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案重查的結果與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瞿秋白

五卅案重查的結果與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五卅屠殺案[1]的帝國主義者的「判詞」已經公佈了，舉國抗議的滬案司法重查居然實現了。我們且先看帝國主義者這一次是否達到了一致進攻中國的目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已經在本報第一百三十七期詳細論過[2]。如今帝國主義判詞的內容果然不出我們所料。雖然美、日、英三國委員的報告書，結論稍有差異，美國委員連帶論及治外法權[3]、會審公廨[4]、工部局[5]職權及所謂人道等等問題，英、日委員則以為五卅事件出於意外，甚至謂學生騷動、工人罷工既為近年來常有之事，而于五卅時突然大發暴亂，這是「華人心理易於激惡，可於一霎時間由鎮靜變為狂易不可制」的現象。然而這種差異只能認為帝國主義列強一致進攻中國時內部的小小傾軋，美國帝國主義想借此揭英國的隱痛，順便施行他那狡猾的口頭同情，他並且趁此提出「共產黨政府所收買的外國過激黨」之煽動。他說「近十年來華人對於公民常識，頗有進步……若與一百年前相比，大相懸殊」，這無異乎說一百年前儘管可以屠殺，如今卻要用別的方法施行侵略。何況在總的結論上美國委員和英、日委員同樣的說巡捕房所採取的放槍手段是正當的：

　　美國委員說：該氏（愛伏生）[6]因當時正執行各種義務，致未充分認識群眾之感情變化如此迅速，同時該氏即依照「動員訓令」以行動，蓋以不按照此種訓令，該氏即認為個人須負種種責任。

　　日本委員說：愛活生捕頭之下令放槍，由當時老閘捕房將為群眾所據或且危及生命財產一端觀之，亦為應有之舉動；又總董費信惇在五卅事件時，無執行之權力，故其責任問題亦無由發生。

　　英國委員說：愛捕頭所稱——若不放槍，彼時巡捕方面之生命將受犧牲，而老閘捕房將為群眾所據，加以此藏有軍械，一入群眾之手，事情必更嚴重云云，此等言詞，均屬可信。

　　同時，委員團共同向領袖公使的總報告中，公認開槍為「不得已」，尤其認六月一二日的屠殺是武裝維持秩序。不但如此，這總報告中，判決了五卅以來被殺的人「該殺」之外，還有對於中國官廳的判語：謂須有負責長官維持上海之治安——一要用人須有幹才；二要警察不排外；三要「尊崇中國法律」，尤以罷工問題為最要；四要警察聽警察廳的命令；五要中國警察廳聽租界捕房總巡的命令（見廳告知華人之各點）。

　　帝國主義的「國際法庭」於宣佈這「判詞」之後，送了七萬五千元大洋作為撫恤費，就此便想了結五卅屠殺案。不用說，五卅慘死的革命烈士的性命，決不是幾萬元錢便可以買的。帝國主義者至少應當出取消一切在華特權的代價！如今他們竟還敢公然宣言要中國警察和巡捕「誠意合作」，聽他們的命令，來壓迫中國的平民，尤其是工人。列強這樣聯合一致的壓迫中國，已經非常之明顯。我們中國人民應當趕緊努力奮鬥，起來一致的反抗，決不能容帝國主義者奴視中國至於如此！

　　帝國主義者對上海的五卅屠殺案何以敢如此一致的進攻，來壓迫中國？他們在廣州敢於如此嗎？現在香港、沙面的罷工問題，英帝國主義者已經俯首求和，已經討論到罷工期間的工資問題。這是因為廣州有人民的政府。幾千萬的廣東農民，因為有農民協會的自由，因為得到了防禦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的力量，因為在自己階級的鬥爭裡得到了徹底的政治覺悟，知道贊助國民革命政府。幾十萬廣東工人有組織工會和階級鬥爭的自由，有嚴密的鞏固的組織，在這種鬥爭裡的經驗，使他們明白自己的政治使命，自然也努力贊助真正代表大多數平民的政府之形成。有一般商人也就知道只有這種政府能代表國家的利益，能在他們和外國資本主義競爭之中，保障中國人民的權利。還有完全與平民合作的軍隊，受著大多數人民的贊助，得以掃除一切廣東的反動軍閥和官僚，揭破帝國主義者暗殺廖仲愷[7]先生、勾結陳炯明[8]等民黨[9]內的叛賊之類的陰謀。廣東政府的基礎是完全建築在革命的農民、工人、軍隊及一般民眾之上，所以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屈服於他的面前。

　　上海方面呢，便大不相同了。段祺瑞的政府[10]，從五卅一直到最近事實上在張作霖[11]的掌握之中。而張作霖公然的做帝國主義的工具；奉系軍閥在五卅運動一開始的時候便調兵遣將，到處幫助帝國主義者屠殺，封閉工商學聯合會[12]，上海總工會[13]，通緝學生領袖等等，可憐出力到臨了，還只落得帝國主義者的上司「中國官廳不與租界總巡誠意合作」的批語。奉系軍閥離了上海之後，繼起的「當局」繼續的壓迫，槍斃工人領袖劉華[14]……在這種反動政權之下，中國人民如何能得到外交上的勝利，在這種四周都是帝國主義走狗密佈的環境裡，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如何能勇往直前的進展！中國沒有統一的國民政府而有賣國軍閥的專權，是五卅屠殺案失敗的第一原因。再看，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最怕是中國國民一致的聯合戰線。他們一開始便造作種種五卅運動是赤化，學生會[15]、總工會是過激派等等謠言，希圖破壞中國國民的聯合戰線。他們對於廣州國民政府[16]，對於汪精衛[17]、蔣介石[18]等同樣的宣傳反對，並且還有不少數國民黨自己的黨員如鄒魯[19]等類做他們的應聲蟲，煽惑政見不定的中央委員，從國民黨內部來做破壞功夫。其次如暗殺廖仲愷，勾結陳炯明等手段更顯而易見。然而他們在廣州方面這種陰謀完全失敗。

　　因為廣州的工人、農民、商人始終一致團結；廣州的大多數小商人沒有因赤化謠言而動搖，而妥協，而賣國；廣州方面的對外要求，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始終是一貫到底的。

　　上海方面呢。總商會[20]首先妥協，擅自修改代表大多數市民的工商學聯合會所提的條件，甚至於勾結奉直軍閥摧殘最努力、最犧牲的工人階級，封閉他們的團體，破壞他們的罷工，殺戮他們的領袖。實際上是近視的、淺見的擁護自己階級的目前利益，而摧折平民的自由權利和為帝國主義的最大力量，外表上就是藉口赤化過激，想對於帝國主義者獻媚求和，想博得他們些少的讓步——飯桌上擲下的肉骨頭。就是各馬路商界聯合會[21]也因恐被赤化嫌疑而退出工商學聯合會。這些都不但是懦怯妥協的表現，而且是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動行為，是中了帝國主義者的奸計。至於他們——商人，在幾十萬窮困的工人拼命犧牲的時候，除了經手發出國內外的捐款以外，自身對於抵制英日貨的工作百方怠工，那更不必說了。這樣，中國國民內部戰線的不統一，資產階級還借帝國主義軍閥的口號和力量來壓迫無產階級——國民革命中的主力軍，民族解放運動如何能不受挫折？結果，帝國主義自然能這樣一致壓迫污辱中國了。可憐！資產階級這樣妥協哀求，借刀殺人以獻媚于外人，他們所希望的關稅自主也是沒有達到，他們所空口抗議的滬案重查也輕輕巧巧以欽賜七萬五千元了事了！聯合戰線的破壞實是五卅屠殺案失敗的第二原因。

　　如今五卅重查的結果已經公佈了，中國國民的奇恥大辱已經載入世界史了。我們中國的各階級人民應當沉痛的明白並且記住這次鬥爭的經驗，應當趕緊拋棄一切妥協的夢想，應當立刻覺悟幫助帝國主義者宣傳反對赤化的罪惡。可是，正當這個時候，國民黨右派——事實上不過所謂孫文主義學會[22]的幾個實際領袖，還有所謂國家主義的團體——事實上也不過自命曾左[23]的幾個首領，卻拼命努力於反對赤化的宣傳和造謠。快些醒醒罷，否則恐怕太遲了。現在我們凡是要求中國民族解放的一切階級，都應當趕緊聯合起來，一致向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進攻。

　　我們以為現在各種政團及職業組織，全中國的國民，應當立刻聯合一致的抗議五卅重查的結果，繼續提出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條件，以有實力的行動，如罷工、抵貨等，達到這一目的；我們的根本要求應當是取消租界，撤退外國駐華的一切武裝，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同時，我們必須努力一致的推翻北方的軍閥政治，要求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建築起全國的國民政府。如果不能如此，我們中國這次的奇恥大辱永世沒有洗雪的時候，我們中國永世不能解放，無論什麼要求條件，也永世不能達到！

　　原載1926年1月14日《嚮導》第142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五卅屠殺案，見本卷第181頁注①。

　　[2]指作者發表在《嚮導》第37期上的《滬案重查和五卅屠殺的結局》一文。

　　[3]治外法權，見本卷第146頁注⑥。

　　[4]會審公堂，見本卷第20頁注①。

　　[5]工部局，見本卷第11頁注②。

　　[6]愛伏生，今譯愛活生。當時任公共租界老閘巡捕房英捕頭。

　　[7]廖仲愷，見本卷第322頁注11。

　　[8]陳炯明，見本卷第6頁注⑨。

　　[9]民黨，即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

　　[10]段祺瑞的政府，即當時以段祺瑞為執政的北京臨時執政府。

　　[11]張作霖，見本卷第140頁注⑦。

　　[12]工商學聯合會，見本卷第192頁注①。

　　[13]上海總工會，見本卷第193頁注⑤。

　　[14]劉華（1900—1925），原名劍華。四川宜賓人。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領導五卅運動，當時任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1925年11月被軍閥孫傳芳逮捕，12月遭秘密殺害。

　　[15]學生會，指全國學生聯合會和上海學生聯合會。

　　[16]廣州國民政府，見本卷第394頁注①。

　　[17]汪精衛，見本卷第396頁注27。

　　[18]蔣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當時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表示擁護國民革命。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

　　[19]鄒魯，見本卷第396頁注26。

　　[20]總商會，指上海總商會。見本卷第21頁注⑧。

　　[21]各馬路商界聯合會，見本卷第193頁注④。

　　[22]孫文主義學會，1925年11月國民黨右派在廣州組織的反共團體。主要代表人物是戴季陶、王柏齡、賀衷寒等。

　　[23]曾、左，指曾琦、左舜生。

　　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字慕韓。四川隆昌人。日本中央大學畢業。1919年留學法國。中國青年党黨魁，鼓吹國家主義。

　　左舜生（1893—1969），原名學訓，字舜生，別號仲平。湖南長沙人。1924年任《醒獅週報》社總經理。也是中國青年党首領，主張反共反蘇反對國民革命的國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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