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中國革命運動(4)|瞿秋白

孫中山與中國革命運動(4)

　　（四）辛亥的資產階級之妥協與反革命的勝利

　　可是所謂平民，也還包含了利益相反的種種階級，在革命前分化還沒有明顯，而且共同的仇敵未去，所以內部的鬥爭沒有表現出來。同盟會中可以兼收並蓄的包容種種不同的成分，也就因此。當時中國的社會組織，因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農民、手工業者破產日多，於是遊民的無產階級數量日增，這是大多數當時的平民——小資產階級中最流動革命的一部分，實是革命運動的中樞，革命運動的社會基礎，——雖然在革命組織裡，形式上不能做原動力，誠如中山先生所言（《孫文學說》），然而這不過是形式上的事，以社會階級關係的觀點來看，這部分平民確是革命中的發難者。其次，便是半歐化的知識階級及軍官——這部分人，因為滿清舊社會的崩潰，已經客觀上沒有插足士紳階級的可能，而且受著新式的教育，應當能代表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之意識，所以也是革命中的重要部分。可是知識階級本身絕不會有獨立的政治作用；其中的分子可以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平民而加入革命，也可以代表大商階級，更可以混入軍閥階級——絕非靠得住的革命力量。再其次，便是大商階級，在前清末年，這種大商階級（或所謂工商界）有兩個來源：一、是士紳式的資產階級，這是資本主義初期「貴族的資產階級化」中必然發現的現象，他們「代表」著人民爭立憲，其實是清廷路礦、郵電的新政中，這些「洋務官僚」，靠著官署積累資本，到此已自有階級利益，只想借立憲運動鞏固自己的階級地位，實行「提倡實業」等的「愛國」目的；二、僑商及買辦階級，這部分是因為與帝國主義接觸，而來做外國資本與中國原料、或外國貨物與中國市場間的中間人，因而積累資本，漸漸有獨立投資於工業的傾向，所以比較的贊助革命——因為清廷的壓迫及外國的侵略，無處不阻礙這種工業發展。士紳式的官僚式的資產階級與僑商的買辦的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微有不同，然而他們對於「維新」或「革命」的希望，根本與小資產階級不同，尤其與遊民的無產階級，有階級利益的衝突。最後，便是最大多數的城市及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小商人及農民。這是數量上最大的群眾。他們的政治要求，應當是很民權主義的政綱，他們的經濟利益，不但和列強帝國主義相衝突，並且和士紳資產階級及僑商資產階級是相競爭的。可是小資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總是動搖不定的，必須有一領導他的階級，充分的去幫助他發展自己的革命性而遏止他的反動性，然後才能徹底的忠於革命。否則，他便容易受大資產階級的欺罔，倒到反動派的懷抱裡去，而受人家的利用。

　　所謂「平民」——辛亥以前可以概括的與滿洲貴族及士大夫相對待的，——實際上含著這許多不同的成分；到辛亥革命前後，已經分化得日益明顯出來。然則這所謂「平民」之中等到革命爆發之後，政治上積極行動的是那幾個階級呢？上述的各階級中，只有兩個階級是在政治上積極行動的：一、大資產階級（士紳資產階級及僑商資產階級——這兩部分雖然在革命前政綱上不甚相同，然而滿清既倒之後，政治上的合作和聯盟，對於他們是極自然的事）。二、遊民的無產階級（所謂會黨，所謂土匪，根本上不脫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可是因為破產失業最受苦痛，他們那種暴動的反抗性是很厲害的）。當時工業的無產階級數量上還極少，而且政治上還沒有成一覺悟的自動的力量，可以說還沒有「組成階級」——所以自然沒有能起而領導革命——引導大多數小資產階級的農民，以至於遊民的無產階級。因此，我們在辛亥革命時，只看見大資產階級及遊民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無產階級是經濟上有組織有團結力的階級，只有他能領導革命；遊民無產階級便不同，雖然革命性很強，然而他自身便是一盤散沙，只能有極模糊的社會理想，只能順著革命潮流隨處發起無組織的暴動。這種階級自然不能引導農民及一般小資產階級實現勝利的革命。於是不久便使大資產階級攫得革命運動的指導權，鎮壓遊民無產階級的暴動，和反動派妥協，而終至於使革命完全失敗。平民中之階級分化，在這種革命時期，最顯而易見。

　　辛亥革命的時候，孫中山的革命口號——「平均地權」[15]，雖然在國民黨自己並未努力去宣傳和實行，可是所謂最下等的「下等社會」（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會黨），各地失業的窮而無告的遊民農民，往往奮起暴動；當時即使沒有很明顯的社會主義的要求，也就有不少地方，所謂「土匪」都染著革命潮流，高呼均分財產的口號，有些地方，並且有小農的暴動。恐怖的空氣——「匪類」、「暴亂」、「暴民專制」的罵聲，可以不絕地在各城市的「紳商界」裡看得出聽得見的。這樣的情形，至多不過三四個月，隨後竟完全銷沉了。遊民無產階級，當然夢想也想不到現代的社會主義；可是他們的要求，最早在革命以前，實在代表大部分饑寒交迫的小農小商。不過遊民無產階級的均產主義，根本上是資產階級性的；他們內部決不會有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而只會有宗法社會式的「頭目制度」，夾雜著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他們對於富人的嫉恨，實際上並不適合他們取消貧富不均的理想，而終究是代表各個想自己變成富人的意識。所以即使遊民的無產階級暴動成功，或是真正成了一種實力，也很容易受頭目的賣，而完全喪失其革命性，簡直變成軍閥官僚。譬如革命初年江蘇的徐老虎（寶山）[16]，便是最明顯的例。

　　經過這種革命的潮流之後，馬上便開始資產階級的反動期。當時許多城市裡，商會都大大的活動起來，並且編練「商團」維持秩序，大商階級亟想取得政權，是當時很明顯的事實。「商人」那時的政治活動，對於滿清的地方官，對於當地的士紳階級，確有些革命的作用；可是因為他的階級利益，決不會和遊民無產階級聯合引導當地的小農小商，徹底的去實行革命，卻只會受著了遊民的恐嚇，反而去和士紳階級妥協，以「維持秩序」。不但如此，中國當時的大資產階級，差不多純是商業資本，經濟力還很薄弱，政治上的積極性也很有限，不能獨立的取得政權，於是因為要「維持秩序、保障私產」，便不能不假手于新舊軍閥：各地「紳商」對於革命初期的都督或軍政長，都是竭力奉迎，要借他們的武裝，擁護自己的利益。其結果，漸漸造成革命後的新式封建諸侯——督軍。到此，資產階級大半仍舊退回受治階級的地位，於是革命便完全失敗。

　　讀者或者以為上述的過程，只是當時的地方現象，並不能概括全國範圍的政治變化。其實從南京臨時政府[17]，而袁世凱、宋教仁[18]以至二次革命[19]的過程，只是上述的社會階級之相對關係的反映。辛亥革命的時候，一方面是反動的滿清貴族和士紳階級——袁世凱等清室的新軍軍閥；別方面是革命的平民各階級——孫中山及民黨，互相鬥爭的局勢。士紳階級及軍閥，雖然在群眾排滿的口號之下，不得不形式上轉移於「革命」方面，而實際上是想以此轉移「革命」於自己手裡，造成自己代替滿清而為治者階級的地位。革命方面勢力的渙散既如上述，而且大資產階級亟亟乎要維持秩序，而想和新起的軍閥妥協——這樣局勢之下自然是真正的平民，真正的「下等社會」重受壓迫而失敗——孫中山所以不得不讓袁世凱。社會階級之中，那僑商資產階級贊成革命於前，而想謀與反動派妥協於後；這種階級分化反映到民黨方面來，便形成民黨中的右派——宋教仁及黃興[20]等。右派于孫中山讓袁世凱之後，還是主張責任內閣[21]；一直到袁世凱解除民黨武裝，大借款[22]成功，右派還是夢想妥協。右派的主張，完全代表這種「革命」後的資產階級：怕騷亂，想和平，反對下等社會，求與軍閥妥協——有一件最好的證據，便是宋教仁等改同盟會為「國民黨」[23]時的新黨綱：（一）政治統一，（二）發展地方自治，（三）種族同化，（四）注重民生，（五）維持國際和平。請看，同盟會時代的「國有土地平均地權」的黨綱，變成了極模糊的「注重民生」四字。當時主張與袁世凱議和讓位的是這些右派；主張改政綱而容納一班士紳階級的，亦是這些右派。民黨內部右派的勝利，便是革命運動中資產階級的反動和妥協的明證。可是，孫中山的革命主張被右派格而不行，「下等社會」受大資產階級的壓迫而不能進行革命，總之，大資產階級戰勝真正平民之後，不久，軍閥的政權因此便大穩固，更用不著資產階級對他妥協了，何況帝國主義者趁此竭力幫助，於是他們——軍閥便一轉而壓迫及於資產階級自身，於是民党連右派也受壓迫和賄買，二次革命便完全被鎮壓下去。此後，資產階級更不容「下等社會」抬頭了；不但袁世凱稱民黨為亂党，一班資產階級，甚至於小資產階級都認民黨為亂黨了。

　　孫中山卻始終代表真正的平民，一直反對妥協，主張討伐袁世凱，只因受右派牽制，終至於失敗。辛亥革命裡沒有一個徹底的團結的真正能領袖革命的階級，所以失敗；然而孫中山和中國的平民從此更覺悟革命的職任。帝國主義固然趁此更加擴張他的勢力，利用國內各派的軍閥互爭而從中取利，指使他們壓迫中國的平民，阻礙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平民——小商人小農等也越益明瞭自己的敵人，不僅是滿清貴族，而是帝國主義，而是一切種種的妥協派，大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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