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武裝鬥爭問題|瞿秋白

中國革命中之武裝鬥爭問題

　　中國革命中之武裝鬥爭問題(1)——革命戰爭的意義和種種革命鬥爭的方式（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最近幾年來的發展，到了現在，已經有由擴大而深入，由漸進潛變而猛發突變的趨勢。一則社會各階級的相對關係，在革命運動的過程裡，已經逐漸明顯；中國民眾和帝國主義相對抗的形勢，對於一般民眾已經徹底明瞭。帝國主義方面，在中國境內利用軍閥、士紳、買辦階級的政治勢力，最近五卅[1]及北京屠殺[2]之後也更加公開起來；中國平民方面，在國際聯合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革命策略，也在這個時候更加確定。中國革命戰場的陣勢已經了如指掌：是帝國主義與中國平民之搏戰；不像三四年前，胡適[3]博士尚且以為帝國主義是海外奇談，國民黨右派尚且以為打倒帝國主義是開罪友邦。再則中國平民方面革命覺悟已經大大的增高，革命力量正在集中積聚，商人、農民政治行動上的積極日益增高，尤其是工人的組織和鬥爭日益擴大。中國革命力量的增長和團結，已成歷史上的偉大動力，以前的消極昏睡狀態已經消滅了不少。三則帝國主義軍閥雖然勉強以「反赤」統一自己的戰線，然而他們內部的衝突和崩敗的過程，正因革命運動的發展而日益急劇。中國革命敵人的削弱和自亂，已經使他們無法鞏固自己的統治，以前比較長期的各派均勢漸不可能。四則近年以革命鬥爭的方式，如請願、示威、抵貨、罷工等，已經使民眾得到多量的經驗；尤其因為現在的社會政治形勢，民眾不得不利用這些經驗準備從消極的反抗進於積極的反抗。中國革命鬥爭的經驗已經造成武裝革命的必要條件。因此，現時革命運動的中心問題，已經是實行準備革命戰爭、求於最短期間推翻中國現在的統治，帝國主義中國的政治統治軍閥制度。

　　革命的發生、發展和勝利，大致總是從消極的反抗運動逐漸發展，逐漸普遍於一般民眾，一直到革命中領袖階級的政治勢力形成而鞏固地領導民眾實行積極的反抗，推翻舊統治。這種發展過程裡，革命鬥爭的方式自然適應之而增加遞變進步。中國近年來的經驗便足以證明。

　　革命鬥爭的方式，大致有：示威、抵制、總同盟罷工、武裝暴動、革命戰爭。這些方式，中國民眾都已經實行應用。但是，從「五四」[4]、「二七」[5]、「五卅」、「三一八」[6]和廣州戰爭[7]直到現在，革命的波瀾旋起旋落地昂然前進，運用這種種鬥爭方式，已經到了武裝直接決戰的準備時期，已經到了將近決死戰爭的時機——中國平民和帝國主義短兵相接一決死生的時機，中國平民正要從消極反抗的方式進於大規模的積極反抗的方式，帝國主義便努力在中國境內找自己的救兵。帝國主義對付中國平民的這種種革命鬥爭，往往用屠殺、封鎖的方法，往往壓迫中國政府代行鎮壓，勾結軍閥用兵作戰。如今到了短兵相接將近的時期，他便不得不在軍閥之外，另找破壞革命的工具。於是北京屠殺之後，中國社會的輿論裡，發見種種論調，不敢再說帝國主義是友邦，軍閥政府是國家——都是不可侵犯的；卻說革命鬥爭的各種方式不可用或是沒有力量，這亦不好，那亦不好，或是禁阻用切近可能的方式而故意倡高調。這些論調之中，尤其是反對革命戰爭一說鼓吹得最厲害最巧妙。這無異乎說：革命是要的，帝國主義和軍閥是應當打倒的，國權是要爭的，國賊是要除的，但是……但是向來革命的方法和手段都不好，趕緊停止，還是不革命的好！

　　因為如此，我們以為現在有詳細討論革命鬥爭的方式（Form）之必要；我們應當指出各種方式的必要和應用，尤其在這一時期，革命戰爭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都應當應用，直接的或間接的做革命戰爭的準備。

　　（一）示威　革命運動中，示威是一種最原始最簡單的方式。示威的意義是檢閱革命平民的力量，是表示民眾反抗治者階級的意思。這種革命行動常常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僅僅對於治者階級表示反抗，一方面是對於一般民眾做大規模的鼓動（Agitation）。革命鼓動的經常形式是演講、集會、傳單、小冊子，對於革命的目標——帝國主義軍閥的壓迫，做不斷的指示和分析，喚起民眾對於政治的積極和革命的覺悟。到了有特殊事故，這種鼓動便需有徵集群眾的力量，便是示威運動——實際上是群眾的特殊的革命鼓動。革命宣傳，在平時只是對於民眾從理論解釋革命的必要，指示革命的目標。這種宣傳和鼓動不能使群眾自己參與，不能使群眾一致的表現自己的意志。示威運動呢，當然是平日宣傳鼓動的結果，但是他以目前具體的事實，能徵集最積極的民眾自己來做鼓動，同時，他使理論的宣傳變成事實的宣傳——不是某個人對於治者階級壓迫的敘述和論列，而是幾千幾萬人的集會遊行對於治者階級表現革命的覺悟。這種示威的鼓動，效果勝於平日的宣傳百倍；他使幾千百人參與示威的事實，引起其他比較消極的民眾之注意，革命的潮流，從這幾千百人揚波推瀾的及于幾萬幾十萬……幾萬萬人。五卅運動中的集會遊行便是明證。為什麼？因為他使革命的思想開始變成革命的行動。所以不論示威的形式是向政府反抗，還是向政府請願，他的宣傳上的意義絲毫不變的。中國古代民眾的哄堂（圍迫官署）和跪香，其實同是一種示威運動。示威而僅僅是遊行、集會（哄堂）、通過表示民眾意志的議決（通電），固然是反抗治者階級；示威而以請願（跪香）的形式出之，也是反抗治者階級，而且更加進了一步：要治者階級對於民眾表示的答覆。這種答覆，當然是更使民眾革命化的工具。不論是容納請求，或者是拒絕請求，或者以為請願是哀懇，是承認政府的權力；其實，這並沒有關係。於治者階級權力未倒以前，並不是空口可使一般民眾都否認政府的。即使能一致消極的否認，也沒有用處；只看平民是否是積極的準備推翻政府，而示威（請願）正是這種積極準備的最初一步——群眾的革命鼓動。實際上說來，示威的其他形式，如不要求答覆的罷工、罷課、罷市等（五一一天的罷工，一定期間的「示威罷課」、「示威罷市」），表面上雖然比請願急激，事實上卻僅僅表示群眾一致的決心和力量，並不要求立時答覆或者滿足要求。請願的意義，正因此而是示威運動中實質上最急進的形式。北京屠殺之後，不但有人反對請願，並且有人反對一切群眾示威運動和罷課等；他們的理由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說治者階級權力大會屠殺，民眾不要想革命，還是安心讀書安居樂業罷，一班遺老遺少都是這樣主張。一種是說和平的「無組織」的群眾運動推不倒治者階級，趕快停止運動，預備「全民武裝」罷，一班國家主義派[8]是這樣主張。前一種的理由，不必多說，顯然是帝國主義的說法。後一種說法，則貌為革命，實際是破壞革命的宣傳。固然，沒有武裝的群眾不能抵抗豺狼成性的軍閥，然而示威運動的組織，除維持大眾秩序，靈通消息外（這些事北京請願中都有準備），本無武裝的職任，如果軍閥屠殺陰謀很周密，民眾組織沒有能及時逃避，這是客觀上所不能免的犧牲。武裝示威固然可以，去年十一月廿九的北京示威[9]便是如此，那時國家主義派說是共產黨擾亂和平秩序。示威而不武裝，尤其是通常的事，可是國家主義派又說是共產黨有意犧牲民眾。這豈不是破壞革命戰線，挑撥造謠中傷革命政黨的伎倆？固然，僅僅是示威，革命決做不成，必須武裝鬥爭；然而所謂「全民武裝」不知要準備多少時間，難道在這時間應當完全停止群眾的革命宣傳——示威？難道對於治者階級的種種壓迫，民眾便不應當每次表示熱烈的群眾的反抗？如果民眾的心理是如此，如果民眾心上根本不反對治者階級，如果因為停止示威而民眾反抗的情緒低落，革命潮流退落，只剩一班「理論家」空口討論革命，那麼，即使實行「全民武裝」也沒有用，或者這些武裝反而被帝國主義軍閥所利用，譬如廣州的商團[10]便是實例。

　　總之，示威運動（集會、遊行、哄堂、罷課、罷工、罷市、請願、跪香）在現時不但不可停止，而且要更加擴大，以激發民眾的革命情緒，訓練民眾的革命行動，推廣民眾的革命鼓動——時時對於治者階級的壓迫表示群眾的反抗，群眾的參加示威次次的增加……這是準備武裝鬥爭的一種步驟。

　　（二）抵制　示威僅僅是反抗治者階級的群眾表示而已，雖然開始從言語文字的宣傳進於群眾行動的宣傳，然而對於治者階級並無實際上的損害。革命運動開始于示威，必然急轉直下進於抵制治者階級的行動——五四運動時從示威集會進而實行群眾請願和罷市請願，要求政府拒簽巴黎和約[11]並罷免曹章陸[12]，再進而實行抵制日貨，使中國的間接的治者階級——日本資產階級，受經濟上的損失，而要求他交還青島，取消二十一條[13]，這便是實際經驗裡的證據。這種非買同盟（抵制仇貨）是殖民地革命的特殊方式。帝國主義的侵略，根本上都是經濟的，所以這種鬥爭方法便在殖民地上自然發生出來。五四以來，中國人差不多認抵制貨物是主要的鬥爭方法。然而非買同盟的主要的執行者，實際上是商人；中國自己工業不發達，商人之中，不但強大的買辦階級用種種方法作弊怠工，甚至於內地的洋貨商也是反對。因此，實際上非買同盟對於帝國主義的損害非常之小，五卅運動的一年中，日貨的輸入反較往年增多，有海關貿易冊為證。然而這並不是說抵制貨物的方法不可以用，或者簡直沒有效力。抵制貨物的非買同盟，如果有強大的勞動平民的革命戰線，能夠強制買辦階級執行——如廣東五卅運動中的罷工委員會[14]，便足以給帝國主義以實際的打擊。再則，即使抵貨方法始終不能對於革命的敵人有多麼重大的損害，至少也是以行動實行群眾的革命宣傳之一法。不過這決不是革命鬥爭的主要方法，卻是很明顯的了。

　　五卅運動的實際鬥爭中，發現更有力的鬥爭方式，便是罷工。帝國主義的侵略，於推銷貨物以外，進一步而投資中國，開辦工廠，因此，中國無產階級奮起鬥爭，自然實行罷工——這是普通的對於資本主義的鬥爭方法。這種方法在五卅之中已經使上海英日帝國主義受重大的損失，雖然因資產階級的妥協而破壞，可是在廣州革命戰線鞏固的地方，幾幾乎使英國的香港變成荒島。罷工方法的比非買方法有力，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可是，非買與罷工都還是消極的反抗；我們沒有能以五四抵貨取消二十一條，以五卅罷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是很不足怪的事。本來革命運動的發展，從宣傳而行動，第一步的消極方式，當然只能使治者階級受部分的損失，而爭得部分的勝利，不過在舊統治之下稍稍改良受治階級的地位，以逐漸爭得繼續鬥爭的自由和條件。工人的罷工和商人的罷稅、農民的罷租一樣，至多只能爭到待遇的改良，政治上的自由權利，或者增加工資，減少工時，免除或減輕某種租稅。如此逐步的增長平民的力量，而減殺帝國主義、軍閥、士紳、土豪、買辦等的勢力。這只是革命的準備，只是行動上實力的鬥爭，只是革命運動，而還不是革命。

　　總之，抵制行動（非買、罷工、罷租、罷稅）的陸續繼起，不但使中國的治者階級及其爪牙——軍閥、士紳、買辦的勢力不斷的受著打擊，他們每次的壓迫都受著實力的反抗，而且勞動平民在這日常的實際鬥爭裡逐步的鍛煉自己的力量，擴大自己的組織，鞏固革命的戰線，爭得革命的勢力，利用治者階級的部分讓步而愈益發展革命的運動，受著治者階級的鎮壓屠殺而愈益確定革命的決心——這是武裝鬥爭前必不可少的長期準備。

　　（三）總罷業　示威運動和抵制行動的陸續發展，那漸進的革命運動便應著客觀的社會形勢而轉入突變的革命。消極的反抗轉變到積極的反抗。這種時候，往往有短期的總同盟罷業的過渡時期，以便轉入武裝鬥爭而建立平民政權。例如俄國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的革命[15]形勢，便是如此——無產階級參加及主動的革命便是總同盟罷工，資產階級參加的革命便是總同盟罷業，罷市、罷工、罷課全國舉行。中國是帝國主義軍閥之下的半殖民地，革命民眾裡可以包含資產階級的成份，這罷業裡便自然會有商人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史上已經有兩次經驗：五四時的罷課、罷市，五卅時的罷工、罷課、罷市，當時都可以有轉入積極鬥爭和直接革命的趨勢，當然具體而微，那時客觀的社會形勢和主觀的革命目標，都使這種運動不能急轉直下，結果成為普通的革命運動。這種總罷業的意義必須不僅僅是要求部分的改革，部分的讓步，而是停止社會的經常生活，使極廣泛的民眾注全力於革命，以消極抵制的形式，實行各方面直接的積極反抗的準備。中國現在革命運動的發展，使民眾不得不預備將來有這種形勢之來到。所以我們應當明白，總罷業的鬥爭方式，本不在抵制治者階級，使他們受逼迫而讓步，這時的罷工、罷稅、罷租等，目的不僅僅在乎使治者階級受些經濟損失，而是使他們失去調兵遣將向民眾作戰的可能（如有時警察巡捕罷崗參加，兵士離隊加入民眾，反動報紙不能宣傳，財政當局不能籌餉，鐵路海道不能運兵，斷絕反革命勢力的各種交通……）；這時的罷市、罷課、罷賣（如五卅時斷絕外人糧食），目的當然不在商人、學生自己停止營業和讀書，而是使革命潮流擴大勇猛，消滅平時的舊統治下的秩序。這種形勢之下，必然要全社會革命民眾有組織的準備武裝行動停止一切工作的時候，正是準備直接革命的時候。所以總罷業不是鬥爭的本身，而是鬥爭的準備。如果沒有急轉直下的形勢和直接繼以武裝行動的決心，這種運動自然不能持久，自然不能推翻治者階級，而至多只能得到部分的讓步。

　　總之，總罷業的鬥爭方式，在革命高潮時是革命運動發展的頂點，過此以往，不是治者階級以武力鎮壓革命，或以讓步緩和革命；便是平民階級直接繼以武裝鬥爭，奪取政權。這時的問題，已經不是要求治者階級讓步，而是轉入武裝的積極反抗，迫使治者階級讓位；不是平民能否部分的損害治者階級，而是治者階級能否保持統治的問題。

　　（四）武裝暴動　武裝行動的準備和暴發，固然必須在革命高潮的時候；可是武裝民眾的工作，卻不能和示威抵制等組織群眾的經常的平民運動分開。國家主義派說，國民革命必須全民武裝。誠然不錯！革命運動發展到頂點時，總罷業之後，必須繼以民眾的革命的武裝行動。這種時候，就看武裝在誰手裡。如果說是「全民」，那麼，軍閥、土豪、買辦、士紳都早已有了武裝，不勞國家主義派費心；再加上他們主張停止示威運動等最有力的群眾宣傳，弄得即使武裝人民，其結果，如兵士、警察、保衛團、民團、商團、團防、團練等，也都在反動派手裡。那時鬥爭的形勢，農工小商的平民無論如何來不及取得必要數量的武器，結果必歸失敗。所以應當說：「武裝平民」——就是城市中工會的秘密武裝，保衛團等使受充分的革命宣傳，準備著他們內部的種種必要線索；鄉村中農民協會的武裝，團防、民團、土匪等使受特殊的革命宣傳，運動著他們內部的種種可能成份。總之，要使武力移轉於真正革命的平民方面。而這種工作，只有罷工、抗租、示威、遊行等實際的日常鬥爭，能夠從政治意義上去鍛煉準備：在民眾方面，逐次以事實證明他們武裝之必要，在團防、商團、警察等方面，逐次以鬥爭宣傳的接觸，打破他們擁護舊秩序的信念。這樣工作的多方面進行，能使一旦有事，城市之中民眾立刻能徵調自己的力量，開始市巷戰；鄉村之中民眾能自己占定陣線，開始堡壘戰。武裝暴動在城市裡反抗軍警比較不能時常進行，必須要等待相當的時機；在鄉村裡反對土豪軍閥，卻可以自築堡壘，以逸勝勞。北京去年的首都革命[16]，廣東經年的農民運動，都已經小試民眾的武裝暴動。這種鬥爭方式在歐美獨立國家裡，如果革命黨能夠破壞國家軍隊的內部，使之中立或革命化，那麼，工人的巷戰，未始不能使革命勝利。但是，在中國國民革命之中，單是市民、工人、農民的武裝暴動，便難以戰勝。原因是：一、中國經濟落後交通阻梗，鄉村裡的堡壘戰，即使勝利，也只是地方的——全國同時暴動，又是技術上不可能的事。二、城市裡大半有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駐軍，他們如果用全力撲擊，甚至於從日本、印度調遣堅軍利兵，那就即使市巷戰暫時勝利，也很難持久。三、再加上殖民地的特殊政治經濟狀況，使中國軍隊異常之多，而且大半間接受帝國主義指揮，所以單是民眾草創的義軍（Partisan），軍事技術及軍事器械上，能力都不能和敵人抗衡。

　　總之，武裝平民的工作急須進行，要在日常的示威抵制運動裡造成武裝在政治上的基礎，鄉村之中可以徑行罷租與義軍作戰相連的局部鬥爭，城市之中秘密武裝訓練，以備革命高潮時隨著各地方的總罷業而奮起作戰；但是草創的民間武力，既然只能在內地得到局部的勝利，城市裡又無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國條件之下必須有規模擴大的武裝暴動——革命的正式軍隊之革命戰爭。

　　（五）革命戰爭　中國民間的武裝暴動，如果沒有革命軍隊的援助和革命黨的指導，始終難以戰勝：現在的經驗，如豫魯的紅槍會，蘇皖的大刀會[17]，本是農民失業的暴動反抗，可是他們和政治宣傳隔離，和城市工人不能極敏捷的呼應，又沒有革命政黨和軍隊的指導援助，勢必至於困守一隅；其結果，當然要化為土匪、教匪，或者受軍閥土豪所收買利用，反而變成壓迫農民的武裝勢力。至於城市裡，我們還沒有一次真正暴動的經驗，卻只看見所謂商團、保衛團的反動。我們設想平民巷戰在某一城市勝利之後，如果革命軍隊不能和他很快的攜手，即使中國軍隊、警察、商團等能夠中立，那時對外的戰爭也很不容易抗禦帝國主義。因此，中國國民革命裡極端需要革命的正式軍隊。況且帝國主義的統治中國，至今是用指揮軍閥間接征服民眾的方法，用盡種種手段使中國軍閥的軍隊完全以對內作戰為目的；民眾可以努力宣傳兵士，以求取得多量的武力，卻不能希望現時的國內軍隊大部分加入革命如辛亥的舊事，或者最近德俄革命的經過一樣。因此，我們在戰略上可以於革命初期暫時避免和帝國主義的軍事衝突，卻決不能避免革命軍隊與反革命軍閥大規模的戰鬥——革命戰爭。

　　革命軍隊既有這樣的必要，同時也有充分的可能。一則，中國失業的農民、工人、小商、智識階級因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充滿全國，可以編制他們入正式的軍隊而加以革命的訓練；如今廣東的國民革命軍[18]（雖然還不完善，然而正可日益鞏固改良），便是已成的事實。——只有這種革命軍能做革命戰爭的主體。再則，帝國主義者雖然力能供給強大的軍閥軍隊，如張作霖[19]、吳佩孚[20]等，可是他們的侵略性自然借此要攫取中國權利，以重價賣軍械，以重利借大款，而且必需設法霸持中央政權，於是小軍閥便漸漸的沒有可能分肥，也沒有資格勾結。這些小軍閥的困獸之鬥，必然使他們反對大軍閥而造成民眾宣傳這些軍隊的條件，如嶽維峻[21]等簡直自願號稱國民軍，也是已成的事實。可是這種軍隊在革命戰爭裡只能做軍事上別動隊的策應，決非主體。三則，革命軍隊的訓練和武裝——軍閥既可受之於帝國主義，我們有時便也非常需要無產階級國家的必要贊助。革命的世界無產階級，既然因為要完成世界革命而以實力贊助殖民地革命，自然不能需索絲毫中國的權利，甚至於軍械的價錢。反動派、妥協派不承認革命戰爭的必要，所以在革命政府向國內商民籌餉時，便說是「壓迫人民」，絲毫都不肯擔任革命時不可免的犧牲；在革命政府受國外無產階級的贊助時，又說是「賣國行為」。這簡直是要完全解除革命勢力的武裝，而使人民聽憑帝國主義軍閥的宰割。所以造成革命軍隊的必要，我們應當真切的認識；而造成革命軍隊的可能，我們應當儘量的應用。——自然要認清主體與副手的區別。

　　至於革命戰爭的必要，應當認為現時主要的革命職任；況且，反奉戰爭[22]以來，已經證明軍閥間的戰爭，在現時已經有變成人民與軍閥戰爭的趨勢。張吳聯合進攻國民軍[23]，顯然是帝國主義間接征服中國的戰爭。中國人民的革命的防禦戰已成必不可免的事實。其他各地小軍閥的內哄和壓迫人民，都不是空口籲求和平所能避免。這些零星的戰爭，各派軍閥之間的縱橫捭闔，愈益證明必需武裝平民並利用軍閥內爭而進展革命運動，使戰爭變成達到較和平較自由的境域之手段，以為總解決的革命戰爭之戰略上的準備；如最近湖南唐生智驅趙[24]，便是一個實例。現時這種局勢：北京屠殺、張吳戰勝、民眾革命運動深入準備武裝鬥爭……其勢中國平民必需在革命政黨指導之下，積極從各方面下手，去建立國民革命偉大的聯合戰線，實行總解決的革命戰爭——國民政府的北伐；運用勝利的策略，使敵人武力分散削弱，而革命武力少所牽掣，而後能響應或造成革命運動的最高潮——總同盟罷業和城鄉各地的武裝暴動。政治上以革命民眾的政黨為主體，軍事上以正式的革命軍隊為主體，從事於革命的作戰……，而後中國平民才有徹底解放的希望。革命戰爭的勝利，先行掃滅帝國主義的種種爪牙，打倒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軍閥制度，召集國民會議[25]，而建立真正民權的獨立國的政府。那時真正的和平，利於一般平民的和平，才有達到的希望。反動派和短視的士紳資產階級，只知一味的反對戰爭；軍閥戰爭時，他們空口哀求和平，結果是為戰勝的軍閥所利用，以此「和平」抵制戰敗者的「興戎」防禦；例如張吳戰勝後的王士珍[26]式的和平，只是使北京商民受強迫行使軍用票，一般市民、學生、工人都受嚴重的壓迫罷了。革命戰爭時，他們想必又要大呼「和平」，其實是替受革命平民攻擊的軍閥說項，保持反革命勢力的存在。所以我們對於革命戰爭的必要，應當盡力宣傳，打破偽和平的幻想；我們對於革命戰爭的不可避免，應當因此而更加積極準備，以免政治上宣傳上戰略上的臨時疏忽，弄得失敗而延長中國革命的難產。

　　中國現時的革命時機，正是一切革命鬥爭的方式都要善於運用，以適應革命戰爭的主要職任。然而反動派的宣傳，卻正以滅殺民眾對於革命鬥爭方式的認識為目標；帝國主義的工具，真正盡力，「桀犬吠堯[27]，各為其主呵！」

　　中國平民的革命政黨在這種時機，當然要努力領導民眾去從消極反抗進於積極反抗；而民眾的客觀形勢，也必然在這伏流昂進的革命運動裡，努力進於猛發突變的革命勝利。中國革命的過去經驗和現時形勢，正從示威抵制的鬥爭之中，要再造成總罷業的革命高潮，各方面準備武裝暴動，以實行革命戰爭。這長期間的艱苦鬥爭，必然在群眾自己的實際生活裡，鍛煉出革命的武器——各種消極積極的鬥爭方式和敏捷致勝的鬥爭策略，以引導中國平民到勝利的道路上去，與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攜手，徹底的打倒帝國主義，免除國際國內的一切戰爭。

　　原載《新青年》1926年5月25日第4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五卅，見本卷第40頁注①。

　　[2]北京屠殺，見本卷第40頁注②。

　　[3]胡適（1891—1962），原名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早年留學美國，為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1917年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右翼代表人物。

　　[4]「五四」，即五四運動。1919年5月4日發生於北京。初為愛國學生抗議巴黎和會將德國侵佔之中國山東的權益無理讓給日本，後發展為全國性的革命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5]「二七」，即二七大罷工。1923年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為抗議直系軍閥破壞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而舉行全線總同盟罷工。7日，遭到直系軍閥血腥鎮壓，打死32人，打傷200多人，釀成重大慘案。

　　[6]「三一八」，見本卷第40頁注②。

　　[7]廣州戰爭，指廣東革命勢力為統一革命根據地而進行的戰爭：1925 年2月第一次東征盤踞于惠州的陳炯明部；6月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在廣州的叛亂；9月第二次東征陳炯明部；12月南征鄧本殷部等。

　　[8]國家主義派，見本卷第42頁注18。

　　[9]11月29日的北京示威，即「首都革命」。見本卷第42頁注12。

　　[10]廣州的商團，英帝國主義用金錢、軍火支持廣州大買辦陳廉伯等組織的反革命武裝。1924年曾發動叛亂，企圖顛覆廣東革命政府，建立所謂「商人政府」。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廣大工農群眾支持下，採取果斷行動，消滅了這一反革命武裝。

　　[11]1919年6月28日，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在五四運動的巨大壓力下，宣佈拒絕簽署《對德和約》。

　　[12]曹章陸，指1919年五四運動中北京政府被迫罷免被愛國學生指為賣國賊的皖系政客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曹汝霖（1877—1966）字潤田。上海人。1915年曾參與中日「二十一條」談判，後參與經手西原借款。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遊行至東單趙家樓，包圍並火燒其住宅。章宗祥（1879—1962）字仲和。浙江吳興人。1916年任駐日本公使，多次代表北京政府與日本政府代表簽署秘密協定，激起全國公憤。1919年5月4日，在曹汝霖住宅遭愛國學生痛打。陸宗輿（1876—1958）字潤生。浙江海寧人。歷任北京政府印鑄局長、財政部次長、駐日本公使、中華匯業銀行總辦等職，多次參預向日本秘密借款，為全國人民所痛恨。

　　[13]二十一條，指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的妄圖變中國為其獨佔殖民地的秘密侵略條款，共5號21款。

　　[14]罷工委員會，即省港罷工委員會。見本卷第44頁注37。

　　[15]俄國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指俄國1905年12月和1917年2月發生的反對沙皇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16]首都革命，見本卷第42頁注12。

　　[17]紅槍會、大刀會，見本卷第42頁注14。

　　[18]國民革命軍，1925年8月，廣州國民政府將所屬軍隊改編而成。初為6個軍。至1926年6月北伐戰爭開始時，增加為8個軍。

　　[19]張作霖，見本卷第41頁注⑧。

　　[20]吳佩孚，見本卷第41頁注⑧。

　　[21]嶽維峻，見本卷第48頁注68。

　　[22]反奉戰爭，亦稱浙奉戰爭。1925年6月奉軍南下，先後佔領了江蘇、上海、安徽等地盤，激化了與孫傳芳、吳佩孚等直系軍閥的矛盾。浙江督辦孫傳芳聯合北方的國民軍與江蘇地方實力派共同反奉。11月，孫傳芳率部猛攻蘇、皖、滬地區，趕走奉軍，自稱「閩浙贛蘇皖五省聯軍總司令」。

　　[23]1926年3月，奉系軍閥在日本等帝國主義支持下，強迫國民軍退出天津，以後又逼使國民軍退出北京，並聯合吳佩孚進攻國民軍，迫使其退往綏遠。

　　[24]唐生智驅趙，見本卷第46頁注57。

　　[25]國民會議，見本卷第43頁注20。

　　[26]王士珍（1861—1930），河北正定人。與馮國璋、段祺瑞同為北洋軍骨幹，曾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袁世凱死後，以北洋元老身份調解皖、直、奉系間的內戰。

　　[27]桀犬吠堯，語出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中的「桀之犬可使吠堯」。桀是夏代暴君，堯是傳說中遠古時代的聖君。壞人的狗咬好人。這裡把中國反動派比作帝國主義豢養的走狗。

　　(1)本文曾收入作者1927年自編的論文集，並作了文字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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