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巨頭會議和政治公開問題|瞿秋白

北京的巨頭會議和政治公開問題

　　（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

　　最近吳佩孚[1]匆匆北上，號召四巨頭會議——吳、張、閻、孫[2]，解決中央政府問題。四巨頭之中，吳佩孚是主張曹錕賄選[3]的法統，主持顏惠慶攝閣[4]的；孫傳芳也算已經表示贊成顏閣的了；張作霖則于沉默一時消極抵制之後，忽然堅決表示反對顏閣，所以提出政治法律須公開討論的問題；閻錫山也主張於軍事解決後，召集軍閥和名流，開國是會議。這是反赤軍戰勝國民軍後，內部開始衝突的第一幕。吳佩孚以東南軍事上的利便牽制孫傳芳，造成反奉同仇的空氣，所以孫傳芳不得不敷衍他。閻錫山也因受國民軍攻擊，不得不希望奉張在熱河方面牽制國民軍，因此表面上改變親吳的態度，而要出來轉圜。所以事實上不過是張吳雙方的爭執，護憲護法的衝突，更實際些，便是張吳軍事政治上互爭優勢的鬥爭。孫閻既是第二等的動力而不是主要的動力，吳佩孚因此便於行抵保定之際，索性說出只和張作霖協商政治主張，不願多人參加。

　　吳佩孚似乎依據著反赤戰爭開始時的密約，想劫持張作霖而壟斷政權，更因為閻錫山已經變態，孫傳芳又非死黨，至於其他小軍閥和名流元老，更加人多口雜，所以有這種主張。照吳佩孚這種意見來看，仿佛巨頭會議的問題，只在政治方面，只要張作霖對護憲、顏閣問題讓步，吳佩孚便可以獨掌政權了；一般人的觀察也或者以為這是反赤勝利後各大軍閥在政治上爭執的解決方法，以為吳佩孚因顏閣有人拆臺，所以亟亟北上，號召巨頭會議。

　　其實不是如此。現時張吳兩大軍閥面前的問題，固然是怎樣合作討赤，以執行英日帝國主義的命令，鞏固反動政權，實現「統一西北，討平西南」的野心；但是，張吳部下的小軍閥，各人都需要地盤，這種衝突的劇烈，在最近已經有一觸即發的形勢。因此，吳佩孚獨攬政權的陰謀大受打擊，而不得不亟亟北上以謀解決。所謂直奉合作進攻南口的反赤戰爭[5]裡，雖然「徹底掃清赤化」的宣傳佈滿全國，然而張吳內部的矛盾已經繼長增高的發現出來。當進攻南口時，直系的田維勤[6]、靳雲鶚[7]有與孫傳芳密約對付奉張，尤其是對付直魯聯軍[8]的消息，所以奉方催促田維勤進兵時，田答謂「械餉兩缺不能作戰，奉方如能充分接濟即聽命，否則請君等以獨力廓清西北」。等到後來，奉系的直魯聯軍決計以尚無地盤的李景林[9]做先鋒，單獨沿京綏線西側向國民軍攻擊；那時，田維勤又說「此路戰役，我直軍獨當之，請改別路進攻」，甚至於故設疑陣，冒充國民軍旗幟，掩襲李景林軍。李景林因此便不得不退；張宗昌、張學良[10]等也知道田靳方面的詭計在於挑撥戰爭，使國民軍得襲其後，因此紛紛退出北京，對顏閣表示反對。所以，張作霖在巨頭會議之前，很明顯的提出李景林、齊燮元[11]、靳雲鶚、田維勤等的地盤問題。最近報上又有「新直系」[12]形成的風說——既名直系，何必加一「新」字，自然是表明吳佩孚勢力的分化，同時，也仍是一種反奉勢力。這便是地盤問題糾紛的證據。這一問題不解決，北方軍事上的變化和衝突，遲早必要爆發，反動勢力聯合統治的計劃，勢必失敗，這叫做「魔王劃策，小鬼搗亂」。國民軍又在這當口猛攻山西，更是反動統治的大危險。所以巨頭會議的最緊要的問題，實在是軍事上的問題。

　　可是，這些「魔王」——英日吳張之間也有嚴重的爭執，顏內閣的問題，並不在護憲反憲的法律問題上，卻在承認金佛郎案[13]、西原借款[14]與否的外交問題上。我們看見最初顏內閣成立時，張作霖只有消極的反對，而不能公然的抗議。當會攻南口事件發生奉直兩系的衝突後，奉系將領紛紛出京，在奉天開軍事會議，當時那些奉系「小鬼」——張褚[15]等的代表，主張與安福[16]、交通[17]、政學[18]等系攜手，即日通電反顏，力迫直軍出京，無論如何不撤回奉系軍隊。小鬼固然是憤激不堪，力爭地盤，但是那時（五月十八日）魔王張作霖卻還力排群議，主張對顏閣旁觀，同時，對南口改攻為守。張作霖的恐懼和退縮，不是沒有原因的，是等待日本帝國主義的訓令，想先從外交上著手。果然，五月十九日的使團會議[19]上，美國公使主張「為中國之和平起見」，應承認顏閣；英國公使便公開的說：「此次顏之恢復攝閣，悉系繼續民國十三年之內閣，當然予以承認……。」日本公使便竭力反對，說：「現在之顏閣純為不合法之內閣……且並未聲明是否擔負十三年十一月以後外交條約之信用與責任，況……奉天方面並無具體意見表示。」因此，決定暫緩正式表示，各自請示本國政府。所以雖然十九日使團已經答覆顏惠慶兼任外交總長的通告，而日本公使隔一日（二十一日）便正式聲明：這並不就算承認，承認問題必須附有履行條約上之義務，而且要看新政府完全就職成立後之權力如何。所謂履行十三年十一月後之條約（段政府[20]時期的），便是要現政府承認金法郎案和西原借款的抵押辦法。所謂新政府的實力，便是要容納奉系的閣員。日本拿這一問題去難顏閣，是和張作霖很公開的勾結；張作霖的主張政治法律問題公開討論，其實也只是要等公使團的「公開討論」。所以等到日本態度明顯以後，奉張也就正式電複吳佩孚，對曹錕電辭總統認為贅舉，對顏閣攝政認為違法。這種強項能度，仿佛使人相信張吳真要為憲法問題而開戰。實際上呢，憲法約法完全是廢話。張作霖的公開主張，只是要延請「海內名流」，如閻錫山、孫傳芳、張宗昌、李景林、齊燮元、靳雲鶚、王士珍[21]、趙爾巽[22]、孫寶琦[23]、顏惠慶等的軍閥、官僚、帝制派、保皇黨的國是會議；他決不爭甚麼「南京臨時政府的法統」（約法），或是「民意」解決國法問題；他只要勸吳佩孚勿堅持護憲（即吳派獨佔的顏閣），主張先決軍事（共同討赤），由元老中推一人，暫時維持中央政治及軍事善後（自己多占些政權）；他只要關稅會議[24]仍舊進行（繼續辦理日本對華的所謂「互惠稅則」）。總之，張作霖只求日本帝國主義利益的伸張，抵制英國趕辦關稅會議，以二五加稅[25]發行賣國大公債而贊助顏閣的陰謀。吳佩孚呢，也有顏惠慶可以只算事實內閣的意思，甚至於說顏內閣可以正式辭去，另行委任接替。——他間接表示北上的目的注重于聯合反赤的軍事問題（路透社）。而內幕之中，當然是英國政策在那裡操縱，力求抑制日本勢力。這一問題的解決，完全看英日是否妥協，是否造成張吳日英聯立的內閣，是否是日本承認英國對於關稅會議的政策，而英國承認日本西原借款及法國金法郎案，以為互相交換的條件。所以北京的巨頭會議，表面上雖是政府組織問題或所謂法律問題，實質上是英日關係的外交問題。

　　總而言之，北京的巨頭會議是英日吳張的分贓會議；是征服中國的英日商議宰割中國，征服民眾的張吳商議出賣中國的會議。英日侵略中國的利害衝突，張吳賣國的方向不同，各小軍閥宰割地盤分贓不均，因此爆露出許多矛盾。這一會議的主要問題，只是軍事上地盤分配以避內部崩敗，外交上英日協商交互讓步的問題。那裡是憲法問題，那裡是「政治公開討論」，「民意解決國法」的問題呢！

　　英日帝國主義在北京屠殺、反赤軍勝之後，以全力維持張吳的合作，制止軍閥內部的衝突，這種「魔王計劃」是要鞏固反赤的聯合戰線。如今這兩個問題：軍事上和外交上的權利分配問題，使他們的合作到了一個緊急關頭，或是自相衝突而崩敗，使國民軍、廣東政府[26]以及民眾的勢力乘機發展，或是更加固定雙方的合作，消弭衝突于一時，而以姦淫擄掠軍票雜稅壓迫屠殺的反動政治，普及於全國，「統一」中國。第一個軍事上的問題，是各小軍閥內部很嚴重而不易解決的衝突，李景林、田維勤、張宗昌、靳雲鶚等的地盤問題，非常之容易爆發，他們之間的戰爭，在最近期間並非不可能的。第二個外交上的問題，卻也許是英日雙方暫時的互相牽制，以相逼迫而自爭些優勢，尤其是日本，看著英吳勢力在顏閣成立時可驚的伸張，必然要有的對策，——這種互爭不致於使他們很決絕的破裂。但是，我們在這兩個問題上，都暫且不下斷語，且看一般「社會輿論」是什麼態度。

　　我們應當知道：如果軍事地盤的問題能以妥協解決，那麼，只有一條路——便是實現帝國主義「徹底肅清赤化」之魔王計劃，強使小鬼停止自相衝突，而盡力進攻國民軍，奪取地盤來安置這班小鬼。奉天在張作霖動身去會吳佩孚之前，開過一次軍事會議，便有分割熱河、察哈爾、綏遠各區的計劃。這種結果，當然使吳佩孚也不能不經營山西、陝西，以及南方的湘、粵、川、黔等。那時，現今在河南山東的屠殺、奉天京津的軍用票等類的東西、苛捐雜稅、預征田賦，以及其他一切殘虐政策，勢必至於波及各省，中國各界民眾都只有做馴服的奴隸，否則便須武裝革命。如果，外交上的爭執問題得以妥協解決，勢必至於改組顏閣，使成英日張吳共同的政府（東方社宣傳說：吳佩孚已預備「推戴眾望所歸而無黨派色彩者為正式大總統，聞北洋派之巨頭王士珍最有希望」）。不論這種政府的形式如何，必以交互承認日本之西原借款，法國之金法郎案，以及英國對於關稅會議的政策，為必要的條件。那時，中國的權利，不知道要出賣多少，吳佩孚、張作霖的武力火並政策，便得著充分的財政上的援助。五卅交涉成了一場噩夢，關稅自主也是石沉海底……賣國的大借款、大公債，以及其他種種喪失國權的事，不知道要有多少出現！總之，列強帝國主義和各派軍閥的聯合戰線，是中國民族和民眾最危險最可怕的敵人，是他們賣國殃民最厲害的政策。這兩方面的局勢——英日吳張軍事上外交上的妥協——未必見得能完全實現；即使一時實現，內部又有繼續不斷的衝突髮露，其勢終竟是崩敗反動統治；何況民眾力量的反抗，如各地農民的暴動和工人的鬥爭，足以打擊反動勢力而促其崩敗，國民軍及國民政府的力量，也就足以利用這些衝突而為保衛民眾利益而戰。但是，中國的所謂輿論，竟有馨香而禱祝這種局面的實現的！

　　請看上海總商會機關報——《中國公論報》[27]的話：

　　……張氏之反對曹錕，未曾有違法之嫌。……宜勿斤斤于議員私德之不良，而應以法律為指歸。換言之，當議員草定憲法，經過初讀、二讀、三讀合法手續之際，當研究其資格之是否存在，以資根本解決。曹氏之賄選總統案，亦可按律處置，藉得公平之裁判。

　　北京之非常狀態，詎容其存在，自應早建政府，俾凡百庶政，不致失其樞紐，久陷停頓。至顏氏之重掌內閣，亦屬政局上自然解決之途徑。……倘奉系有力分子不滿於顏，則顏氏本有任命繼任者之權，大可以泯除爭端，免釀衝突。夫吳張之間如再啟戰禍，必致兩敗俱傷，誠宜互相尊重，以維永久之和平；非然者，徒令國民軍坐收漁人之利，以回復其實力。吾非謂國民軍中盡屬共產分子也；徒以該軍之領袖持親俄態度，致令宣傳共產之進行，得其卵翼，而易於發展耳。

　　張作霖要想以公開討論抵制顏閣和護憲，上海高等華人居然參加討論而表示贊成護憲。這些高等華人最初還說張作霖要求撤退加拉罕[28]是「對俄失態」，如今稍稍得到帝國主義的允諾和假意的讓步，如收回越界築路和三名華董[29]之類，便反過來反對「共產宣傳」。殊不知道虞洽卿[30]在日本演說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口號，便是四年前中國共產黨早就提出來的。高等華人因反對共產宣傳而反對國民軍，因反對國民軍而懇求張吳合作，「以維永久之和平」。不但這種「和平」，可以使全國商民工農處於極殘暴的壓迫之下，京、津、豫、魯便是實例；而且這種「和平」永不可能，因為他們合作之條件，恰好是屠殺和戰禍——南征北伐。虞洽卿等在未得華董與參議以前，還說對外必須實行兩原則：民族平等和國家主權。如今總商會機關報居然希望張吳合作，可是他們合作的條件是違背這兩原則，——便是賣國大借款或大公債，斷送關稅自主，承認金佛郎案和西原借款，各自勾結英日，使反赤宣傳——反對召集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反「共產」運動，得其卵翼。高等華人的機關報居然公開的贊成賄選憲法，說甚麼賄選與「國會議員之立法權亦複無所妨礙」。可憐的高等華人呵！你們竟想以偽和平的假面具，掩飾你們個人權利祿位的貪心！便是一般受著這種「偽和平」催眠的所謂「輿論」，也竟希望「王士珍」之類「高蹈遠引」的文治總統（如心史的言論）……總之，至多總只想維持現狀，哀懇軍閥的和平仁愛；無論是賄選的恥辱，是關稅協定的束縛，是大借款西原外債金佛郎案的損失國權，是軍用票的壓榨，是一切自由的摧殘，是整萬整千的農民屠殺，都可以忍受，都可以不顧！我們不用說工人、農民了，這些「下等人」受些苦，死這麼幾百萬，都可以和「高等人」無干！我們就說普通的商民罷，就說一般稍有廉恥的中國人罷！西北和湘粵的居民，願意受吳張合作的進攻和蹂躪嗎？京津的居民，願意繼續現時所受吳張的壓迫，如軍用票和姦淫擄掠嗎？全國人民願意吳張合作，反動統治的殘暴政策「維持永久之壓榨」嗎？一般商民，願意吳張合作而斷送關稅自主，受二五稅抵押的大借款和大公債的賣國嗎？願意忍受西原借款的抵押和金佛郎案的損失嗎？一般生性幸而還不是豬仔的中國人，忍心承受賄選民國元首的恥辱嗎？如果不願意，那麼，請大家看看所謂高等華人中之「優美華人」，有甚麼資格代表你們，冒充「華人意見」，主張接受這些恥辱和壓迫！

　　北京的巨頭會議，是軍閥之間想建立聯合戰線，以備這樣賣國殃民的會議。高等華人的輿論，是贊助這種賣國殃民政策的。我們平民，就是商人，也應當起來反對這種會議，反對贊成張吳合作的「華人領袖」。中國政治應由我們公開討論，不能由「少頭的或多頭的巨頭會議」來宰製。我們平民，不能放任「人民的或華人的領袖」欺罔我們，出賣我們，拿偽和平的口號敦請張吳合作。我們怎樣反對這種巨頭會議？——就是四萬萬人的「小頭會議」。中國的平民、商人、工人、農民，應當不要看輕自己的「小頭」，大家切實的團結起來，推翻把持輿論操縱機關（如商會之類）的「高等華人」；實行抗稅抗捐，反對：

　　一、賄選的國會攝閣的現政府；

　　二、現政府的賣國大借款；

　　三、現政府的追認西原借款和金佛郎案；

　　四、張吳合作的戰爭苛稅雜捐、軍用票等類的壓榨政策，摧殘人民自由的屠殺壓迫！

　　抗稅！抗捐！抗用軍用票！誰敢勾結軍閥，攤派公債或軍用票等的（商會領袖），我們便推翻他！我們平民自己的團體——「小頭會議」應努力組織堅固，肅清內奸；我們便能進一步，實行並贊助防衛國家人民權利的革命戰爭，求得真正的永久的和平。我們只有這樣來過問政治，這樣的實力鬥爭勝利，然後我們「全國的小頭會議」——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才能召集，才能成為中國的主人翁。否則，在現時張吳合作的「巨頭會議」之下，我們大家都是奴隸，都是亡國奴！

　　原載《嚮導》1926年6月9日第157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吳佩孚，見本卷第41頁注⑧。

　　[2]吳張閻孫，指吳佩孚、張作霖、閻錫山、孫傳芳。見本卷第41、138、46頁注8、12、55。

　　[3]曹錕賄選，見本卷第74頁注32。

　　[4]顏惠慶攝閣，見本卷第44頁注31。

　　[5]1926年初，日、英帝國主義就策動奉直軍閥聯合，在「反赤」的旗幟下，反對北方的國民軍和南方革命勢力。3月，奉軍進攻大沽口和天津，日本軍艦公然助戰，國民軍被迫撤出天津。不久又由北京退守南口。6月，直奉軍聯合進攻南口，雙方展開激戰。8月，國民軍失利，師退西北。當時馮玉祥正在蘇聯考察，聞訊後立即回國。9月17日，在五原誓師，組成國民軍聯軍。隨後採取「圍甘援陝」的方針，佔領陝甘，力量大增，故又被稱為西北軍。1927年又「聯晉圍豫」，進軍中原，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

　　[6]田維勤，陝西蒲城人。直系將領。曾任吳佩孚部第二路軍總司令。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任國民軍河南第二軍第十四混成旅長、第二十師長。次年吳佩孚複起，又擁吳。1926年參與進攻南口國民軍。後任討賊聯軍前敵總指揮。

　　[7]靳雲鶚，見本卷第41頁注⑩。

　　[8]直魯聯軍，見本卷第47頁注60。

　　[9]李景林、張宗昌，見本卷第42、47頁注13、59。

　　[10]張學良，見本卷第149頁注⑥。

　　[11]齊燮元（1879—1946），字撫萬，號耀珊。直隸甯河（今屬天津）人。直系將領。1921年起任江蘇督軍兼蘇皖贛巡閱使、浙滬聯軍第一路總司令。當時任吳佩孚十四省討賊聯軍副總司令。

　　[12]新直系，指直系軍閥中後起的以孫傳芳為首的軍閥集團，既與直系吳佩孚有聯繫，又成一獨立系統。當時盤踞浙、閩、蘇、皖、贛5省。據傳說孫傳芳與靳雲鶚、田維勤及國民軍有聯繫，擬組成新直系，擁孫為領袖。

　　[13]金法郎案，見本卷第178頁注23。

　　[14]1917年7月至1918年9月，皖系北京政府為了實現武力統一，不惜出賣國家主權，由曹汝霖、陸宗輿經日方西原龜三之手，向日本借款15筆，合計約2億多日元。史稱西原借款。

　　[15]張、褚，即張宗昌、褚玉璞。褚玉璞，字蘊山，山東人。奉系將領。歷任東北陸軍第二師第三旅旅長、督辦直隸軍務善後事宜兼省長。

　　[16]安福，即安福系。見本卷第124頁注⑥。

　　[17]交通，即交通系。指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以梁士詒為首的官僚政客集團。辛亥革命後，梁士詒先後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交通銀行總經理、北京政府財政部次長、交通部長等職，培植勢力，自成系統，被稱為交通系。

　　[18]政學，即政學系。1916年11月，由國民黨籍議員張耀曾、李根源、谷鐘秀等組成政學會，自成一派。後以雲南、北京、上海的《中華新報》為輿論陣地，圖謀擴大勢力。1921年春，該會宣佈解散，但實際上仍繼續進行活動。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該派積極擁護蔣介石，形成新政學系。

　　[19]使團會議，指北京公使團舉行的會議，由各國駐華公使或其代表參加，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

　　[20]段政府，指1924年11月後的段祺瑞執政府。

　　[21]王士珍，見本卷第64頁注26。

　　[22]趙爾巽（1844—1927），字公鑲，號次珊、無補。奉天鐵衛（今遼寧鐵嶺）人。曾任清廷監察禦史、按察使、布政史、盛京將軍，四川、東三省總督，民國後任奉天督軍，清史館長等職。1925年任善後會議議長、臨時參政院議長。

　　[23]孫寶琦（1867—1931），字慕韓。浙江杭州人。曾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財政總長兼鹽署督辦、國務總理兼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等職。當時任中法大學董事長。

　　[24]關稅會議，見本卷第45頁注46。

　　[25]二五加稅，即2．5%的關稅附加稅。1922年2月華盛頓會議曾通過決議，由中國政府在會後3個月內與有關各國舉行關稅會議，討論徵收該項附加稅，卻遲遲未能實行。1926年10月10日和次年1月12日，廣州國民政府和北京安國軍政府先後宣佈徵收該項附加稅。

　　[26]廣東政府，即廣東國民政府。

　　[27]《中國公論報》，即《中國公論》，上海總商會的機關報。

　　[28]加拉罕（Карахан 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1889—1937），1918年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1919年、1920年兩次代表蘇俄政府發佈對華宣言。1923年9月奉派來華。1924年5月與北京政府代表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促成中俄建立外交關係。1926年北京安國軍政府停止蘇俄使館人員外交待遇，被迫回國。

　　[29]越界築路、華董，見本卷第46、45頁注49、48。

　　[30]虞洽卿，見本卷第47頁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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