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瞿秋白

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

　　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1)（一九二五年）

　　「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這個題目，現在已為全國人們所注意，成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單是學理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問題。有人說：國民革命是要各階級聯合的，這是不是事實？現在我們為什麼發生這個問題，為什麼主張國民革命的國民黨有贊成階級鬥爭與反對階級鬥爭的兩派？這就不單是學理的問題，而是實際鬥爭的問題了。

　　在革命策源地的廣東，這個問題尤其很明白的擺在我們面前：廣東二三十萬的工人、農民與帝國主義者利害衝突，國民政府[1]領導他們與帝國主義者奮鬥。我們在商團事件[2]中，就可以看出來，因為商團所要推翻的不僅是革命政府，不僅是孫中山先生，而是要推倒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所謂商團，就是中國買辦階級陳廉伯[3]與英帝國主義者的香港政府互相勾結的一個攻打革命政府的工具。其次，我們從五卅運動以來，更可以很明顯地看：當我們一般學生、工人在南京路上大流血[4]以後，上海總商會[5]不肯立即罷市，好容易磕頭禮拜的哀求到罷市了，又不肯加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6]；等到六國委員[7]到上海的時候，又私自把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條件修改了。

　　這幾點都是明白給帝國主義者知道：我們中國的高等華人，還很願意受租界上領事的裁判[8]，受武裝海陸軍的保護，更使帝國主義者大著膽子屠殺不止，橫行無忌，甚至開空前未有之惡例——公然在上海開什麼國際法庭。照以上的事實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聯合各階級去做國民革命，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從總商會宣佈開市，一直到總工會被封[9]以後，學生會[10]為查貨的事，不知同他們鬧了好久。總商會所豢養的保衛團[11]，天天在壓迫工人運動，禁止工人的集會，這是不是國民革命中的階級鬥爭？有人說國民革命中，是不應有階級爭鬥的，那麼我們便要問譬如前次閘北開市民反段大會，保衛團以馬隊沖散遊行隊伍，甚至開槍傷人；從前外國巡捕打死我們的工人、學生，我們就罷課、罷工、罷市反抗，現在保衛團來打我們了，難道我們可不反對，還要進一步說這是對的嗎？

　　國民革命是什麼？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明白主張國民革命的國民黨是什麼，我們國民黨有很鮮明的三個目標：

　　一，要把全中國民眾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

　　二，要從橫暴的軍閥、官僚手裡奪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

　　三，要使全國十分之八以上的農工群眾得到生活的改良。

　　這三個目標，都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得很明白，就是根據著我們總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一，民族主義。我們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並不是象國家主義封建時代落伍的幻想所可完成的，也不是象法蘭西的革命只是第三階級[12]把他們的貴族僧侶趕跑就算了。

　　我們要知道現在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的狀況沒有不受國際的影響，所以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不期然而然的要反對世界上一切的資產階級。孫中山先生說：「現在世界經濟狀況中所發生的戰爭不是人種間的戰爭，不是黃種人和白種人或白種人和黑種人的戰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與強權的戰爭。」所以我們國民黨雖然主張收回海關，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等，表面上看來是僅僅我們中國的問題，其實呢，我們如果達到這個目的，這個勝利就是我們全國民眾反抗外國資本主義的勝利。因為帝國主義者決不能以其失卻市場或其他剝奪殖民地之權利，而不根本動搖。譬如英國若失去香港及印度、中國的市場，還能安然立足嗎？還有一點，我們國民黨的民族問題，是要全國各種小民族一律平等、自由，聯合成中華民國，所以我們國民革命，是站在全民眾的觀點上去反抗外國資本主義，而國民革命第一個目標——民族主義——就是代表全中國的民眾與外國資本主義去實行階級鬥爭。

　　二，民權主義。我們國民黨是反對軍閥政治，是要用全國人民的力量，造成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但這並不是黨綱上這樣寫了一條就算了事，一定要從實際上爭鬥的。在這裡我們就不能不想一想，到底是我們同那個去爭，因為軍閥不肯給我們政權，所以我們要反對軍閥，試問這是不是階級鬥爭；當然是的，因為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商團[13]都一樣的要摧殘我們愛國運動。若說我們要拋棄爭鬥，那就是拋棄民權。譬如以工會法的事體來說：廣州已爭到了可以獲得工人自己的利益，而上海、天津、漢口等處還在爭鬥之中。一般大資本家、工廠主、大地主壓迫工農階級，我們就非去實行階級爭鬥不可。若說這是共產黨過激派的話，那我們就要問廣州國民黨政府之下，究竟能不能允許工會的存在？許不許罷工的自由？若允許的，是不是允許階級鬥爭？若是不允許的，豈不是違反民權？所以國民革命第二個目標也就是階級爭鬥。

　　三，民生主義。民生主義的兩大綱要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更明顯更純粹是一個階級鬥爭了。孫中山先生說：資本主義之下，一定有階級鬥爭，這鬥爭若要消滅，除非實行新共產主義。雖然中山先生也曾說中國患在貧而不患不均，但這是一方面的話，我們要消除階級鬥爭，就要實現民生主義。若說中國沒有不均，孫先生又何必提倡平均呢？我們深一層說：國民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代表那一階級的利益？當然是代表農工階級的。那般資本家、大地主一見要平均他們的地權，節制他們的資本，他們一定要反對國民黨，這不是階級鬥爭是什麼？

　　在這一方面看來，國民黨只有反對資本家、大地主及一切特殊階級，只有替農工階級去實行階級鬥爭才能實現民生主義。所以國民革命第三個目標，本身就是階級鬥爭。

　　所以我們應該知道，國民革命是要站在階級的地位上去實行階級爭鬥的，三民主義就是階級爭鬥三方面的表現。我們再舉一、二事實來證明：譬如辛亥革命是反抗滿清貴族的革命，但是這個革命是失敗了。他何以失敗呢？就是沒有推倒帝國主義者及一切軍閥士大夫階級。這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那時沒有無產階級參加。當時雖有無產階級存在，因為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党，農民也不知為自身利益而革命，所以在政治上我們可以說沒有無產階級。到了五四運動，因為這幾年來中國稍有工業的發展，所以也就有工人運動的發生，而國民革命就有新的發展。自從二七事件[14]以至五卅運動，中間經過廣州商團之役[15]，沙面的罷工[16]，上海、漢口、青島等處的罷工運動，都是階級鬥爭的表現。這種表現是不是破壞國民革命？絕對不是的。譬如青島的罷工[17]，引起了上海的五卅事件，有了五卅事件，國民革命的力量就有充分的表現。因為五卅的要求條件中，一方面要取消領事裁判權，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等，是反抗帝國主義，也是全中國人民的階級鬥爭。一方面要求工人有集會、罷工之自由，這當然是階級鬥爭，更是國民革命。因為沒有工會，工人就不能與帝國主義買辦階級鬥爭。

　　近來工人都明瞭自己所處的地位，農民也有好幾處同大地主爭鬥。這許多階級爭鬥在辛亥革命時沒有的，現在有了。在這種種階級鬥爭中明白了他們自己與帝國主義者、買辦階級、軍閥、官僚、大地主相對的利害關係，使國民革命中工農階級成為重要基礎。所以中國國民黨真正要實行三民主義，非領他們去實行階級爭鬥不可。在實際上看起來，階級爭鬥不但不破壞國民革命，而且使國民革命發展，在理論上我們如果反對階級鬥爭，就無異拋棄三民主義，而又反對國民革命。只有是以國民革命作口頭禪的政客，才會說不要階級鬥爭。

　　我們國民黨中為什麼會分出兩種現象？我們要明白這一點，先要知道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們的方法：他用不平等條約束縛我們，用外交手段召集什麼華盛頓會議[18]、關稅會議[19]；但是這些方法太明顯了，還有很巧妙的利用中國軍閥供給軍火，或利用研究系[20]及國家主義者[21]，天天高唱反對赤化的論調。但是中國反抗帝國主義的勢力依舊高漲，顯見得這些方法沒用了，所以現在又想了一個最新最厲害的方法出來。這個方法，就是使國民黨內部分裂，有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共產的爭執。這樣一來，就可以使左派革命的力量分散，要用一部分力量來對付右派的反動行為。這是五卅運動的結果，也是國民革命發展的結果，我們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釋，因為這也是階級鬥爭。

　　我們國民黨是主張聯合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及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者用什麼方法可以打破這聯合戰線呢？最好就是反對階級鬥爭的論調。因為這一來就可以反對聯俄，反對一切外國人，不管他是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一概拒絕，使中國的國民革命，減少力量而不至於完成。雖然黨中有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曾有這樣明白的表示，提出什麼騙人的民族國際，而一樣反對共產黨，尤其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為階級鬥爭是防礙國民革命的。但我們試看廣州國民政府，允許工人有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人民入黨的自由，共產黨可以存在，因革命的手段相同，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因階級鬥爭使國民革命有長足的起步，這自然是帝國主義者很嫌惡的。而在上海就不然了，帝國主義者命令戒嚴司令部把工會一概查封，雇潘冬林這些人去做工人御用的領袖，使這個熱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就很容易的解決了。我們在這一個觀點上來看，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共產黨，除了帝國主義者和段祺瑞[22]、張作霖[23]以外，還有誰得著利益呢？並且這些右派所謂反對階級鬥爭，不但在理論上站在帝國主義的觀點上，而在事實上又完全是幫助帝國主義與軍閥。他們雖然在北京開了他們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24]，我們且不就紀律上說：如中央執行委員會須由秘書處召集，及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須在國民政府所在地開會等等；即在政治的意義上說，在開會以前，林森[25]、鄒魯[26]電汪精衛[27]謂廣州執行委員違反孫先生的聯共主義，而他們現在居然聯絡段祺瑞在北京開會，這是不是實行中山主義？這不是表示反革命是什麼？後來他們通電開除共產派中央執行委員的黨籍，以中央執行委員開除中央執行委員，這未免太笑話了！他們又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且不准在國民政府範圍內，行施職權。我們試問汪精衛那一點違背黨綱？那一點對不起廣東人民？他們都不曾說出。我敢說廣東的工農群眾，沒有一個要汪精衛走；要汪精衛走的是誰呢？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照他們這種舉動，事實上是幫助了帝國主義者向中國的工農群眾進攻。他們雖然說反對階級鬥爭，卻不知他們自身在實行階級爭鬥。

　　現在國民黨的發展與國民革命之伸張猛進，更加使我們明瞭階級鬥爭的意義。我們試看五卅事件之階級鬥爭中，國民黨在廣州增加了二三十萬工農黨員。戴季陶[28]說共產黨破壞國民黨，階級鬥爭打破國民革命，豈非笑話！所以我們可以說真正要三民主義的實現，只有實行階級鬥爭，領導全中國被壓迫的民眾，與帝國主義者奮鬥（民族主義）；在軍閥、官僚及特權階級的手裡，爭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民權主義）；領導工農群眾，為工農階級保障生活的安全與自由，向大資本家、工廠主、大地主實行階級鬥爭（民生主義）。

　　有組織的工農群眾是國民革命主要的力量。在五卅事件中，我們已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所以我們要把主義變成事實，如果沒有這主要的力量，國民革命永不能發展而至完成。我們要做真正中山主義的信徒，革命的國民黨員，除了擔負以上三種責任以外，又要加上一種攻擊右派反動分子的責任。因為右派這種反對階級鬥爭，開除汪精衛，開除共產派，一件件都是要使國民黨失了工農群眾的信仰。

　　我們只簡單的說，工農群眾是否需要階級鬥爭，改善他們生活的狀況；現在的階級鬥爭，還只是加資減租等運動，國民黨若反對階級鬥爭，若象戴季陶所說去誘發資本家、地主的仁愛心，結果就會使工農群眾完全失了同情。若以反對階級鬥爭開除共產派黨員，那共產派黨員一出外去宣傳國民黨反對階級鬥爭的主張，抹殺農工的利益，國民黨那裡還有農工階級的存在？失去了農工階級的同情，國民黨還有什麼力量；所以為國民革命計，為國民黨前途計，不得不對右派反動分子宣戰。我們應該認定這也是國民黨工作之一部，是國民革命之第一步。

　　我們若分析右派的政策，就可以知道他們完全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利益的。他們的理論，儘管怎樣高妙，說什麼哲學基礎，孫中山先生是繼孔子之道統的；因為仁愛，所以不主張階級鬥爭。但我們試問孫先生革命，是不是鬥爭？創設同盟會，是不是要爭鬥；我們再問什麼人可以施仁愛？對資本家、地主、軍閥可以施仁愛嗎？這是對壓迫者可以施仁愛嗎？在這些地方，右派顯然把革命的中山主義與賢人政治相混淆，把中山先生做封建時代的孔徒，使國民革命的國民黨，變成勸聖主行仁政的保皇黨。這是何等荒謬！中山先生個人確有高尚的道德，可是他是一個革命的領袖，絕不是希望他去行仁政。譬如上海小沙渡或楊樹浦罷工的時候，國民黨如果反對階級鬥爭，應該站在那一邊呢？工人一邊嗎？贊成階級鬥爭了；不然，那就被資本家利用去欺騙工人，做了工賊。所以，我們如果是站在革命的地位，講仁愛是講不通的。

　　總之，我們要研究三民主義，要實現三民主義，就應當去實行階級鬥爭；使全國的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國民革命才可以成功。對於黨中右派，我們就不能不取革命的行動，施以嚴厲的攻擊。因為主張國民革命而卻反對階級鬥爭，這不但自己不是國民黨員，而且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我們希望每個中山主義者，革命的國民黨員，去實行階級鬥爭而發展國民革命！

　　注釋

　　[1]國民政府，指廣州國民政府。1925年7月1日，由原大元帥府改組而成，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

　　[2]商團事件，見本卷第7頁注15。

　　[3]陳廉伯，見本卷第95頁注26。

　　[4]南京路上大流血，見本卷第181頁注①。

　　[5]上海總商會，見本卷第21頁注⑧。

　　[6]上海工商學聯合會，見本卷第192頁注①。

　　[7]六國委員，見本卷第274頁注②。

　　[8]租界上領事的裁判，見本卷第146頁注⑧。

　　[9]總工會被封，參見本卷第371頁注⑨。

　　[10]學生會，指上海學生聯合會。

　　[11]保衛團，指上海商團。1911年3月由20多個行業性和區域性商團組合而成。

　　[12]第三階級，指資產階級。第三階級，通稱第三等級，源出於法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第三等級包括農民、小商人、手工業者、城市平民和資產階級。他們有納稅的義務，而無政治權力，與不納稅、享有政治權力的第一等級（僧侶）、第二等級（貴族）相對立。其後無產階級分離出來，稱作第四等級，第三等級則成為資產階級的同義語。

　　[13]商團，即上海商團。見本文注11。

　　[14]二七事件，即二七大罷工。

　　[15]廣州商團之役，見本卷第7頁注15。

　　[16]沙面罷工，見本卷第7頁注14。

　　[17]1925年4月，青島日商紗廠一萬多工人為要求廠方承認工會和增加工資而舉行大罷工，取得部分勝利。5月25日，為反對日本資本家壓迫工會，紗廠工人舉行第二次大罷工，遭到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聯合鎮壓，造成青島慘案。

　　[18]華盛頓會議，見本卷第210頁注①。

　　[19]關稅會議，見本卷第160頁注10。

　　[20]研究系，見本卷第132頁注⑦。

　　[21]國家主義者，指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他們鼓吹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並組織中國青年黨。

　　[22]段祺瑞，見本卷第124頁注③。

　　[23]張作霖，見本卷第140頁注⑦。

　　[24]1925年11月，國民黨右派鄒魯、謝持、林森、居正、張繼等14人假借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非法的「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又稱「西山會議」。會議通過了開除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黨籍，取消共產黨在國民黨內之中央部長職務，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等案，在上海另設中央黨部，從事反共活動。

　　[25]林森（1867—1943），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11月參加「西山會議」，成為國民黨右派重要骨幹。

　　[26]鄒魯（1885—1954），字海濱。廣東大埔人。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11月參與發起「西山會議」，成為國民黨右派重要骨幹。

　　[27]汪精衛（1883—1944），名兆銘，字季新。原籍浙江紹興。出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為國民黨左派領袖。1927年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1938年叛國投敵，任汪偽國民政府主席。

　　[28]戴季陶，見本卷第340頁注③。

　　(1)本文是作者的一次講演記錄稿，由上海大學學生馬淩山記錄，印成小冊子散發。未見到最初版本，據內容推斷，發表時間約在1925年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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