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中國革命運動(2)|瞿秋白

孫中山與中國革命運動(2)

　　（二）康梁保皇黨之國家主義與下等平民之民族革命

　　中國的革命運動既然是民族革命，反抗列強的民族革命，那麼，第一個問題，便是誰是中國的民族？這一問題，似乎問得很奇怪。可是在四五十年前，連「漢人才是中國民族」這一粗淺的答案，都不是公認的。當時，滿清的官吏，所謂維新派的分子也謀反抗列強，也極力想「謀富強」。中國人那時的民族自覺是很模糊的，只想以全國對待外國，便算是愛國主義：中國是朝廷，中國的人民都是自己的；那帶著槍炮兵輪的外國人才是侵略中國的。所以在孫中山的少年時代，已經是「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淩我者，我今亦有之……」（孫中山《與李鴻章書》）。這種「朝廷」的革新政策，不能說不是中國民族自覺的第一步。滿洲政府在當時似乎足以代表中國民族以反抗列強。不但孫中山當時是如此想，中國一般人民都是如此的想。必須要滿洲政府幾十次事實上證明他實在不是中國政府，而是滿洲貴族自私自利的政府，而且是列強的奴才，那時中國平民再進而有革命的覺悟，想到要顛覆滿洲貴族。這一革命的覺悟，據《孫文學說》[3]的中山自敘，直到庚子之役[4]，方在民間開始傳播，而前此差不多倡排滿革命者，大家都目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然而孫中山卻在上書李鴻章後〔前〕十年（上李鴻章書時在甲午），即乙酉（一八八五）中法之戰的時候，已經開始革命運動。中國平民革命運動的目標，本在於反對那壓迫剝削中國的最強大的仇敵——列強帝國主義；前此三四十年時曾希望滿洲政府革新富強，到此方才打破這種幻想。既然這樣，要反抗列強，便必須革命——推翻滿清政府；所有中國人——漢人便都能負起這種革命的使命麼？中國的民族革命，一方面是對滿洲貴族的，一方面亦就是反抗列強的——這種民族革命裡「民族」的意義，似乎是指全體的漢人的了。事實上卻大謬不然。抽象的全體的民族，實際上並沒有這麼一回事。滿清政府時代的中國社會，顯然分著士大夫和平民的階級。經濟上固然農、工、商三類人之中還包含著許多階級，而在社會上士的一階級是政府的雇傭奴才，他在經濟未發展、工業未出現以前，幫著滿洲貴族統治小資產階級的平民。所以要推翻滿清政府，必須要以平民做領導階級，革命運動中方才有主力軍，方才能得到勝利。《孫文學說》上說：

　　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至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設立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于明朝遺老……以反清複明之宗旨，結為團體……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為士紳，故凡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為杜絕……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複明何為者，彼眾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眾乃始知彼等原為民族老革命黨也……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

　　於是中國革命運動發見了這「民族老革命党」，辛亥以前的革命，差不多大半以會黨為中樞——這是革命的社會基礎。士紳階級的態度是怎樣呢？當時所謂保皇黨的康梁派[5]可以代表他們；他們只要利用狹義的愛國主義或所謂國家主義蒙蔽民眾，想借此逼迫滿洲貴族而和他們平分政權，保存自己統治階級的地位，所以倡君主立憲、變法維新以謀富強的主張。這時，在當初謀富強以抗列強的總口號之下，顯然已經發現階級的分化：一方面民黨以下層階級為社會基礎，從事於革命運動；別方面皇黨以士紳階級為後盾，而進行立憲運動[6]。康梁派機關報的《新民叢報》[7]，便竭力攻擊民黨[8]的聯絡會黨，及主張民生主義：他們的論調，不外說「利用下等社會，必無所成而徒荼毒一方；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並行之後，無資產之下等握權，秩序不得恢復，而外力侵入，國遂永淪。」（見《朱執信集》）[9]

　　在這兩層反對意見裡已經顯然可見梁啟超等代表士紳階級的說話。本來士紳階級不但不肯革命，而且摧殘革命，幫助反動勢力，名說也要變法維新，要謀富強，而又反對下等社會握權，反對土地國有，平均地權，反對改善下等社會的生活。所以康梁派不肯革命，以為滿洲政府能代表中國民族，又曾倡國家主義以抵制民族主義。這種國家義在當時就等於宣傳「忠君愛國」，即使真能變法維新，當然仍舊是滿洲貴族和中國士紳階級聯合而壓迫平民的局面：實際上中國大多數人民仍舊受著壓迫和剝削；而在反抗這種壓迫的革命過程中，士紳階級當然會反過去求助於外人。所以要回答：「誰是中國民族？誰是民族革命裡的領袖階級」的問題，到此便非常明顯了：「只有中國平民是中國民族的代表，只有中國平民是民族革命中的領袖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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