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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中國革命運動(3)


  (三)辛亥革命前之階級分化

  中國革命運動實際上在辛亥以前,一直是以「下等社會」——平民階級為中樞的,而孫中山的同盟會[10],也是以代表「下等社會」的會黨做實力的基礎。尤其是當時平均地權的口號,孫中山要借此組織並集中「下等社會」的力量於革命的標語。孫中山以「平民的感覺」覺到「上等社會」的奴才性和賣國性,本能地知覺中國革命事業必須以平民為中樞,才能成功,因為只有平民真正要反抗列強,真正受滿清的壓迫,只有平民真正要求革命,真正要求從專制政體及列強侵略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力趨於「中國民族的經濟發展」。總之,孫中山在組織革命運動的初年,便早已知道:真正的中國民族代表是中國的平民——所謂「下等社會」,只有他們能負擔真正民族革命的職任。

  雖然如此,革命運動進行的過程中,反映著中國經濟各種力量——階級的鬥爭。辛亥革命的結果,革命的平民階級竟完全失敗,而反革命的軍閥階級卻起而代替滿洲貴族——壓迫平民並做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

  中國的反抗列強,本不僅是平民的需要:滿洲貴族,士紳階級,以及平民階級——或所謂第三階級及農民階級,在民族自覺的初期,本有反抗「外國」的共同傾向。不過在歷史的經濟的政治的發展過程中,各階級在總的反抗列強的傾向裡,漸漸暴露各階級自己的本性,各階級都想利用這一反抗運動專圖自己的利益。我已經說過,就是最早「富國強兵」的口號,也未始不是民族自覺的一種表現,不過這一口號實際上只代表滿洲貴族治者階級的利益。一切採用火器製造兵艦等的新政[11],未始不是反抗列強的一種運動,不過這種改革只利於當時的政府。滿洲貴族自私自利的政策,卻要蒙著愛國排外的假面具,所以等到這種最初期的新政,一方面既不足以抵抗外力的侵入,別方面又剛剛加重人民的負擔,反而增加革命潮流的「惡勢」。那時,滿洲貴族——尤其是在庚子之役之後,只有倒到列強的懷中,努力媚外,以求自存。士紳階級便乘機進而要求立憲。當康梁政變失敗之後,士紳階級那種「得君行道」的革新運動,並不因之而停止,並不因這種極明顯的失敗而悔悟,並不因此而完全站到平民階級方面來。這是因為士紳階級的夢想,一直在於居中調和滿洲貴族與中國平民的鬥爭,實際上便是欺罔民眾,使與滿洲貴族妥協,而結果必然是使革命流產。代表士紳階級的「改良派」的策略,總是造作許多「君主立憲」等的幻想,使民眾暫時躲避「困難的」革命道路。當時革命派的職任,便在於暴露這種「改良派」——康梁派的罪惡,暴露他們口號的虛罔,打消「改良派」所造成的種種幻想,而使民眾自己深信革命之必要。孫中山先生和民党那時的策略正是如此。可是滿清政府客觀上也幫助革命的進行不少——歷史的和平的立憲運動,一直到一九一〇年各省諮議局[12]請頒佈憲法前後三次的入京請願[13]為止,無不受清廷的打擊。九年預備立憲的欺人之談,更使民眾深信除革命外別無出路。

  於是辛亥革命便一發而不可遏止了。辛亥革命的結果,只是顛覆滿清貴族的民族革命,這次革命的唯一勝利只是推倒一腐朽不堪的滿清政府。然而就只這一點勝利,也還完全靠平民階級做中樞,士紳階級在這革命裡只有反動的作用。士紳階級在革命前竭力阻遏革命,在革命後又竭力破壞革命;只要看康梁派在辛亥前主張保皇,在辛亥後聯袁世凱[14]而排斥民黨,便可以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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