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瞿秋白

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

　　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1)（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

　　（一）帝國主義進攻之戰略

　　從五卅屠殺[1]到北京屠殺[2]，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經過了一個偉大的高潮，表面上似乎告了一個段落。中國一般人現在都有意的無意的想著：五卅的國民革命運動已經停頓了麼？此後革命的前途是退後呢還是前進，是失敗呢還是勝利？

　　北京屠殺誠然是革命運動的挫折，但是這個屠殺所以能使革命民眾除「哭」——追悼以外不能前進一步去奮鬥，換句話說，北京屠殺所以能挫折革命運動的原因，卻在於帝國主義進攻的總計劃之部分的實現。民眾運動的受挫折，並不因為段政府[3]衛隊的殘殺比上海工部局[4]更加厲害，卻是因為帝國主義能以假手于軍閥來屠殺，能以在五卅之後重新假手于軍閥來壓迫一切民眾運動。帝國主義在五卅之後要達到這個目的，實在費了不少心血，用了種種手段和工具，按照了整個兒的計劃進攻——反守為攻的計劃，才得到現時的形勢。

　　帝國主義進攻的戰略及其「勝利」，可以分四方面來說：

　　第一、軍事行動。奉系軍閥[5]崩敗，郭松齡反戈[6]的時候，天津快入國民軍[7]之手，帝國主義勢力處於極危殆的地位，日本帝國主義者立刻親自派兵助戰，撲滅郭松齡的「叛逆」。英日帝國主義迅速地建立張吳聯合戰線[8]，從河南、山東、滿洲、陝西四方的進攻國民軍；天津戰役[9]中日本帝國主義者直接指揮戰事，英國帝國主義者饋贈吳佩孚一萬五千枝槍械，都是彰明較著的事實。到三月六七日河南已經完全入吳佩孚（靳雲鶚[10]）之手。當時張吳聯合戰線的後顧之憂，便是廣州國民政府[11]的北伐，所以二月中二十邊，英國便封鎖粵海關，隨後還盡著威嚇，說要派十萬大兵征服中國。北方這次戰事，最初在三月初國民一軍在滄州方面仍是日有進展的形勢，日本帝國主義急急的護送奉軍艦隊從大沽攻天津，故意挑釁，炮擊大沽炮臺——隨之以列強通牒，造成北京屠殺的近因。國民軍被壓迫而不得不敗退。段祺瑞不敢在首都革命[12]時（去年十一月底）屠殺民眾，因為那時是國民軍克服天津；到了現在，李景林[13]將要佔據天津的時候（三月二十二），保定方面吳佩孚勢力將要進展的時候，自然敢於屠殺，以求取媚列強，得張或吳的諒解。中國政局的形勢，在北京屠殺的時候，正是英日張吳聯合戰線戰勝的形勢，正在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又從湖北、山東、滿洲進展到河南、熱河、直隸、京兆——「中央政府」的過程裡。北京屠殺不過是這種帝國主義勝利的小小反映，國務院門前的血，也許是此後四萬萬勞動平民汗血的點滴的淵泉罷了！

　　第二、宣傳力量。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所以能得到這種勝利，並不單靠張吳大軍閥的兵力。他們雖然強迫蘇聯簽訂不准在東方宣傳民族解放，他們雖然禁止中國人民宣傳「排外」，仿佛是根據甚麼不可干涉別國內政，應當尊重友邦交誼的「國際法」的天經地義。然而他們自己卻儘量的宣傳，破壞國民運動。他們在唐山——英國礦局，以金錢運動鼓惑警察反對國民軍，故意停閉礦內工作想激起工人擾亂，以擾國民軍之後防。他們在河南幫助並指使吳佩孚宣傳運動土豪劣紳（紅槍會[14]裡的壞分子）。英日自己的機關報上拚命的宣傳南蔣北馮[15]是赤化軍隊，他們在上海組織甚麼「萬國護憲會」[16]做反赤宣傳。這是民眾裡的外國宣傳，其實力量還不十分大。最湊巧的是中國人民裡最近發生了一種宣傳力量來幫帝國主義的忙。甚麼反赤同盟[17]固然不必說起，就是自稱「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國家主義派[18]等類也很出力。日本出兵滿洲時，這些分子忽然反對莫須有的俄國出兵；接著便反對中東路停車——各鐵路交通受軍閥的摧殘擾亂，沒有一個中國人的路局長敢於反抗一下，以盡自己對於國家財產的天職。中東路局長執行了這種對於中國政府（同時當然也是對於蘇聯政府）的職務，國家主義派卻來反對這種反抗軍閥的「強權」了。英國封鎖粵海關，這些「外抗強權」的國家主義派一句話都沒有說。張吳聯合戰線進攻國民軍，以至於封閉河南工會農民協會、天津的總工會，逮捕工農領袖，這些「內除國賊」的國家主義派也許還幸災樂禍呢。他們的「反對帝國主義」，便是十二分費力的做反蘇聯的宣傳；他們的「反對軍閥」，便是宣傳蔣介石、馮玉祥赤化，說他們受蘇聯的槍械。照他們的意思，把蔣介石、馮玉祥等武裝解除了，等英日張吳完全戰勝，這便算「內不妥協，外不親善」，便可以「對外獨立，對內統一」了。北京屠殺後，他們更一致的擁護段祺瑞的通緝令——只恨政府衛隊不會準備，沒有把李大釗[19]等打死。總之，每次帝國主義向民眾進攻時，總有「人」出來反俄反共反蔣反馮，使民眾的視線和注意混亂，不能一致的建立民眾的革命的聯合戰線去反抗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宣傳力量實在偉大，國家主義派實在是功高難賞。國內的報界及所謂輿論，既然有了這一小部分的反革命空氣，——和五卅以後不同了，段祺瑞何樂而不恣意屠殺呢！？

　　第三、政治影響。當國民軍取得天津，中國民眾普遍的反對帝國主義和要求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時候，國民軍、國民政府和民眾的聯合戰線正在要求政治上的鞏固，政綱的統一；如果這三方面真正建立革命政府而召集國民會議[20]，國內的大部分武力可以由民眾指揮而戰勝帝國主義——奉直軍閥。所以帝國主義堅決的採取直接的軍事行動和反赤宣傳。同時，國民軍戰勝而取得天津的時候，政治的局面當然迅速的左傾——首都革命，驅段下野的民眾運動日益高漲。「中央政府」的改造必然給帝國主義以巨大的打擊。因此，帝國主義可以承認賄選的曹政府[21]，可以容忍臨時的段執政，到了現在——段祺瑞如果下野而代以更左的政府，卻不得不直接威嚇而制止了。於是公使團宣傳，如果老段下野，他們也下旗歸國。再則，許世英[22]、易培基[23]、于右任[24]等的內閣成立之後（十二月二十八），帝國主義者在財政上百端掣肘——稅務司安格聯[25]直接聽張作霖、吳佩孚指揮——所以這一期的中國政府，事實上（De facto）為列強所不承認。湯漪[26]等的挽段運動，固然臨時幫了帝國主義不少忙；而吳佩孚等的法統護憲[27]居然成了「萬國護憲會」的政綱。在這種局勢之下，帝國主義和張吳的攻勢非常緊迫，而革命民眾的政治要求也十分明晰，馮玉祥和資產階級便遇著了「試金石」了：各地商會和一般高等華人大都消極猶豫，甚至於接受帝國主義宣傳（《順天時報》[28]、《天津日日新聞》、《新天津》……），還仰望著吳佩孚（尤其是京津）。馮玉祥呢，處於民眾運動之中，也同樣的開始動搖，終至下野，「不問政治」。其實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反赤宣傳的恐嚇，在這時候已經慌了手足，廣州國民政府對於他又是鞭長莫及。他既不能公開的明顯的接受民眾的政綱——國民黨的政綱，勇猛的往前奮鬥，他便不能不做往右結合的嘗試。賈內閣[29]的最終局面（三月初），其實是引進了許多吳佩孚、張作霖的奸細（如盧信[30]、顏惠慶[31]）；討吳令的發表不過是一種陰謀。那時章士釗[32]、馬君武[33]等的氣焰正在高漲起來，列強妨礙津沽戰事[34]的計謀既已早有預定，那討吳令不過敷衍馮玉祥而做遮蓋屠殺的破盾牌罷了。馮玉祥這種小資產階級式的猶豫妥協愚蠢的政策，那得不造成北京屠殺的條件，那得不破壞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而成就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勝利？

　　剛巧在三月十八北京屠殺的時候，廣州國民政府之下的反動派陰謀也在這時候爆發出來。上海的孫文主義學會[35]雖然和工人及一切革命民眾合作，反對屠殺，可是廣州孫文主義學會裡的反動分子，卻甚至於違反了戴季陶主義[36]，進行卑劣的離間蔣介石和罷工委員會[37]、俄國顧問及共產派的陰謀：他們的行動雖然只暗算了李之龍[38]（調動中山艦的事，最近已證實為歐陽格、歐陽忠[39]等所陷害。——四月十九日注），雖然只證明了「俄人」並不統治著廣東，卻可以隨意「驅逐」；然而他們這種行動立刻給帝國主義以進攻的機會：香港的通信電報都急急乎表示以解決罷工的時機已到——帝國主義的目中釘，革命的廣州政府分裂崩敗了！再則，也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黨的反動派鄒魯[40]、謝持[41]、沈玄盧[42]等，因為戴季陶先生表示不接受廣州民黨第二次大會[43]的選舉，所以壯著膽在上海召集反動派的「第二次」大會[44]——他們也欣欣然的談「移粵開會」，想必是夢想蔣介石能真變成香港所贊許的強有力的政府。這種所謂國民黨的反動派之陰謀和國民黨右派的猶豫中立的政策，增加了帝國主義進攻勝利的形勢。（注：參看此篇附錄之廣州通信[45]）

　　總之，反動勢力方面的軍事行動、反赤宣傳和政策，都可以證明帝國主義的大政方針是：一、資助反動軍閥組織中央政權，使團方面曾經有一種表示，說如果張吳能聯合鞏固中央，「財政不成問題」（可證之於三月底至四月初的東方、電通、路透社的宣傳）。二、肅清國民軍的勢力——四月五日漢口電通社的電報還是這樣說。三、「討伐」廣東政府——東方社的奉天電屢次宣傳這一計劃。四、以強力鎮壓一切民眾反抗運動——所謂取締赤化。但是這種大政方針的施行，除聯合帝國主義力量之外，還必需有分散國民運動力量的政策。

　　第四、改良政策。貴族階級的君主國家，遇著革命運動發生，必然趕緊表面上讓步，說甚麼「籌備立憲」；資產階級的獨裁政府，遇著無產階級革命潮流，也是趕緊實行些表面上的社會改良政策。如今中國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經過一年來的民族革命運動，帝國主義于武力屠殺政策之外，也就不得不實行些「民族改良政策」。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這種分散革命運動政策，必須有立憲派和改良派做助手，帝國主義現時在中國，也就需要帝國主義之下的立憲黨或「民族改良黨」。帝國主義於上海總工會封閉之後便進行關稅會議[46]法權會議[47]，答應一九二九年關稅自主；於北京屠殺前後，更「准予」華董[48]加入漢口英租界市政局，提出上海工部局的華董問題，對上海越界築路案[49]讓步，仿佛上海的會審公堂[50]也可以歸還，福建鼓浪嶼的市政也有同樣的討論。他們這些詭計，無非是暫時想以空口的讓步穩住中國的資產階級，使他們不來參加國民革命運動，想在中國高等華人之中造出些「民族改良派」的勢力，來幫助他們鎮壓革命運動。北京屠殺前一天，上海工部局總董請商會會長等吃飯，訓練了他們一番：只要高等華人幫助他們鎮壓工人，反對民族革命的宣傳，一切華董等類的問題都可以商量。果不其然！上海市民——小商人、工人、學生等反抗北京屠殺的時候，總商會「暫停辦公」了（請參看《嚮導》[51]第一百四十七期）。帝國主義的這種政策，也和君主貴族或資產階級政府一樣：暫時答應立憲或實行社會改良政策，等革命潮流低落，這些「讓步」必然大半收回。其結果——在社會革命裡無產階級固然因社會改良派的妥協而失敗，社會改良派亦因群眾革命潮流低落而喪失政權，勝利的只是資產階級（德國革命[52]和英國工黨內閣[53]都是證據）；同樣，在國民革命裡勞動平民固然因為資產階級退出戰線而失敗，資產階級亦因革命運動停止而重受帝國主義軍閥或皇帝貴族的壓迫，勝利的只是反動勢力。帝國主義者現在正用得著這種政策來分裂中國人民而達到他們完全恢復反動統治的目的。

　　總之，帝國主義的戰略是：帝國主義軍閥的聯合戰線，利用買辦資產階級的力量，趁小資產階級政策的猶豫妥協而進攻，以破壞分裂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

　　（二）中國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

　　誠然不錯，帝國主義有這樣精明的策略，實行起來又逐步的有些得手：北京屠殺之後，中國——尤其是北部的民眾運動自然要受著一時的壓迫，而不能立刻有廣大的發展。然而他們這種戰略究竟有幾分勝利呢？究竟能不能像他們的如意算盤完全撲滅革命運動呢？真正相反！北京屠殺之後，第一、立刻看見帝國主義聯合戰線內開始分裂；第二、民眾革命運動必然更加深入的發展，革命勢力更在潛伏的增長，偉大的前途已經使國民革命的勝利不久便可以來到了。北京市民的血，也許是最後一次的「請願血」——那革命戰場的血，在最近的將來已經可以灌溉培植出平民自由之花呢！

　　北京屠殺後，奉系軍閥帶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迅速地想攫取中央政權，可是李景林暗聯吳佩孚的傾向，做了英帝國主義的工具，張李內哄阻擋奉系軍閥的前進。同時，吳佩孚的勢力努力前進，河南寇英傑[54]、靳雲鶚的衝突雖然暗鬥也很烈，但是靳軍不久便到保定，並且已經遣派代表到北京和國民軍議和。張吳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段祺瑞在這衝突中間又想利用機會聯奉反吳。亦許英日帝國主義為鎮壓革命（赤化）起見，暫時保持張吳的聯合而始終去段；然而就大勢看來，張的勢力在最近必占優勝，吳派的反張必不能免。而且張吳內部的小軍閥各自爭功，衝突異常複雜。固然，吳佩孚的勢力比較的擴大，他和孫傳芳[55]開始接近，利用鄧如琢[56]占江西；他還想利用孫傳芳內部的衝突而發展其勢力于長江下游。但是吳的湖北、河南，內部亦是非常不穩，湖南唐生智[57]驅趙，比較的接近廣東政府，又添了他們的後顧之憂；最近貴州和江西方本仁派[58]也派代表到廣州。固然，張的勢力有稱霸中央的趨勢，但是張宗昌[59]李景林的直魯聯軍[60]現在已經仿佛在奉系之外另樹一幟：李景林和張宗昌的衝突雖然受「日本監督」的指揮而強迫的消弭下去，其他的衝突已經又在醞釀之中；況且張作霖西有吳佩孚，南有孫傳芳，北有國民軍，將來局勢的發展也難有全勝的希望。由此看來，帝國主義的自相衝突，軍閥的崩敗分裂互爭，凡此一切，在稍稍戰勝國民軍之後便漸漸的更明顯的暴露出來。同時，國民軍雖然敗退，卻因帝國主義工具的內哄，至此還能保持察、綏、陝西、甘肅。廣州國民政府雖經過反動分子的搗亂，稍稍受傷，卻仍舊有能力應付西南諸省，待時而動。無論英日帝國主義者怎樣急急乎要黏合張吳，鞏固反動政權，一致「反赤」，在這種形勢之下，即使萬一能成就這一計劃，他的基礎也是非常脆薄的。

　　再則，軍閥——帝國主義與中國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也因戰勝民眾而開始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強迫行使軍用票，弄得商人罷市；他們更用飛機拋擲炸彈，想焚毀北京，弄得市民團體群起抗議。河南方面，吳佩孚軍隊一到便勒索軍餉，山東更是久處於張宗昌鐵蹄之下。固然，中國資產階級化的士紳階級，各地商閥這類的大人物：把持商會、農會、教育會的士紳、政客，他們實際上是城鄉貧民的最切近的剝削階級，他們這少數人的利益不大受軍閥的摧殘，因此，他們往往以商會等名義代表人民歡迎這些反動軍閥，替軍閥包稅包捐，設法剝削商民，從中取利。然而士紳階級內部，在這種時期，不免也要互相衝突，而且他們的媚侍軍閥到了現時分外的顯露，甚至於要激起一般資產階級群眾的反抗。總之，帝國主義的互相衝突，軍閥士紳之間的互相衝突，帝國主義軍閥士紳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正因為鎮壓了民眾和戰勝了國民軍而不得不急遽的暴露出來——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便不能不開始破裂；帝國主義的文武兩種大臣，軍閥和士紳，已經不能不各自自相互哄；他們的壓迫已經不能不使資產階級都受著切身的痛苦，於是賣好於資產階級的政策也不大行了。

　　反動勢力方面的形勢大概如此，我們再看中間勢力的形勢是怎樣。

　　中國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裡，總是處於中立的地位，時而從中取利，時而背叛平民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五卅以來的事實都是證明（參看《新青年》[61]第三期）。這種中間勢力，以前在革命鬥爭中往往可以舉足重輕，因為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統治著一般小資產階級，他的動搖，足以影響到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如今這一勢力是否能滿意帝國主義的讓步而完全倒到反動勢力的懷抱裡去呢？上海的資產階級比較的最有力量，五卅之後，總商會居然辦了自己的英文機關報（《中國公論週報》The China Tribune）；他還在努力著鼓吹虞洽卿[62]先生的「國家主權民族平等」，並且說：「凡此情狀，非由人民自身推翻軍閥政治制度不可，吾謂此言，蓋指將來必更有一新革命，……必置國家工商於暫時流離顛沛之境，實則最後所得，必能償此犧牲……」（第三期——三月二十七日）。虞洽卿更明白對帝國主義說：中國人雖愛和平，對於外國壓迫仍要反抗。漢口英界的華董已經到手，上海仿佛也有這個可能，可是關稅管理尚且沒有，更不用說關稅自主……：凡此一切都還不足以使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滿意。所以他們還繼續著強硬態度，高唱革命。至於資產階級對於軍閥——帝國主義的工具，那麼，上面已經說過，在現時的政潮裡，雙方的鬥爭只有格外劇烈起來。除天津、河南以外，漢口吳佩孚抽捐勒餉，鹽斤加價，上海閘北市自治[63]備受孫傳芳的摧殘。軍閥于戰勝革命民眾之後，為發展自己，實行封建地主式的政策起見，有時不得不勾結士紳壓迫商民——比較有力的資產階級只有因此而更加反抗，更加覺悟：譬如奉天軍閥失敗，忽然提倡省憲，得勝又立刻取消；孫傳芳初到江蘇敦請上海商人江政卿去做警察廳長，民眾革命潮流稍稍低落，立刻進攻，摧殘自治。總之，帝國主義既然還沒有真正的讓步，中國資產階級暫時不能完全變成反動；軍閥戰勝民眾而更加壓迫，便使資產階級與軍閥的合作（如上海總工會被封後數月之情形）漸不可能。資產階級之中，在這種時期便會發生較左的派別，不但對帝國主義軍閥進一步的要求，「多討些價」；並且反對買辦士紳的政治勢力——霸佔商會自治會等的大人物。

　　可是，在暫時的局面之中，資產階級固然還沒有完全反動——帝國主義離間國民運動之詭計固然還沒有完全奏效，然而這並不是說：資產階級可以領導國民革命運動，還能誠意的再站到革命方面來。只能說，這種「中立勢力」現在還在徘徊猶豫之中，暫時沒有增加反動勢力的力量。如果帝國主義方面，有這麼小小的一個真正的讓步，中國資產階級立刻便可以完全背叛平民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亦許會利用軍閥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對於資產階級再讓一步而諉罪于軍閥。那時，或者又成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合作的局面。《中國公論報》的第四期（四月三日）便已經歌頌漢口、上海、香港帝國主義的讓步，自稱華人容忍鎮靜之得策，還說外國人若知中國心理，就「一經嘗試便不能舍」。他們已經只要求帝國主義實行允諾的幾件事（會審公廨、華董等），趕緊想解決五卅案。四月十五日上海華董三名已通過於「上海國會」（西人納稅會[64]），資產階級雖在力爭，可是力爭的方法是研究修改上海憲法（《洋涇浜章程》[65]）——「民族立憲派」的形成已露端倪，只求限制帝國主義的治權，而不求民族獨立的傾向已經暴露了。（四月二十日注）反對軍閥的運動，在資產階級也是這樣妥協的想頭：譬如閘北市自治問題，已經有一派只要求官廳勿干涉閘北，閘北以外的新辟市面完全可以由官辦。他們只求這一些讓步，便可以在「華人」之中撇開大多數不能直接納稅的中國市民，更可以在「市民」之中再撇開許多工人勞動者。收回租界的「國家主權」，民眾普選的自治制度，都可以不顧了。

　　那麼，假定資產階級現在再妥協——更妥協一步而加入反動勢力，是否還有從前的舉足輕重的意義，是否因此而勞動階級完全陷於孤立而使國民革命受長期的挫折呢？帝國主義軍閥每行一次改良政策而又欺誑一次，足以在群眾之中打擊首先與之妥協的士紳階級之政治威信一次；資產階級領袖加入這種「妥協同盟」一次，也足以使自己受打擊一次。如今全國民眾，經過五卅怒潮直到北京屠殺，已經增高革命的覺悟不少，資產階級更進一步的妥協，適足以解放小資產群眾於他們的政治思想之下。現時上海的各馬路聯合會[66]、江西的商幫協會[67]，以及其他各地的小資產階級組織，都漸漸的昂起頭來，漸漸的站到革命方面來。何況一方面，北方及內地士紳土豪階級把持的商會等，媚侍帝國主義與軍閥，上海、漢口等買辦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商會等，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而實行改良派式的賣國行為，小資產階級商人因此備受壓迫和剝削；別方面，廣州勞農平民為主幹的國民政府確能為國家爭主權，為人民謀幸福，不但小資產階級傾向革命，便是廣州總商會也與革命政府合作，如抗議封鎖粵海關等。兩方面的比較，尤其使全國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潛移默化的日漸趨向革命，尤其使他們容易覺悟妥協政策之賣國賣民。所以小資產階級群眾的革命化正在迅速地伏流昂進。

　　中立勢力內部的分化，資產階級妥協而政治威信墮落，小資產階級感覺壓迫而傾向革命，都是無疑的。我們再看革命勢力方面怎樣。

　　小資產階級傾向革命，還有一個根本原因：去年一年來中國部分的受帝國主義封鎖（廣州）和全國軍閥戰爭的擾亂，買辦階級運賤價的原料出洋，甚至於糧食，弄得中國市場上米麥等項都需要再從國外高價的輸入；再加以湖北、湖南、直隸等處的大荒歉，全國的生活必需品，如米柴肉等的價格，都是飛漲——尤其是上海。這種廣大普遍的經濟紊亂和生活增高，使一般人民感受到非常的壓迫。帝國主義可以「賄買」少數高等華人，卻決不能「賄買」大多數瀕於餓死的人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化是無可遏制的。然而革命的主力還決不在此。

　　鄉村的小資產階級——農民，他們的勞動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被士紳土豪買辦軍閥帝國主義剝削了去，這是帝國主義軍閥之統治的經濟基礎。五卅之後，不但廣州、河南的農民組織發展起來為全國農民運動的先鋒，並且一般的經濟恐慌，預征田賦和災荒，使農民的地位窘迫到萬分，反抗運動自然而然到處的爆發。農民群眾自己又繼續中國向來所有的秘密組織，如紅槍會（河南、山東等省）、大刀會（江蘇、安徽等省）等，雖是迷信，雖是無計劃無策略的組織，然而一有些須組織便不能不暴動起來。國民革命之中，如今已經有無產階級領導，又有真正革命政黨的工作，這種農民運動如果納入農民協會的軌道，有相當的農民政綱，立刻便可以成為極偉大的革命力量。不用說耕地農有的運動，便是減租減稅的運動——直接就是給地主土豪，間接給軍閥帝國主義以極大的打擊。這一革命的偉大力量正在滋生猛長呢。

　　至於工人階級，在上海、天津、河南、唐山、鐵路、海員、粵、港、湖南、湖北各方面，無論是受壓迫不受壓迫，他們一年來的組織工作和鬥爭經驗，自然使他們積極的準備自己的力量，繼續征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何況經濟恐慌和物價高漲，使五卅以來所爭到的加資，事實上已經等於沒有，再加以反動重來所受的政治壓迫，尤其是使他們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奮鬥。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正在更加集中訓練去和農民攜手。這工農聯盟的革命力量，在這北京屠殺高壓重來的時候，愈益要迅速的伸長。

　　再則，就是智識階級和遊民階級，雖則都是游離勢力，可以為革命所用，亦可以為反革命所用，然而大多數的力量總在革命方面。尤其是在現時的局勢之下。固然，智識階級之中分化最為劇烈，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各自撈取小部分的力量來做工具，但是大多數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必然傾向革命。固然，遊民階級會受買辦土豪的雇用武裝起來——如商團、民團、團防、工賊、流氓，來屠殺工人農民，紅槍會、大刀會等舊式團體，也會受人運動；甚至於還有大多數在軍閥的軍隊裡；但是，這是因為以前沒有政治上組織上的宣傳訓練。這些土匪式首領，往往只知私利，或者浪漫，或者妥協——如嶽維峻[68]的軍隊，一方面容受吳佩孚遺孽擾亂人民，一面又仿佛站在民眾革命方面。可是，如果組織他們在革命軍裡，與以國民革命之政綱策略的正確領導，這極大多數的民眾，可以造成殖民地革命所不可少的力量。因為：一則他們本是破產失業的農民，革命的需要非常之強；二則現時的軍閥層層崩潰，帝國主義者沒有這個能力和本領完全收容雇用安置這些日益增多的遊民。革命方面的實力，卻因廣州政府的確立而逐漸增加，國民革命的政綱策略愈益鮮明，足以團結組織這些力量。

　　因此，北京屠殺之後的革命勢力，不但日益團結集中擴大，並且迅速地武裝起來，革命的政綱和策略——農民工人軍事等各方面，都更加深切而明顯出來。尤其重要的，便是工農的革命同盟立刻有切實建立起來的希望，做國民革命的主幹。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的戰略中，反動勢力已經又開始崩敗分裂；中立勢力雖有一部分要妥協而反動，雖然一大部分迅速地革命化；革命勢力更加擴張集中而且強固起來。帝國主義勝利的希望能有多少呢！

　　（三）國民革命之前途

　　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策略，雖然在北京屠殺的時候，得到最勝利的形勢；但是，恐怕這就算這次聯合戰線中最一致的共同勝利——從帝國主義直到國家主義都內外一致的喊殺民眾領袖——當然亦就是最後一次的勝利，過此之後，他們自己已經開始分裂而衝突了。帝國主義分裂國民革命運動的策略，做到北京屠殺和改良政策，至多也不過吸引買辦士紳的資產階級，可是就此打破他們對於群眾的魔力；結果，大多數民眾更急遽的革命化，民眾聯合戰線，要更加廣大的擴張，不過在帝國主義軍事上戰勝的局勢之下，暫時只能潛流猛進罷了。從此一切改良妥協避嫌等的幻想，在革命的政黨，一般民眾及其他方面都更加容易要逐漸的打破。革命勢力的擴大和深入，客觀上使國民革命的成敗漸漸逼近了生死關頭。總之，客觀上的革命條件無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黨主觀上的領導力量是否能執行這個歷史使命。

　　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已經明顯的指示出來：雖然在中國範圍內，這一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國民革命的使命，是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使他脫離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縛和帝國主義的剝削。但是，因為：一、中國農民占極大多數，並且是帝國主義剝削的最大的對象和最深的基礎；二、中國資產階級大半只能做買辦事業，搜括農民原料，推銷外國商品，經營投機的金融事業等等，他絕不能有獨立的政治勢力；三、中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發展（機器工業的發展）異常困難：一方面有帝國主義的極重的壓迫，別方面又有宗法制度的束縛，士紳階級的障礙和過剩勞動的充牣；四、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經驗裡，很早便有了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的能力。因為有這些特點，中國資產階級非常之懦怯畏懼妥協軟弱，他寧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喪失巨萬資本，卻不敢犧牲幾分錢去接受工人的要求，對工人讓步。所以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卻不會是資產階級的。

　　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是什麼意思。因為這一革命的主要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便是民權主義的民權和民族經濟的解放，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條件。可是，何以勝利又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呢？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有很深的經濟基礎。如果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他很快的便和敵人妥協——五卅以來一直到現在，逐日都有事實可以證明——勝利，真正革命的勝利，始終是不會有的。

　　因此，客觀上工農群眾已經要求革命，積聚實力，準備決死的鬥爭，自然而然只有工人階級和農民聯盟來做國民革命的先鋒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應當深切的瞭解這一革命的性質和主力。所以在現時——北京屠殺後，一切革命勢力是迅速的增長凝聚的時候，不要放過這個歷史時機：第一、堅決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要求關稅自主等等，暫時特別要注意加入一切的地方政治鬥爭，在每一實際問題上指示群眾以革命的前途，打破「民族改良」的幻想。第二、努力參加一切民權主義的鬥爭，不論是全國的是地方的是鄉村的是都市的國民會議，地方自治等——總要力求深入群眾，在實際鬥爭中征取資產階級反動派改良派蒙蔽之中的群眾。第三、努力組織農民，指出耕地農有的目標，指導減租減稅合作互助的運動，使農民群眾在反對士紳軍閥的鬥爭裡，和城市工人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結合鞏固的同盟。第四、鞏固發展工人的組織，在不斷的日常改善生活的鬥爭裡，指示工人階級的總要求——八小時工作，按物價遞加工資等，一直到一般勞動平民的政權。這種革命政綱，才能鞏固結合工農的革命聯盟，強大國民革命的主力軍，集中提高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於全國；才能組織訓練革命的軍隊，吸引敵人軍隊的群眾——擴大武裝勢力，才能武裝工人農民，實行革命戰爭；——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才能真正以解放一般平民為使命，全國民眾對他的響應可以在最短期間顛覆軍閥統治，召集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

　　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小小勝利——北京屠殺——開始暴露自己之間的破裂，暴露中國各社會階級力量的移轉，更明顯的更深切的擁出工農聯盟的國民革命主力軍，並且更緊切的逼得民眾不得不力求武裝——軍隊和工農軍——準備直接革命。國民革命的前途已經放著偉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殺中的血痕！

　　原載《新青年》月刊1926年5月25日第4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五卅屠殺，又稱「五卅慘案」。1925年5月30日，上海學生、工人在公共租界大馬路（今南京路）舉行愛國宣傳，被租界巡捕抓去100多人，關進老閘捕房。上萬群眾聚集捕房外面，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國巡捕開槍屠殺，群眾死10餘人，傷幾十人，造成震驚中外的大慘案。

　　[2]北京屠殺，即「三一八慘案」。1926年3月12日，日本軍艦掩護奉軍進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被國民軍擊退。16日，日本聯合英、美、法等7國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等。18日，北京廣大愛國學生和市民群眾舉行集會、遊行，要求拒絕8國聯合通牒，段祺瑞命令衛隊開槍，打死、打傷學生、群眾200餘人，造成慘案。

　　[3]段政府，指當時以段祺瑞為執政的北京臨時執政府。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皖系軍閥首領。1916年袁世凱死後，控制北京政府。1920年直皖戰爭後下臺。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被張作霖、馮玉祥推任北京臨時執政府執政，至1926年4月下臺。

　　[4]上海工部局，1854年外國侵略者在上海租界設立的行政機關，不但掌管租界內行政事務，而且經常干涉和操縱中國上海政府的事務，成為帝國主義執行殖民政策和奴役中國人民的工具。

　　[5]奉系軍閥，北洋軍閥三大派系之一，以奉天（今遼寧）和東北為發展基地，張作霖為首領。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將勢力伸展到熱河、直隸（今河北）、山東等省區，並一度控制江蘇、安徽。1928年退往關外。同年底宣佈易幟，擁護南京國民政府。

　　[6]郭松齡倒戈，郭松齡（1884—1925）字茂辰。奉天（今遼寧）瀋陽人。奉系重要將領。1925年11月，暗中聯絡馮玉祥，將所部改稱東北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從灤州舉兵討伐張作霖，進攻到距離瀋陽60華里的巨流河附近。後因日本軍隊干預，12月13日兵敗被殺。

　　[7]國民軍，1924年北京政變發生後，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孫岳將所部軍隊改稱國民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軍軍長，孫岳任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

　　[8]張、吳聯合戰線，指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以吳佩孚為首的直系軍閥為反對北方國民軍和南方革命勢力而結成的聯合戰線。張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今遼寧）海城人。奉系軍閥首領。時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東北邊防督辦，後任安國軍大元帥。吳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東蓬萊人。直系軍閥首領之一。時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

　　[9]天津戰役，指1926年3月奉軍與國民軍在大沽口、天津進行的戰役。3月22日，奉軍佔領天津。

　　[10]靳雲鶚（1879—1935），山東鄒縣人。直系將領。第二次直奉戰爭後退踞豫鄂邊境。1925年擁吳佩孚再起，次年奪取開封，任河南省長。

　　[11]廣州國民政府，指1925年7月1日在廣州建立的國民政府。1926年底遷往武漢。

　　[12]1925年五卅運動後北京群眾革命運動高漲。至11月28日，爆發了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國民行動委員會為目的的首都革命。這天，數萬群眾遊行隊伍齊集神武門前開大會，並包圍段祺瑞執政府。次日，各團體又在天安門集會，決議要求段祺瑞下野，解散關稅會，召集國民會議等。會後舉行示威遊行。

　　[13]李景林（1885—1932），河北棗強人。奉系將領。第二次直奉戰爭後進駐天津。1925年任直隸軍務督辦，殘酷鎮壓天津等地的工人運動。

　　[14]紅槍會、大刀會，指河南、山東、河北、江蘇、安徽等地的民間結社，帶有封建迷信色彩，參加者多為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和流氓無產者。也有稱「硬肚會」、「天門會」等的。

　　[15]南蔣北馮，南蔣指蔣介石（1887—1975），原名周泰，字瑞元，又名志清，後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革命軍總監、黃埔軍校校長。北馮指馮玉祥（1880—1948），字煥章。安徽巢縣人。原直系將領。1924年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賄選政府，任國民軍總司令，支持南方國民革命運動。

　　[16]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上海組織所謂萬國護憲會，主張維護被馮玉祥趕下臺的賄選總統曹錕制定的憲法。

　　[17]反赤同盟，又稱「反共產主義同盟」。領袖人物是章太炎、尢列、馮自由、居正等人，反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反對改組後的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

　　[18]國家主義派，指以曾琦、左舜生、李璜為首的中國青年黨，因以《醒獅》為機關刊物又稱「醒獅派」，主張「實行國家主義，實行全民政治，實施社會政策」，反對共產主義與中國共產黨。

　　[19]李大釗（1889—1927），原名耆年，字壽昌，後改名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主持中共北方區委工作等。

　　[20]1923年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對於時局之主張中提出：由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以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代表，共同舉行國民會議，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並建立人民的中央政府。後為孫中山接受，形成反對軍閥的國民會議運動。

　　[21]曹政府，指以賄選總統曹錕為首的北京政府。曹錕（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直系首領。1920年直皖戰爭後與奉系張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獨霸北京政府。1923年賄買國會議員，「當選」總統。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下臺。

　　[22]許世英（1873—1964），字雋人、靜仁。安徽至德（今東至）人。1925年12月任北京臨時執政府內閣總理。1926年辭職。

　　[23]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號鹿山。湖南長沙人。當時任北京臨時執政府許世英內閣教育總長。

　　[24]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陝西三原人。國民黨元老。1924年隨孫中山北上。當時任北京臨時執政府許世英內閣內務總長。

　　[25]安格聯（Francis Arthur Aglen，1869—1932），英國人。1888年入中國海關任職。1911年繼赫德任總稅務司。1927年初因反對徵收二·五附加稅，被北京政府免職。

　　[26]湯漪（1881—？），江西泰和人。早年留學日、美。曾任參議院議員、袁世凱總統府諮議，為政學會領袖之一。1925年任北京善後會議副議長、臨時參議院副議長。

　　[27]1926年4月，國民軍被迫退出北京後，吳佩孚主張「護憲」，即要恢復曹錕賄選政府時頒佈的憲法，張作霖則主張恢復約法，召集新國會，以便組織由其控制的內閣，直奉兩派為此開展了激烈爭鬥。

　　[28]《順天時報》，原名《燕京時報》，1901年日本外務省在北京創辦的中文報紙。中島真雄、龜井陸良等主編。1930年3月26日停刊。

　　[29]賈內閣，指1926年2月20日至4月20日以賈耀德為代理總理的北京臨時執政府內閣。賈耀德，字煜庭。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等職。

　　[30]盧信（1873—？），廣東順德人。早年留學日、美，曾任參議院議員、外交委員會委員等職。當時任賈耀德內閣司法總長。

　　[31]顏惠慶（1877—1950），字駿人。上海市人。職業外交家。1922年後多次任北京政府內閣總理。1926年5月13日至6月22日任內閣總理攝行大總統職。

　　[32]章士釗（1882—1973），字行嚴。湖南長沙人。1925年任北京臨時執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

　　[33]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改名和。當時任北京臨時執政府司法總長。

　　[34]津沽戰事，參見本文注⑨。

　　[35]孫文主義學會，1925年12月29日由國民黨右派在廣州建立。與此相呼應，楊劍虹等也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孫文主義學會。孫文主義學會借研究孫中山思想之名，鼓吹戴季陶主義，反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政策，破壞革命統一戰線。

　　[36]戴季陶主義，1925年秋，由國民黨新右派戴季陶提出，以「民生哲學」為理論基礎，打著「純真三民主義」的旗號，反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反對國共合作，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和實行獨裁統治的理論依據。

　　[37]罷工委員會，即省港罷工委員會。1925年6月在省港大罷工中建立，蘇兆征任委員長。次年10月解散。

　　[38]李之龍（1897—1928），字在田，號赤顯。湖北沔陽人。中共黨員。1925年秋任廣州國民政府海軍局政治部主任、代理局長。次年三二〇事件中受誣被捕。獲釋後曾撰文《三二〇反革命政變真相》，反擊國民黨右派。

　　[39]歐陽格、歐陽忠，國民黨右派軍人。1926年3月20日，歐陽格被任命為廣東海軍艦隊司令，派兵逮捕李之龍。兩人均為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的幫兇。

　　[40]鄒魯（1885—1954），字海濱。廣東大埔人。國民黨右派，為西山會議派主要成員。

　　[41]謝持（1876—1939），原名振心，字慧生。四川富順人。國民黨右派，為西山會議派主要成員。

　　[42]沈玄廬（1892—1928），名定一，號玄廬。浙江蕭山人。早年曾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脫黨。後成為國民黨右派。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浙江省黨部負責人之一。

　　[43]民黨第二次大會，指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6年1月1日至19日在廣州舉行。

　　[44]反動派的第二次大會，指西山會議派非法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在上海舉行。

　　[45]「廣州通訊」見《嚮導》第157期所載《國民黨最近中央全體會議之意義》（樂生），這裡未收錄。

　　[46]1922年2月，華盛頓會議曾通過決議，在會議結束後3個月內由中國政府召集各有關國舉行關稅會議，但在列強各國阻撓、拖延下遲遲未能召開。1925年10月，在五卅運動推動下，關稅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英、美、法、日、意、比、荷、葡、西、丹、挪、瑞（典）13國，會議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47]法權會議，1926年1月12日至9月16日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有中、英、美、日、法、意、比、荷、葡、挪、丹、西、瑞（典）等國。在當時全國反帝高潮壓力下，各國表面上贊成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但又藉口中國司法「不獨立」，不作具體決定。

　　[48]華董，指帝國主義在上海、漢口、天津等地租界的行政機關工部局、市政局董事會中的華人董事。1925年五卅運動後，帝國主義者允諾在租界行政機關中設置若干名華董，企圖緩和中國人民的反帝情緒。

　　[49]越界築路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擴大租界地域的手法之一。它們先在租界外廉價收買土地，強行取得築路權，然後修築馬路，委派巡捕巡邏，繼而將大批土地納入租界範圍。1925年春，上海租界當局在西北新涇、徐家匯、虹橋等地越界新辟了十幾條馬路，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強烈反對，越界築路案遂成為五卅交涉的重要內容之一。

　　[50]會審公堂，即會審公廨，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租界內設立的司法機關。租界內中國居民的民、刑案件均歸其審理，無上訴機關。五卅運動中，中國人民提出了收回會審公堂的正義要求。

　　[51]《嚮導》，週刊。中共中央第一份機關報。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創刊。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後任主編。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版201期。

　　[52]德國革命，指德國十一月革命，1918年11月，德國工人、水兵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舉行起義，推翻君主專政，但由於右翼社會黨的叛賣，革命果實落入資產階級之手，建立了魏瑪共和國。

　　[53]英國工黨內閣，指1924年1月由英國工党首領麥克唐納組成的政府，掛著「社會主義」的招牌，實際上卻是英國資產階級「從正面攻擊的政策轉到妥協政策，從露骨的帝國主義轉到隱蔽的帝國主義」（列寧語）。

　　[54]寇英傑（？—1927），字弼臣。山東利津人。1925年秋，任吳佩孚十四省討賊聯軍鄂軍第一路軍司令，次年2月督理河南軍務。

　　[55]孫傳芳（1885—1935），字馨遠。山東曆城人。直系後期首領。1925 年11月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兼江蘇司令。1926年冬其主力被國民革命軍打敗，後投靠奉系軍閥，任安國軍副總司令。

　　[56]鄧如琢，字和璞，安徽阜陽人。原為直系蔡成勳部屬，繼投方本仁，歷任南昌警備司令、贛北鎮守使。1925年代方本仁任江西軍務督辦，次年春任五省聯軍贛軍總司令。

　　[57]唐生智（1889—1970），湖南東安人。曾任湘軍第四師師長兼湖南善後督辦。1926年春，利用湖南人民的「驅趙運動」取代趙恒惕，任湖南省代理省長。後響應和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湖南省主席、第一集團第四方面軍總指揮、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等職。

　　[58]方本仁，字耀亭，湖北黃岡人。江西地方軍閥，曾任江西將軍府參謀長、贛西鎮守使、粵贛邊防督辦、江西軍務督辦。1925年秋孫傳芳任五省聯軍司令時，任江西軍總司令。

　　[59]張宗昌（1881—1932），山東掖縣人。曾先後投靠直系、奉系軍閥。1925年4月任山東軍務督辦，成為山東地方軍閥。後任安國軍副總司令。

　　[60]直魯聯軍，1925年12月，由奉系軍閥山東軍務督辦張宗昌和直隸軍務督辦李景林為進攻國民軍而組成的聯軍。張宗昌任總司令，李景林任副總司令。

　　[61]《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1915年創辦於上海，從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遷北京出版。1920年遷回上海。早年提倡科學和民主，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俄國十月革命後，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第8卷起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機關刊物和中共中央理論刊物。1922年7月休刊。次年6月改出季刊，1924年12月休刊。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次年7月停刊。這裡是指1926年出版的第3期作者所寫的《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一文。

　　[62]虞洽卿（1867—1945），浙江鎮海人。大資本家。當時任上海總商會會長，1926年7月卸職。

　　[63]1925年夏奉軍進佔上海後，多施虐政，閘北市民要求擺脫軍閥直接控制，以紳商領頭，提出閘北自治。

　　[64]西人納稅會，即「納稅外人會議」。凡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範圍內合格納稅之外人均為該會會員。該會有權議決租界地區預決算，商議與租界相關的大事，批准工部局所定規則等。

　　[65]《洋涇浜章程》，即《上海租界章程》。1845年11月29日，由上海道台宮慕久和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簽署，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廠以南地基租給英商建房居住，並規定了居留地中外商管理權和英國領事的最高權利，由此逐步形成上海租界。

　　[66]上海的各馬路聯合會，為上海中、小資本家的組織。1925年五卅運動中，在工人、學生的影響下，曾發動罷市，並參加上海工商學聯合會。

　　[67]江西的商幫協會，為江西中、小資產階級組織。1925年上海五卅運動爆發後，曾參加當地的反帝愛國鬥爭。

　　[68]嶽維峻（1883—1932），陝西蒲城人。早年加入同盟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任國民軍第二軍總指揮。當時任河南軍務督辦。

　　(1)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編《瞿秋白論文集》（未出版），並作了文字校訂，加了夾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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