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戈爾的國家觀與東方|瞿秋白

太戈爾的國家觀與東方

　　太戈爾的國家觀與東方(1)（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

　　東方的詩聖太戈爾[1]來到中國了。東方的偉大民族，印度和中國，各有幾千年的文化，幾千年歷史，如今同處於西方壓迫之下。東方的聖人來到，又有怎樣的妙論教導我們呢？縱使我們受過一二千年的佛化，相信「返於梵天」的真理，——然而我們已經竭力向後退走，走了二千年，結果卻落得個天羅地網的中國，輪船、火車載著一群一群的劫賊來掠奪我們。這當然不是什麼梵天，並且連東方的舊態都已經失去了。真使我們大惑不解！究竟怎樣才能返於梵天呢？孔子的仁義，未必遜于太戈爾的廣愛；老莊的以退為進，未必不同于太戈爾的和平理想。然而中國聽了他們的教訓，到如今仍舊在西方的刀俎之間，而且仍舊自相殘殺不已。究竟世界的無國家的理想社會怎麼樣才能實現呢？難道仍舊是天天向那一群群的劫賊宣傳仁愛？太戈爾來了，請他告訴我們罷！

　　太戈爾的意思，以為西方的毒害純粹在他們的國家主義，我們東方向來不知道國家的，——這是東方世界主義的使命。

　　誠然不錯：「我所要說是：無論你怎樣看她，印度最少有五千年的歷史，勉過和平的生活，思深慮遠，沒有政治，不是國家，她唯一的野心在認知這世界為靈魂世界，時時刻刻在和善的崇拜精神裡生活，在我們和這精神崇拜有一種永久的和個人的關係的感覺裡生活。此印度對於她古史中所有一切戰爭陰謀和詐欺，向來是袖手旁觀；因為她的家庭，她的田園，她的寺廟，她的學堂，她的鄉村自治——凡……種種都實實在在地附屬於她。但是她的王位和她沒有關係。它們好象天上的浮雲，忽然幻作紫色，忽然變作黑色，是她所不注意的」（太戈爾之《西方的國家主義》，下同）。

　　東方的民族，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沒有複雜的經濟生活，當然沒有政治的嚴密組織，不論是平民是富豪，都還用不著政治的手段來調節經濟，以求達自己的目的。可是到了現代，印度和中國都已受資本主義的客觀的支配，滾入世界政治的旋渦。難道還能絕不注意嗎？統治印度的，表面上雖是英國的國家主義，實際上卻是英國的資產階級。那大不列顛的國家是英國資產階級的組織。他們很有系統的，很有組織的成一強暴的力量，統治著印度。不但如此，他們還能把印度人編在這一組織裡，來統治中國人，——譬如上海的紅頭巡捕。印度人現時已經在英國「以夷制夷，以漢治漢」的組織裡，而他們卻還想著，以為自己並不愛組織，並不受狹隘的國家主義之毒。他們的聖人還勸他們回向自然，「不要政治，不要國家」。誠然呵，印度人那裡還有自己的國家。上海寶興路有所謂紅頭阿三的總會，裡面一樣的供著佛像，一樣是恬靜無爭的世界，仍舊是古代渾樸的印度的小影。自己不組織起來，去反抗強暴的英國組織；那就只有任受英國的組織，做英國的機械，——而一方面卻夢想著「家庭、田園、寺廟、學堂、鄉村自治等還實實在在地附屬於她」呢。

　　僅僅對於政治不注意，對於國家不注意，便算是世界主義嗎？國家的組織固然是種種罪惡的表現。然而他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制度，他是代表一階級的統治權。若要反對國家，首先便應當反對那些根性上不能沒有國家的階級制度。然後從客觀的經濟制度上求那怎樣消滅階級的方法，階級消滅，國家才能消滅。

　　太戈爾批評國家主義的謬誤，誠然是很合理的，不但如此，他也知道東方自有東方式的國家，並且知道西方式的國家何以與東方不同，——他說：「當這國家（西方式國家）來統治我們以前，我們已經有了別種外來的政府，這種政府也象一切政府，都有多少機器的原素存在裡頭。但是這種外來的政府和『國家』所設政府的異點，好象手機械和力機械的異點。就手機械的產物而論，人們手指的魔力得以表示出來，而它的輪聲也能和生命上的音樂調和；但力機械的生產是無生命的準確的，而且單調的。」

　　那所謂「手機械」生產裡的生命上的音樂調和以及手指魔力的表現，——我真有些不懂，難道是指東方式國家裡的聖君仁主？我們不能直接返於梵天，便暫時應當先回到東方專制制度去嗎？那就中國現有的閻錫山、楊增新已經算是理想的君主了，——太戈爾的勸導豈非多事。幸而好，太戈爾的最終目的不止此。他不過借此詛咒那所謂「力機械」的現代式國家罷了。

　　其實，手機械式的國家所以變成力機械式的國家，正因為經濟生產的手機械真正變成了力機械。手工業變成汽機工廠的工業了。印度小手工業者的地位被英國大工業家完全占去了。國家是這些大工業家的組織。要反對這種西方式的國家，必須組織那些漸漸破產而變成工人的印度各工業者和小農，使他們成一強大的力量，足以推翻英國的大工業家之政治統治。英國大工業家的國家對於印度平民自然是單調的，無生命的。然而他對於英國大工業家卻很便利，很順手，很有效用。

　　太戈爾卻說：「當這種政治和商業的組織——它的別名就是國家——犧牲了高等社會生活的協和而極強盛時，它實在是人類不幸的日子；——當父親變為賭徒，不甚注意他對於家庭所負的種種責任的時候，他實在不是人，是受貪心支配的一種自動機。那個時候，他會做出他心裡狀態平常時所不肯做的事。」這裡太戈爾給國家下的定義所謂「政治和商業的組織」——非常之正確。然而他自己卻還看這種商業組織——「國家」是人民的父親。這種「父親」，難道還有平時心理所不肯做的事！英國資產階級決不是印度的父親；他對於印度，除竭力剝削外，並無任何責任，——他有那一件事是平時所不肯做的！他又何必不犧牲高等社會生活的（？）協和呢？太戈爾以為國家僅是一個抽象概念，道德亦是一個抽象概念。所以他以國家與道德相對待；以為道德的唯一阻礙就是國家——就是西方式的機械國家。他以為只要沒有機械式的國家，人的心靈便能自由發展了。殊不知道人的心靈要有組織有規律之後，才能真切的感覺道德上之責任心。若勞動者的組織力量充足，譬如工會、工黨，以至於能自己組織國家，那便是反抗資產階級統治的偉大力量，——那樣的國家，對於平民不但不是機械，而且真是自己的工具；然而他對於資產階級卻成了約束他們的機械了。正如現在的國家對於平民是束縛人性的機械，對於資產階級卻是稱心如意的「心腹」。太戈爾自己說：「總督不必懂我們的方言，不必和人民發生個人的接觸；他們站在遠方，裝出很輕蔑的樣子，能夠鼓勵我們的意氣，也能阻遏我們的志氣，他們會引我們到某條政策上去，然後又借官場中繁文縟禮的作用把我們拉回來；英國報紙登載倫敦市街上的消息，都存有多少悲傷的感情，但是對於印度的大災很少注意。」英國資產階級的國家對於「自己」豈不是很關切的？然而太戈爾還不信國家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絕頂聰明的詩人，明明知道（？）真實，卻為情感主義所犧牲：只肯反對制度而不肯反對人（階級）。

　　因此，他雖反對國家，卻不肯反對英國人。他說：「我對於大不列顛種族之為人類有一種極深的親愛和尊敬，她產生了大量的人物，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實行家。她並且創造了偉大的文學，……我們覺得這種民族的偉大也和我們覺得太陽一樣；但就這國家而論，它實在是一層密霧，把太陽遮住了。」英國民族是不壞，壞的只是英國的國家制度！所以他說：「我們的政府盡可以是荷蘭的，法蘭西的或葡萄牙的，……」反正都是一樣，可以不必反對英國民族，只要反對國家制度好了。實際上來說，現代的英國人已經決不是一個抽象的「民族」：只有英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沒有英國民族。英國資產階級的「美德」和「偉大」只是他自己的優點，他所以能克制印度的工具。你若尊敬這些美德，你須令印度平民亦得有同樣的工具去反對他，反對一切列強的資產階級。只有有組織的行動能直接去反抗壓制平民的資產階級，——只有這種方法是反對國家制度的第一步。可是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要保證平民的利益，表現事實上的「廣愛」，非有組織不可，因為強暴的資產階級是有組織的。既有組織，那就平民革命之後，仍舊須有平民自己的國家。只有這種國家能實行有規劃的經濟生產計劃，——逐步取消資本主義之經濟的無政府狀態，逐步消滅階級的差別的時候，——國家才能完全消滅。可見要想越過「反對英國人資產階級」的一階段，而直接否認國家制度，必定不可能。

　　太戈爾反對國家制度的步驟，卻正是如此。姑且讓一步，問他反對國家制度的方法究竟如何呢？他說：「我曉得你們的忠告是怎樣。你要說：『把你們也組成一個國家去反抗這國家的侵略。』但這是一個忠實的忠告麼？……為什麼這是一件必要的事？……難道你一定要說機器要和機器，國家要和國家，作政治上永久的戰爭麼？」既如此，他是不以政治的鬥爭方法為然的。其實假使勞動平民不以果決的手段參加政治鬥爭而取得勝利，那時，才真使資產階級內部的政爭及各國資產階級之間的戰爭永無止境，列強資本主義壓迫世界大多數平民也無止境。太戈爾的意思卻以為只要「讀孝經退黃巾賊」，[2]他說：「現在已到了一個時期，當這時期歐洲為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利益，應該完全曉得國家一物是荒謬無理的。」好高明的哲理！歐洲的列強居然能為著他們奴隸的利益來廢除國家嗎？奴隸自己不組織成一種力量，永久是沒有辦法的。

　　東方的精神文化，人家說是慈愛忠恕，——其實是宗法社會裡無可爭而不爭的心理反映。歐洲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在以競爭為原則的資本主義上，——物資生產的膨脹，使他們不得不侵略；私有生產工具的大企業制度，使他們不得不建立國家。——這便是所謂西方的物質文明。大資本家要維持自己的地位，固定私有制度的原則，他們便不得不建設「法律和秩序」，以保障資本的發展，鎮壓勞動階級。他們已經不能有慈愛忠恕，——如果有慈愛忠恕，資本主義便不能存在。只有利益相同患難相共的勞動者，——若能有組織有系統的結合，——才能表現真正的慈愛忠恕勇猛精進的精神。宗法社會的慈愛是家長或君主的恩惠；勞動平民的慈愛是自己的團結。如今太戈爾只希望資產階級賞賜和平，賞賜自由，卻怕組織自己。假使中國人還願哀求苦告的乞人憐惜，——那麼，快快跟著太戈爾去哀求資產階級瞭解「國家是荒謬無理的」罷！假使不然……

　　東方和西方能否調和呢？無所謂東方，無所謂西方，——所以更無所謂調和——太戈爾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隸的詩人」，——他應當鼓勵奴隸和平民的積極、勇進、反抗、興奮的精神，使他們親密友愛的團結起來，顛覆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有組織有系統的經營自己的共同生活；為鎮壓資產階級的反動起見，在最初一期，尤其應當組織自己的國家。這才是真正行向世界的文化的道路。然太戈爾卻不然，他卻想調和東和西。怎麼是西方的優點呢？他說：「我們必須承認當前此『人的政府』時候，也有過暴虐、不公道和勒索種種事情；這種種事情惹起了許多痛苦和不安，幸而我們現在已經得救了。法律的保護不但是一種恩典，並且是我們一種有價值的教訓。這種教訓是文化的穩固和進化的繼續所必須的。我們從法律裡可以看出世上還有一種普遍的正義標準，無論那一階級和那一種族的人，對此都有他們的平等要求權。印度現政府中這種法律的統治，能夠在這種族和習慣各各不同的民族所住的大地內維持秩序。……但是這種對於印度各種族間有了一種共同的友誼的希望是西方精神的事業，不是西方國家的事業。……」此處太戈爾陷入絕大的矛盾。法律和秩序既然是西方精神的事業，卻又不是西方國家的事業！法律可以離開國家制度而存在嗎？法律和秩序既然容許無論那一階級、無論那一種族之平等要求權（？）——太戈爾又何必反對國家制度呢？慈愛忠恕和法律秩序誠然是有互相調和的可能和必要，——然而只在勞動階級自己的組織裡。若是資產階級對於勞動階級，那麼，太戈爾既要求他們慈愛待遇，又請他們以法律制裁，——太戈爾不是資產階級絕好的「王者之師」嗎？怪不得中國人這樣歡迎他，原來他和孔孟是一鼻孔出氣的。孔孟遊說諸侯，原只為貴族說法：「你們待平民好些罷，不然，平民就要作亂的；你們快些嚴設禮法，不然，平民就要紊亂秩序。」

　　太戈爾先生，謝謝你，我們國內的孔孟多著呢！

　　原載1924年4月16日《嚮導》第61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太戈爾，今譯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印度詩人、作家和社會活動家。著有《吉檀迦利》、《新月集》、《沉船》、《戈拉》、《紅夾竹桃》等。

　　[2]讀《孝經》退黃巾賊，見本卷第85頁注13。

　　(1)本文原題為《太戈爾的國家觀念與東方》，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時改成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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