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瞿秋白

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

　　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1)（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落後的國家之無產階級參加民權革命之職任愈大。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卻須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勝利。平民之革命民權獨裁制是中國到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

　　中國宗法社會的皇帝制度破敗之後十二年，方才露出一些民權主義的可能性，然而已經處於世界社會革命的時代；中國「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的國家觀念受槍炮、飛機、潛艇、新銀行團[1]的恐嚇，方才煙消雲散，想建立「民族國家」，然而歐美各大民族國家卻已顯然表露他們是「階級國家」。中國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開始，恰好在世界的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崩壞的時期。於是中國的社會思想和社會運動的傾向便有些「徘徊不定」不能自信的狀況。實際生活要求民權主義，而思想的先驅卻揭櫫著社會主義。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究竟那一個要實現，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究竟那一個能取得革命運動的領袖？

　　中國的「第三階級」，誠然不錯，要求革命了；然而他的目標只限於民權主義，他的力量只能做「無血革命」。天下的革命有無血的麼？中國的無產階級確是幼稚；然而他的目的必然在於社會主義，他的力量卻能徹底的掃盡舊統治階級。然而現在的統治階級去了，社會主義便能實現麼？——天下的革命沒有無血的，現在的統治階級去了，社會主義也還不能實現。那麼，無產階級是否應當參加推翻現存統治階級的運動，使無血的革命變成有血的呢？社會主義的實現是否有賴於這民權主義的革命運動呢？世界的社會革命對於中國的民權革命有何等影響，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究竟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

　　我們請細細的論一論這中國現時很迫切的問題。

　　一、無產階級參加民權革命之天責

　　先從無產階級之革命策略的總原則說起。

　　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職任，應當依社會進化中之客觀的可能和必要而確定。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由於所謂「國民經濟」之自然的發展而成，——不管你心上喜歡不喜歡。況且只有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能生出社會主義來，只有他能造成社會主義公有生產資料之技術上的基礎，只有他能造出數量多而覺悟深的革命無產階級。沒有受大工業大都市鍛煉集合的普通勞動者，或簡直是遊民，只能「窮人造反」，而不能革命。沒有集中的資本和生產，只能均分（搶掠）而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中國歷史上窮人造反的實例很多，而絲毫社會主義亦沒有看見，便是明證。要知道：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民權主義）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種子才能開始萌動，——那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才顯然暴露。至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同出發反對君主封建制度的時候，階級矛盾不期然而然隱匿掩藏不甚顯露。在民權主義的資產階級社會之中，無產階級方才有活動之自由及廣泛的政治運動之可能，——這是無產階級的成熟及經驗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凡資產階級社會還沒成就的地方，「資產階級還能做革命的進取」的地方，無產階級應當和資產階級聯合而反對「君主諸侯及軍閥」，同時亦就為工人階級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建立資產階級的社會；無產階級最高的目的固然是社會主義，而達到社會主義的途徑上，隨時有切近的目標和利益，——就是政治自由及經濟改善。然而這種鬥爭之時，「務必時時刻刻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矛盾確實深入於群眾的意識」，又以備工人能利用資產階級政治之下所發現的新式的社會政治關係，立刻就反對資產階級。

　　馬克思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初期曾經希望革命轉向社會主義方面，然而他仍舊認政治鬥爭、結社自由、普遍選舉是必要的。他論德國無產階級在革命時代（一八四八年）的責任說：

　　實際上，既然工人獨立的出發還沒有基礎，還沒有直接普選的制度，大大小小三十六個國家還在分裂德國；這時候除出緊隨巴黎運動[2]之後（巴黎運動的勝敗對於德國運動有生死的關係），在這個時候，除出與小資產階級共同爭政治權利（有這些權利再能行自己的鬥爭），此外無產階級的政黨還有什麼可以做呢？（《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馬克思）

　　馬克思自己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之間斷然實行上述的見解於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之中。他和昂格士[3]在德國革命初期，不到「資產階級勉強發生只有口硬手軟的市儈和絕對還沒有開通的工人」之柏林去，而到萊因省城的柯侖[4]，——那時是最開通的地方，已受法國革命的沖刷，舊國家的形式破壞，工業亦最發達，而資產階級受新式社會生活的波動亦最甚。他們不象白恩（Born）[5]等人（亦是共產主義聯合會的會員）在這革命時期去專做所謂「純粹的工人運動」，卻以全力來辦一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極左派性質的機關報《新萊因新聞》（羅蘭霍爾斯德《論資產階級革命中之馬克思及無產階級》）。馬克思既然以無產階級的觀點考察得社會進化的公律，斷定革命的進程是如此，所以先提出民權派各階級的總利益以反對封建君主制度，而暫時不及於無產階級的特別利益。馬克思之所謂無產階級贊助資產階級革命，乃是利用時機推動資產階級前進，即此突現革命運動中之最徹底最熱烈的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的份子。——資產階級本來亦必定要提出普通平民的要求，而無產階級的政黨便當逼迫他實行到底，勿使中途讓步。

　　所以無產階級贊助資產階級革命是為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可是這種贊助必定不能永久的。馬克思以為「在某種程度之內各階級的聯合常常是革命所必要的先決條件」；然而等到革命開始進行，卻亦就是階級矛盾暴露的起點，革命進程愈速，階級矛盾的爆發亦愈激厲。「共同的仇敵剛剛打倒，勝利的軍營裡，立刻就要分裂成幾派，而重起相互的鬥爭。」（《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所以等到革命的進行既已變動了局面，如一八四九年春天，德國資產階級的民權派已經不往前進而向後退，那時《新萊因新聞》也便變更其策略，馬克思等也就退出萊因區民權委員會。於是開始預備革命行動的組織。結果反革命占勝利，《新萊因新聞》被封，而德國革命也就失敗了。

　　再則象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二月革命[6]固然還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然而比起一七八九年及一八三〇年[7]來已經大不相同。那兩次無產階級的出發必定在革命已到高度發展的時候，而這一次卻在革命的最初期，無產階級的特殊利益即不期然而然占了畸重的形勢。六月之役[8]無產階級失敗，那時「國內的階級戰爭」已經非常明顯。然而一八五〇年春反革命地位漸穩而國內民權派各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及一切中等階級——又重新興起要想與治者階級反抗而圍拱「革命中心」的無產階級。這一民權派的聯盟反對那所謂「秩序黨」[9]，居然在三月選舉[10]時取得勝利。革命有重複前進的形勢。可是，這時的封建階級已經很弱，耐不起戰鬥，他們寧可讓步，於是高等階級得到讓步的利益而退卻，聯合戰線分裂，革命大受打擊。高等階級不但退卻，而且用種種卑劣的手段反對「赤黨」。

　　這種革命失敗的原因乃在於經濟的變動——一八四九年歐洲經濟漸漸的興盛起來，革命的潮流不期而緩和許多；其次，民眾的政治智識雖經屢次的革命教育而還不能算成熟，所以那時國王背誓破壞普選而竟沒有大反響。現時就大不同了！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的俄德革命[11]尤其給了不少教訓。現時德國、法國無產階級的政治程度，就是從那時參加普通的民權革命，經過長期的鍛煉而得來的。可見雖失敗而對於無產階級還是有益的。

　　無產階級方面固然受此訓練，而資產階級方面卻亦有很大的影響。從一八四八年以來大致歐陸無產階級的力量一天增加一天。即使君主政體還沒推翻的地方，資產階級亦已恐懼不寧，他們要革命，卻又怕革命時政權被無產階級奪去了。因此連資產階級的革命都不能成功。然而無產階級卻利於這一革命早些爆發。社會結構進化的原則確要有資產階級制度（民權主義）的發展，那是無產階級鬥爭的完全正當發展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往往無產階級在此等國家內反成資產階級革命之組織者、指導者。大資產階級愈弄愈膽小，而同時就是大資產階級變成君主封建制度之政治的附庸；這種情形愈過愈明顯，那時一切反對舊統治的毒恨都轉移到大資產階級身上，而可以不用大資產階級的掌握政權已經顯然的暴露階級矛盾。所以不論先進或落後的國家裡，在封建軍閥政治之下無產階級必定參加或進行民權革命，可是愈落後的國家，他的無產階級在民權革命中愈有勢力，他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機會也愈多。

　　馬克思說：

　　數量多而且集中強大的有智識的無產階級之存在條件，常常和那多而且富又集中有力的資產階級之存在條件同時並進的。資產階級的各部分，尤其是他那進步的一部分，——假使還沒有取得政權而改組國家制度以應其需要，那時的工人階級運動無論如何還不能成為獨立的，而且不能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只有資產階級式的政治制度成立之後，工人與企業家之間的衝突才大大的發現，那時已經不能再推動資產階級前進；那時資產階級亦不能再拿好話來騙工人，滿口答應而不實行；那時無產階級的解放問題才完全明晰的暴露於全世界。

　　無產階級曾經參與這一反抗運動（一八四八年），他本來對於這一類的革命運動沒有不參加的，他的希望不外兩種：（一）或是這種運動能掃除行向社會革命及無產政權的道路中之幾種障礙；（二）或是這種運動至少使勢力較大而勇氣較少的階級行向更果決更革命的道路。工人拿著武器參加反抗運動的時候，明明白白的知道：這一次的鬥爭還不是為他自己的階級利益；可是他在這時候唯一正當的策略，卻是：假使高出於無產者的任何階級（如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不能給工人階級以「為他自己利益而鬥爭」的自由戰場，那就無論如何不讓這種階級的統治得以穩固；並且無論如何都要引起政治危機，使全國非決然行向革命不可，否則索性回復舊統治的「不變狀態」（Status quo），使新革命不能免。兩種假設之中，工人階級都是真正的全國利益的代表，——因為歐洲的一切舊社會（各國）都應當及早革命，誰也不能想安安穩穩有條有理的發展自己的力量（假設真正如此，歐戰便是夢中事了！〔譯者注〕），而工人階級卻是真正誠意的在可能範圍內促進革命的階級。（《德國之革命及反革命》）

　　二、民權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問題

　　無產階級對待民權主義運動的態度和參與民權革命的方法，大概在原則上是如此。

　　現在我們再取現實社會進化中的實例作更詳盡的說明。歐洲落後的國家，第一就算俄國，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12]時，離法德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已經百年五十年。俄國那時已經有二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人的無產階級（五十人以下的小工廠不算在內——見杜洛茨基[13]之《一九〇五年》），而且有社會民主黨，似乎可以直接行無產階級革命了。何況實際上革命是社會民主黨指導的，大多數罷工工人所參與的。然而列寧說：「馬克思主義者無條件的斷定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性質」（列寧之《兩個策略》）[14]。這是什麼意思？原來那時的俄國，已經有民權主義的政治上、經濟上的改造之必要。這種改造運動不但還不足以表明是資本主義的崩敗，資產階級統治的崩敗；而恰恰相反，正要有這類民權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改革，才能掃清障礙，讓俄國的資本主義好好的發展，進於純粹歐洲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永滯于亞洲式的半自給經濟；有這種種改革才能使俄國有完全資產階級式的統治。俄國社會革命黨（Partei des Sozialist revolutionärs），俄國的農民党，自稱為最激急的社會黨，其實不懂社會主義，當時就不明白這層道理。因為他們不懂得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是什麼。他們決不知道：就算農民暴動得了完全的勝利，田地完全均分過，或者幹什麼「農村立國」[15]的鬼把戲，始終對於資本主義並無絲毫損傷，反而促動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發展，而農民之間自己便要受「階級的分化」。民權主義的改革必然引導資本主義的發展。既然如此，或者有人可以說，無產階級很可不必幫助民權革命了。那卻不然！

　　民權革命之社會及經濟的內容，本來就是資產階級的；然而並不因此而對於無產階級沒有很大的利益。民權革命在形式上可以有好幾種：也許在這種形式的民權革命中，大資本家及財閥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也許在那種形式的民權革命中，卻是農工平民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

　　民權革命表示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雖然眼看得是革命，是暴動，反對上等人，反對資本家或帝國主義，然而這一革命不但不消滅資本主義的基礎，而且擴充推廣他的發展。民權革命不但代表勞工平民的利益，而且代表全資產階級社會的利益。因此，既有資本主義，則資本主義之下，資產階級之統治工人階級是不可免的；所以可以說：民權革命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多，而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少。然而說民權革命絕對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那卻是蠢話。俄國社會思想發展的最早一期曾經有過這種論調，所謂「民粹主義」（俄文Narodnitchestvo），他們以為無產階級用不著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這種思想，往往可以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否認一切政治鬥爭，否認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否認資產階級的革命。這種思想根本與科學的經濟學相衝突：在商品經濟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免的，無論怎樣不能禁止資產階級的生長，要想跨過資產階級立刻實現烏托邦[16]是必不可能的事。馬克思主義說：凡是一個社會，根據於商品經濟而與文明的資本主義各國發生交易關係，到一定的程度他自己亦必定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俄國當初是如此，中國現在亦是如此。馬克思主義絕對與非科學的民粹派或無政府派不同，決不想用什麼手段跳過資本主義直接行社會主義；路只有一條——就在這一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就在這一資本主義的範圍內，行階級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這幾層意思已經有一大部人類歷史——如俄國、如印度、如埃及、如土耳其——足以證明是科學的公律。所以假使有種學說，要除出「更加發展資本主義」之手段，而另求別法來救濟工人，——這種思想，自不免是反動的。列寧說得好：「象俄國這種國家裡的工人階級，受資本主義本身的苦，實在比受『資本主義發展不透』的苦少。」（《兩個策略》）工人階級確利於資本主義有很廣泛很自由很快的發展。工人階級確利於很徹底的破壞一切舊制度、舊習慣（如行會制度、藝徒制度、同鄉觀念、門閥觀念等），因為舊制度是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障礙。民權革命就是這種徹底的改革，應當掃除一切舊跡和那便於軍閥官僚營私舞弊的制度。

　　所以資產階級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也是很有利的。資產階級革命愈徹底愈普遍，那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而與資產階級的奮鬥也愈有保證愈易開展。只有那班根本不懂科學社會主義的人，才聽著這一結論詫異呢。因此，有的時候由某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革命也許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大些。資產階級有時候很可以靠舊制度舊習慣來抵制無產階級（如西歐、俄國當時的帝制政府，中國的軍閥警察等）。資產階級所以往往利於革命的不徹底，所謂「不為己甚，過猶不及」。向來歐美革命史裡社會黨和共產黨往往論述到這類的事，習慣上總說：資產階級自賣，他竟背棄「自由的原則」，或是資產階級不能行徹底的民權主義。事實上是一樣的。資產階級寧可使必須的資產民權主義的改革，也慢慢的進行，——小心謹慎的用改良的手段，而不用革命的手段。資產階級很願意這些改革不促進平民農工等階級之革命的獨立性及建議力；因為假使如此，正象法國人的俗語，平民「掉過槍來」也來得容易，於資產階級自身先就不利。所謂「掉過槍來」便是：民權革命的成功，使那些自由民主的機關及輿論集會的權利等等，都可以用來反對資產階級自身。

　　至於工人階級呢，卻正利於民權主義的改革不以改良的手段實現，而以革命的手段。因為改良手段是使社會的腐敗部分慢慢的爛掉。無產階級及農民階級正是受這「腐敗社會」的苦最利害的人，非得一刀把他割掉不可。革命的手段就是用果決的行動和群眾的勢力有組織有系統的努力掃除一切封建君主時代的遺跡。所以資產階級革命的實現，若愈無組織系統愈不集中愈不徹底，則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愈大；他若愈有組織系統愈集中愈徹底，則對於無產階級及農民階級，愈能多保證他們在民權革命中的利益。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無產階級遠避資產階級革命或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教無產階級：「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就放任資產階級，讓他單獨去幹」。而是教無產階級竭力引導革命到底並且全副精神的去參與，是教無產階級：「不要專守著經濟鬥爭而要參加總的政治鬥爭，努力去爭民權主義，爭那最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權主義」。

　　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列寧說：「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範圍』，可是我們能夠竭力去擴大這個範圍；我們能夠並且應當在這範圍之內爭無產階級的利益，爭他們生活裡迫切的需要，爭他們預備將來再戰而能徹底勝利的條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固然結果為反動所摧殘，然而俄國無產階級在此中得了不少政治上的教訓，——創立蘇維埃制度。

　　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必須參加民權革命的運動，當然要和資產階級的政黨發生關係；甚至於在革命潮流洶湧的時機，可以加入革命政府，在代議制範圍擴大的時候，可以從事於選舉運動。於是有些「潔身自好的社會改造家」，好一似黃花閨女、《柏舟》孀婦[17]，要大叫起來：「這不是要玷辱我們無產階級的『家聲』嗎，抛頭露面的象個什麼樣子！」其實大謬不然。現今時代開通，男女社交已經司空見慣，——難道社會改造家還做高節的隱士嗎？無產階級的參加民權革命，誠然有改良派化的危險，然而卻並非不參加便能免禍的。

　　無產階級政黨參加民權革命運動能否不受資產階級的惡化，並不在於某人某領袖要想投降資產階級，亦並不在於黨中某一派保存了形式上對於民權運動的「獨立」。這種獨立派，其實往往只是形式上的；不管他組織上怎麼獨立，而實際上因為政治標語落於實際生活之外：若不問政治便與群眾脫離，若問政治往往又只是跟著群眾已有的情緒移轉，不能盡領導之責。因為若是當時社會只有民權革命的需要，那初入政治戰場的群眾，往往反而容易跟著「自由派」的模糊標語走；保持所謂「獨立」的社會黨盡著放空炮，實際上反使革命運動的領袖地位落于資產階級之手。最後一著，這種獨立派反而為資產階級所惡化。所以這一問題的解決，完全在於各階級之客觀的現實的社會力之消長：當時社會中的各階級，各以實力參加總的革命運動，暫時亦許力量大的得到最近的勝利，力量小的卻仍舊繼續著往自己的目標走。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便在於指示勞動群眾以一定的合於實際生活的標語，——實質上就已經決不會和資產階級同化了。因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標語可以同是一「民權主義」的形式，而他的經濟內容卻決不會同的。這種「標語的階級實質」，只要會運用，自然能引導民權革命到底，造成社會革命的一切可能的條件。很用不著拼命的直叫：「我們要革命，不要改良；要社會主義，不要民權主義。」

　　譬如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那時的馬克思主義者說：

　　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只聽好聽的「革命」字眼。我們應當考察切實，究竟反抗俄皇政府的有那幾個社會實力。……只有「平民」，便是勞工和農民，鄉村的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至於革命，卻並不因此而失其資產階級性，民權主義的改革決跳不出資產階級式的社會經濟關係之範圍；然而這一革命對於俄國及世界之將來的發展實有非常之重大的意義。（《兩個策略》）

　　無產階級運動處於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期間，往往可以有兩派似是而非的傾向：一，亂叫社會革命；二，只管經濟鬥爭。我們再舉俄國的實例：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的運動離現在還不十分遠呢，並不是什麼古代神話（列寧寫這段文章正在一九〇五年）。那時示威運動剛剛開始。「庸俗的革命主義派」（Revolutionarisme vulgaire）就大叫起「猛烈攻擊」來，發佈血色傳單（《勞工事業報》，當時少數派的機關），罵那提議創辦《全俄宣傳日報》的人（列寧等），說他們是文學迷，學究派。而那所謂「尾巴主義派」（Khvostisme）——專門只跟著群眾或別的政黨後面叫，不是遷就庸眾，就是遷就自由派——卻又竭力主張：「經濟鬥爭是政治宣傳的最好的手段」。那時真正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多數派）怎樣對待他們呢？他兩方面都反對。他反對庸俗的革命主義派，因為這一派的確是輕躁妄動，——所謂「猛烈攻擊」和群眾的公開的出發明明還是將來的事。他亦反對「尾巴主義」，因為這一派確是假清高怕多事，喜歡在小範圍內當領袖而實際上沒有政治能力。他那時所決然提出的，就是全體平民暴動反抗的標語；可還不是直接號召行動的意思，而僅是宣傳的意思，說明客觀上必然的結論是要平民反抗。那時宣傳和鼓動的確是第一等重要的責任，那時全俄的《政治評論週報》還算是很難能的事。……庸俗的革命主義派不懂得「文字」（宣傳）也是「實事」。總觀歷史的全部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公開的群眾政治運動不可能的時代，——本來群眾的政治運動不是人力可以任意製造的。「尾巴主義派」卻又不懂得當革命時機臨頭，便不能再死守著舊「文字」，而應當有直接行向「實事」的標語。（《兩個策略》）

　　這兩派都是真革命運動的障礙。

　　再則，還有小資產階級誤解民權主義為放任主義的一派，亦很足以危及革命。凡是革命的成功，必不可少的革命的獨裁制；——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是社會主義的獨裁制，在無產階級參加資產階級革命時便是民權主義的獨裁制。孫中山的「軍政時期」確與此意有些暗合。然而革命的獨裁必定要求社會某一方面的巨大犧牲，所以非有民眾的實力後盾不可，不然就變成個人專制。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正須得此政治機會，以促進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的途程。

　　「平民之革命民權的獨裁制」——是民權革命中最近的目標。或者，如香港《南華晨報》（英文）對於中國各公團（商會、工會、學生會）召集國民會議的提議之批評，說這是水與油混合的藥方。固然！真可以說：所謂「獨裁制」必須有「統一的意志」，而無產階級和其他的平民不能有統一的意志。這一駁議其實並無價值，因為他抽象的形而上的來引用「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有種種不同的「統一的意志」。可以有各方面完全相合的統一意志，亦可以有一方面統一而別方面不統一的。對於社會主義不能有同一的意向，而對於民權政權及共和主義卻可以有統一的意志的。假使不記得這一層，那便是不明白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邏輯上歷史上的差別；那便是忘記了民權革命是有全民的意義的：革命既是「全民的」，就有統一的意志在。民權主義的要求以外，當然無產階級與農民資產階級更不能有什麼統一意志。所以無產階級在革命期間，盡可以執此統一意志要求嚴厲的克服反革命——就是平民的革命獨裁制。

　　無產階級應當引導最大多數的農民小商行民權革命到底，而以嚴厲手段鎮服君主派或軍閥派的反動，並且遏制資產階級的畏怯妥協。無產階級應當引導大多數半無產階級的份子，成就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而以嚴厲手段鎮服資產階級的反動，並且遏制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畏怯不前。

　　無產階級的鬥爭是為著全體平民的。封建軍閥之下首先要的是平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反對資產階級濫用「平民」一詞，空泛的說平民而掩藏著平民裡面的階級對抗性。馬克思主義斷然的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之階級的獨立。然而他分「平民」為「階級」，並非為著使這先進階級閉關自守只幹工會運動，而讓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單獨發展；而是為著要使無產階級以最大的毅力為全體平民的事業而奮鬥，領導全體平民。——當然不是在某某委員會裡占著幾把交椅，就算得了領導權；而要組織群眾以實力表示無產階級在政治中的影響。

　　民權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俄國民粹派的「平民均分土地主義」（Tchern ey Peredel），中國國民黨的所謂「民生主義」亦是資產階級的。然而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知道：沒有別的途徑可以使無產階級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經過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進步。我們應當知道：在封建軍閥之下沒有別的方法行向社會主義，只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民權主義的共和國，平民的革命獨裁制。所以無產階級在這種時代，當有正確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之關係；這件事非常之重要。經濟鬥爭的工會運動固然要緊，而尤其要注意民權主義的總的政治鬥爭，「我們應當做『平民使者』，而不應當僅僅做『工會書記』」。必定要如此，方才能盡無產階級的天責。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產兒，亦就是顛覆資產階級社會的健將；他的力量，正在他階級意識明顯，並且有組織有系統的奮起而為政治鬥爭之時。

　　階級的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輸入工人階級，就是在經濟鬥爭之外，在工人對工廠主的關係之外。此種知識所由來的地方，乃是各階級對於國家政府的關係，各階級的相互關係。所以對於「怎樣為工人求得政治知識」的問題，決不能像普通的實際運動家（更不用說偏向於「經濟鬥爭主義」的實際運動家）永久只有一個答覆：「往工人間去」。要與工人以政治知識，社會民主派（共產派）應當往各階級間去，應當派遣自己軍隊到各方面去。……試舉一個最近幾年的社會民主派（共產派）的機關，看一看他的工作。他和工人有連絡，就此自以為滿足了，只知道發發傳單，專說工廠中的虐待，政府幫資本家，警察的兇橫；和工人開會談話，大致也不過談這些事，幾乎絕對不出此等範圍。至於討論研究革命運動史，俄國內政外交問題，俄國西歐各階級在現代社會中之狀況及現代社會的經濟進化等，則可以算絕無僅有；更不用說有系統的實行擴充對於各階級的聯絡關係，那更夢想也想不到。實際上大多數此等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裡的黨員，只想著應當做一個工會書記，而並非一個社會黨員——政治的領袖。其實英國的工會書記，亦在時時幫著工人行經濟鬥爭，揭發工廠裡的惡弊，解釋一切法律規則的不公道，說明此等法律妨礙罷工自由及工人糾察隊的職權，說穿罷工調和人的偏心等等。總之，凡是工會書記亦在幫助工人做「反對東家及政府的」經濟鬥爭。可是這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社會民主派不應當僅是「工會書記」而要是「平民使者」；——應當對於一切壓迫和專制，不論他是關於那一階級的，都加以攻擊；匯合一切現象而與人以警察、政府、富豪、地主之殘暴的總概念；利用每一件「小事」，證明自己的社會主義見解和民權主義要求之正確于人人之前；對於一切人和每個人解釋明白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有世界的歷史的意義……「往各階級間去」，我們是以理論家的資格，是以宣傳鼓動家的資格，是以組織者的資格。自然，最重要的是平民的各階級間的宣傳和鼓動。……誰實際上忘了「共產主義派贊助一切革命運動」，誰忘了我們應當在全體平民之前，既不隱藏我們社會主義的見解，又要明白指出民權主義的總責任，——那人便不是社會民主黨（共產黨）。誰實際上忘了自己應當在人人之先提出激動並解決一切民權主義的總問題，——那人亦不是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列寧之《怎麼辦》，一九〇二年）

　　三、中國國民革命與世界社會革命合流直達社會主義

　　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的革命策略應當如此的去實際應用。中國現時的狀況究竟在社會進化史上占何等階段，社會運動的趨勢和民權革命的方向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怎樣呢？

　　「中國十二年前的暴亂，近因起於國內兩個新興階級爭取統治者的地位：一、軍閥階級（財閥、政客附），二、商業資產階級。中國商人階級不能如英法當年，由商業資本直進於工業資本以組織生產；他們為數不多，經濟力為列強資本主義所掩；——所以辛亥革命時他剛一抬起頭就受北洋軍閥的當頭棒擊。治者階級實際上已是軍閥；然而軍閥一則始終見此隱隱中的資產階級力量，二則內部之間無力統一，三則現代中國處於文明的外國人監視之下，四則『官僚資本家式』的軍師（政客）要有新的運用方法，——所以必需國會，以便塗飾耳目巧於操縱」；因而有此畸形的「民國」，其實還在封建宗法社會時代。

　　雖然，「中國經濟生活的現狀，卻已經漸出於商業資本的階段（歐戰的影響很大）。所以近年來最大的現象：海員罷工，鐵路罷工，礦山罷工，紡紗業罷工以及其他罷工，工人已漸團結積極組織；亦自然趨於運用自力爭取立法權、政治權，要求最普遍的代議制」。資產階級更大有進展，起而要求裁兵、理財、制憲，試組織「民權委員會」。可見「中國……政治運動之中已有資產階級民權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勞動運動混流並進的現象，——這是中國國際經濟地位使然。中國工業發達的途徑與歐美大異，政治運動也必不同（民權與社會兩革命間的進程緊湊得多）。中國資產階級要自力發展，非去軍閥不可，非去帝國主義不可。然欲去此二者，則必須借重中國的勞動平民及世界的無產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亦就非對社會主義讓步不可」。（參看《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

　　雖然，我們考察中國經濟政治現狀所能下的斷語，僅僅是：「中國已漸進於資本主義而需要民權主義的改革。」至於本國資本主義的程度，是否已經發達到成就社會革命的物質基礎的階段，那卻還待考慮。並不因為中國革命運動或所謂新思想帶著一些社會主義色彩，便足以證明現時所需要的革命是社會主義的。

　　中國實業雖受外國壓迫，而五十年來確不能說沒有進步。帝國主義當然要變中國成資本主義的而完全破滅中國原來的「半自然經濟」。即使帝國主義能行妥協手段而緩和一部分大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排外性，然而因此而實業又進一步；或者外資直接經營實業於中國境內，以至於和中國人合辦，實際上奪去中國資產階級的地位，然而實業因此亦有一更大的進步；在中國境內（在此一經濟區域內）而有實業發展，則必要求更寬泛的市場；因此，中國內地之資本主義化的速度愈增，外資愈侵入，中國資產階級在此經濟機體內愈膨脹愈深入，——外國對於中國資產階級緩和了這一部分，又『培植』了那一部分，再緩和了那一部分，又激起了第三部分。帝國主義的經濟上的讓步是有限度的，若無限度他便不是帝國主義了。因此，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需要，無論如何，確在一天緊迫一天。

　　譬如中國綢緞之輸出，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為四百萬餘海關兩，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便已漲到二千八百萬。中國礦產物之需要，在五十年前為二千五百余萬兩，至最近便已達二萬二千八百萬，差不多增加十倍。中國境內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這一發展前面有非常之巨大的障礙物。軍閥制度沿襲皇帝對商人的政策而變本加厲：重征暴斂，就地籌餉；更加以爭城奪地，內亂不息。不但如此，更有類似于英法當年的「貴族與市儈」之爭：「今之政客軍人失勢則辦工廠，曰吾將以實業救國也；既辦廠矣，朝開會，暮投機，明日又為官，工廠遂為傳舍。」（楊銓：《五十年來中國之工業》）——這確是擾亂市場的大害，然而也是不可免的經濟鬥爭，不可免的軍閥官僚之資產階級化。中國的市儈又怎麼辦呢？他們但「願吾國之工業家專心本業，尤願吾國軍政界之偉人，勤修己職，勿汙工業界之幹淨土。振興工業之道亦至簡：（一）政府與工業當合作，凡妨礙工業之法令制度當皆革除；（二）工業組織當大，則資本與人材皆可經濟，而得多所製造之益；（三）當多設製造機械之廠；——機器為工業最要之資本，故孫中山有機器借款之議。然中國本有煤鐵，與其仰人供給不如退而自造，僅購基本之機械，即可源源供給各業之需要。」（同上）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夢想。理財、制憲、裁兵及民權委員會的嘗試又是個什麼味兒？哼！美國公使休門[18]尚且教訓你們說商人當自組政府。顛覆軍閥的民權革命始終是不可免的。

　　複次，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還有一種更大的障礙。我們看：（一）「一九一六年以後吾國之棉織業遂呈空前之活躍，……至一九二一年底，全國共有紗錠三·二六六·六六六枚，計華商一百三十四萬枚，日商八十六萬七千枚，英商二十五萬九千枚，其餘未開車者一百三十萬枚……」（穆湘玥之《中國棉織業發達史》）外國人在中國棉織業中占二分之一的勢力。（二）最近幾年（一九一八）中國鐵的產額約共三五五·〇〇〇噸；而日本之山東金嶺鎮鐵礦，二十一條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鐵礦，奉天廟兒溝中日「合辦」的鐵礦，總共的產額就是三三六·五六一噸；簡直是全數。——至於漢冶萍等的「官辦」、「借款」式以及其他形式的鐵礦（亦大半是外國資本家的），所產有限。（三）最近幾年煤的產額約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而日本之奉天撫順及山東淄川中英「合辦」之開灤等煤礦，所產卻有九·九一八·八六三噸；——幾乎占二分之一。中國自己還打算製造機器，豈不是笑話！

　　中國的資產階級對這有什麼辦法？他只知道「今者，關稅已有修改之機會，各國對於中國通商之待遇亦將漸趨平等；此正吾人發展國外貿易之日，工業革新不容更緩，自動發展時期之後若繼之以通國合作，吾知中國工業史上之黃金時代，不難立致也」。（楊銓）唉！臨城案[19]時留華美僑已經主張撤銷華會優待條件；臨城案後鐵路共管問題已經緊迫萬分；等到「中國各要地都駐外兵」（美僑主張），等到「美國派委員會來替中國組織政府」、整理財政（《密勒氏評論》[20]），那時關稅雖增加，於中國還有什麼利益？那時難道還有中國？人家筷頭子上落下來的骨頭，不是好吃的；吃了就要套上嘴套系上鏈條的。獨立自由平等，都要自己花氣力去爭。那顛覆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實實在在是必須的。

　　中國的現狀約略如此。解決這中國問題的主張，最近幾年隨歐戰而興的「新文化運動」裡約略可以分為三派：一、士紳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二、小資產階級的浪漫革命主義；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共產派）。

　　雖然主張的人亦許事過遺忘，而我們研究的是社會現象，不管個人。現時明明還是可以看見社會之中隱隱有此三種心理。

　　第一派的心理，可以看兩年前張東蓀、梁任公等人駁社會主義的論調。——當時雖是東蓀發難，而實是任公綜合這派的見解（一九二一年梁任公《複東蓀書論社會主義》）。

　　他的意思：一、「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能使多數人民得以變為勞動者……蓋我雖將國內資產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銖黍罔失其平，而我社會向上之效終茫如捕風。……故吾以為在今日之中國而言社會主義運動，有一公例當嚴守焉，曰：『在獎勵生產的範圍內為分配平均之運動』。」二、「欲行社會主義必須先以國內有許多現行之生產機關為前提」。三、「中國生產事業若有一線之轉機，則主其事者，什九仍屬將本求利者流，吾輩若祝禱彼輩之失敗耶？則無異自咀咒本國之生產事業以助外國資本家張目」。四、「惟當設法使彼輩（資本家）有深切著明之覺悟，知剩餘利益斷不容全部掠奪，掠奪太過必生反動，非彼輩之福。對於勞動者生計之培養，體力之愛惜，智識之給與，皆須十分注意」。五、所以「第一灌輸工人以相當之智識，第二助長其組織力。先向彼輩切身利害之事入手試辦一兩件（如疾病保險等），辦有成效，彼輩自感覺相扶相助之有實益，感覺有團體的好處，則真正之工會，可以成立」。任公末後居然說：「謀勞動團體之產生發育強立，以為對全世界資本階級最後決勝之準備。」然而他主張對於資本家之「取償較優亦可姑容」；他主張的社會政策，原是因為「生反動非彼輩（資本家）之福」；他主張不要逼迫中國資本家「助外國資本家張目」。可見他完全站在士紳資產階級觀點上來論社會主義。他的社會政策以至於工會運動無非是喂豬的食料，人要吃豬，當然願意喂肥再吃。他的意思是說：「我只要你們工人容許這『在獎勵生產範圍內』一條件；我們資本家當然來行些社會政策，使國內有生產事業，將來可以交給你們（？），現在且慢。至於要國家來辦亦可以，只求你們不助外國資本家張目，暫時讓我們多剝削些罷。」而他偏要「冀普天下同主義之人有以教之」，——他實以分配平均為社會主義。不知道誰和他同主義！他的平均分配及社會政策只可以算得「喂豬的社會主義」。梁任公以喚醒資產階級覺悟自任，與我們勞動者或遊民何與！無業的平民只知道自己組織起來，以革命的力量要求應得的權利；勞動沒有生產機關，我們就要求他有，沒收軍閥來辦工廠。無所謂獎勵生產！我們窮無所之，獎勵什麼生產！關心獎勵生產的，自有人在，如梁任公——士紳資產階級的代表。勞動者和無產階級只知道積極為群眾的政治經濟運動，——既然要我們做工，當然你們便該給我們優越的勞動條件，優越了再優越，一直到政權交給我們。什麼叫妨害中國生產？要賺錢的資本家為什麼不看見軍閥和帝國主義妨害中國生產？我們只知道以革命的手段逼得資本家推覆軍閥等等，——勞動運動所取于資本家的，資本家當取償于列強及軍閥，不應當反來請我們姑容！我們無產者怎樣有姑容你們大人的資格？罪過罪過了！

　　總之，中國的民權民族的革命運動（國民革命），萬不是和平的「試辦一二件」的方法所能了事。必須以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見解及手段來行。中國資產階級的覺悟亦要在這實際運動裡才能發生。何況他非受無產階級的促進不能舉步。中國軍閥及列強存在一日，便一日不容你「試辦」，資本主義都不能十分容你試辦，何況社會主義。革命貌似破壞，而實是徹底廓清舊社會，開新社會建設之門。英法資產階級的革命如此，到一八四八年的德奧匈，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亦是如此：革命之後即開一生產力發展之長時期。現代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更是如此。任公派的猥瑣懦怯正足以證實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他的社會政策正是瞿秋白所謂對社會主義之讓步，——對無產階級的讓步，目的僅在於保證資本主義的安全發展。——因為中國資產階級之「社會的下意識」早已覺得：只有唐山礦工、太平洋中國海員、京漢路工、上海紡織工敢於直接行動，以及最近長沙之五六萬勞動平民的國民外交委員會能外懾日本且內奪趙恒惕之膽；——只有真正的勞動平民能行國民革命。

　　雖然，中國的國民革命，卻並不因此而失其資產階級的性質，這一層應當非常之注意的。

　　現在要說那第二派的心理了。第二派的解決法，大致說中國要社會主義，從完全否認政治運動起到相對非難民主運動止，其中階段非常之多。然而最主要的就是：（一）以為現在社會主義時髦，是「理論上之極致」；（二）或者是宗教式的信仰抽象而不著邊際的「無產階級」。假使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從精密的社會科學來運用他的策略——竭力參加民權革命並組織一切勞動者及平民，他們就說：「那就要這些國民黨都變成社會主義者才行」；或者簡直說：「那麼，這一黨是失節了。」其他種種無政府派的論調，大致相仿佛。那前一種的代表便是《努力》（六十六期時）的高一涵[21]，後一種的代表可以隨手推舉《今日》雜誌（二卷四號時）的初民[22]。（雖然今日之初民已非那一「今日」之初民了，——他最近在《努力》六十六期已是另一主張。可是他個人不成問題。中國社會思想中現時確還存在這種心理。）這第二派的兩種心理可以併合批評。如高一涵的意見是：國民運動是好的，可是必須是單純的社會主義的國民運動。他說「要國民黨自身完全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黨」。殊不知道，中國現時需要國民運動的真正國民黨，正因為沒有發生可以公開的社會黨，——而且必須有民族民權主義的廣大聯合戰線。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還很淺，當然沒有大生產中之純粹無產階級（參看《中國現代國會制與軍閥》及《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23]）。俄國發生小小的一個社會主義團體，——五六個人的勞動解放社（Grouppa Osvobojde'nya Trouda）——樸練漢諾夫（Plekhanoff）[24]、乍蘇黎池女士（Ve'ra Zasonlitch）[25]等的組織，時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那時俄國集中的工業資本已經有五萬四千一百萬盧布；他們那時的社會主義運動，尚且還只是參加民權運動，宣傳學理和指導工會組織，絕不能稱政黨。社會主義的政黨，必定要能明顯的拿著主義的旗幟走入勞動群眾，而不為群眾所詫怪；必定要能對於日常政治生活次次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法，而不為群眾所不瞭解。而那時俄國並不單因為政府壓迫，而因為資本主義改組社會生活的火候還沒到：雖有許多工人，而都是剛從農村來的，或尚未完全失私產，或方失私產而求恢復之心甚殷；他們不詫怪而能瞭解社會主義的運動之心理的物質基礎還沒有築就；——所以那時俄國社會運動發展之限度還只到民權主義之最左翼的地位（沃爾洛夫斯基Orlovsky[26]之《俄國馬克思主義史略》）。中國現時工業資本僅僅一〇八·九〇二·八一一元（一九一八年），約比俄國當年少四萬萬元，僅有其五分之一。不但如此，俄國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五年間，資本主義發展已大進步，——純粹工人有二百余萬，工業資本已達十八萬萬一千六百萬盧布，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已經成立而穩固，那時列寧尚且說：「往各階級間去！……做總民權主義的革命運動。」中國現時真正的社會黨（共產黨）並非僅僅代表國內六十一萬的工業無產階級而存在的（這普通工人數是一九一五年的統計，現在至多不過一百二三十萬）。假使僅僅有此，他早已不存在了。他的能存在，乃是因為中國無產階級所處的時代是世界革命的時代，全世界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征取政權，他不得不贊助各殖民地的國民運動，尤其是輔翼其幼稚的無產階級，以行世界的撲滅帝國主義的總鬥爭。中國幼稚的無產階級，在世界的鬥爭範圍之中，與國際無產階級同具最終的共產主義目的，所不同的是鬥爭方法：先進國是無產階級統一戰線以至於勞工獨裁制，中國是國民運動聯合戰線以至於革命獨裁制，然後再進；中國一千萬人的手工業勞動者、四千二百萬戶的農民勞動者之中的一百二三十萬無產階級，在中國的鬥爭範圍中，與普通所謂「平民」同有民權革命的需要，所不同的是目標：資產階級是要法律上的平等，無產階級是要事實上的平等——最徹底的民權主義，所以中國有無產階級政黨自有其獨立的政治主張。並非採取了白字黑紙的理論就算社會主義的政黨；沒有物質基礎及實際運動是不能憑空造的。至於國民黨尤其不能變成社會黨；——真社會黨在中國尚且只能以世界共產黨支部的資格勉力栽培無產階級之組織及訓練的根本，而同時在總的民權運動中勉力做主幹。何況國民黨歷史上就是純粹的民族主義的政黨，——那時的所謂民生、民權主義都只是「富強」——資本主義發展的手段，看孫文《建國方略》便可了然：他說的民主共和是他教小孩子似的教中國國民的功課（第一冊第六十頁），——原來並非中國平民真要民權而他代表這種心理來抗爭的，乃是因為要「富強」非共和不可。直到五四運動之後，國民黨才漸漸接近民眾，接近那真正要自由的學生會，真正要平等的海員工會等等。國民黨到現今方才開始走上民權主義的路，漸漸想代表平民群眾而抗爭，行真革命；以前是浪漫的革命的政黨，首領制個人主義的義俠策略——哥老、同盟會的祖傳，如此而已。現今國民黨所以能有如此的大概的傾向，也只是因為社會中實際上有了學生、工人、商民等的運動，——「社會的物質」已經稍有端倪。然而至今他的根本觀念還是在政治清明國家富強而已；同時一方面，宣誓「維世界之和平」，這不是對帝國主義畏怯，便是對社會主義讓步；可見仍不離一種「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意識，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價值，也不過如此。

　　既然這樣，國民革命的真國民黨是現時實際生活所需要的，卻還不是立刻實行社會主義；然在此總運動中，只有以世界無產階級的觀點為根據的政黨，才能用社會主義的見解及運動方法來促進這一國民運動，或者簡直改造國民黨；同時這亦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最正確的策略。

　　於是可以說第三派了，——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策略。

　　中國客觀的政治經濟狀況及其國際地位，實在要求資產階級式的革命；同時此種絕對資產階級性的所謂「民族民權革命」卻非借重國際的及國內的無產階級不可。獨有無產階級能為直接行動，能徹底革命，掃除中國資本主義的兩大障礙；就是以勞工階級的方法行國民革命。勞工階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於指導權。勞工階級的最後目標在社會主義，那麼，到國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與世界革命合流而直達社會主義。然而現時真正共產派的運動在中國亦不過是「耶各賓」[27]——最徹底的最左的民權主義運動。大概而論，要勞工階級真正徹底覺悟資產階級假民權主義的不可信，決不是幾本書可以辦到，而必須實際普遍的政治經驗——小孩子不燙手總是要弄火，而且應當弄一弄火，至少也要遠遠的試一試火的熱性，那時群眾意識再能實實在在進而求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勞工群眾應當參加國民革命，第一、就是要拿「耶各賓」的方法加速革命的過程；第二、就是實際上去感受感受資產階級革命之不徹底（不完全反對列強及軍閥到底），第三、就是在這運動之中無產階級能得必須的政治智識及經驗，增高一般的程度。

　　所以參加並促進國民革命——是現在中國無產階級的職任，——在原則上，在實際應用上，在國內政治經濟上，都是絕無疑義的。既然應當促進國民革命，便當有國民革命的中心。——列寧說：「我們應當組織反對政府的一切勢力成一全民的運動。……這樣去實行各方面的政治鼓動，應當有一個政黨，能結合一切攻擊政府的『軍隊』成一統一的集中的中心，以全體平民的名義去鬥爭。再則，實行那無產階級之革命的訓練工夫，一方面嚴格的保存政治獨立，並領導勞工階級的經濟鬥爭；別方面利用一切剝削者與受剝削者之自然衝突（剝削者本來日益替我們『拉攏』新的各種無產階級份子）；凡是這些工作都要集中於不可分的統一行動。」（《怎麼辦》）——中國國民運動的主幹，亦應當如此，並應當由此主幹擴大國民運動的中心，那時勢力才能凝聚。

　　然而要造成運動的中心，必定要用社會已經有的實力。我們理想一個烏托邦是幻想，理想一個「理想的國民黨」亦是幻想。中國現存的國民黨，因其宗法社會的出身，舊曆史的關係，軍事崇拜的習慣；中國舊式下等階級的會黨遺傳等等，他所有不良的地方也是自然的現象。他當時亦的確只能如此，而且正唯因為如此而能行一部分歷史使命。——與他同時的其餘一切維新派，卻因完全是上等社會式的，而絕無革命性。只有國民黨能秉此革命性而適應進化。可見中國現有的革命材料，舊的只有國民黨，新的尚未集中。所以只能並且十分應當適合現時社會的動象，就現有的材料努力改造，——集中實際生活所湧出的一切新的革命派份子於此黨。況且時過境遷，國民黨以前的不純分子，當然要在淘汰之列。不過應當就在集合新份子的過程中。因為我們「年紀也大了」，既要組織政黨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樣「兒戲」了，什麼罰咒打手印等；我們現在必定要有明切的政治主張來號召，不純份子的行動如不能與之適合，就立刻請去。於是勞工派在國民運動之中的基礎，亦就因此而凝聚起來。換句話說，便是根據于現時實際經濟動象而改造國民黨，使從模糊的革命主義進於真正的民權革命及民族革命主義。那時的國民黨方才能做國民運動的中心。

　　如此的去造成國民運動的中心；正因我們參與其事，我們階級的政治獨立性便亦建立，而得日趨鞏固。在這運動的急速的過程裡和社會經濟的動象中，「階級利益」必定漸漸突顯。到那個時候，即使僅僅是國民黨左翼的份子，亦就很可以勇往直前，走上他們所應當走的路。何況無產階級呢！

　　中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此的去參加民權主義的群眾政治總運動，並指導勞工階級的經濟運動，絕不使政治經濟相離，他那時必定能成為群眾的政黨。那時簡直實現對等的聯合戰線。可是這種群眾黨的基礎，正要築在國民運動中。

　　於這一過程中，世界的社會革命同時必努力提攜中國的國民運動；中國國民運動裡的最大多數的社會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長成，而與世界社會革命結合。不論這中間要經多少波折，革命與反革命互相激蕩，而結果那最終的勝利必定在世界及國內的無產階級。所以現時必定要：

　　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中國，使中國革命份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同時我們特別的工作，須努力促成全國總工會之獨立的組織，從事於經濟的及政治的鬥爭。我們須努力引導勞動群眾由日常生活的鬥爭到政治的鬥爭。目前政治的鬥爭，自然是國民運動，——排除外力及軍閥的運動；因此，在勞動群眾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運動宣傳，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同時凡已瞭解國民革命之必要更進而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當儘量加入我們自己的組織；並當於群眾中普遍的宣傳「國民運動裡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目的」。（陳獨秀之《論國民運動及國民黨》）

　　原載1923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

　　署名：屈維它

　　注釋

　　[1]新銀行團，見本卷第67頁注①。

　　[2]巴黎運動，指1848年的法國二月革命。1948年2月22日，巴黎工人、學生、市民舉行規模浩大的示威遊行，反對七月王朝的反動統治。次日，和平示威轉變為武裝起義。24日，國王路易·菲力普逃往英國，資產階級共和派領導建立了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結束了七月王朝的統治。這次革命直接影響和引發了德意志三月革命。

　　[3]昂格士，今譯恩格斯。

　　[4]柯侖，今譯科隆。

　　[5]白恩，今譯波爾恩（1824—1898），真名西蒙·布特爾米爾希。

　　德國排字工人，共產主義者同盟會員，1848—1849年歐洲革命時期德國工人運動中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後來脫離工人運動。

　　[6]二月革命，見本文注②。

　　[7]此處指1789年及1830年法國兩次資產階級革命。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法國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1830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1815年復辟的波旁王朝。但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奪取了勝利果實，他們擁戴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普繼承王位，建立了七月王朝。

　　[8]六月之役，指1848年6月巴黎無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法國1848年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控制了臨時政府，他們拒絕工人的政治、經濟要求，並且開始向工人反攻，6月22日，巴黎無產階級發動武裝起義，因遭到資產階級共和派政府的鎮壓而失敗。

　　[9]秩序黨，法國大資產階級政黨。1848年由波旁王朝的統治者正統派和七月王朝的擁護者奧爾良派組成，至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政變之前，該黨在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立法國民議會中一直佔據多數席位。

　　[10]三月選舉，指1830年3月法國立法國民議會補選。小資產階級共和派新山嶽派在補選的三十一席當選議員中獲得了二十席，取得優勢。

　　[11]1917及1918年的俄德革命，指1917年在俄國爆發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1918年11月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發生的德國革命。

　　[12]俄國1905年革命，指當時反對沙皇統治的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次革命由於階級力量懸殊和沒有形成鞏固的工農聯盟而失敗，但它成為十月革命的預演。

　　[13]杜洛茨基，今譯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原名列夫·達維多維奇·布隆斯坦，蘇聯共產黨反對派托洛茨基集團首領。著有《一九〇五年》、《我們的政治任務》、《社會民主黨和革命》、《十月革命》、《不斷革命》等。

　　[14]《兩個策略》，全稱是《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15]農業立國，見本卷第61頁注11。

　　[16]烏托邦，見本卷第12頁注③。

　　[17]柏舟孀婦，見《詩經》《柏舟》篇。衛世子之妻共姜寧願為丈夫守節，堅不改嫁，怕敗壞了自家的聲名。此處藉以諷刺那些所謂的社會改造家。

　　[18]休門，今譯芮恩施。見本卷第85頁注11。

　　[19]臨城案，見本卷第65頁注①。

　　[20]《密勒評論》，即《密勒士評論》。見本卷第189頁注16。

　　[21]高一涵（1885—1968），安徽六合人，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曾任《新青年》雜誌編輯。

　　[22]初民，即鄧初民（1889—1981），湖北石首人。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

　　[23]二文已收入本卷。

　　[24]樸練漢諾夫，今譯普列漢諾夫（Геор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Л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後成為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首領。著有《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我們的意見分歧》、《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論藝術》（又名《沒有地址的信》）等。

　　[25]乍蘇黎池，今譯查蘇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1919），俄國著名的女革命家。1883年參與創建勞動解放社，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後成為孟什維克首領之一。

　　[26]沃爾洛夫斯基，今譯沃羅夫斯基，俄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和列寧一起編輯《前進報》。

　　[27]耶各賓，今譯雅各賓，指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著名資產階級民主派——雅各賓派。1793年6月，雅各賓派曾領導建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專政，其首腦為羅伯斯比爾。1794年7月熱月政變後被推翻。

　　(1)本文原載《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原題為《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目錄上印作《自民主主義至社會主義》。在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時，標題改為《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文內「民治主義」一詞也都相應作了修改，文前加了內容提要，各節加了小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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