暴動，如其沒有宗教將是散漫不可收拾，從過去的義和團到現在北方的紅槍會[22]都是如此。

　　（4）沒有強有力的革命階級做他們的領袖，如現在的中國無產階級。

　　現在的農民就不盡如此了，其所以不同的緣故，因為現在資本主義漸漸的發展，在大城市中間已經有了工人，無產階級已形成一種力量，農民可與工人聯合奮鬥，農民得到這支生力軍的輔助，形勢當然不同，不像以前那樣的原始暴動而為有組織的鬥爭了。農民也已經知道在革命的行程中，無論什麼時候，他們必需要有團結與組織，並且知道要得勝利必定要與工人聯合。

　　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各階級的，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時大商人也來參加）、工人、農民，以及革命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各階級的人們都需要這樣的革命，這一個革命工作必定要解決農民問題，解決了農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說是國民革命成功。

　　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戰線，是一方面為工、農、小商人，一方面為地主、買辦、軍閥、帝國主義。在這樣形勢的戰陣中，革命的隊伍裡也有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他們是與買辦階級不同，需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可是與工人、農民大不相同。工農及小商人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目的是在於：群眾的團結，一切自由、一切權利的獲得，在政府裡有各界的代表，他們這些目的是很正確，如能依照這目標去做，國民革命才有真正的勝利可以得到。資產階級不然，他們恐怕工農的力量大了，他們將因此受害，不能盡其所欲地來剝削工農，因此他們對於革命終有些疑懼。買辦與大商人更是一種反動的力量，是非常討厭的東西。在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他可以表示些傾向改良政策的論調；到反動時機到來時，他立刻會壓迫工、農、小商人等革命分子。譬如上海五卅運動開始時，上海總商會也能在勢所必然的強迫之下發出罷市的命令，也能夠提出十三條要求[23]，雖然是修改了代表絕大多數人民團體（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十七條[24]。到了末後反動局面開始後，上海總商會即刻改變其態度，嗾使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以至於秘密槍決劉華[25]。可是從這買辦階級裡，在經濟上可以稍稍發展出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在政治上這些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便是新右派。他們滲入國民革命的戰線而力爭其領袖權，憑藉軍力，實行其扼制工農與向帝國主義買辦地主妥協之政策。

　　中國國民革命的意義，是在解放農民，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從帝國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建設資本主義的中國，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工人並不怕資本主義的強大，資產階級卻在怕工人勢力的增高，這是必然的；所以在國民革命中資產階級參加，工人也參加，但是國民革命的指導權必定不能使之落入資產階級的手裡。同時，這所謂「資產階級的中國」在國民革命真正勝利之後，他必須加入社會主義的經濟聯盟，即與蘇聯聯合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在這世界社會革命的時期，是可以與世界革命合流直達社會主義的。從事於中國革命的，不論共產黨或是國民黨，都應為著創立民權主義的中國而奮鬥；為著解決農民問題，使農民所受的剝削減少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用種種方法——減租、免稅、改良種子、興辦水利等等達到這個目的，使農民的收入得到其收穫之百分之八十。達到了這個目的之後，農民然後能安居樂業，實業才能發展，工業品才能在農村中找到銷路。減少農民的剝削就是減少地主的收入。這一層資產階級的新右派是很難瞭解的。他們所以至多只能結合少數富農，而不能解決農民問題。

　　國民政府能夠得到農民，則國民政府才能鞏固，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才能得到勝利；真實擁護工農的黨，才能夠領導中國革命。

　　在事實上，誰能代表工農利益，誰能給工、農、小商人以政權，那末，誰就能夠解決農民問題。必需要壓迫地主使其減租，打倒地主勢力，才能獲得農民群眾，革命的基礎才能鞏固，才能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權力。如其怕農民組織的強大，怕農民暴動而畏縮，不敢提出為農民利益的政綱，不實行為農民利益的政綱，必定因此不能得到農民的擁護，且要受農民的攻擊和反對。總之，中國國民革命是要解決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用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工人階級的領導來鬥爭，才能得到勝利。

　　五卅運動的一大狂瀾因為缺少農民參加（雖有紅槍會等起來，但是太少，太遲了），致五卅運動沒有結果。農民運動到現在已日益高漲了，很急切的要一個保護農民的政綱及農工勢力的結合。忠實於革命的黨人，要即刻拿出決心來制裁地主、買辦、土豪、劣紳。不要忽視了，這是目前重大的問題，是國民革命的重大問題。

　　最具體的辦法是：

　　（一）解決農民經濟的束縛，用政治勢力切實解決之；明定「耕地農有」的標語。

　　（二）武裝農民，組織農民自衛軍，使他有自己的武裝保護他自己的利益。

　　（三）農民參加政權，鄉村的政權歸農民，城市的也要有農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農民與一般人民代表會決定後才能實行。

　　（四）嚴厲的無情鎮壓一切買辦地主階級之反革命運動，剝奪其政權。

　　注釋

　　[1]安南，即越南。

　　[2]上海銀行公會，1915年由上海金融資本家建立的團體。2年後創辦《銀行週報》作為銀行界的喉舌。

　　[3]沈玄廬，見本卷第45頁注42。

　　[4]蘇常，指江蘇的蘇州、常熟。

　　[5]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舊中國華僑資本經營的最大機制捲煙業。1905年創辦於香港。後在上海、漢口等地設立分廠，在河南、安徽、山東設立烤煙廠。後因英美煙草公司壓迫，業務衰退。

　　[6]袁世凱，見本卷第317頁注52。

　　[7]吳佩孚，見本卷第41頁注⑧。

　　[8]太平天國，19世紀50年代由洪秀全、楊秀清領導的農民革命建立，奠都南京。太平天國革命自1851年金田村起義起，轉戰桂、湘、鄂、皖、蘇、浙、豫、晉、冀等18省，堅持鬥爭14年，至1864年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下失敗。

　　[9]「五卅」，即1925年的五卅運動。

　　[10]張吳，即張作霖、吳佩孚，見本卷第41頁注⑧。

　　[11]國民軍，見本卷第41頁注⑦、第286頁注⑤。

　　[12]張宗昌，見本卷第47頁注59。

　　[13]張謇，見本卷第272頁注327。

　　[14]穆藕初（1876—1943），又名湘玥。上海人。工業資本家。曾在上海、鄭州創辦德大、厚生、豫豐等紗廠和勸工銀行。

　　[15]聶雲台（1880—1953），湖南衡山人。工業資本家。曾任上海複泰公司經理、恒豐紡織新局總理、吳淞大中華紗廠董事長兼總經理、上海總商會會長、全國紗廠聯合會副會長、上海工部局董事等職。

　　[16]陳炯明，見本卷第107頁注⑦。

　　[17]陳勝、吳廣，秦朝末年農民起義的領袖。

　　[18]赤眉、黃巾，分別為西漢末年和東漢末年的農民起義軍。

　　[19]流寇，指唐末黃巢起義，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他們率領起義軍從北到南，從南到北，流動性很大，被統治階級誣稱為「流寇」。

　　[20]白蓮教，起源于宋代。元、明、清三代秘密在民間流行，因依託佛教的白蓮宗而得名。此處指清嘉慶年間及其後來爆發的白蓮教農民起義。

　　[21]義和團，19世紀末華北農民群眾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1900年春，義和團在華北、東北特別是京津一帶以「扶清滅洋」為號召進行激烈的反帝鬥爭，引起帝國主義的極大恐懼，組成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

　　[22]紅槍會，見本卷第42頁注14。

　　[23]上海總商會的十三條要求，見本卷第327頁注22、第357頁注16。

　　[24]工商學聯合會的十七條，見本卷第84頁注⑨、第357頁注15。

　　[25]劉華，見本卷第72頁注14。

　　(1)這是瞿秋白1926年8月在廣州的演講，瞿景白記錄。原載同年11 月30日出版的中共黨內刊物《我們的生活》第4期，曾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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