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周年大示威中之上海問題|瞿秋白

五卅周年大示威中之上海問題

　　（—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

　　五卅[1]周年快到了；一方面帝國主義者恐懼戰慄地等著這一個「不祥日期」；別方面全國民眾發奮磨勵地準備著革命的鬥爭。去年五卅以來一年，帝國主義用盡種種強暴奸險無恥的手段，來摧殘已經開始的國民革命；中國民眾受著歷次的壓迫，國民運動各地分別的被打擊，以致于形成英日吳張[2]戰勝而宰製中國政治的局面。五卅案的民眾要求不但一條也沒有達到，反而更受著極嚴重的壓迫，而瀕於完全亡國的危險。中國革命勢力的受摧殘，固然因為帝國主義直接指使並贊助張吳軍閥的反赤戰爭，公開的供給餉械，甚至於親自出兵；但是，也因為國民運動內部中國的高等華人百端破壞，幻想和平妥協，出賣民眾利益，而自己哀求帝國主義的讓步。如今一年以來的痛苦經驗和現時中國淪亡的危險，當然要激起民眾，在五卅紀念的大示威裡徵集一切力量，打破改良派的幻想，而繼續革命的鬥爭。一年來高等華人所屬望的關稅會議、法權會議、華董問題[3]、會審公堂問題[4]等等，絲毫結果都沒有；同時，英日張吳戰勝後的所謂中央政府裡：日本人想攫取政權，並且已經奪得東三省許多權利，以為出兵滅郭[5]之報酬，還在討論投資漢冶萍公司，收買湖北象鼻山的礦；英國人想假借關稅會議的把戲，借給中國政府以空前的大借款，攫取大批中國權利。英日雙方竟敢公開的使用張吳走狗，以中國中央政府為互爭攫取中國利權的場所；又在驅使張吳共同討赤，廣播戰禍，屠殺人民，摧殘自由；直、魯、豫、鄂已經飽受姦淫搶掠，還有多種軍用票、省票、官票等強迫兌現，擾亂金融；他們還要進攻西北和湖南、廣東，將這種殘暴的統治普及於全國。這種狀況之下，誰還能相信五卅要求可以妥協而達到？誰還能相信關稅可以自主，法權可以收回，華人得以參與租界市政……？帝國主義者有這等好的劊子手，如吳佩孚、張作霖等，代理他們統治中國，他們那裡會有絲毫誠心作部分的讓步？絕對不會有的！中國民眾在五卅周年紀念裡，必須要集中全國的革命力量，繼起極廣大的運動，提出徹底的革命要求，認清革命的方法。這一運動裡，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民眾，應當負起極重大的責任。上海不獨是五卅運動的發難地，而且上海的民眾比較起來是全國最有組織的，便是上海的商人也是全國最有力量的。所以上海的民眾，應當努力做五卅全國大示威的先鋒，應當盡力的為反帝國主義的全國要求而決死奮鬥！

　　中國民眾的要求是——反對英日吳張的反動統治，召集國民會議[6]，建立人民的中央政府：

　　（一）五卅案的總解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二）撤退外國駐華的一切武裝勢力，海陸軍及巡捕；

　　（三）收回一切租界和租借地；

　　（四）無條件的關稅自主；

　　（五）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會審公堂。

　　中國民眾都應當一致的為這些要求而奮鬥。因為現在壓迫這些要求的鬥爭的，便是張吳以及其他軍閥；所以：（一）各地民眾在這大示威之後，應該緊接的實行積極的鬥爭，反抗各地的軍閥統治。民眾對於強暴的壓迫，固然要反抗；對於虛偽的改良，亦是要暴露這種奸計，而做徹底的要求。五卅後，民眾運動從革命高潮而逐漸低落，便是因為民眾方面不能一致的反抗，而部分的受強暴的摧殘，甚至於受虛偽的改良表示之愚蒙。（二）上海方面的民眾，正和這些總的要求接觸最近，如會審公堂、華董問題等，又是五卅慘案的發難地，如今軍閥帝國主義者于強暴的殘殺之後，繼之以虛偽的改良，上海民眾更加應當積極奮鬥，根本推翻當地軍閥的統治，以斷絕維持帝國主義勢力的一切可能。全國各地這種民眾一致反抗賣國軍閥的運動，當然要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一致的目標——五卅的慘殺完全是帝國主義者行使這些條約的結果：外國工廠的殘虐，外國巡捕的槍殺，外國海陸軍、商團的對和平民眾作戰，外國資本家的統治租界市政，以及其他會審公堂、工部局領事等的治外法權，關稅的不能自主……無一不是五卅屠殺的根本原因，而軍閥的統治卻是維持這些條約的力量。可是，民眾的反抗軍閥統治，除這種目標以外，更緊接迫切的便是力爭各地人民的政權——各地的民眾組織和鬥爭力量，將以力爭地方上的政權而益強固擴大，直接給當地軍閥以巨大的打擊，如抗稅抗捐等的運動，已足根本搖動軍閥的政權，更不用說武裝自衛的鬥爭。各地的這種鬥爭，必然能切切實實的造成民眾的武力——軍隊和民軍，推翻張吳等帝國主義走狗的殘暴統治；造成真正民眾的團體，做召集國民會議和建立人民政府的基礎；這種強固有力的人民中央政府才能實行廢除不平等條約！

　　尤其是上海，這種積極的地方政治鬥爭，立刻給軍閥和帝國主義雙方以直接的打擊。上海地方的統治，一方面，有帝國主義走狗之走狗丁文江[7]——所謂淞滬商埠總辦公署[8]，別方面，便有帝國主義直接的政權機關——所謂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租界的公董局[9]；尤其是工部局，他便是五卅時直接屠殺上海民眾的兇手。五卅運動爆發於全國，上海、香港、漢口、天津、唐山、河南等處的中國無產階級，先後繼起的罷工反抗；各地一般民眾抵制英日貨，做偉大的運動；許許多多革命的同胞因此被毆辱、監禁、屠殺（從去年的五卅到今年的三一八[10]）；各地的商人奔走呼號，參加民眾所發起的關稅自主運動，提出租界華董問題，贊助收回會審公堂的要求……經過中國民眾這樣努力的一年鬥爭，至今所得的結果是怎麼樣呢？（一）關稅會議上空口答應一九二九年實行關稅自主，可是，還要附帶裁厘的條件，帝國主義者明知軍閥戰亂不息——這種戰亂，他們自己隨時可以製造的——裁厘始終不會實行；所以結果是永世也沒有關稅自主。（二）法權會議算是開始了中國司法的調查；然而最近北京公使團已經聲明，就是「上海會審公堂問題，也非候正式中央政府成立不能談判，省政府的一切接洽概作無效」，當然更不必說取消領事裁判權了；其結果，司法只管調查，而收回法權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難道有人相信，英吳或日張的中央政府成立，能夠收回法權和會審公堂嗎？（三）租界華董問題，漢口算是通過了英租界工部局裡的二名華董，上海工部局也算通過了三名華董。但是，公使團聲明「華人既不同意，可以不必再提這一問題」，這就是說，一個華董也沒有了！中國商人方面，已經妥協讓步到一十二萬分，只主張按照納稅額比例選舉工部局的華董。然而帝國主義者還是不答應。照理說來，租界是中國領土，外國籍的居民根本沒有參政權和選舉權；如今商會領袖和帝國主義者講地方政權上的「平等」，恐怕他們還要進一步要求中央政權上的平等——中國國會和國務院裡也加幾名「西董」呢！（四）不但如此，帝國主義實際上如此進攻，如此強項，表面上都還要裝著讓步，欺騙中國民眾，尤其想使資產階級中立。但是，他們至多只能准許中國人穿著中國衣服進中國領土內的中國金錢所造成的公園；至多只能准許收回租界當局越界建築的馬路；至於公廨華董等稍稍重大的問題上，他是絲毫也不讓步的。（五）同時，帝國主義還在繼續向民眾進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現在正在討論增加房捐的問題，法租界公董局也在想添設食物捐，趁著米價房租昂貴的時候，對一般貧民壓榨。五卅罷工之後，英日帝國資本主義者一直不肯履行復工條件（日本領事親手簽字在復工條約上，卻公然的背約），無故開除工人，減低工資，雇用工賊搗毀工會，弄得工人生活痛苦萬分，今年年初到現在，上海工廠工人的大小罷工，就已經有了二十多次。甚至於工部局親自放火，焚燒平涼路的貧民住宅。（六）帝國主義者這種殘虐的市政，還有軍閥幫忙。不用說五卅以來張學良[11]、邢士廉[12]、嚴春陽[13]等竭忠盡力地替帝國主義摧殘中國民眾，尤其是工人。單就最近的市政設施上說，華、租各界當局都是一致的壓迫政策。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的壓榨同時並行，弄得上海市政壞得不堪，生活程度日益昂貴，而一般民眾的經濟日益困苦；去年以來不但工廠工人罷工，便是手工業者的罷工和風潮也陸續繼起，如木匠、漆匠、染業、藥業、金銀業的學徒和工人。（七）軍閥統治下的上海華界和租界當局連同壓迫民眾的事實，還可以舉出不少實例：摧殘閘北自治[14]，以武力強迫接受市公所和工巡捐局[15]；米荒中警廳所辦的平糶，不但難免作弊，甚至於一律抬高平糶的米價，超出於販來的洋米價格；強迫徵收捲煙稅，使華界煙商受罷市三個月的巨大損失，現在又要徵收宅地稅；幫同租界壓迫一般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的自由，屢次嚴禁反帝國主義的示威，甚至於國恥紀念；逮捕槍殺總工會的職員，以及一般工人。（八）最近，租界市政裡的華董問題，激起一般民眾的反抗，華界又有市民力爭閘北自治的運動；於是帝國主義者更想出一個巧妙的方法，教孫傳芳[16]來提出組織淞滬商埠督辦署問題。他們在自己的機關報上，稱頌孫傳芳的市政計劃，並且舉薦丁文江博士當總辦（因為他曾經反對抵制英貨）；宣傳得孫傳芳仿佛是個開明皇帝，能為市民實行甚麼大改良的政策，而丁文江起草的孫傳芳演說詞，簡直成了《字林西報》[17]的寶貝；從此，「聖君賢相相得益彰」，再給虞洽卿[18]等九人以淞滬督辦公署的參議，「上海市民有了這樣的開明政治，還要甚麼自治呢」！丁博士丁總辦的政績雖然我們還沒有看見多少，可是他一到任，他部下的警廳便發令禁止一切沒有註冊的團體，這便已經可見一斑了。

　　總之，這許多事實可以證明：帝國主義一面用贊助張吳戰爭的手段壓迫中國革命運動，一面又用種種欺騙政策，假意讓步的手段來造成改良的幻想而破壞國民運動；同時，實際上他們一步不放鬆的著著進攻。這都是整個兒的帝國主義侵略計劃。上海方面這一計劃的表現，便是華租各界當局，費信惇[19]、丁文江等，共同對於上海中國市民的誑騙壓迫。我們民眾反抗這種統治的徹底要求，當然是：

　　（一）反對軍閥督辦淞滬商埠，反對摧殘閘北自治，反對帝國主義者賞賜的華董，反對帝國主義者干涉中國領土內（租界）的市政；

　　（二）要求上海英法華界統一，市政統歸華人管理，實行普選的市議會，管理上海地方的政權；

　　（三）反對華租各界的一切苛稅雜捐；

　　（四）要求市民監督財政，一切稅捐不得市議會同意，一概不得徵收；

　　（五）反對壓迫或限制市民的選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權利；

　　（六）要求一切政治自由，民辦市政——維持民食抑平米價，建築貧民住宅，救濟失業，整理道路水電等；

　　（七）反對虐待勞工，如克扣工資，毆打工人，無故開除，摧殘工會等；

　　（八）要求制定上海市的勞工保護法——規定最低工資，按期增加工資，八小時工作制，星期日一律休息，改善工人待遇，發給工人醫藥，改良工廠衛生……限制童工年齡和夜工時間，保護女工童工等的條例。

　　上海的民眾沒有一個人的心裡，不是渴望這些條件的實現的。今年五卅大罷市大罷課大罷工的示威運動，應當立刻繼之以抗捐抗稅的鬥爭。於力爭實現最小限度的工商學聯合會之十三條[20]正式要求的示威之後，于厲行抵制英日貨要求全國的總條件之時，應當同時提出這些徹底的上海要求，以實力的積極的直接的鬥爭——抗捐抗稅運動去力爭，準備長期持久的奮鬥。中國民眾的團結，必然有這種力量，可以使各地的民眾運動和南北的革命戰爭匯合起來，達到中國民眾的最終目的。

　　中國民眾，尤其是上海民眾，對於切身的要求，應當有一致勇猛堅決的力量，鞏固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自然會達到勝利。或者說，這些要求都太高了。殊不知道：（一）我們進行的步驟或者可以採取比較漸進的性質（參看本報一百五十期《再論中國境內之華人參政問題》[21]），但是，我們必須有明確的目標和政綱。高等華人的妥協賣國，並不在於他們只提出按照納稅額選舉華董的主張，卻在於他們的觀念根本錯誤，認為這是中外平等參政的原則。民眾亦許不能立即剝奪外人侵佔的上海市政權，而逼不得已要暫時容忍西董；但是，民眾應當知道中國市民所應得的權利是什麼。如今高等華人的觀點，認為上海市應當由中外納稅居民平等選舉董事來管理，這種態度便是幫助帝國主義者傳播改良主義的幻想——中外合作，協商親善等等，便是承認西人干涉中國市政的權利。（二）我們提出的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亦許形式上可以是妥協退讓的，但是，我們要有積極的實力的方法來力爭這些要求，逐步的前進，以革命手段求得最後的徹底的勝利。高等華人的妥協賣國，並不在於他們所提條件太低，而在於他們提出條件之後，只有登廣告、登啟事、宴會、談判、疏通、請求外交官等的方法。這些方法無非是製造些「某一外國名人對我表同情，認為某事某事是過當」，或者「某官廳的堅決拒絕，卻也有他的理由」等類的空氣。這種方法，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是不怕的，只有感謝不遑。所以民眾方面應當個個人都明確的知道我們所爭的甚麼，應當有確定明瞭絲毫不模糊的政綱，寧可一時不能正式提出，而逼不得已要提較低的條件，可是必須明認這是讓步的，這是暫時逼不得已的；而且既已有了政綱和要求條件，便應當不斷的繼續努力奮鬥，得寸進尺，一直到達到推翻帝國主義的目的，不可容忍絲毫改良派和平妥協合作的幻想；總應當用積極的革命的方法去力爭，例如要求「修改」不平等條約或華董「依法」選舉，各地地方自治等，便須至少有極嚴厲的抵貨、抗捐、抗稅的運動，一直到武裝的鬥爭，不可停頓於談判協商交涉的方法。

　　或者說，中國民眾始終還是沒有力量。是的！如果民眾的國民運動的政綱和策略不是革命的，如果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被破壞，民眾的力量自然現在還小。可是，我們要知道，中國五卅時的民眾運動，勢力並不算小呵！何況，上海方面有「中國最有力量的總商會」，以至於一切高等華人。他們的力量真正是很大的：當五卅初起，總商會擅自改低要求條件的時候，這是高等華人的力量是很大的——軍閥政府的代表蔡廷幹[22]等和帝國主義者，都立刻把工商學聯合會的條件一筆抹殺，硬認總商會幾個領袖的意見是上海市民的意見了。當高等華人——種種式式的買辦幫著日本人鼓吹先行解決日廠罷工，單獨對英的時候，他們的力量確是很大的——不久，日廠工人因他們會同交涉員強迫簽訂復工條件而上工了，全國單獨對英的空氣彌漫了。當關稅會議剛剛提議，英國人要求停止英廠罷工的時候，他們的力量亦是很大的——總商會克扣英廠工人維持費，英廠工人差不多弄得無條件的復工。當邢士廉要封閉上海總工會，勾結商會首領的時候，他們的力量更是很大的——三言兩語便保證上海總工會封了之後，「商界」不來反對。當全國實行抵制仇貨，革命的學生到處會同監督這種運動的時候，他們的力量更是大得「民無能名」了——奸商任意偷漏，甚至於暗殺學生首領，在抵貨宣傳最激昂的一年內，上海海關的英日進口貨，反而比前年更多！當反奉戰爭和奉直聯合進攻國民軍[23]的時候，他們的力量也有消極的表顯，他們寧願受帝國主義軍閥的戰禍，低首服心的用軍用票，聽憑姦淫擄掠，而不敢贊助「赤化」和「反戈」。這些高等華人雖然用種種賣民求利的政策，要博得帝國主義軍閥的恩典賞賜時，他們的力量是不小；然而，他們妥協讓步的改良運動，卻絲毫沒有力量了：他們也要求關稅自主和關庫公管，他們也要求收回會審公堂，他們也要求華董，他們也爭閘北自治，他們也反對捲煙稅、宅地稅、軍用票……可是甚麼要求也達不到。他們原想幫助帝國主義軍閥壓迫民眾，或是急急妥協退讓，鼓吹親善和平，以此邀反動勢力的寵倖，然而事實上決沒有這麼一回事。可見中國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過去是受這些高等華人的破壞，國民革命的政綱和策略，過去是受這些高等華人的擾亂，所以民眾方面的力量便分散而至於失敗。民眾聯合戰線的力量本是非常之偉大的，但是受帝國主義的離間和高等華人的分散，所以仿佛是沒有了！

　　現在，五卅的周年紀念的時候，民眾方面應當徵調一切活力，集中於繼起的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鬥爭。一般商民、學生、農人、工人都應當知道：我們民眾的革命政綱和要求目標——全國的及上海的——都是異常明確的；我們民眾的革命策略——抵貨、抗稅、抗捐、革命戰爭——都是積極而堅決的；我們民眾的革命聯合戰線，要非常之鞏固而不散亂，我們的力量是偉大的。一般民眾應當知道：充冒華人領袖的士紳、買辦、博士、教授所謂高等華人，他們的改良妥協的政綱，畏怯群眾懦弱無能的策略，破壞聯合戰線的行動，一年以來已經很明顯的幫助了英日吳張的勝利，成就了帝國主義宰製中國和上海的局面，不但破壞革命的運動，甚至於斷送了普通商民所想望的減稅減捐、地方自治、關稅自主等等的運動。高等華人為甚麼有這種破壞革命的力量？因為民眾方面，尤其是一般商民的和平迷夢，維持了他們的信仰。高等華人壓迫破壞民眾運動和革命勢力，是有力量的；他們反對帝國主義軍閥，便沒有力量了。民眾革命力量，便在於掃除這妥協賣民的陰謀，一致的聯合戰線。一年來的苦經驗已經置中國於亡國之境，難道我們民眾，尤其是革命的工人農民，還不快起來督促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聯合戰線，積極的實行革命鬥爭嗎？高等華人是畏怯群眾的，帝國主義和軍閥是要勾結他們的。今年五一以前，帝國主義者請上海高等華人吃了一頓飯，命令他們不要參加「五一暴亂」，答應他們通過華董問題。果不其然，三一八京案追悼運動時，總商會會長「因公他出」，五一到五九[24]，高等華人的團體差不多完全默無聲息。華董卻並沒有得著。現在，在五卅之前，帝國主義者聽說又想請吃飯，孫傳芳也賞給了九個商埠督辦的參議位置。果不其然，上海總商會會長竟預先申明不用吃飯，他就可以到日本去「參觀」，並且自己預備筵席，和上海辭行，在五卅之時，遠離上海。此次高等外人和高等華人宴會的消息，共有三次：第一次說，工部局將宴華商，商量五卅事件；第二次說，並無工部局宴請之事，乃是虞洽卿宴別商界領袖；第三次——今天的報紙才說真話，原來仍舊是日本僑商餞送虞洽卿先生等的赴日參觀團。虞先生道謝時說：「去年五卅發生，中日兩國之問題獨能先他國而解決……兩國感情，亦漸見良好。」中國民眾和商人想想，是不是如此呵！？——（十八日注），上海的一般民眾是否可以都離開上海，中國的一般民眾是否可以都離開中國，以避免帝國主義軍閥的壓迫和剝削呢？民眾的道路卻只有一條：

　　拋棄一切改良妥協的幻想，決然以革命的手段力爭中國民眾的正當要求，鞏固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推翻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一切統治，在上海便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雙重市政府。組織團結，積極鬥爭！

　　原載《嚮導》1926年5月22日第154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五卅，見本卷第40頁注①。

　　[2]吳張，指吳佩孚、張作霖。

　　[3]關稅會議、法權會議、華董問題，見本卷第45頁注46、47、48。

　　[4]會審公堂問題，指五卅運動中，中國人民要求帝國主義解散侵犯中國司法主權的會審公堂。參見本卷第46頁注50。

　　[5]出兵滅郭，指1925年12月日本出兵援助張作霖鎮壓郭松齡倒戈。參見本卷第41頁注⑥。

　　[6]國民會議，見本卷第43頁注20。

　　[7]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曾任北京政府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參與發起組織中國地質學會。1926年5月任淞滬督辦公署總辦。

　　[8]淞滬商埠總辦公署，即淞滬商埠督辦公署。1926年5月4日，直系軍閥孫傳芳在上海建立。孫傳芳自任督辦，丁文江任總辦。下設總務、外交、政務、保安、工務、財務6處及參議會。

　　[9]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均為外國侵略者在租界設立的行政機構。

　　[10]「三一八」，見本卷第40頁注②。

　　[11]張學良，見本卷第149頁注⑥。

　　[12]邢士廉，遼寧瀋陽人。奉系將領。當時任奉軍第二十師師長。1925 年6月13日，隨張學良率軍進駐上海，任上海戒嚴司令。

　　[13]嚴春陽，孫傳芳部屬。1925年10月孫傳芳部進佔上海後，繼奉軍邢士廉任淞滬臨時戒嚴司令。

　　[14]閘北自治，見本卷第47頁注63。

　　[15]市公所於1924年由滬南工巡捐局改組而成，為南市（華界）的市政機構。工巡捐局於1926年由滬北市政局改組而成，為閘北（華界）市政機構。1926年5月，以孫傳芳為總辦的淞滬商埠督辦公署成立，以統一上海市政為名，即將市公所與工巡捐局強迫市民接受。

　　[16]孫傳芳，見本卷第46頁注55。

　　[17]《字林西報》，也稱《字林報》。英人在華發行時間最長的英文報刊。1856年創辦《北華捷報》。1864年7月定名《字林報》，為上海工部局喉舌，英、美資產階級在華利益的代言者。1951年3月31日停刊。

　　[18]虞洽卿，見本卷第47頁注62。

　　[19]費信惇，見本卷第107頁注①。

　　[20]十三條，指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為與帝國主義交涉解決「五卅」案而提出的13項正式條件：懲凶；賠償；道歉；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魯和；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優待工人；分配高級巡捕，華人應占巡捕全額之半；撤銷印刷附律、加征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制止越界築路；收回會審公廨；工部局投票權案；取消領事裁判權；永遠撤退駐滬英、日海軍等。另有4項先決條件，合計17條。

　　[21]《再論中國境內之華人參政問題》，見本卷第77頁。

　　[22]蔡廷幹（1861—1935），當時任北京政府財政部稅務處督辦，被派赴上海任處理「五卅」案的外交交涉員。

　　[23]1926年4、5月間，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張作霖和吳佩孚聯合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

　　[24]「五九」，1915年5月9日，北京政府在日本最後通牒壓迫下，屈辱地接受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國人以五九為國恥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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