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主義與杜洛茨基主義|瞿秋白

列寧主義與杜洛茨基主義

　　列寧主義與杜洛茨基主義(1)（一九二五年二月）

　　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俄國無產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工黨之中，早已分成多數派及少數派[1]，這是大家所知道的。然而除這兩派以外，杜洛茨基[2]一直自成其為一派，介乎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直到十月革命時杜洛茨基方加入多數派——共產黨。列寧之多數派是唯一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共產主義派，一切哲學上經濟上政治上的理論，策略上的原則，黨內組織的原理以及實際工作的方法，都是自成系統一線到底的。向來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的爭執，以至於與杜洛茨基派的爭執，都不僅是某個政策或某一口號的不同；推其結果，都是由於根本原則上的差異。各派最初分化時，表面看來，所爭的大致是「小小的」問題，而後來逐漸演化起來，才試得出多數派確是無產階級政治思想的最正確的指導者，少數派漸漸的退化到機會主義，以至於反革命，而成為資產階級左派在勞動平民中的政治奸細。杜洛茨基派與列寧派的爭執，也很可以含著這種趨勢。現在杜洛茨基已經辭去負責軍事委員，這是革命後他第一次最大的趨於機會主義的傾向之結果。然而俄國共產黨的組織力，必定可以防止杜洛茨基的惡傾向，而重新統一自己的政策。所以現在這一爭執已經沒有實際的政治上的危險。然而我們還是很應當來研究一下列寧主義與杜洛茨基主義根本理論上的異點。

　　俄國帝制未顛覆以前，多數派認為當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關於這一理論，多數派和少數派並無不同之點。然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在當時的俄國，從政治局勢上推測起來，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形勢——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運用自己的策略，造成利於急轉直下以進於社會革命的形勢。——這是某一派別是否有主觀的革命意志的關鍵，其實，亦就是這一派別是否明瞭客觀的社會各階級的相互關係，而能忠實於最革命的社會階級與否的關鍵。——因此，關於當時這一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問題，多數派的理論便和少數派不能相同了，這是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分水嶺。多數派以為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多數派的政策，便是在這一革命之中無產階級與農民攜手，取得政權。（列寧之無產階級及農民之革命民權主義的獨裁制說）。多數派策略的根據，實出於列寧對於俄國農地問題的學理的研究，——列寧所著《俄國第一次革命中之社會民主黨的農地問題政綱》[3]，便是這一研究的成績之總匯。列寧對於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途，曾經逆料他的大致的趨勢，以為革命的結果，俄國經濟裡的資本主義發展，可以有一種急遽的「美國式」資本主義化，——就是說，農業方面，封建式的地主消滅，而發現農業資本家，像美國的所謂「Farmer」[4]。

　　少數派呢，對於這種科學的研究結果，極端忽視，只知道照抄法國大革命的老文章，不顧及將來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中之農民；——農民的革命運動，亦是一種資產階級革命，他們卻絕不顧及，而只是主張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當然屬俄國當時「已有的」城市資產階級。少數主義的根便在於看不見農民對於農地問題的烏托邦思想裡卻有進化的原素在內，可以成為革命中之一動力；他們只守著當時第二國際的死理論[5]，只見著農民思想裡的反動方面。

　　少數主義與多數主義的分歧，實由於對於俄國的社會階級關係，各有不同的見解，因此雙方的策略不同，政治運動裡的「聯盟方法」也就不同。少數派主張無產階級政黨與自由派（資產階級）聯盟，以反對帝制派（地主階級）。多數派主張無產階級政黨與農民階級的政黨聯盟。事實上的結果，從一九〇五年以來：一方面是「少數派——自由派——地主階級」的聯盟；別方面是「無產階級——農民」的左派聯盟（當時在帝國議會的時代便是所謂勞動派）。

　　對於農民的關係，是多數派與一切種種少數派（杜洛茨基派亦在其內）之分水嶺。杜洛茨基當時的見解，叫做什麼「革命無間說」（permanent revolution）——便是主張無間斷的永續的革命。革命無間派（杜洛茨基及柏爾胡斯[6]）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曾經主張「跳出」當時環境，一直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的警句是：「皇帝不要了，政府是工人的。」

　　杜洛茨基的理論大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關係（注意——他沒有把農民階級算在內）日益激厲，——其勢在工人階級一方面，必然要成立工人政府，實行種種社會主義的政策。他的意思，以為工人反抗帝制，同時就不得不與資產階級衝突；帝制如果顛覆，這一衝突便變成爭取政權的鬥爭；那時工人階級如果得勝，其勢決不能不實行社會主義，實行純粹的無產階級獨裁制，否則無從鎮壓資產階級，亦就無從防止帝制的復活，成就利於大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如此，反對帝制的革命一開始，便要急轉直下，無間斷的直至社會革命方止。然而他忘了俄國農民階級的重要，俄國無產階級在當時的革命中，正值農民要求瓜分地主田產，確立「自由的」、「平等的」私有田地制度等之農民式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很急的環境裡，當然要聯合他，先行完結那掃除封建制度的事業。所以列寧主張：那時——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裡，勝利的趨勢只有這兩階級的聯盟，組成兩階級共同的革命民權主義政制，對於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同樣可以並且應當厲行獨裁政策，鎮壓他們的反革命陰謀。——這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性的，因為小農經濟的要求，仍是保存私產，經濟生活中之改革，仍是限於掃除封建式的地主制度，而並不是根本推翻資產階級式的私有制度；然而對於帝制派、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則工農兩階級聯合組織政府以鎮壓之，所以說是「無產階級及農民之革命民權主義的獨裁制。」杜洛茨基對於這一說不肯贊同，認為不能實行。他說：「無產階級一執政權，依其階級地位的邏輯，便必然要以國立制度來經營國民經濟。」（杜洛茨基：《我們的革命　一九〇五——六年的文稿》，第二四八頁。）他又以為「即使執行極低限度的工人要求——並不成其為社會主義的——譬如八小時工作制、供給失業者的生活等等政策，資本家也要反對，他們同盟罷雇、停閉工廠……以對付革命政府，其時工人階級『只能沒收工廠，至少在最大的企業裡，實行國營或市營的生產事業。』（同上，第二五六頁。）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中間的鬥爭，其必然的結果，便是這樣無間斷的繼續發展革命——從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急轉直下而成為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那時的『農民呢，自然只能和工人的民權政制相結合』，而不會傾向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同上，第二五三頁。）可是，「亦許農民會在這一革命裡擠軋無產階級，而取而代之罷？然而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農民階級絕對不會有獨立的政治作用。」（同上，第二五九頁。）

　　照杜洛茨基的理論看起來——「農民階級之與無產階級相結合」，是俄國無產階級勝利時自然會實現的一種現象（客觀上的無產階級領袖革命說），而不是這種勝利的必要條件。並且，杜洛茨基還否認農民階級的獨立的政治作用。杜洛茨基派的革命無間說的「精義」，便在於此。

　　多數派的政見，便不相同。列寧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還說，客觀上俄國農民階級裡發生出來的農村資產階級，使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染著農村的色彩」——這是非常之可能的事。俄國當時實在有兩個資產階級：一個是「很少數已經成熟或過分成熟的資本家」，一個是「大多數絕未成熟，卻努力趨向於成熟的小私有財產者及一部分中等私有財產者，其中一大半是農民。」列寧當時的這種分析，便使多數派和杜洛茨基有不相同的結論：「俄國政治解放運動的歷史，實在就是這兩種資產階級傾向相鬥的歷史。……相鬥的結果，俄國固然同樣是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然而兩者之中，必定有一方面得勝；那時的俄國或是完全成為大資本家的色彩，或是完全成為小資產階級的色彩，——至少兩者之中，也必定有一方面佔優勢。對於傭雇的工人，這一鬥爭是很有關係的；假使無產階級是覺悟的，他必定努力加入這一鬥爭，力求農民傾向自己，而不傾向大資本家。」（列寧《自由主義與民權主義》）。帝制制度下，貴族、地主、大商人也能偷著幾分自由，變成資本家，變成實業家。這種已經發財的大資產階級，他對帝制是不滿意，他也反對帝制，然而他的要求，只要政府容許他參政，只要社會上有相當的自由，有憲法，有「人權」，他的工業能夠順利的發展就夠了。這一階級的政治思想，當然只能到所謂自由主義（liberalism）。他不但不必一定要推翻帝制，而且已經站在上等階級的地位，還可以利用已有的經濟勢力，壓迫政府，使政府對他讓步，使帝制政府輕輕的不知不覺的變成他的工具——君主立憲制度。他很不用革命。那農民階級以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卻恰相反背，他們必須得到更寬泛的自由，尤其必須完全消滅封建式的田地制度——沒收地主田產；那就非革命；非實現共和的民權主義不可。然而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性是很顯然的，無組織，不覺悟，或是傾向於盲動的激烈行動，而絕無明瞭的政綱，或是陷於封建舊習，而甘心屈服。自由主義派的政策往往也可以欺蒙得過農民，或恐嚇得住農民。所以當時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便有指導吸引農民階級到自己的政治旗幟之下的天職。況且，農民階級的經濟要求，雖然同樣是資產階級性的，可是始終與大資本家的不同，當然亦與無產階級的不同；所以農民的政治作用，並不能說絕對不獨立。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事實上固然沒有完全實現上述的形勢，——農民資產階級式的俄國並未實現，地主資產階級式的俄國卻直接變成了社會主義的。然而那種趨勢，在當時不能不特別注意，在現時也還應當用心。俄國社會革命之後，大地主是沒有了，資本家是沒有了——還剩兩種階級：一是工人階級，一是農民階級；經濟上的發展仍舊可以有兩種形式——工人階級傾向于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農民階級卻傾向於小私有經濟的擴大（長成資本主義）。所以即使現時的俄國，也還有變成「美國式」的農業資本主義的可能——便是從農民私有經濟裡發展出來。鄉村中富農的經濟勢力，很可以危及無產階級獨裁制。

　　因此，杜洛茨基說「農民絕對沒有獨立的政治作用」，的確是不合「互辯律」（Dialectio）[7]——因為他只看見已有的農民階級，而不注意在發展中的農民階級，——而事實上（互辯律上），卻從農民階級的內心，盡在發生出資產階級來呢。

　　至於農民階級與無產階級相結合，是否象杜洛茨基所說：「等無產階級勝利之後，農民階級自然只能傾向工人的民權主義（即無產階級獨裁制）」呢？還是農民階級之傾向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勝利的必要條件呢？換句簡單話說：是無產階級勝利了，農民階級方和他結合呢；還是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結合了，無產階級方能勝利呢？

　　固然，大多數農民群眾，在十月革命時，還是贊成「社會革命黨」[8]（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社會主義），他們在立憲大會選舉的時候，投社會革命黨的票。然而，第一，十月革命前農民已經傾向無產階級的政黨——農民子弟所組織的舊俄軍隊和農村田地委員會的贊助革命，反抗克倫斯基[9]的農民暴動，凡此一切，都是贊助多數派「田地分給農民」的口號之表現。十月革命之後，各省革命的地方政府，也都是在當地農民及軍隊信仰無產階級政黨之後，才能鞏固的。既如此，可見不是農民階級看見無產階級勝利之後，再來和他「結合」的，不是無產階級消極的坐待農民階級傾向過來的；而是農民階級受無產階級的吸引，積極的贊助他和大資產階級鬥爭，所以無產階級得以勝利的。第二，農民階級之所以結合無產階級，而贊助多數派，並不是屈服于「工人的民權主義制度——無產階級獨裁制」。農民對於無產階級的信賴，是無產階級以妥協的代價去換來的，——暫時拋棄多數派自己的農地問題政綱，而採取社會革命党的農地政綱；而且容納農民方面所提出的政治條件。

　　可以說：列寧主義和杜洛茨基主義的不同，不在於主張「革命無間斷的轉變」與否，而在於這兩點：一、無產階級政黨是否認農民階級絕無獨立的政治作用；二、無產階級政黨是否當注意吸引農民階級，使他積極贊助自己。

　　列寧派的政策，便是：無產階級不死守著自己社會主義的原則，而以接受小資產階級式的農地政綱，去贊助農民階級的利益，幫他和封建地主鬥爭，——這樣去換取農民階級贊助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策。換句簡單的話說，便是：無產階級要努力幫助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地主，農民階級方才肯幫助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杜洛茨基派的政策便不同：他們以為無產階級只顧可以獨行其是——執行社會主義政策，不愁農民階級不自然而然的傾向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因為反正農民階級並無獨立的政治作用。

　　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聯盟，力求引導農民階級，使其革命性充分發展——這是多數派策略的根本原理。一九一七年革命中，這一聯盟的動力，第一便是：田地制度的改革——這一大激變，雖然是一種革命政策，卻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不是反對資本家的，而是反對封建地主的；——不是以田地收歸國有，實行農業中之大規模的共同生產和共同分配，而是均分封建地主的田地，取消不平等的地主與農民間的身分限制，廢止不以公平買賣為原則的傭役制度，而造成平等的小農經濟，使農業中開始「自由競爭」之可能。這等革命政策，俄國無產階級毅然贊助農民階級去實行，——當時在革命後公佈的田地令，並非多數派自己的社會主義的農地政綱，而是所謂社會革命黨的小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農地政綱。可以說，這一政策，純粹是無產階級為農民階級的需要而實行的，並非為自己的社會主義要求而執行的。雖然如此，那沒收地主的政策，同時便與銀行界的財政資本以一大打擊，——因為這些地主的田地，都在各銀行裡抵有押款。所以那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的政策的另一方面便含有社會主義的性質——轉變而成社會主義的政策。不但如此，地主田產的沒收，又是否認私有財產的「天經地義」之示威。再則，當時這「勞農同盟」之動力，第二便是：多數派力爭停止帝國主義的戰爭。歷史的突變，竟使農民不但從帝國主義的戰場上退出而「同盟罷戰」；而且轉身加入赤軍，以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利益——田地，從事於三年之久的國內戰爭。這就可見那時農民已經確見多數派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主張，是正當的，因為除此之外，絕無取得和平的別條道路。歷史的事實，不斷的使農民之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利益與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利益相結合。俄國之資產階級革命「轉成」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是如此。這一轉變之歷史的規律性及其意義，當然不能單從資產與無產兩階級之相互關係上考察出來，而應當從三個階級——資產、無產、農民——的相互關係上考察。否則，與俄國的客觀情形決不符合。

　　杜洛茨基的革命無間派，在一九〇五年便說：「皇帝不要了，政府是工人的。」列寧卻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論及工人政府時，還說：

　　我們有一種願望：現時農民運動的時期還沒有過完，這一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的革命還沒有完結，然而我們卻想「跳過」這一革命，而進於社會主義的革命。這種願望，是否有墮入主觀派的危險呢？

　　假使我是說的：「皇帝不要，政府是工人的」，這就確有主觀派的危險。然而我說的是：現在只能有「工人、雇農、農民、兵士代表蘇維埃」的政府，而不能有別種政府（這裡資產階級政府不說在內）；我說，現時的政權從古池誇夫[10]、黎沃夫[11]（當時的內閣）手裡，只能轉移到蘇維埃，而在蘇維埃內恰好農民占多數，兵士占多數，小資產階級占多數——這所謂「小資產階級」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術語，不是指生活程度、職業關係或社會地位，而是指他們的階級性質而說。

　　我可以自己保險，我這一提案裡，絕對沒有跳過還沒過完的農民運動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運動之空想，絕對沒有想現時就以工人政府「攫取」政權的兒戲，絕對沒有任何一種的白朗起主義（Blanguism）[12]的政治投機……（《論策略書》，《全集》十四卷第一冊。）

　　固然我們知道，隨後列寧常常稱蘇維埃為工人政府，為無產階級獨裁制；然而他在那個時候，認為「工人政府」的口號是不適當的，因為有忽視農民，空想「跳過」農民的意義。俄國是農民眾多的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應當特別注意農民。農民國家中進行社會主義的第一步，應當有相當的方法。列寧說：

　　俄國大多數農民能不能贊成糖業新狄嘉[13]收歸國有，由工人農民監督著，使糖價便宜呢？當然能夠的，因為這對大多數人民有利的。這一種辦法，經濟上有沒有可能？當然有可能，因為糖業新狄嘉不但已經是在經濟上滲入全國範圍的生產機體，並且在俄皇時代便已經歸「國家」監督，不過那時國家的官吏，是為資本家階級服務的罷了。民權主義資產階級的農民國家裡，這種一切糖業大公司收歸國有的辦法，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呢？不是的，這還不是社會主義，……再問一問：譬如糖業收歸國有，或統一全國銀行等類的辦法，在民權主義的農民國家裡，是否增加還是削弱無產及半無產階級的勢力、作用及意義呢？當然是增加無產階級的勢力。因為這類辦法，不是小經濟的；這種辦法的可能，實是現在的「客觀條件」所造成的……實行了這類辦法，再進而向社會主義，便是完全可能的事；如果再有西歐各國工人從旁幫助俄國工人，那就俄國過渡到社會主義，真正變成了不可免的事，而這種過渡的成功已經有保障了。（《根本問題中之一》，《全集》十四卷第一冊。）

　　對於統一全國銀行、田地國有等辦法，列寧也一件件詳細證明：就算在民權主義的農民國家裡，也可以行的，要緊的是不去侵犯農民的利益，而去保護他的利益。列寧的論斷，從不離開俄國現實的階級關係，他所提議的第一步的社會主義辦法，都求適合農民的民權主義的利益。

　　可見，列寧的「無間斷」的革命說，不是要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而鬥爭時跳過小資產階級的農民而直接實行社會主義和所謂「工人政府」，而是合乎歷史的一切階級發展律，無產階級在每一階段努力執行現實上可能的社會主義職任之最大限度，同時保存並且鞏固自己與農民階級的聯盟。這是俄國無間斷的革命中，列寧派的策略的精義。杜洛茨基派的革命無間說，卻只見著推翻資產階級後的無產階級之「階級地位的邏輯」，——仿佛無產階級在封建軍閥或帝制農奴的政制之下，既然參加民權革命，當然已能反對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勝利，無產階級的政治勢力更加增高，直接便要進於社會革命，提出純粹社會主義的要求，可以不顧農民，單獨向資產階級進攻，如此，便會實現急轉直下的無間斷的革命。——何以故呢？——杜洛茨基回答道：因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使他不得不直進而要求實行社會主義。這便是死公式！這公式的意思：因為工人沒有私有財產，因為工人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在於國有大生產事業——農工業都要如此，所以農民是否要均分田地，是否暫時只能經營私有的小經濟，不去問他；總而言之，因為工人是無產階級，所以他只知道要社會主義，不管農民要民權主義，——參加民權革命時（更不用說實行社會革命時了），便只要提出社會主義的要求，不必去聯絡農民，——假使實行這樣的策略，農民很可以反動而趨向於自由主義的大資產階級（未必見得象杜洛茨基所說自然而然服從工人政府），工人階級勢孤，其勢非失敗不可。這樣，那就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真可以成功，而革命中斷了——那裡來的無間斷的革命呢？這是杜洛茨基主義的根本錯誤。

　　少數派因忽視農民而主張聯絡大資產階級，因此便要消滅無產階級的獨立，而使他屈服於反革命；杜洛茨基派亦因忽視農民而不顧農民利益，因此便要激使農民反動，使無產階級孤立，而助長反革命的勢力。所以杜洛茨基主義，亦是一種少數主義，亦是一種機會主義。

　　原載1925年4月22日《新青年》第1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多數派及少數派，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

　　[2]杜洛茨基，今譯托洛茨基。見本卷第47頁注19。

　　[3]《俄國第一次革命中之社會民主黨的農地問題政綱》，今譯《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寫於1907年，1917年初次發表。

　　[4]美國的所謂「Farmer」，指美國式的農場主、牧場主。

　　[5]第二國際的死理論，泛指第二國際後期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右派和以考茨基為代表的「中派」的修正主義理論。

　　[6]柏爾胡斯，今譯帕爾烏斯（Парвус，А.Л.Гепьфанд），托洛茨基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05年提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口號，主張拋開農民進行革命，成為託派理論的一個基本原理。

　　[7]互辯律，今譯辯證法。

　　[8]社會革命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政黨。1902年由幾個不同的民粹派團體和小組合併而成。

　　[9]克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1970），俄國社會革命黨人。1917年二月革命後任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總理。十月革命時化裝出逃，發動武裝叛亂。1918年亡命法國。1940年起定居美國。

　　[10]古池誇夫，今譯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1936），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任第一屆臨時政府陸海軍部長，鼓吹將帝國主義戰爭「進行到勝利」。十月革命後逃亡柏林，繼續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

　　[11]黎沃夫，今譯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1925），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兩度任臨時政府總理兼內務部長。十月革命後逃亡法國，鼓吹武裝干涉蘇維埃俄國。

　　[12]白朗起主義，今譯布朗基主義，是以法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領袖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為代表的一個思想流派，否認階級鬥爭理論，主張通過少數知識分子的密謀使人類擺脫雇傭奴隸制。

　　[13]新狄嘉，今譯辛迪加。見本卷第46頁注⑤。

　　(1)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並作了若干內容、文字的修改和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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