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會議運動與聯合戰線|瞿秋白

國民會議運動與聯合戰線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現時的政局，已經顯然是奉直軍閥的聯合，以鎮壓國民的解放運動，摧抑國民軍[1]及國民政府[2]的勢力。反奉戰爭初起的時候，孫傳芳[3]也是「弔民伐罪」，通電斥奉軍強迫上海工人復工（去年十月十一日），吳佩孚[4]也算反對關稅會議[5]和金佛郎案[6]等。軍閥政治勢力的崩敗，已經顯露到極點，他們為自己的權利祿位而戰，卻不得不假託於民眾的口號。如今，孫傳芳得了徐州，吳佩孚立足於漢口，他們覺著自己的地位，多少已有幾分鞏固了。張作霖[7]的奉系軍閥裡，內部有郭松齡[8]、魏益三[9]等的倒戈，最近山東的方振武[10]也宣言歸入國民軍；郭松齡雖然敗亡，天津卻到了國民軍手裡。何況，反奉戰爭裡，民眾方面「變軍閥間的戰爭為人民反軍閥的戰爭」這種宣傳和運動，北京市民去年十一月間的大示威，以及隨後各地的反對日本出兵中國的運動，無一不表示人民方面有積極的推翻軍閥政府的要求，甚至於有武裝的直接的行動，要來立刻組織中央臨時革命委員會的政府和召集國民會議。國民軍在這種運動裡雖然沒有正式的明確的表示，然而在奉張和直系眼光看來，他們卻是與民眾運動有密切的關係。反奉戰爭發展的最終形勢，如果是國民軍全勝，民眾革命的實力必定陡然大漲，而中央政權簡直會落到革命民眾的手裡——人民的國民會議果真實現，並有擁護革命政府的軍力——那時，軍閥統治，帝國主義的代理總督之政權，一切所謂法統護憲等類把戲，完全要被推倒。這對於帝國主義者是何等的危險呵！於是他們便急急派遣研究系的蔣百里[11]等奔走于奉張、直吳之間，趕緊促進他們的暫時結合，以謀打倒國民軍。馮玉祥[12]在這種逼脅恐嚇之下宣告下野了；吳佩孚時時刻刻準備襲擊河南；靳雲鶚[13]在山東戰線上與李景林[14]、張宗昌[15]妥協而謀消滅李紀才[16]等國民軍的勢力了。

　　北京的所謂中央政府，在這種環境之下：段祺瑞[17]的靠山張作霖既然塌台，國民軍的首領又非常怯弱退讓，當然便形成無政府的狀態。

　　現時的許閣[18]不過是極暫時的過渡機關。問題的解決，只在於今後的局勢是民眾的革命勢力勝利，還是奉直聯合的反動勢力勝利？是人民能以廣州國民政府及國民軍的力量相結合而肅清全國反動軍閥（和廣東省內的現象一樣），還是帝國主義能以互相交戰的直系與奉系軍閥的力量相結合而鎮壓全國的革命運動？許閣將過渡於誰的問題，完全看國內這兩種勢力的消長而定。

　　帝國主義和軍閥方面，現在已經努力的各方面進行新的反動結合，軍事上奉直妥協，而在山海關、山東、河南、陝西合力的進攻國民軍，政治上他們驅使賄選議員、無聊政客章太炎[19]等等出來鼓吹護憲法統，想擁出黎元洪[20]來當「菩薩」，而吳佩孚做事實上的皇帝。這種局勢假使發生於五卅以前，于廣州國民政府未鞏固以前，那麼，或許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可以很快的實現；可是現在卻不同了。

　　五卅運動在直接的一方面，司法重查和外交交涉固然是失敗了；然而在間接的一方面，民眾革命運動的繼續，要求關稅自主[21]，反對法權會議[22]，以至於各地民眾對於一切政治問題的積極主張，足以證明反奉戰爭的過程中五卅運動實際上繼續著發展。五卅運動在上海、漢口等處固然是中斷了，可是在廣東方面還是堅持著，而且廣東的商人、工人、農民的革命力量，不但贊助國民政府，並且以實力鞏固自己的革命政權，掃除了楊希閔、劉震寰[23]、莫雄、鄭潤琦[24]、陳炯明、鄧本殷[25]、熊克武[26]等反動軍閥，有革命的平民的武裝勢力，苛捐雜稅、煙、賭、拉夫等的惡現象完全消滅；對外的交涉已經能使英國俯首求和，日、美漸受範圍。中國的解放，不平等條約的廢除，關稅的自主，法權的收回，五卅的雪恥……只有在全國建立這樣的國民政府之後，才有可能。而建立中國全國的國民政府，在現今這種局勢之下，不但是必要，並且是極端可能的了。應當由各地人民團體和國民政府國民軍共同合作，立刻在北京組織臨時政治委員會，成立的第一天便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凡是站在革命民眾方面的武力都應當集中于臨時委員政府之下，擁護國民會議而討伐壓迫民眾、破壞國民會議的軍閥。國民會議預備會召集成功，國民會議制度的真正的平民共和國才有建立成功的一天！

　　孫中山先生前年北上時所提出的國民會議，早已受全國民眾的擁護，如今已經從一種政治理想和口號變成實際的政治行動的方針。正因為去年一年的國民會議促成運動，五卅之中的市民學生工人運動，使中國人民得著不少切身的經驗，組織團結訓練的機會，到如今，各地民眾團體的實力，已經確乎有實行「國民會議革命」的可能。

　　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的時候，各方面的妥協賣國，原想是達到自己的些須利益。如今怎樣呢？上海工部局[27]的華董位置得到沒有，會審公廨[28]收回沒有，領事裁判權廢除沒有，這都是十一國上海僑民商會在勸你們幫助封閉總工會[29]、克扣罷工維持費時所答應你們的？總工會是封了，工人是受壓迫了，五卅案是重查了，你們這些「權利」得到沒有呢？你們以為對外這樣「和平有禮」，幫著鎮壓「赤化」的工人，外國人便喜歡你們，便有收回關稅自主權的希望，現在你們的希望都落空了！上海總商會[30]的這種種行動，不管他還在表面上要求關稅自主，要求中國的銀行收管關款，反對五卅重查，可是實際上處處是幫助軍閥和帝國主義壓迫民眾，其結果他們所空口叫喚的口號一無用處。各地的人民，小商人，在五卅時候，都信任上海總商會是體面的法團，辛辛苦苦的捐款，交給他「包辦」援助罷工，知道上海罷工工人是中國解放運動中最革命的力量，可是上海總商會利用這種信任和地位，幹了不少賣國勾當。他勾結軍閥，壓迫工人，他的保衛團在直系到上海之後居然公開的通緝學生會首領，禁止工人集會，他想以此獻媚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偷著些地方上的政權。各地的小商人，想必看見江政卿做了警察廳長，還羡慕上海商人有體面，居然當政。可是，工會是受壓迫了，劉華是被殺了，五卅運動因此而大大失敗了，上海一般商人卻仍舊受軍閥的轄治，負擔著種種苛捐雜稅，還要不斷的受勒迫，墊出軍警的軍餉（最近上海肉業又墊餉三百萬），于商人何嘗又有絲毫利益呢？各地的小商人在自己地方看看，豈不是處處都有虞洽卿[31]、江政卿一類的少數商閥，霸佔著商會機關，作威作福，賣國賣民呢？全國的小商人都因受軍閥的壓迫和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轉輾困苦，求死不得。你們的出路，決不是和帝國主義軍閥勾結，壓迫工人、農民，以「反對赤化」的功績，去邀外國人的寵倖，便能得到關稅自主，便能過問政治，保障自己的利益；你們的出路，只有和勞動平民攜手，加入國民會議的運動，站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革命戰線上來。

　　中國的農民和工人，不但籠統的說來，自然要贊助國民會議的運動，並且五卅之後，他們早已組織集中了自己的力量。工人階級直接的在五卅運動裡受了極大的犧牲，經過艱苦的鬥爭，力爭自己階級的權利——極普通的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增加幾分錢幾角錢一天的工資，為中國民族力爭徹底的解放，廢除不平等條約……可是受著奉直軍閥的摧殘，商閥、工賊的毒計，始終不能得到絲毫的勝利，自然非完全推翻軍閥政府不可，非打倒一般商閥不可。凡是比較自由的地方，如現時的鄭州、北京、天津，更不用說廣州、汕頭，都已組織成總工會；就是壓迫的地方，如上海、漢口等處，總工會和各種工會也能一天一天的鞏固起來。他們的贊助反奉戰爭，參加一切運動，次次都站在革命先鋒的地位，他們當然以全力來力爭國民會議的實現。就是向來不積極的農民，看著廣州農民協會運動的勝利，國民政府的保障農民鬥爭的自由，同時受著五卅運動間接的衝動，亦已經到處奮起，如河南、直隸、安徽、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無不有農民協會運動或抗租抗稅的運動，甚至於四川、陝西、山西等處；就是江蘇的江陰、蘇州、甪直等小地方也有這種運動。他們現時的運動或許還只限於地方的經濟的性質，可是如果國民會議運動能夠結合並發展這一偉大的力量，他們的革命勢力，必定可以成為推翻軍閥統治的革命裡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

　　中國的學生運動向來總是革命潮流裡的「鮮花」。中國革命的學生，對於國民會議運動是當然能夠努力的。

　　便是現時人人痛恨的丘八、土匪，他們何嘗不是破產失業的農民、手工業者？一年來的五卅運動和歷來的國民革命運動，何嘗沒有絲毫影響於他們？五卅時候駐在上海浦東的奉軍，幾乎有一團人暴變，因為奉系軍閥告訴他們是來上海打外國人的，結果卻叫他們打工人，便是一個證據。何況郭松齡、魏益三、方振武等何以敢於反戈，甘心受日本軍隊的襲擊而死亡，豈不是兵士之中籠統模糊的愛國觀念和革命反抗的情緒，逼迫他們的長官至此的。國民會議運動裡應當努力引進他們的參加。

　　軍閥、帝國主義的反動結合還沒有鞏固，至少也還不能立刻攫取中央政權，完全恢復他們的統治。革命勢力方面，卻有國民政府，國民軍的武力，可以受民眾的督促而前進，小商人、農民、學生、兵士等一般群眾之中，都有革命的基礎，尤其是工人階級。各種民眾的大聯合戰線，既有必要，亦有可能，如果再有確定明確的革命政綱和革命武裝，國民會議的革命，徹底推翻軍閥統治的革命，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革命是萬分的可能的！

　　只恐怕！只恐怕在這大聯合戰線裡面，資產階級故意怠工破壞。國內許多政黨和政派——如國民黨右派的孫文主義學會[32]，國家主義聯合會，國家主義的《醒獅》[33]週報，如今表面上也贊成國民會議。上海的孫文主義學會發起另組國民會議促成會；《醒獅》週報也主張召集總商會、總工會等的國民代表大會于上海。這等現象尤其足以證明一般革命群眾（學生等）非常之堅決的要求國民會議，使向來專以反共產為職志的右派及「醒獅」等領袖，不能不暫時在那種職志之外，也來談談國民會議，以求保留自己的「信用」，自己的領袖地位。我們很慶賀這種「覺悟」！孫文主義學會和醒獅派諸君，你們既然有這種「覺悟」，你們便應當看清現在的革命形勢和民眾利益的需要；這種需要是：團結自己的力量，建立極廣泛的聯合戰線，組織自己的武力，並且引導督促較革命的、較開明的國民軍站在民眾的一方面，聽民眾的指揮，這樣而達到召集國民會議的目的——中國的工人、農民以至於小商人，尤其要求已經以事實證明自己能代表一般平民利益的廣州國民政府，來積極參加國民會議的促成運動。你們如果固執自己的「黨見」，反對國民軍，反對國民政府，說幾句假清高的「內不妥協，外不親善」或「不應聯一軍閥倒一軍閥」的空話，而破壞這一聯合戰線，那麼，適足以暴露你們實際是和帝國主義直奉軍閥相聯合，而打擊國民軍及國民政府，你們的國民會議或國民代表大會勢必完全變成空想。你們的怠工和破壞，勢必蹈總商會在五卅運動中的覆轍，不論你們居心怎樣「清高」，事實上是要受中國革命的審判的！

　　上海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已經在組織之中，各地也應同樣聯合工、商、學、兵、農等各界，趕緊組織起來，應當真正代表當地的民眾，不能容許買辦階級把持，應當引進大多數勞動的「下層的」民眾直接參加，應當當時便實行自己的民權，努力與各地軍閥政權奮鬥；應當由民眾組織自己的武裝勢力。各地的國民會議促成會應當發展並鞏固工會、農民協會、婦女團體等等，而且要調查已有的團體；應當努力組織當地平民群眾的武力，以防禦軍閥、走狗、工賊等之襲擊和破壞；應當努力於更廣泛的民眾中宣傳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應當直接反抗軍閥的壓迫屠殺、苛捐雜稅、克扣軍餉、反抗軍閥土豪的霸佔公務，重利盤剝、苛收田租等……這種工作是非常艱巨的，然而卻是實行國民會議的必要工作，只有這種各地的組織民眾工作，能夠造成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之組織上、實力上、政治上的基礎，亦只有這種工作能確立國民革命的大聯合戰線而保證他的勝利。

　　原載1926年2月3日《嚮導》第144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國民軍，見本卷第125頁注⑨。

　　[2]國民政府，見本卷第396頁注①。

　　[3]孫傳芳，見本卷第140頁注⑦。

　　[4]吳佩孚，見本卷第6頁注④。

　　[5]關稅會議，見本卷第160頁注10。

　　[6]金法郎案，見本卷第159頁注⑨。

　　[7]張作霖，見本卷第140頁注⑦。

　　[8]郭松齡，見本卷第413頁注①。

　　[9]魏益三，見本卷第446頁注88。

　　[10]方振武，見本卷第446頁注89。

　　[11]蔣百里（1882—1938），名方震，別號澹寧。浙江海寧人。早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後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曾參加護國戰爭，任兩廣都司令部出師計劃股主任、四川省督署總參議。1918年隨梁啟超赴歐洲考察，成為研究系重要骨幹。1925年10月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參謀長，不久與直系軍閥脫離關係。

　　[12]馮玉祥，見本卷第168頁注⑥。

　　[13]靳雲鶚，山東濟寧人。皖系軍閥將領。1920年轉投直系軍閥。1925年冬到漢口擁吳佩孚組成十四省聯軍，任副司令兼第一軍軍長。1926年春在山東接收直系舊部三個師，並進兵開封，打敗國民二軍，接任河南省長。

　　[14]李景林，見本卷第309頁注⑧。

　　[15]張宗昌，見本卷第251頁注③。

　　[16]李紀才，國民二軍將領。當時任山東查辦使。

　　[17]段祺瑞，見本卷第124頁注③。

　　[18]許閣，指1925年12月由許世英任內閣總理的北京政府。許世英（1872—1964），字俊人。安徽貴池人。

　　[19]章太炎，見本卷第446頁注90。

　　[20]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清末將領。辛亥革命後任臨時政府副總統。袁世凱死後任大總統，後被張勳驅逐，1922年複任。1923年又被直系軍閥趕下臺。當時章太炎等在上海發表聲明，主張「擁黎出山，以正法統」。

　　[21]要求關稅自主，參見本卷第160頁注10。

　　[22]法權會議，見本卷第413頁注⑤。

　　[23]楊希閔、劉震寰，見本卷第300頁注③、第321頁注③。

　　[24]莫雄、鄭潤琦，見本卷第445頁注73。

　　[25]陳炯明、鄧本殷，見本卷第6頁注⑨、第384頁注16。

　　[26]熊克武，見本卷第445頁注74。

　　[27]上海工部局，見本卷第11頁注②。

　　[28]會審公堂，見本卷第20頁注①。

　　[29]總工會，指上海總工會。

　　[30]上海總商會，見本卷第21頁注⑧。

　　[31]虞洽卿，見本卷第140頁注④。

　　[32]孫文主義學會，見本卷第403頁注22。

　　[33]《醒獅》週報，見本卷第446頁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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