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之中央政府問題|瞿秋白

最近中國之中央政府問題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

　　國民軍[1]受列強哀的美敦書的逼脅而戰敗之後，北方政局便又完全在帝國主義支配之下，英日帝國主義的軍隊——吳張[2]的勢力，相繼進逼而奪到京津，關於政權的建立便成反動派內部的嚴重問題。固然，英日吳張的自相衝突，許多小軍閥的操縱捭闔，使所謂中國的中央政府，延長了一個多月還沒有相當的解決。但是，這一政權，曾經因為這種衝突矛盾而停止其存在嗎？不然的。段祺瑞[3]的末日，還正在屠殺民眾；王士珍[4]的「臨時反動政府」（治安會），客觀上是維持暫時的局面，做張吳勢力的正式政府之預備，在治安會時期，京津商民受著極嚴酷殘虐的統治：姦淫搶殺，強迫使用軍票，強佔學校民房……無所不用其極；王懷慶[5]就衛戍總司令之後，張學良[6]到京之後，再進一步的壓迫人民：搜查大學，虐殺新聞記者，公佈對於「赤化犯」不分首從，一律處死刑。這種反動政治和統治，不但是一直存在著，而且時時刻刻對人民壓迫，人民切身的感覺著。所以可以說段祺瑞後的北京政權，亦許不是對於各省軍閥的中央政府，對於他們早已無中央政府之存在；可是對於人民，卻至少有一反動政府繼續著，一天天不斷的壓迫。這一政府並未消滅過的；只有在國民軍去後，北京政府更加明顯的反動，代表軍閥帝國主義處置被征服的中國人民，尤其是京津直隸的人民。——雖然治安會裡有王士珍、熊希齡[7]等貓哭老鼠的滑稽戲，然而並不因此而減少他為反動軍閥維持秩序的政權的意義；至於王懷慶，更可不加說明了。這一短時期，表面上是反動勢力內部衝突並未得著妥協解決的方法，形式上是沒有政府，可是事實上對於人民卻立即感受強暴有力的政府之成立和壓迫，對於帝國主義者亦已經有了「強有力的」代理人，替他們掃除革命勢力——所謂赤化。況且事實上的政府——漢口的吳佩孚和奉天的張作霖，正在往返磋商的指揮全國鎮壓民眾的政策，所謂反赤戰爭。因此，我們只可以說：這一短期間反動勢力因內部還沒有融洽，而不能組織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卻不能說：英日帝國主義和張吳反動軍閥對外——即對於中國民眾，還沒有轄治支配壓迫屠殺之事實上的中央政府。

　　所以就全國大勢而論，英日帝國主義即張吳之間，如果沒有決絕的破裂和衝突，使其中之一對於國民軍及人民不得不略略讓步，那麼，這一反動政府，不論其形式如何——或是吳佔優勢或是張佔優勢，或是護憲或是護法，或是張吳平分內閣的政權，對於中國民眾的意義，卻都一般的是英日帝國主義聯合統治中國的局面。

　　現在的中央政府問題，完全是英日吳張內部的問題，瓜分政權的分贓問題，決不是甚麼憲法約法的法律問題，和人民的關係是很少的。

　　只看護憲的直系軍閥，他們的目標是要使英國帝國主義在北京政府裡佔優勢。他們所護的憲法是曹錕賄選的憲法[8]；賄選國會的恢復當然可以幫助吳佩孚政治上的勢力。因此，奉張方面便竭力反對，他的辦法是要假借護法的名義，根據舊約法的選舉法召集新的國會，如此，奉張和日本的政治勢力才能有充分自由活動的機會，才能在政權支配上占得優勢。中國的國會，在這種形勢之中，自然完全處於軍閥支配之下，不論是賄選國會或是約法的新國會，現在甚至於連粉飾共和招牌的假面具作用都完全沒有了。奉張和直吳，至多不過想假借各地士紳、土豪、買辦的政客議員，做自己政爭的工具。這種國會對於一般民眾沒有絲毫意義，只是多一種賣國殃民的機關罷了。賄選國會議員固然是豬仔，奉張所要召集的新國會何嘗又不是要當豬仔呢？這些豬仔性成的劣紳政客——賄選的吳景濂[9]等，主張護法和恢復黎元洪[10]總統的章太炎[11]等是中國社會裡最腐敗反動的垂死的士閥之代表，他們所代表的利益，是各地大土豪、大地主的利益。他們在道德上、政治上、經濟上破產的過程裡，只能勾結軍閥帝國主義，幫助壓迫民眾以取媚于他們的主人，而求保持自己對於一般農民的殘酷剝削及嚴厲壓迫的地位和聲勢，鞏固自己對於一般商民的把持政治輿論等機關的勢力和權位。軍閥如果要國會，至多也只收買利用這一般人或者再加上些買辦分子；而國會之中這些分子再代表各派軍閥和各國帝國主義，來表現他們內部互相的衝突，再演出許多奇醜不堪的種種賄賂賣身等的怪現象。軍閥之下的國會，除此以外，不能有絲毫別的意義，決談不到甚麼民主立憲等等。

　　何況，現在各派軍閥，連利用這種豬仔國會的需要都並沒有。他們在北京及各地，很有力量可以屠殺民眾、壓迫言論、強迫行使軍用票，對於商人、農民、工人、學生一概可以任意鎮壓，遇不著絲毫要求民主或立憲的運動和他們抗爭；他們又何苦製造這種所謂國會的機關自討麻煩？反正事實上對付民眾的中央政府已經站得住。護憲護法的軍閥，所注意只是在此種名義之下多爭些政權，並不是憲法或約法所規定的人民自由和主權。這樣膽大無恥的政治態度，已經是國人公認的公開的秘密。如今甚囂塵上的護憲護法問題裡，並沒有一個人提出這種問題；甚至於三年前擁護曹錕皇帝的保皇黨張君勱[12]等，那時還假意說這一曹憲怎麼樣的好，還提議要江蘇公民投票表決，還說「看大家要不要這一憲法所規定的自由和民生計劃等」，如今甚至於連這種無恥至於極點的劣紳政客，都不敢再在這一點上表示贊成護憲。為什麼？因吳佩孚等以護憲為標榜的軍閥，天天在那裡殘殺壓迫民眾，摧殘一切所謂憲法上的自由或權利：鐵一樣的事實擺在國人的面前。護法的呢，亦是一樣。張宗昌[13]、張學良、張作霖等的屠殺殘暴尤甚。反動軍閥有這麼樣充分的自由可以轄制宰殺人民，他們還用得著甚麼國會來做共和招牌？因此，吳佩孚對於賄選國會，已經聲明不管。護憲的意義，便只剩得爭奪政權和金錢，赤裸裸的絲毫沒有遮蔽。張作霖對於護法的主張，如擁黎補足總統任期等，也斥之為政客利用，置之不理，說甚麼政治法律問題付之「公開討論」。這雖是他明知一般輿論不會贊成賄選派的護憲說，而故意投機；其實也是他表示放開法律問題，老老實實的說：多給我些政權，甚麼政治法律，我都不管。

　　所以，半月以來護憲、護法之爭，實際上不過是壓迫民眾的事實上的「政府」裡，各派軍閥內部爭權的鬥爭，亦即是英日帝國主義互爭多分支配中國政權的鬥爭，與憲法國會等本身絕無關係。即使有國會有約法或憲法，也不過是奉系或直系的工具；在這所謂「憲法與約法」之下，人民的受壓制剝削是一樣的，亦許那種壓迫比較現在還要更加厲害更有系統更有「名義」些，亦許更加增長地方上士紳階級和買辦階級的政治經濟勢力。何況，現時的軍閥連這種國會和法律，都已經公開的擱過一邊。所剩的問題，只是事實上的政權分配問題。

　　固然，在這種爭奪政權的鬥爭裡，最近半月來張吳兩方的暗潮很厲害，雙方都還是利用所謂法律問題；但是，這種衝突始終還不至於使他們破裂。他們有一致的政綱，便是共同討赤，共同壓迫民眾。「方今赤黨猶存，軍事未了，山西有累卵之危，湖南有舐糠之急，為將帥者，不以此時戮力救國，同恤簡書，而欲樹置官僚，宴安鴆毒；吾輩當責其根本之誤，原不必以法相稽……」（辛亥同志俱樂部[14]的通電），這種話，護法的是這樣說，護憲的也是這樣說。足見，他們的共同目標在於討赤；如果能一致討赤和一致壓迫民眾，大家都可以犧牲法律問題。現在法律問題還沒有解決，他們已經公開的討論分配政權的問題了。五月九日的北京電訊已經說顏內閣[15]將要實現，內閣裡的分配有下列的擬議：

　　（一）直系得交通、農商（或內務）兩部及煙酒署、鹽務署；

　　（二）奉系得財政、內務（或農商）兩部及稅務署、崇文門監督；

　　（三）英國的顧維鈞[16]得外交總長；

　　（四）日本的某人得外交次長；

　　（五）教育總長須找一特別殘暴而能壓迫學生（赤化）的。

　　英日吳張這種膽大無恥公開的支配北京政府，瓜分政權，準備壓迫民眾——清廓赤化，實在用不著我們再來申說。總之，現時的中央政權問題，不論英日吳張內部有多大的爭執，至少暫時不是立即破裂的局勢；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始終還是一致的——他們最初假借憲法約法名義互相爭執；後來明顯的變成奉派內閣（梁士詒[17]、李景林[18]）及直派內閣（顏惠慶）的爭執；如今已經討論到英日聯立的內閣；共同討赤的目標，使他們已經公開的聲明拋棄法律問題，事實上嚴厲的一致進行壓迫民眾的政策。

　　這樣英日吳張戰勝中國國民之後，既已公開的連豬仔國會都拋棄，明顯的實行變相專制政體；既已公開的討論各派帝國主義走狗的瓜分政權；既已標榜擾害人民的戰爭——所謂討赤，公然要摧殘全國比較自由的地方，如湖南、廣東及西北；既已極殘暴的屠殺壓迫人民，擾亂金融，屠村屠城，禁止言論集會等一切自由，那麼，不論他們之間是否還在衝突，人民方面難道還不實行反抗，難道靜待張吳的衝突而想偷得些自由，或是靜待他們武力征服全國？中華民國已經完完全全亡了，中央政權早已落於帝國主義之手了，我們難道就此安心做亡國奴嗎？現時英日吳張瓜分政權的結果，如果是能妥協解決——或是張作霖只爭內閣中的奉派位置而不管顏內閣是否根據曹錕辭職為名為攝政；或是吳佩孚只爭顏惠慶事實上的總理，而不提法律即攝政的問題——那麼，英日聯立的政權更加鞏固，壓迫人民和出賣中國的政策更加要加緊的進行。如果不能妥協而繼續現在的混沌局面，那麼，就是現在的形勢，這一混沌的政府也就對於人民和國家盡其壓迫破壞之能事了。人民方面如果沒有反抗的行動，一定只能屈服在他們淫威之下，做馴服的亡國奴。我們人民應當在各地奮起抗爭，反對英日帝國主義及吳張軍閥的統治，商民、農夫應當立刻實行抗稅抗租，工人、學生應當努力抗爭組織罷工等等自由；一般人民都應當立刻起來組織自己的地方政權。難道人民之中，真還有人相信甚麼約法立憲等的問題裡，軍閥能賞賜人民以自由安寧；難道還有人真的相信，可以勸告軍閥分疆自守，實行什麼聯省自治（全國商聯會江蘇辦事所）；難道還有人相信，單以言語文字懇求，便可以使軍閥尊重我們的人格性命財產（如《現代評論》[19]上陶孟和[20]所說！不的，我們所要求的決不能限於保障性命財產和人格；我們就算只要求生命財產人格的保障，也必須推翻現在的帝國主義政權——英日吳張聯合的政權，我們必須自己取得政權）？

　　人民政權的建立和帝國主義政權的推翻，必須要民眾自己的奮起；消極的等待英日吳張間之衝突，是沒有用的。譬如最近吳張的衝突使表面上對於西北國民軍的戰爭暫時和緩，使吳佩孚對於湖南的進攻不能十分急進，這些當然對於政治變動有重大的意義。但是，假使民眾和反帝國主義軍隊方面，沒有積極的奮鬥和準備，那麼，吳張之間的衝突，只是多一次軍閥的戰爭，多一次人民的災害，結果，他們的勝敗不過是英日勢力的消長；即使國民軍等類的武力能乘機略佔優勢，對於人民卻始終不能得到完全的解放，至多再造成前年北京政變[21]後的局面，而不是人民的政權，因為人民自身的武裝和政治力量一定還是很薄弱的。因此，我們應當趕緊積極奮鬥和準備：各地一般民眾應當積極起來反抗反動政治，準備自己的武裝，自動的聯合各界組織管理地方政治的機關，如市民代表會、鄉民代表會等，要達到這一目的，不應當畏懼武裝的暴動。再則，一切接近革命的軍隊，如國民軍、國民革命軍[22]等，應當立刻積極的準備作戰，抗禦反動軍閥的侵略，和各地奮起的人民聯合，聽民眾的指揮，以實行革命的戰爭。總之，不是消極的利用敵人間之互相衝突，利用軍閥的戰爭；而是積極的聯合一切和軍閥帝國主義衝突的力量，實行革命的戰爭。

　　人民的政權也決不能限於地方的性質。譬如湖南唐生智[23]戰勝之後，仿佛平民群眾的政治自由和湖南與廣東的關係比較的有保證了。但是，反動的軍閥政權存在著，吳佩孚的勢力保持著，這種政權不久便被吳佩孚取去了。再則，譬如孫傳芳在上海及江浙，帝國主義者便全利用他來轄治上海及這些地方的人民；教他來弄什麼商埠市政等把戲，把租界華董問題和地方自治問題（即民眾管理市政問題），一概撇開；吳佩孚還會逼迫他贊成甚麼護憲的顏內閣。所以各地的民眾，不應當只注意當地的問題，應當不問中央是王士珍、王懷慶、梁士詒、顏惠慶或是直奉英日的聯立內閣，都一致的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軍閥之支配或瓜分中國的政權；並且要互相贊助各地之革命的反抗的以至於一切改良的運動。總之，我們亦應當有全國各地一致的政綱，便是贊助赤化——民族解放和平民自由，以與帝國主義的反赤聯合戰線抗爭，而達到建立人民政權的目的。

　　人民政權的建立，更不能用立憲約法國會、軍閥會議、聯省自治等辦法來實現，必須以革命手段實行召集國民會議[24]。前年北京政變之後，段政府在奉張和國民軍勢力之間，尚且不肯召集真正的國民會議，那軍閥的善後會議[25]，更是不必說他。何況現在帝國主義全勝的中央政局！舊時的國會，甚至於重新召集的國會，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上面已經分析過——只會是帝國主義軍閥的代議機關。所以我們必須召集人民的國民會議，才有真正中國的和民眾的政治中心。而且國民會議的召集，必須用革命的手段，就是必須各地民眾的暴動和革命軍隊的戰爭勝利。各地人民團體，工會、商會、學生會等應當自動的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打破一切士紳、買辦、土豪所能利用的國會之幻想。而這種運動，正須各地民眾立刻積極起來做政治鬥爭，互相響應，努力組織自己的力量，才有基礎。總之，我們要造成民眾的政治中心，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打破一切和平勸告、軍閥會議、立憲約法、召集國會等類的空想，必須建立各地民眾的組織，造成國民會議的基礎，立即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

　　現時中國的中央政府，事實上已經是帝國主義聯合統治中國的機關，不管他們內部的衝突如何，如果人民不能在各地奮起直接鬥爭，準備武裝力量，督促革命軍隊，那麼，我們並連帝國主義軍閥的內部衝突都不能利用；各帝國主義聯合統治中國或某一帝國主義單獨統治中國的局面是不會變的。我們現在的責任，便是組織自己，積極實行各地的政治鬥爭，反抗軍閥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反對一切護憲護法的把戲，向帝國主義的政權直接鬥爭，對於這種政權實行抗稅抗捐；各地人民團體自動的建立地方政權並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督促革命軍隊，並準備民眾武裝的革命戰爭；以達召集真正國民會議，建立人民的中央政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目的。

　　原載《嚮導》1926年5月15日第153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國民軍，見本卷第41頁注⑦。

　　[2]吳張，即吳佩孚、張作霖。

　　[3]段祺瑞，見本卷第40頁注③。

　　[4]王士珍，見本卷第64頁注26。

　　[5]王懷慶，見本卷第137頁注④。

　　[6]張學良（1901—　），字漢卿。祖籍奉天（今遼寧）海城，生於台安。張作霖之子。當時任奉軍第三方面軍軍團長。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垮臺，國民軍退出北京時，率部進駐北京。

　　[7]熊希齡，見本卷第139頁注38。

　　[8]曹錕賄選的憲法，指1923年10月曹錕通過賄選當上大總統後公佈的《中華民國憲法》，共13章141條。這部憲法是直系政客為掩飾賄選醜行在幾天中匆忙炮製出來的。

　　[9]吳景濂（1873—1944），字蓮伯，號述唐、晦廬。奉天甯遠（今遼寧興城）人。先後任臨時參議院議長、眾議院議長、非常國會議長。1923年操辦曹錕賄選總統，遭到全國輿論抨擊。後退出政界。

　　[10]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政府副總統，參政院院長等職。袁世凱死後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17年張勳復辟後下臺。1922年6月被直系軍閥抬出複任總統，次年又被驅趕下臺。晚年曾任中興煤礦董事長。1928年在天津逝世。

　　[11]章太炎，見本卷第72頁注11。

　　[12]張君勱，見本卷第74頁注30。

　　[13]張宗昌，見本卷第47頁注59。

　　[14]1924年12月，章太炎、馮自由、田桐、居正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宣言》，反對國共合作，重行集合成立「國民黨護黨委員會」，次年定名辛亥同志俱樂部。

　　[15]顏內閣，指1926年5月13日至6月22日的北京政府內閣，由顏惠慶任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

　　[16]顧維鈞，見本卷第139頁注27。

　　[17]梁士詒（1869—1933），字翼夫，號燕孫。廣東三水人。舊交通系首領，初為袁世凱心腹，後投靠奉系軍閥。1921年由張作霖推薦任內閣總理。次年下臺。1925年複任北京臨時執政府財政善後委員會委員長、交通銀行總理等職。

　　[18]李景林，見本卷第42頁注13。

　　[19]《現代評論》，1924年由陳源（西瀅）、徐志摩、王世傑等在北京創辦，宣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主張資產階級法治，反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28年12月終刊。共出205期。

　　[20]陶孟和（1888—？），名恭，以字行。天津人。早年留學日本和英國。回國後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北京大學教務長、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

　　[21]北京政變，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直軍第三路軍總司令馮玉祥秘密回師北京，囚禁賄選總統曹錕，並聯合奉系張作霖，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因之垮臺。歷史上稱為北京政變。

　　[22]國民革命軍，見本卷第64頁注18。

　　[23]唐生智，見本卷第46頁注57。

　　[24]國民會議，見本卷第43頁注20。

　　[25]善後會議，1925年2月，北京臨時執政府執政段祺瑞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並抵制國民會議，召集各地軍閥頭目及各省議會、商會、教育會會長等舉行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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