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瞿秋白

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

　　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1)——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五四至五卅中國革命思潮之趨勢及分化

　　中國民眾革命運動的開始，可以說是從五四時代起的。帝國主義的發展，歐洲各國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資本主義進程中不可免的現象。資本主義的國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日等，內部生產力的增加和階級鬥爭的劇烈，漸漸的動搖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私有財產制度。於是資產階級便不得不力求擴大自己商品的市場和原料的來源，就是掠奪殖民地，以維持自己階級的統治地位。他們侵略弱小民族——資本主義文化還沒有發展的國家，他們可以獨佔那地的市場，壟斷那地的原料，因為這些地方自己既然沒有工業，當然不能和帝國主義競爭。因此，他們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潤——比本國市場內多至百倍的利潤。可是，這種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國主義各國之間互相的衝突；二、不能不使侵略的國家逐漸的資本化。這兩種結果，原是帝國主義自己所造成的，便足以致帝國主義的死命。社會革命的爆發便在這帝國主義內部崩潰的過程裡發現；帝國主義的歐戰[1]是列強衝突的表現，是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可是戰爭的延長和破壞，使全社會中大多數群眾不能再忍受資本主義的統治，農民、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等都傾向於無產階級而造成革命的形勢。俄國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發動，又加以內部農民問題、民族問題等類種種矛盾衝突的彙集而成功的。便是英、美、法、日各國在歐戰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也都經過一個可怕的革命危機。至於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化，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致命傷，他們的種種殖民政策、經濟政策，無一不是遏制弱小民族的工業發展；可是弱小民族內部假使商業經濟極不發達，大多數人民安於農業的自足經濟，那時，資本主義國家便無從暢銷他們的商品，無從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國家接觸，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業方面，逐漸的資本主義化，商業資本的積累（所謂「資本之最初積累」）必然發生工業資本，這時候，帝國主義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間的資產階級發生衝突了。何況，帝國主義列強為奪殖民地而互相戰爭時，正給殖民地以發展自己工業的機會，宗主國的生產完全集中於軍事，殖民地的生產和原料，當然只能自己經營、自己應用；那商業裡（買辦、洋貨商）積累的資本，久受宗主國資產階級政策的束縛和遏抑，到此便不能不急速的投入工業生產。這便是國民革命的經濟基礎。於是社會革命開始的時代，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裡國民革命開始的時代。帝國主義之前的一時代裡，後進的資本國與先進的資本國相競爭（如俄國彼得大帝變法，日本維新）的過程，和現時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國主義革命的過程是斷不能相混的。即前一過程，即使有革命，也只是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後一過程，便含著多量的無產階級的性質在內——在國際範圍內，這不過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國範圍內，雖然性質上還是資產階級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卻大半須以無產階級為主力軍。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發端，正在於五四時代，這裡原因看上述的經濟分析便可以明瞭。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他在政治上的成績，影響於多數民眾最大的，只是「國貨」兩字，這一運動的資產階級性質，和五四前後中國資產階級，確有一期的大發展的事實，便已經完全證明了。可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反對宗法封建軍閥的革命，內部必定含孕著無產階級革命的種子，各國革命史都是實例，中國何嘗又能除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顯。資本主義發展之中，資產階級的經濟力固然集中而強大，無產階級的增多與團結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那裡有沒有工人的工廠呢？況且這種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運動，在殖民地上，如中國的五四運動，事實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衝動。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國新思想的勃興，誰又能否認俄國革命、德國革命、英美大罷工、勞動問題的世界化[2]等等的影響呢？那時的青年和學生，差不多個個人都注意報上世界革命運動的消息，個個人都想談幾句勞動問題、社會主義。這些社會主義的思想，當然是很籠統模糊的，然而就在這一源流裡生長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共產主義。《新青年》[3]雜誌的左傾與其共產主義化的過程，便是明證。當初五四運動時的新文化思想——反對孔孟、反對舊禮教、白話運動、婦女問題等等，都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所需要的。同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勞動社會問題的研究熱與上述各種運動混流並進。這是很明顯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反抗宗法封建社會。這種聯合戰線，第一、當然不是自覺的；第二、當然增加中國革命運動的新力軍，以救辛亥革命後垂危的國民黨。實際上這些思想上的新潮，只是資產階級民族自覺的先驅和後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僅僅只產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可是在當時的環境裡，這種社會力的伸張，確是一大進步，可以使國民黨、孫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於俯就馬克思主義——《建設雜誌》[4]、《星期評論》[5]、《孫文學說》[6]等等，都是在這時候出世的。

　　五四到五卅，這六、七年確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義。五四時代，大家爭著談社會主義，五卅之後，大家爭著辟階級鬥爭——從北京、上海到廣東，從北京大學教授、戴季陶[7]（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到所謂「中興名將」的曾、左、李[8]國家主義派。這是甚麼緣故？原來，中國社會在歐戰之後，一方面資產階級發展，別方面無產階級發展；社會上新力量產生的初期，共同聯合戰線反抗宗法軍閥社會，湧起國民革命的巨潮；隨後的發展，便是兩階級互爭革命的指導權和國際上聯盟軍的爭擇之過程。這六、七年中國國民革命的實際進程，卻是從模糊籠統的聯合戰線進而至於明顯的自覺的，從資產階級「愛國主義」進而至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從資產階級聯美制日的希望進而至於聯世界無產階級的國民革命。這種過程，到五卅運動而得了極高的發展。國際關係上，在這六、七年中，資產階級所希望於巴黎和會[9]，華盛頓會議[10]的，著著落空；而無產階級的新國家蘇聯，不但事實上廢除領事裁判權[11]等，並且進而切切實實贊助中國國民黨的發展。國內鬥爭裡，在這六、七年中，中國無產階級運動長足的進步：四、五年來的罷工運動已經使無產階級的三分之一（至少數）組織在工會裡，每次在民族鬥爭裡，表現他的力量；國民黨改組一年，在黨內刷除買辦官僚的分子，在廣東給買辦和土豪階級（商團、民團）以極大的繼續的打擊；並且軍閥之中亦起分化。無產階級在這國民革命過程中，確已占得多份的優勢，到五卅時候，廣州國民政府[12]的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13]的領袖五卅運動，尤其是無產階級指導下之聯合戰線發展的最高點。資產階級看著無產階級的勢力足以導國民革命于勝利，看見國民革命的進行中資產階級要犧牲自己的私利——其實不過是容許工人、農民組織和鬥爭的自由，極普通的民權，於是開始反動而求爭回革命的指導權以消滅革命。同時，帝國主義者尤其害怕這種運動的徹底發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對所謂赤化蘇聯的宣傳，離間挑撥資產階級。於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思想，也發現自己的「階級覺悟」而努力於反對階級鬥爭和國家主義的宣傳，國民黨右派的形成，實際上是與帝國主義者聯合戰線。這裡階級分化的現象是非常之明顯的，半年來思想界裡的反動潮流，從主義上、策略上、革命領袖問題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發生的爭執，都是這一現象的表演。可是，同時中國革命運動的進展，使無產階級政黨和國民黨的主張，如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鬥爭，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國民會議的運動等，都因而滲入普遍的群眾裡去；中國社會一般的革命化的過程，當然影響到政黨界與思想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也就逐漸顯現他們的左傾：最近半年來北京方面有《猛進》雜誌[14]、《莽原》雜誌[15]，上海方面有《洪水》雜誌[16]等等；至於國民黨內如柳亞子[17]、朱季恂[18]、甘乃光[19]、陳公博[20]等居然形成左派，汪精衛[21]、蔣介石等之革命傾向更不用說。思想界與政黨界左右分化的過程，顯而易見是隨著國民革命運動的進展而日益激厲的，或者以為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的興起是中國社會反動的表徵。其實不然，這種反動正足以證明中國革命進展急速，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于軍閥以外另找一種比較「灰色」的工具，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導權。

　　二、共產主義及無產階級領袖革命之問題

　　中國革命是國民革命，然而國民革命的進行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由資產階級來指導，對於帝國主義做局部的抵禦，利用所謂列強之間的衝突而苟延殘喘，想鎮壓勞動民眾的階級鬥爭，處處與軍閥帝國主義者妥協而希望以反對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須的恩惠；一是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對於帝國主義整個兒推翻，利用帝國主義與世界無產階級的總衝突而進行革命鬥爭，發展國民革命中之階級鬥爭成分，集中最大多數民眾的革命力，以求肅清國內一切買辦、軍閥、土豪等帝國主義的工具和勞動平民的壓迫者。現時左右派鬥爭的具體問題是如此，並非如表面上看來是共產與反共產的爭執。然而右派——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派，故意裝著不知道自己造作一個「共產」做對象，其實是帝國主義的謠言，他們卻偏偏當真的來攻擊。

　　如果要反對共產主義，便應當明瞭共產主義的意義。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卻都是信口胡說。譬如鄒魯[22]、孫鏡亞[23]等類的國民黨員，曾琦[24]等類的國家主義派便都是如此。他們或者說廣東政府立刻就在實行共產，或者說共產黨是要中國社會回到原始共產制度（《醒獅》[25]第六十八期）。廣東政府是否共產，現在不值一駁。中國共產黨要實行的是原始共產制度嗎？這不過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學與荒謬，不值得去說他。至於比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獨立青年》[26]雜誌的靈光[27]先生，也是同樣的不瞭解共產主義四字是何所指。戴季陶說中國共產黨的主義不適宜於中國；靈光說中國共產黨要抄俄國的老文章。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否知道中國共產黨的主義究竟是甚麼？我想，他們一定知道的，他們一定知道中國共產黨並不會主張明日便使中國社會裡實現共產制度；可是他們因為要反對中國共產黨，故意一口咬定的這樣說。這裡我們可以找著絲毫的客觀態度嗎？當然不能夠！

　　我們應當分清楚共產制度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共產制度是說全人類社會之中階級已經消滅，一切生產分配由社會經營，個人只須依照社會的計劃去參加工作，便能得到社會的一切供給——衣、食、住、娛樂、科學等等。共產主義是說從現在社會——帝國主義的列強，商業資本宗法社會[28]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至於菲洲、西伯利亞等處的原人社會，怎樣過渡到共產制度的種種式式政治、經濟、教育等的方法：政黨的策略，革命中的階級關係，經濟、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後的國家制度等等。他們右派說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即不能實現于現時的中國。如果是指共產制度而言，那麼，不用說在中國，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國，將來革命後的美國，也不能立刻湧現。如果指的是共產主義，那麼共產國際對於各國都有相當適應於當地經濟狀況並與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相聯絡的政策。他們應當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具體政策加以詳細的虛心的研究，才有開口批評的資格。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狀況有周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鋒》雜誌[29]曾經登過不少這類的文章。因此中國共產黨確定進行革命以達共產制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適值世界帝國主義猖獗侵略中國的時代，亦就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時代，中國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以至於資產階級，都處於帝國主義、軍閥雙重的壓迫之下，因此，中國無產階級應當努力實行國民革命，引導一切平民參加民族解放鬥爭，中國的國民革命當然就是世界的社會革命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民族的解放，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削弱。（二）這種國民革命的鬥爭裡，無產階級和農民應當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為目標；因為解放大多數中國民眾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勞動民眾的鬥爭自由，剝削勞動民眾的利益之一切勢力，都應當和他奮鬥，都應當推翻，那麼，中國資產階級如果壓迫剝削民眾，階級鬥爭便是國民革命中不可免的；如果他們因為要壓迫剝削民眾而與帝國主義者、軍閥妥協或聯合，那麼，勞動平民的階級鬥爭不但擁護自己階級利益，而且就是擁護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這種革命的進行和勝利，必須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族，因為只有這樣，我們中國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國主義的勢力，而中國、印度、安南[30]、朝鮮、南美等排斥帝國主義勢力，同時，英、日、美、法、意等國內無產階級反抗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這種革命的勝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在那時便當然根本推翻。（五）帝國主義國家內資本主義推翻而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資本主義，便根本無繼續發展之必要與可能，亦可以由勞動平民組織的國家執行有規劃的發展經濟實業計劃，以漸進於社會主義和共產制度。這種政策，是否適合於中國的國情？用不著理論上來回答。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勞動運動之後，這四、五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革命運動的進行，直到五卅的大開展，全國工人、農民、小商人的積極參加政治運動，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呼聲普及窮鄉僻壤，便是切切實實的證據。廣東國民政府成立，農工階級因得著多量的自由而贊助革命政府，還在繼續不斷的和地主買辦階級奮鬥，以鞏固革命政府的基礎。廣東一般人民現在能免除苛稅雜捐的重負和反動軍閥的壓迫，便是這建築在階級鬥爭上的國民革命的結果。蘇聯、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敘利亞、英、法工人等革命勢力對於廣州政府的贊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權確定而不受英國帝國主義摧殘的保障之一。這種政策是否抄俄國的老文章，更不用詳細的解釋了。醒獅派和鄒魯派當然每況愈下，已經和買辦階級的馮自由[31]派不能互相區別，他們除反對蘇聯、反對赤化而外，本無別種任務，只是信口造謠，說廣東是俄人統治，是實行共產，說共產黨是否認國家等等。廣州的事實，最近（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代表的第二次大會[32]，甚至於得到華僑及香港華商的贊助，已經為一般人所公認。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提出反對帝國主義、解放中國民族的口號，誠意的和國民黨左派、革命派的孫中山主義合作。這第一階段的中國共產黨政策當然和國民黨的革命主義相符合。何以能說共產黨否認國家！可見醒獅派的態度，還不僅是曾琦等無知荒謬不學的結果，並且是有意混朦事實，出於造謠中傷的用心。至於戴季陶、靈光等也是無的放矢，還有些人，或者接受共產黨政策而故意反對共產黨，適足以表現他們主義的資產階級性質。

　　三、國民革命中之階級鬥爭問題

　　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所反對的既不是共產制度——共產主義的終極的目標，當然便是共產主義適用於中國情勢的政策。這些政策之中第一個重要問題，便是階級鬥爭。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中國，自然而然工人階級的運動也隨著開始；尤其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既在實行對於殖民地勞動者的奴隸制度，中國的資本家又因處於帝國主義強力的壓迫與競爭之下，不必能如資本先進國的餘裕可以及早讓步賂買部分的勞工貴族，亦是拼命的向勞動者壓榨，以求利潤。中國工人階級對於這種雙方兩重的剝削，自然不能不開始鬥爭，而且這種鬥爭一開始便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絕無改良主義的階級妥協之可能。中國工人階級開始鬥爭的期間，所爭的不過是增加些工資，承認工會和罷工的自由——罷工期間的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的要求，實際上也還很少；開始鬥爭的方式何嘗不是「和平」的談判？然而資本家的政策，都是非常狡猾無信，殘暴狠毒，次次必須以罷工的鬥爭才能解決問題。階級鬥爭本來是資產階級自身的行為。如今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鬥爭，右派卻叫無產階級不准回鬥，豈非純粹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右派常說，要勸告資本家，誘發他們的仁愛性；仿佛共產黨只是鼓動工人鬥爭，而又反對資本家仁愛。這種勸告，事實上是否收效？中國幾千年的孔孟仁愛學說，是右派自詡為中國的國民性的，何以中國資本家都變成孔孟化外的人，而且變得如此之速呢？中國勞工運動的歷史事實俱在，現時工人階級所處的實際地位俱在，何以能說階級鬥爭不適合於中國國情？七八年前說中國沒有大資本主義，或者可以說得過去，而五卅之後，上海、香港、漢口、河南、安源、天津等處，百萬余工人的罷工事實還想否認嗎？工人階級默無聲息的替資本家用汗血去賺錢，資產階級的學者、思想家、政治家或者還可以裝著不看見□信口亂說中國沒有工人，沒有工業資本；如今工人階級已經有實際的行動，震動全世界的大罷工，資產階級的學者等等還能裝聾裝瞎嗎？共產黨不但不反對資本家仁愛，而且只有共產黨能夠使資本家仁愛，只有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能夠使資本家仁愛。譬如去年十二月商務印書館的罷工：工會方面前三天提出條件，要求答覆；然而資本家不理，一定要等到宣佈罷工，軍警壓迫開槍鞭打而工人不屈，而後資本家「仁愛」起來，假惺惺的哭起來，退職俸金等的條例答應了……這是一個證據。五卅以前，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都是反對階級鬥爭，甚至於說農民協會、工會等的保護政策都是赤化（那時罵廣東政府的口頭禪，謝英伯、馮自由等反對廣州中央的「證據」）；如今右派和國家主義派除反對階級鬥爭之外，也趕緊談起勞工立法，談起勸資本家仁愛來了。假使不是工人階級最近幾年來的鬥爭，戴季陶先生的仁愛說，《商報》[33]陳畏壘君[34]的勸告說（一月二十四日），《獨立青年》雜誌的宣言，《醒獅》國家主義派的「解決國是辦法」，處處不敢不提起勞工利益的口頭禪，恐怕還未必見得實現罷？而現在談得格外起勁，更是因為五卅運動中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之充分表顯。這是第二個證據。再則，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卅運動的時候，罷工要求承認工會，以幾十萬人的鬥爭力量，逼使段政府[35]不得不擬議工會條例，上海總商會[36]也不得不代行電請。等到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摧殘了工人運動，工人的大規模的鬥爭被停止了，段政府和總商會便不肯「仁愛」，不肯提起工會條例了。這是第三個證據。

　　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總說工人階級的鬥爭足以把資產階級嚇得反動，分散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這尤其是笑話。難道中國工人階級應當忍受中國資本家的剝削，同時卻又能反抗外國資本家的剝削，參加國民革命？中國資產階級要利用工人的力量爭民族的解放，便應當犧牲自己的目前利益：工人反抗外國資本家的剝削，當然也反抗中國資本家同樣的壓迫；中國資本家不能自動的減輕壓迫，便只有受反抗。假使中國資本家因受反抗而竟反動，以至於勾結軍閥、帝國主義，那就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尤其必要。總之，中國資本家、地主，只有兩條路：一是對工人農民讓步，不禁止階級鬥爭，因而取得民族解放——關稅自主權、國家的統一、軍閥的肅清、苛稅雜捐的免除；一是寧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軍閥的虐使，而勾結他們來壓迫工人，自己忍受軍閥的擾亂市場，勒捐餉項，帝國主義者之扼制——如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權[37]，租界管理權等。前一條路是現在廣東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所走的；後一條路是上海的資產階級所走的：廣東工人、農民的階級鬥爭（工會的發達，資本家剝削的限制，工人罷工鬥爭的自由，農民協會的組織，農民自衛軍的戰鬥）是革命政府的基礎；而如今廣東一般商人、資本家、地主，已經能免除苛稅雜稅，自己建築黃埔商港。上海的資本家卻寧可受帝國主義者的統治，電氣業由他們壟斷獨佔，五卅時租界當局停止供給華廠電氣時，中國資本家趕緊出全力幫助帝國主義者用種種勒迫欺詐的手段摧殘罷工，僅僅因為不肯犧牲停電期間的工資！

　　再則，如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的《革命導報》[38]宣言，如《商報》一月廿四日的社論，總是說：「中國工人只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戰鬥的目標也只外國資本家」；或是說：「以階級鬥爭助成民族獨立運動，吾人亦不能無異辭……民族獨立要求，意義有在麥餅米飯以上者」。誠然不錯！可是，階級鬥爭的意義不但在「麥餅米飯」以上，並且還在民族解放以上；現時中國工人階級的所以能懂得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正因為他們實行了階級鬥爭，正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的階級鬥爭之最低限度的目標，正因為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範圍內中國無產階級和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鬥爭。國民黨右派要反對國內的階級鬥爭，要否認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有一方面的共同意義，並且要工人的戰鬥目標限於外國資本家，正足以見他們完全只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努力工作」，「站起來」和赤化及階級鬥爭奮鬥，反對中國共產黨，用種種手段欺蒙無產階級，說中國「任何階級」（軍閥、買辦似乎也在內）都有共同利害，實際上這是叫工人去反對外國資本家的壓迫而不要反對中國資本家的剝削（去年上海、天津、鄭州、安源等的華廠工潮，已是中國資本家剝削壓迫的明證——他們還要說沒有！），正足以見得他們努力從事於「階級鬥爭」，站在資產階級地位來反對工人的階級鬥爭。他們自身的發現於中國，他們自身的政治態度和政策，正是中國共產黨政策和共產主義適合中國情勢的最有力的例證。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呵，你們如果要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適於中國，要證明共產主義是不合事實的理論，那麼，你們對於中國共產黨最有力的打擊，便是停止你們自己的存在，消滅你們自己！

　　四、中國革命之國際性與民族問題

　　國民黨右派的內部，正和中國資產階級、買辦階級的內部一樣，是決不能一致的；雖說他們反對赤化，和帝國主義也可以結合聯合戰線，可是他們各派相互之間仍舊有許多不同的矛盾的觀點和政策。去年國民黨右派中央委員的西山會議，完全受鄒魯[39]、謝持[40]等買辦階級派之統治：他們勾結馮自由等之所謂國民黨同志俱樂部[41]，對於戴季陶等右派中較左的施行綁票，提到俱樂部中加以毆打恐嚇，強迫簽發宣言。所以繼承西山會議的所謂上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事實上是鄒魯派的，而還不是戴季陶式的；戴季陶因此而宣言辭職。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見《民國日報》[42]十二月二十四日）這一所謂「中央」的告國民書，公開的罵共產黨是依賴蘇俄，說蘇俄是另一屬性的帝國主義；對於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共同作戰，簡直完全不提起，只說「必先取得中國在世界的平等地位，然後才配進行實際的援助弱小民族。」然而戴季陶先生最近的表示（致楚傖[43]的信）卻明確的說：「現代之帝國主義成為一國際的組織，反帝國主義之工作非一民族之力所能成功，故……凡信仰先生（中山）之遺教遺囑者，必須重視此點，對於先生與革命之蘇俄友善，及與一切被壓迫民族聯合，與世界各國之革命的民眾提攜之旨，尤不可忘。至對於同在革命道途之友党……亦宜尊重同仇之德義，相見以誠，不為無益之猜忌，無理之攻擊。」此中的分化，又更顯然。嗣後，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的《革命導報》宣言還是說：「他們（左派）只是消極的反對國際帝國主義這一制度；國民黨之反對帝國主義乃積極的扶植中國農、工、商、兵士各階級之利益的發展，聯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各被壓迫民族在同一戰線上促進帝國主義之崩壞。」這可與戴季陶先生不同了：第一《革命導報》宣言中有許多「無理之攻擊」；第二，戴先生認帝國主義為國際的組織，必須「與世界之革命勢力切實合作之以圖我民族獨立之成功，而促世界革命之實現」（見他複廣州孫文主義學會電）。《革命導報》卻說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是消極的反對帝國主義，這竟是抹殺許多事實：抹殺共產黨四、五年來的實際鬥爭，跡近造謠誣衊。他們自己承受了「聯合被壓迫民族促帝國主義崩潰」之政策，卻還反過來攻擊最先提議這一政策的人，實在有點可笑。可是善變的周佛海[44]，從馬克思主義者變成孫中山主義的修正派的周佛海，更退後了一步，竟說國民革命不是根本打倒帝國主義，而只是打倒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勢力（見他《論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演講和《革命導報》上的《釋打倒帝國主義》）。這不但和戴季陶先生不同，並且與《革命導報》宣言自相矛盾。這種政見已經與《獨立青年》和《醒獅》完全相同，不過肯用帝國主義四個字罷了。醒獅派國家主義者動輒高呼外抗強權，認打倒帝國主義為共產黨一黨的口號，「非國民革命之所宜采」（見曾琦《對於開除共產黨後的國民黨之三大忠告》——《醒獅》第六五期。）《獨立青年》宣言也說：「我們要認清我國的問題，是我們中國的問題，不是國際的問題，是應由我們中國人自起而解決的問題，不是要聯合全世界那一階級來打倒他一階級的問題，如共產黨所主張的甚麼打倒帝國主義的問題。」

　　鄒魯、周佛海派的上海右派國民黨中央和《獨立青年》、《醒獅》等派的國家主義，總是反對打倒帝國主義，而只說要抵抗外國的侵略。無產階級當然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可是同時認清必須打倒國際的帝國主義，而後中國才能根本免除侵略；資產階級卻不願打倒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帝國主義。這些右派的資產階級性是非常明顯的。其實，中國民族如果真能排斥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他和土耳其的經濟上的國際地位大不相同，必然與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各國無產階級得此援助，必然群起革命，推翻世界的資本主義，那時帝國主義自然要根本打倒。周佛海等難道還趕去救護這一帝國主義嗎？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必然互相聯合起來，這是反乎所謂國家主義的，國家主義派勢必努力反對的了。這結果，豈不是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是列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很恭順可靠的保護人！

　　不但如此，中國民族同時要反抗各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各國帝國主義如有鞏固的國家主義足以蒙蔽國內的勞動平民，他們便有可靠的軍隊，教徒，軍事上的技術能力，加上外交陰謀，資本勢力，中國民族用甚麼力量能抵抗這種侵略！國家主義派反對聯合各國無產階級，孫文主義學會也是如此（《革命導報》宣言只說被壓迫民族）。這種主張適足以為帝國主義所利用，證實他們的「黃禍」謠言——法國總理白裡昂[45]便以「防禦」摩洛哥人屠殺白人的理由欺騙法國工人，使他們不反對出兵摩洛哥。中國國民革命必須聯合被壓迫民族，必須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共同作戰，才能有充分的革命力量；必須努力宣傳世界的階級鬥爭，使各國無產階級自己起來反抗帝國主義政府，同時幫助中國的國民革命，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放。所以中國國民革命的進行中，反對各國國家主義，是聯合世界一切革命勢力所必須的工作。

　　至於聯合被壓迫民族和蘇俄的革命運動問題，鄒魯派的國民黨「中央」既是包藏著攻擊蘇俄的用心，並說先求中國獨立，然後再能援助弱小民族。鄒魯等也曾和醒獅派一樣，說廣州革命政府受俄人的統治，況且他們的「援助」弱小民族也和《醒獅》、《獨立青年》等派一樣，主張改蒙古、西藏為中國的行省，反對民族自決。先論聯俄問題，這裡有一個很可笑的現象：他們之中尤其是醒獅派，反對「帝國主義」的名詞，可是卻說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蘇聯是否帝國主義，有事實可以證明：試看如上海、漢口、天津、廣州等處的蘇聯領事早已沒有領事裁判權，最近那右派的所謂中央卻說蘇聯要以陸路通商條約為廢除領事裁判權之交換條件，這豈不是造謠伎倆？他們攻擊廣州是俄人的統治，現在已經不成問題，香港的華商及一般人都已經看見事實的證明；俄國人在廣東的唯一「罪狀」，大概只是幫助國民政府練成強有力的革命軍，弄得香港的英帝國主義者無從侵略。他們最近寧可和張作霖[46]及日本帝國主義者聯合戰線，對於中東路風潮反對蘇聯，仿佛中興名將于曾、左、李之外，又添了一位咱鬍子也姓張的張作霖了！蘇聯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即使站在民族的觀點上，也應當和他聯合，利用他和各國帝國主義的衝突。帝國主義者所最恐懼的，便是中國民族與蘇聯聯合戰線，而國家主義派所最反對的，也是這一聯合戰線；大家想想，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功績多麼大！對於與被壓迫民族聯合戰線的問題，孫文主義學會[47]形式上是贊成了；鄒魯派的國民黨「中央」卻要先「獨立」而後「援助」。真不錯！日本現在先獨立了，所以講起大亞細亞主義，國家主義派亦很贊成，只是不要日本來行，而要中國來行（《醒獅》第六六期曾琦答孫文主義學會）。這種中國帝國主義的陰謀顯然暴露。《獨立青年》更反對蒙古、西藏的民族自決，因而反對聯邦，要使他們變成中國的行省（《獨立青年》創刊號《聯邦與中國》）。蒙古自決問題呢，國民黨右派——連孫文主義學會也在內，以及《醒獅》派，《獨立青年》派，都因此問題而說中國共產黨是「親俄賣國」，要「求中國為俄國的第三國際的附屬品，……促成俄國發展到帝國主義。」國民黨右派顯然違背孫中山主義——第一次國民黨代表大會的宣言，明確的承認蒙古等民族的自決權，主張各民族自由結合的中華民國。其實，單由民族革命國民革命的觀點上來論，就是《醒獅》和《獨立青年》也不能不承認這種革命，中國內部的民族問題，只有漢族採取絕對自由的民族自決的原則，才能解決；如果蒙、藏民族自己要堅持聯邦制度，中國國民革命的政黨，都可以讓步：只有這樣，才能使弱小民族傾心於革命的中國。各種右派的民族問題政策，正足以恐嚇蒙、藏，使他們和中國離貳，或者愈益傾向蘇俄或者受帝國主義的利用；他們幾百年來受中國大商階級及滿清貴族的侵略，自然有許多過分的懷疑和不信仰。列寧主義說：「民族自決直到分立國家」，這種原則，已經結合許多民族而成立偉大的蘇聯；孫中山主義說：「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只有這一原則才能結合鞏固的「五族共和」。

　　五、分散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之問題

　　國家主義派《醒獅》、《獨立青年》等，往往說共產黨的打倒帝國主義是社會革命的口號，「共產適足以召共管」。這一說法，剛巧和辛亥革命前保皇黨的康梁派[48]之「革命適足以召瓜分」太相象了，這可不是偶然。所謂共產是甚麼？難道是中國共產制度的實現？那麼，中國這種落後國家裡共產制度尚且實現了，帝國主義當然早已不存在，又何從來的共管呢？假使是說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行，各勞農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階級與世界及蘇聯勞動平民的聯合戰線：在他們目光中，甚至於說國民黨左派的政策，如輔助勞農，平民的組織，不禁止妨礙他們的階級鬥爭，和蘇聯及各國革命平民相聯絡等，也認為共產主義。假使所謂共產是說的這些政策，是說的現時中國達到共產制度的革命途程（這裡所謂共產主義並不名不副實——如靈光君在《獨立青年》第一號所說的），那麼事實上，已經證明「共產即召共管」的論調之荒謬。這些政策，不是廣東國民政府所實行的嗎？事實上，這些政策正是救廣東出於共管現象的唯一道路；而上海、北京等處的五卅經驗中，都證明不能實行這些政策，適足以成就帝國主義的共管事實：五卅案司法重查，關稅自主經列強一致否認等等。至於理論上，他們以為中國只要利用列強的衝突，便可求得獨立，常常舉土耳其來做例子，用不著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這一理論的錯誤是很大的：第一、譬如土耳其，在歐戰以前，同樣有英、法、德、俄各帝國主義勢力的衝突，何以不能獨立解放？因為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是有一定限度的，他決不能幫助自己所要侵略的國家解放。第二、因此土耳其革命的成功，顯而易見是蘇聯革命勝利及第三國際成立之後，英、法共產黨的工人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蘇聯政府的實力贊助之結果。第三、中國經濟上的國際地位和土耳其完全不同，當然更比維新前的日本不同。維新前的日本是處於資本主義初期發展成帝國主義的時期，列強的「海外侵略」還有較闊大的戰場，他們因互相衝突而放任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還有如中國等處的市場可以侵略。土耳其在經濟上對於帝國主義的存在，現在也不占舉足重輕的地位，他的獨立，不足以致整個兒帝國主義制度之死命。中國現時既處於帝國主義末期的時代，帝國主義的命根差不多全在中國，而且中國本身有最大的富源，最多量的廉價勞動，最優越的商品銷場。因此，中國即使不行「共產主義」政策，僅僅民族革命，也足以促起列強的聯合戰線。共產主義的政策正足以破列強國內的民族的國家主義的聯合戰線，使這種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各國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滅殺大部分的力量，不足以行共管。何況五卅運動的經驗裡（見《五卅運動與國民會議》），證明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只能到一定的限度，過此限度，便必然互相衝突；中國方面民族解放運動愈徹底，民族革命政策愈共產化，他們的聯合戰線愈軟弱而至於破裂。

　　六、革命軍隊與國民革命獨裁制的問題

　　國民黨右派——鄒魯派國民黨「中央」和上海孫文主義學會，如今說共產黨是勾結一派軍閥以打倒別派軍閥（見右派中央及《革命導報》宣言）。這在國家主義派口中，還仿佛是假清高的論調，在右派口中，真不知是何居心，有何顏面！鄒魯等勾結楊希閔、劉震寰[49]的事實誰都知道；當共產黨反對這種右派政策，反對依賴軍閥的時候，右派說共產黨是離間國民黨的「友軍」（盧永祥[50]等）。前年雙十節，黃仁[51]同志還因此而被「人」凶毆致死。共產派反對這種殘殺行為時，葉楚傖等還要為「人」辯護，不肯開除。如今卻說共產黨勾結軍閥！何等的……！國家主義派（《醒獅》）說共產黨勾結軍閥，竟指出上海國民黨市黨部督促馮玉祥[52]為國民會議奮鬥的電報做證據。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的政策是看清現在軍閥的崩潰和分化，主張平民召集國民會議，將一切傾向民眾或表面上贊助民眾的軍閥，放在平民的國民會議之統治之下，使他們無可遁形。帝國主義者反對馮玉祥、蔣介石等，說他們是赤化軍閥，正是要恐嚇他們，使他們離開民眾。國家主義派也幫著謾駡馮、蔣聯俄賣國。國民黨右派最近已不敢反對國民軍，對蔣介石更從來不敢「開罪」，然而還空口的說共產黨勾結軍閥。他們的這種行為，何等的「對內一致」——與帝國主義者一致呵！馮玉祥等的國民軍，當然還包含著不少反動成分，其中有吳佩孚[53]的餘黨，有猶豫畏怯的馮玉祥式的政策。可是人民方面，只有督促著國民軍往革命道路上走，才能肅清他內部的反動分子和反動政策；決不能將所有中國的武力一概視作軍閥而反對之，都送給帝國主義者御用。人民與武力的結合，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這一策略的運用，一方面是造成國民革命軍和武裝工農平民，別方面是將現有的軍隊、兵士、下級士官以至於忠實於革命的「將軍」置於人民的統治及指導之下。這種策略運用得不好，弄得國民政府受軍閥的挾制操縱，如以前楊希閔等的所作所為，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以至一般人民都要反對，並且要力求肅清這些勢力的。我們對於國民軍，亦是這樣主張。至於蔣介石等，現時的國民革命軍，恐怕他們的唯一的「罪狀」，便是遵照人民的意志，肅清了反動軍閥，停止了拉夫，勒派餉項，擅收租稅雜捐等的事罷了。國家主義派要反對這種軍隊，何不直說反對國民革命的成功呢？

　　奇巧不巧，《革命導報》居然也說：「他們（左派）之反對軍閥，目的在利用少數軍閥，以促成名義上的勞農專政，實際上的寡頭政治。」共產黨在國民革命時代並未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制，這是誰都知道的；右派的這種攻擊，和其他攻擊一樣是故意自製其「共產主義政策」來做對象，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在理論上駁難共產主義政策的能力，所以只好以造謠的伎倆來中傷。共產黨所主張的——國民黨左派當然也可贊成——正是在國民革命時代必須革命的，各革命党聯合的，對於保皇黨、帝國主義党、軍閥党、買辦党、土豪党，對於一切反動勢力的獨裁制——國民革命的革命派獨裁制。一切革命沒有獨裁制便完全是空想：難道革命勝利之後，還能容許反革命派的自由，以便他們推翻革命？至於《醒獅》、《獨立青年》等，更宣言反對一黨的專政；可是《獨立青年》第一號《民眾勢力與軍閥勢力》一篇論文說：「由真誠瞭解民治主義者，抱我入地獄長期犧牲之決心，分途羼入各機關團體，加以切實之整頓，有力之指導，嚴固之組織。」這不是政黨作用又是甚麼？如果這些機關組織內，推而至於一國內，有買辦、軍閥等反革命分子，不服從所謂「有力之指導」，那時怎樣呢？難道照德謨克拉西的原則，應當放任？推而至於國家的政治，應當由國內一切階級，所謂全民：軍閥、買辦、土豪、人民等等的「聯合政府」來治理？真正的民權主義，只有擁護保障真正平民的政權。至於無產階級一階級的獨裁制，誠然不錯，是共產主義；可是這一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行，事實上當然只在社會內其他階級，如資產階級，完全變成反革命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現時認為國民革命時代中應當實行對於軍閥、買辦等帝國主義的走狗之革命獨裁制；這是中國唯一的出路。這種政策，已經為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國民黨所接受（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靈光君對於無產階級獨裁制懷疑，他以為：「無產者的志願是在乘機得到一些財產……所謂成功，不是共產革命成功，而是他們個人的致富成功」（《獨立青年》，靈光《質郭沫若……》）。又說，共產黨有什麼「不投降便打倒」的政策，這和誤解勞農專政是寡頭政治是一樣的。靈光君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國現時——革命勝利後第八年，無產階級是怎樣「團體致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工人農民的俱樂部、協作社、公共寄宿舍等；他也不曾研究一研究：俄國現時的選舉制度，各省、各縣及中央的國家職員有多少農民、工人（這些都有統計和事實可以覆按的，最好要不以耳代目）。至於說中國工人幼稚，甚至於如《商報》上的姚公鶴說女工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都是出錢買她們來的，這種對於勞農平民的誣衊，實是智識階級傲慢與無知的結果。俄國工人、農民當初也是很無智識很幼稚的，而革命鬥爭的經驗和共產黨的工作，使他們現在做了蘇聯的主人。就是中國的女工，受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五卅鬥爭中的經驗，也有一部分比以前的智識能力長進得多了。假使說這都要用錢去買，豈非大笑話！五卅時期上海大街小巷都貼著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大半都是一般普通人民所寫的，難道都是錢買來的？這種意見，簡直認農工民眾中，永無增進智識的變化，顯然是不切事實的。至於「不投降便打倒」和「寡頭政治」的說法，尤其是「海外奇談」！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和投降資產階級的社會黨也往往這樣的罵俄國共產黨，事實上俄國政治的實際狀況和各國共產黨的政治行動，都可以證明這完全是謠言。共產黨不但不抱著「不投降便打倒」的原則，而且處處都是引導革命派的統一聯合：譬如廣東政府裡的汪精衛、蔣介石，現在更加上胡漢民[54]，甚至於伍朝樞[55]、孫科[56]，他們何嘗投降了共產黨而並沒有被打倒；還有上海最近的國民會議促成會[57]（固然僅僅只有左派而無共產黨，然而共產黨是贊助他的），曾經極力與孫文主義學會去合作，卻只見右派拒絕，而不見左派打倒他們。總之，社會革命時代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可能與必要，正和國民革命時代革命派的獨裁制之可能與必要是一樣的，現時都有具體的事實證明。

　　七、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派的前途

　　中國最近幾年來的國民革命運動，尤其是五卅運動，已經有很廣大的發展；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所謂「民族精神」或「國家主義」，也就因此而發現出來，國民革命運動裡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已經確有明顯的表示。固然，戴季陶先生、上海孫文主義學會、鄒魯、周佛海派的國民黨「中央」、《獨立青年》派、《醒獅》派等相互之間互相矛盾，尤其是對於帝國主義及聯合世界革命勢力的問題上：一、國民黨右派裡，a、季陶先生贊成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b、上海孫文主義學會只贊成和被壓迫民族聯合，可是還要促起帝國主義的崩潰；c、周佛海則反對打倒帝國主義，在國民黨右派之中已經互相違背「黨的紀律」。二、國家主義派呢，連帝國主義的名詞也不肯用；可是他們內部也有衝突：a、孤軍社[58]（《獨立青年》）和b、醒獅社共同署名答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信，居然在《獨立青年》雜誌和《醒獅》週報上發表的互相不同，聽說中間經過曾琦個人擅自的削改（這真是寡頭政治）。然而這不過是聰明的和愚笨的，遠見的和近視的，不願受帝國主義利用的和寧願受買辦階級指導的種種式式的資產階級政見之衝突。他們比較有一共同的目標：消滅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破壞共產黨的政治勢力，以民族或國家的籠統名詞欺蒙無產階級，以口頭上的保護勞動社會政策誘惑無產階級，使為已用而專擅國民革命的指導權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這種「指導」，像我們上面的分析，其勢必定使國民革命失敗或妥協：以反對階級鬥爭而滅殺勞農平民參加國民革命的勢力，以反對聯合各國革命勢力而鞏固帝國主義的國家。共產黨的政策和共產主義，正因此而不得不加勁發展；否則，共產黨的失敗，不僅是無產階級鬥爭的失敗，而且同時也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失敗。中國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和無產階級攜手共進，在無產階級之政治領袖之下，結合革命的聯合戰線。中國現時正是格外需要共產主義之宣傳，不但對於工人、農民，而且對於一般人民，甚至於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應當使他們知道人類歷史的演進，其最終的目的地，必然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政策——從國民革命以至於社會革命的，不過是革命的，亦就是所謂「赤化」的政策罷了，並沒有甚麼洪水猛獸似的可怕。使他們知道：世界以及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必然日益發展，資本主義的末日，中國國民革命和世界社會革命的勝利，不久便要臨到；他們那些無謂的頑蠻的抵抗，只能幫助帝國主義壓迫自己，沒有別的好結果。共產主義的發展在中國今日決不太早，只嫌太遲而太緩，以至於增加資產階級許多愚妄自欺野蠻殘狠的枉然的頑抗和夢想。

　　中國國民革命中的階級分化雖然開始，然而因為中國的經濟狀況，使資產階級知道別無出路，不能得到帝國主義的讓步，使小資產階級知道自己的猶豫畏怯只是造成帝國主義鞏固其統治之機會與可能。這種分化的結果，只能使大多數革命青年和勞農階級在經驗上更加確定自己的革命意志，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治指導，使小資產階級等逐步覺悟，因而逐次鞏固一般平民階級的革命聯合戰線；只有極少數的反動「領袖」將來完全倒到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土豪的懷裡去變成明顯的反革命黨。

　　原載1926年3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3號

　　署名：屈維它

　　注釋

　　[1]歐戰，指第一次世界大戰。

　　[2]此處指1917年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1918年的德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美等國發生的工人大罷工，當時勞動問題成為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嚴重問題。

　　[3]《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1915年創辦於上海，從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遷北京出版，1920年遷回上海。早期由陳獨秀主編，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俄國十月革命後，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自1920年第8卷起，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機關刊物。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為黨中央理論刊物。1922年7月休刊，次年6月改出季刊，由瞿秋白主編，至1924年12月出4期後休刊。1925年4月起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

　　[4]《建設》，國民黨中央機關刊物。1918年8月在上海創刊。孫中山、朱執信、胡漢民等為主要撰稿人。

　　[5]《星期評論》，1919年6月在上海創刊。戴季陶、沈玄廬主編。

　　[6]《孫文學說》，見本卷第92頁注③。

　　[7]戴季陶，見本卷第340頁注③。

　　[8]19世紀60年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勾結洋人，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維持了清政府的統治，被稱為清王朝的「中興名將」。此處指曾琦、左舜生、李璜，均為中國青年党創始人，是力圖維持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的國家主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9]巴黎和會，見本卷第159頁注②。

　　[10]華盛頓會議，見本卷第210頁注①。

　　[11]領事裁判權，見本卷第146頁注⑧。

　　[12]廣州國民政府，見本卷第394頁注①。

　　[13]上海工商學聯合會，見本卷第192頁注①。

　　[14]《猛進》雜誌，政論性週刊。1925年3月在北京創刊。

　　[15]《莽原》雜誌，魯迅編輯的文藝性刊物。1925年4月在北京創刊。

　　[16]《洪水》雜誌，創造社主辦的刊物之一。1924年8月在上海創刊。

　　[17]柳亞子（1887—1958），原名慰高，號安如，改名亞廬、亞子、棄疾。江蘇吳江人。清末秀才。早年加入同盟會。當時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1926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18]朱季洵，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19]甘乃光（1897—1956），廣西岑溪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青年部長。

　　[20]陳公博（1892—1946），廣東南海人。曾參加中國共產黨，後退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1928年與顧孟餘等組織國民黨改組派，擁汪精衛為領袖，反對蔣介石。1931年蔣汪合流，參加南京政府。抗日戰爭時期隨汪精衛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偽政府立法院長、代主席。1945年被處決。

　　[21]汪精衛，見本卷第396頁注27。

　　[22]鄒魯，見本卷第396頁注26。

　　[23]孫鏡亞（1887—1954），江西永豐人。國民黨右派。

　　[24]曾琦，見本卷第403頁注23。

　　[25]《醒獅》，見本卷第446頁注92。

　　[26]《獨立青年》雜誌，1926年1月創刊，配合《醒獅》週刊，鼓吹國家主義。

　　[27]靈光，國家主義分子。曾發表《評共產主義者的謬誤並論中國的經濟政策》等反共文章。

　　[28]宗法社會，見本卷第15頁注②。

　　[29]《前鋒》雜誌，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刊物。1923年7月1日在廣州創刊，由瞿秋白任主編。

　　[30]安南，今稱越南。

　　[31]馮自由，見本卷第446頁注93。

　　[32]國民黨代表的第二次大會，指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33]《商報》，見本卷第21頁注⑥。

　　[34]陳畏壘，即陳佈雷（1890—1948），浙江慈溪人。當時為《商報》主筆。後長期任蔣介石幕僚。

　　[35]段政府，即段祺瑞的臨時執政府。

　　[36]上海總商會，見本卷第21頁注⑧。

　　[37]關稅協定權，參見本卷第159頁注⑤。

　　[38]《革命導報》，上海國民黨右派孫文主義學會主辦的刊物，1925年11月創刊。

　　[39]鄒魯，見本卷第396頁注26。

　　[40]謝持，見本卷第443頁注42。

　　[41]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即辛亥同志俱樂部。參見本卷第21頁注10。

　　[42]《民國日報》，原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機關報，當時已為西山會議派所控制。

　　[43]楚傖，即葉楚傖，見本卷第445頁注85。

　　[44]周佛海，見本卷第413頁注⑦。

　　[45]白裡昂，今譯白裡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當時任法國政府總理。1926年曾獲諾貝爾和平獎。1928年參加締結《凱洛格——白裡安公約》，即《非戰公約》。1930年公開宣傳建立歐洲聯邦。1932年1月競選總統失敗後退休，不久去世。

　　[46]張作霖，見本卷第140頁注⑦。

　　[47]孫文主義學會，見本卷第403頁注22。

　　[48]康梁派，見本卷第92頁注⑤。

　　[49]楊希閔、劉震寰，見本卷第300、321頁注③。

　　[50]盧永祥，見本卷第140頁注⑤。

　　[51]黃仁，四川人。當時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生。1924年10月10日參加在上海天后宮召開的群眾大會，被國民黨右派指使的流氓打手毆傷致死。

　　[52]馮玉祥，見本卷第168頁注⑥。

　　[53]吳佩孚，見本卷第6頁注④。

　　[54]胡漢民，見本卷第342頁注24。

　　[55]伍朝樞（1886—1934），字梯雲。廣東新會人。當時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司法委員會主席兼廣州市政委員長。

　　[56]孫科（1891—1973），字哲生。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孫中山之子。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廣州國民政府委員、代理廣東省長，交通部長等職。

　　[57]國民會議促成會，見本卷第7頁注17。

　　[58]孤軍社，以陶希聖、薩孟武等人為主要核心的小團體，以創辦《孤軍》雜誌而得名，鼓吹國家主義，與《醒獅》雜誌相呼應。

　　(1)本文在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時，各節都加了小標題，有的提法作了修正，並作了文字校訂。《瞿秋白選集》選錄了其中第一、二節。這裡發表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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