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革命的五月與馬克思主義|瞿秋白

中國之革命的五月與馬克思主義

　　五七、五四、五卅、五一——五五（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國的五月有許多革命運動的紀念日——上海工部局總董費信惇[1]，經過去年五卅的懲創之後，正在這「革命的五月」之前寢食不安的擔心著。可是，他所最擔心的，並不是登在廣告上力爭華董[2]的商界——因為高等華人是中國的優秀分子，和氣而馴服，只消輕輕撫摸一下，立刻便會替帝國主義者蒙蔽群眾，減低要求，消沉革命運動，使帝國主義者無須真實讓步，便可高枕無憂；他所最擔心的，也不一定是革命的學生——因為有保帝黨的研究系[3]之類的高等士紳，如上海同濟大學的袁希濤[4]、阮忠介[5]……，替他保駕；他們原本是在前清保護滿洲皇帝的保皇黨，如今無皇可保，轉而效忠於帝國主義者，鞠躬盡瘁的保護「外國皇帝」，他們調動軍警摧殘學生，迫令學生簽訂「賣身契約」，剝奪學生的自由和學生會的權利；同時當然還有許多破壞分裂學生運動的陰謀——新式研究系，如國家主義派[6]之類自然要從旁助一臂之力；他們所希望的這種計謀如果奏效，帝國主義對於學生運動也就可以大大的放心；他所最擔心的，更不是叛黨的國民黨右派——因為右派不但贊助陳炯明[7]、楊希閔[8]等破壞革命，分裂國民黨，甚至於加入帝國主義的反赤組織，並且主張勞資妥協，使工人不敢反對中國資本家，於是帝國主義者便可以會同中國資本家，宣言中國政府未頒佈工會條例以前，不承認工會，帝國主義者便可以和中國資本家同樣的壓迫中國工人，使工人沒有反對的理由。然則費信惇——帝國主義者所最怕的是什麼呢？便是中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鬥爭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因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不但能分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並且能運用這些客觀的規律和力量，發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國運動：中國無產階級的經濟上、政治上的鬥爭，能領導起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和一般小資產階級民眾，能建立強固的革命中樞，而實行打倒資本帝國主義。這些事實和原理，在五卅以來，一年之中，尤其明顯正確的表暴出來。不但如此，我們在這些歷史的紀念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更可以證明。

　　我們這裡所要論的，並不是馬克思的誕辰紀念日——五五，偶然和中國各種紀念日同在一月，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紀念日的歷史上的意義，處處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經濟、哲學及政治學說，證明馬克思主義正在指導著中國革命行向勝利的道路。

　　五七（一九一五年）——是日本帝國主義趁歐戰時機向中國進攻，賄賣北洋軍閥，贊助袁氏帝制[9]，而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10]的日期。五九——便是中國屈服於這一哀的美敦書的國恥紀念。這一紀念日的意義是什麼？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到了末後一期，馬克思的歷史公律斷定這種發展必然要變成帝國主義——一方面列強帝國主義因經濟利益衝突和爭奪殖民地而實行空前大屠殺的歐戰，別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又趁列強不暇東顧而侵略中國，征取新殖民地，製造中國國內十年來的軍閥戰爭，並且種下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禍根于東亞。可是，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因受列強的侵略束縛而不能發展，那時不但無產階級幼稚而弱小，就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勢力，十分之七八還屬買辦階級；中國社會裡沒有任何階級有能力來領導革命的反抗運動，所以只能聽憑士紳階級的研究系裝腔做勢的反對袁氏帝制，實際上做他的工具來破壞壓迫革命平民的國民黨，援助賣國的北洋軍閥統治；於是反對二十一條的運動，便終止于袁氏所領導的可笑的「愛國儲金」了。

　　五四（一九一九年）——是中國革命的學生運動發難的紀念日。自從五七之後，經過了三四年，中國可憐的本國資本主義，因為列強互爭殖民地而戰爭，卻偷著了小小的機會，發展這一半殖民地上的生產力。中國自己的所謂「國貨」——如紗布、火柴、毛巾、人丹、化裝品、香煙等漸漸發現了。馬克思主義說：「商品的關係並不僅是物與物交換而生價值的問題，卻是人與人交換其勞力而互鬥的關係。」中國貨發現，便和外國貨發生競爭，於是實際上是中國資產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尤其是和日本資產階級互鬥。於是五四運動便不能不發現了。五四運動的主幹，表面上雖則是學生，實際上上海商人的罷市要求及各地國貨商人的努力參加，很明顯的表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族覺悟之第一步。抵制日貨和提倡國貨的宣傳，普遍於窮鄉僻壤，這是五四運動的主要的實質；那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政綱，如果沒有這一經濟基礎，是決不會變成群眾運動的。其次，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既然到了一定的程度，民族覺悟和社會覺悟必然要要求摧廢一切舊式宗法社會的關係，以撤除資本主義發展之思想上、社會上的種種障礙。馬克思主義說，社會的實質決定社會的思想。中國的經濟基礎既然漸漸從封建和小農經濟進於資本主義，他的社會意識也就開始從宗法禮教等的學術思想進于科學的自由的思想。五四運動的副產物——新文化運動[11]，白話文、反孔教、戀愛自由、賽恩斯（科學）和德謨克拉西（民權）兩先生……都在這時候躍登歷史舞臺了。

　　五卅（一九二五年）——便是中國民眾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民族解放革命發難之日，也就是帝國主義屠殺中國革命民眾之日。五四運動雖然因為沒有強有力的無產階級鬥爭而終於失敗，可是他開闢了國民革命的道路，解除了宗法社會的某幾部分的束縛。中國的資本主義也正在前進：一方面民族解放運動從此日進於群眾的鬥爭和具體的要求：從外爭國權進而為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從內除國賊進而為打倒軍閥，召集國民會議[12]；從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進而為罷工封鎖，從要求收回戰敗的德國的青島，進而要求收回海關，廢除關稅協定[13]，力爭華董……。別方面，民族解放運動裡漸漸的形成無產階級的鬥爭力量和組織，中國無產階級日益強大，贊助革命的國民黨改組，從五四到五卅的幾年裡，中國無產階級不但逐步以自己的階級鬥爭促進資產階級的民族覺悟，爭取民族解放運動的指導權，並且鞏固發展自己的階級覺悟和組織，實行階級鬥爭而力爭自己的自由權利和解放。這一國民革命中的新力軍的發展，不到五年便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引導到革命的道路。廣州國民政府[14]之形成，北京英日帝國主義的代理政府之動搖（國民軍[15]時代），及上海和全國各地城鄉平民革命運動的爆發，都是無產階級努力奮鬥的結果。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進行，便不得不形成偉大的五卅運動。單以五卅事件的直接原因來說，日商紗廠迫害虐待中國工人，槍斃顧正紅[16]等，而上海工人群起罷工（去年二月），並得革命學生及一般市民贊助——便是主因。馬克思主義說社會的階級分化後階級鬥爭的現象必然發生，而歷史的進展便成階級鬥爭的進展。中國社會裡資本主義的稍稍發展，使無產階級立上歷史的政治舞臺，一方面領導中國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士紳的鬥爭，別方面便實行反對中外資產階級之壓迫剝削的階級鬥爭。這種過程，不但顯然是五卅運動的骨幹，並且確實引導了中國民族革命，使他得到發展的道路，而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同時，五卅運動裡，我們於許多具體的事實中，可以看見無產階級的勇猛奮鬥，聯合貧農而造成革命的中樞（廣東、上海等處最近一年有無數事實，指不勝指），而資產階級卻是步步落後妥協畏怯，破壞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甚至於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上海總商會減低五卅要求；國民黨右派反對階級鬥爭，主張對日妥協；國家主義派幫助帝國主義努力反赤，固執幾年前的「國權」、「國賊」的空洞口號以自文飾。更可見馬克思主義說明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裡當然妥協破壞，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能以鞏固擴大革命的中樞而取得勝利——這不但是客觀事實上的正確分析，並且是革命策略上的正確指示。

　　五一——是國際總同盟罷工以檢閱世界無產階級軍力而對世界資產階級示威的日期。五一紀念雖然早已流入中國（一九二〇年），但是至今中國工人還不能群眾的參加，實行大規模的示威。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和軍閥歷年施行殘暴的壓迫。可是今年的五一——中國工人召集第三次勞動大會[17]于廣州，正在五卅運動的後一年。實際上五卅運動以來，中國工人運動的發達，已經事實上成了國民革命的主力軍，亦就是事實上加入了世界革命的隊伍。所以，即使今年五一在各地表面上仍舊不能有大規模的罷工示威，實際上不但工人群眾比以前百倍的深切瞭解參加國際無產階級隊伍的必要，甚至於一般革命民眾，國民革命的左派，在這一年的經驗裡，亦已經多份的感覺聯合國際無產階級及一般被壓迫民族的意義。馬克思主義說：「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五卅之中，國際革命的種種團體，以及蘇聯、敘利亞、摩洛哥、埃及、土耳其、印度等的革命運動，或者給中國以直接的贊助，或者和中國同時奮起反抗；中國工人及一般民眾，只是感覺贊助的還不夠，響應的還沒有密切聯合。革命者的國際聯合運動五一的意義已經感受得非常深切，自然正在更進一步的要求這一運動的深入和擴大！

　　我們觀察十年來的中國革命運動史——從五七、五四經過去年的五卅到今年的五一，便可以知道：何以費信惇——帝國主義者，這樣害怕「革命的五月」，何以他所最害怕的是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十年來實際上的中國歷史，已經證實馬克思主義的確能夠解釋中國革命發展的形勢，並指示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領導著一般民眾的民族解放運動，加入世界無產階級國際革命的統一戰線；不但中國無產階級的最終解放，必然要實行世界社會革命，就是中國民族的國民革命，都必須聯合國際無產階級，然後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帝國主義因此要用種種手段來分裂國民運動，破壞中國革命民眾和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鞏固反革命的軍閥政權，撲滅民眾的革命運動和國民軍及廣州國民政府。這種帝國主義的策略之進行，如高等華人中之「殷實商家」的妥協，拋棄收回租界的要求；如士紳買辦等類的章太炎[18]、曾琦[19]，與反動軍閥的吳佩孚[20]、張作霖[21]等聯合，以反赤反俄；如英日勉力聯合張吳，計劃北攻張家口，南侵湖南、廣東，如殺害《京報》[22]記者邵飄萍[23]，逮捕通緝各地的革命黨人，屠殺焚掠山東南部四十五村的數萬人民……之外，還要加上帝國主義及其「爪牙」的陰謀分裂學生運動和鼓吹勞資妥協，以破壞工人運動。帝國主義的努力可謂至矣盡矣！但是革命運動從此便會消沉麼？不會的！「革命的五月」正如赤日當空，不但震駭帝國主義、買辦、士紳、軍閥等等的妖魔，並且如戰場上的巨纛，領導著中國民眾於馬克思主義之下，行向革命的決死的鬥爭！世界及中國反革命勢力的內部正含孕著無數矛盾衝突：最近英日之間，張吳[24]之間，各小軍閥之間，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之間（華董問題），軍閥與商會之間（京津罷市）：無在不是矛盾衝突；同時，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以及一般商民學生，正是對於帝國主義軍閥有共同的利害，而且有五卅以來的鬥爭經驗，他們要在無產階級領導的聯合戰線之下，更進一步的與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攜手，共同作戰。這一戰線已經相當的在廣州實行革命戰爭而戰勝，建立了革命的政權；今年的「革命五月」只是喚起全國的民眾，努力奮鬥，武裝自己，擴大革命戰爭，取得最後的勝利！

　　原載《嚮導》1926年5月1日第151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費信惇（Stirling Fessenden，1875—1943），美國人。1915年來華，在上海當律師。1920年起當選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美籍董事，並兼任工部局總裁。1940年辭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死於上海日本集中營。

　　[2]華董，見本卷第45頁注48。

　　[3]研究系，見本卷第73頁注20。

　　[4]袁希濤（1867—1930），字觀瀾。江蘇寶山（今屬上海市）人。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代理部務、代理總長等職。1923年後任江蘇教育會會長、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職。

　　[5]阮忠介，即阮尚介，字介藩。江蘇奉賢（今屬上海市）人。德國柏林大學工學博士。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同濟大學校長。

　　[6]國家主義派，見本卷第42頁注18。

　　[7]陳炯明（1878—1933），廣東海豐人。曾任廣東副都督、代理都督、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廣東政府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長等。1922年6月發動反對孫中山的叛亂。次年1月率部退踞東江一帶。1925年10月為國民革命軍徹底打垮。

　　[8]楊希閔（1886—1967），字紹基。雲南濱川人。1922年被孫中山委為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在廣州策動反革命叛亂，旋被黃埔學生軍及在粵各軍擊敗，遁逃香港。

　　[9]袁氏帝制，指1915年袁世凱宣佈復辟帝制。

　　[10]二十一條，見本卷第63頁注13。

　　[11]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為標誌形成的思想解放運動，以科學和民主為兩大旗幟，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後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發展成為以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主流的思想運動。

　　[12]國民會議，見本卷第43頁注20。

　　[13]關稅協定，又稱協定稅率。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利用武力和強權強加給中國的片面關稅制度，給外國輸入中國的商品規定很低的稅率（實際不到值百抽五），為帝國主義在華特權之一。

　　[14]廣州國民政府，見本卷第42頁注11。

　　[15]國民軍，見本卷第41頁注⑦。

　　[16]顧正紅（1905—1925），江蘇濱海人。共產黨員。上海日商內外棉七廠工人。1925年5月15日在領導罷工工人同廠方交涉時，遭日本資本家槍殺。

　　[17]第三次勞動大會，即中華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1926年5月1日在廣州開幕。會議確定的主要任務是：鞏固和擴大工農組織，工農階級結合鐵似的聯合戰線，與革命軍隊和學商各界大聯合，支持廣東國民政府北伐等。

　　[18]章太炎，見本卷第72頁注11。

　　[19]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字慕韓。四川隆昌人。1923年在法國組織中國青年黨。次年9月回國後，在大夏大學、同濟大學等校任教，並創辦《醒獅週報》，鼓吹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

　　[20]吳佩孚，見本卷第41頁注⑧。

　　[21]張作霖，見本卷第41頁注⑨。

　　[22]《京報》，1918年10月5日在北京創刊。邵飄萍任社長。次年8月21日被安福系政府查封。1920年9月17日復刊。1924年12月5日辟京報副刊，曾發生重大影響。1937年7月終刊。

　　[23]邵飄萍（1884—1926），名振青。浙江金華人。著名新聞記者。1918年創辦新聞編譯社和《京報》。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遭通緝。4月26日，被張作霖殺害。

　　[24]張、吳，即張作霖、吳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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