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季諾維也夫信|瞿秋白

致季諾維也夫信

　　致季諾維也夫信(1)（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季諾維也夫[1]同志：

　　請允許我向您報告一些中國的情況，因為中國的民族運動對世界革命有很大的意義。

　　中國，作為「國際殖民地」和整個充斥外國大工業商品的市場，不能獨立和正常地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

　　沒有土地的農民和破產的小手工業者不能加入無產階級的行列，在很多情況下助長了盜匪，增加了「雇傭軍」；而流落到商業中心的，就彼此進行激烈的鬥爭，並淪為半苦力、半乞丐、半盜匪。經營外國貨或為外國資本家提供原料的商業資產階級沒有自由，並依賴國際帝國主義。至於工業資產階級，它還十分年輕，談不上同國際資本家競爭。但是戰爭[2]以後，由於世界資本的削弱，就比較有可能發展了。一九一九年開始的聲勢浩大的反日運動（抵制日貨）表明，中國的經濟機體在起很大的變化。最近幾年我們目睹反對督軍的鬥爭，其要求是：「制定憲法，裁減軍隊，調整財政」，或者「禁止出口棉花」，「國貨和外國貨稅收平等」等等。當然，進行這一鬥爭的資產階級分子以「禮」而行，做得很溫和，很容易讓步。他們有時接受帝國主義方面的「幫助」，以威脅督軍們，有時向督軍們搖尾乞憐，請求他們站在「政府」的立場維護民族工業的利益；但是，由此尚不能得出結論說，中國資產階級根本沒有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的要求，因為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會使它有可能得到規模大得多的發展。因為工人階級已經存在，所以這一不可避免的改革以更革命的途徑，更尖銳的方法進行，對它更有利。因為遭受宗法傳統痛苦最深的首先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但是，中國的農民現在還是社會最保守的部分，因為儘管他們因帝國主義和督軍的盤剝而遭受破產，但是，他們還是沒有看到自己的敵人，因為這些敵人遠在城裡和海外，同俄國完全不同，那裡有個時候每個農民都可以看到自己村子裡的地主。而中國的無產階級很年輕，人數少，同農村和宗法制度還有聯繫，他們經常被淹沒在汪洋大海一般的「流浪漢」、「共濟會」英雄和雇傭軍以及盜匪中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議認為，中國無產階級還「不是一支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這十分正確。在這樣的情況下，還弱小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無疑在於，一方面組織和教育勞動群眾，一方面擴大和推動民族革命鬥爭向前發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深信不疑，但是，如果我們能在民族運動中組成強有力的勞動群眾的左翼，保持黨的獨立性，我們就不用害怕會在「資產階級民主中溶化」。因為無產階級自然是唯一徹底的革命力量，只有它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他們將集中和積蓄自己的力量，這種力量將保證他們達到最後目的——共產主義的勝利，只有通過積極參加民族革命鬥爭的過程中，才能保證他們取得這一勝利；他們從這一鬥爭中才能變得更堅強、更自覺和更有戰鬥力。

　　然而大家都明白，在目前的中國，僅僅靠如此薄弱的無產階級，尤其是靠上幾十名共產黨員，是無法完成民族革命的。需要一個堅強的群眾性的民族政黨。中國唯一重大的政治集團是國民黨。這個政黨也是從宗法制環境中產生的，因此可以理解，它成立之初就由對革命抱有浪漫主義理解的知識分子組成，過去採取過，現在有時還採取帶有冒險性質的軍事行動。它是脫離人民群眾的。但是，它適應中國的實際，還是逐漸為自己爭得了威望和人民的同情。因此，它吸引了不少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甚至工人，至今仍保持著自己的革命綱領。它現在開始尋找人民的支持，並試圖較接近群眾。不能忽視這個黨，反對它的鬥爭是沒有意義的，而讓對它聽之任之也就等於有意識地削弱民族革命運動。因此，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六月十日至十九日）通過的提綱指出，共產黨有必要擔負起改組國民黨的任務，以補充勞動人民成分，來擴充國民黨，鞏固它的革命立場，並以此加強共產黨對它的影響。所有這一切應當與工會的和我們黨的組織工作同時進行。

　　但是，在代表大會[3]上發現，所謂的「左派共產黨員」反對這個策略。這些同志本身動搖得很厲害，他們忽而擔心被「資產階級民主溶化」，主張只有國民黨有影響的地方才可以支持它，而沒有影響的地方，不必幫助它發展；忽而又認為，在目前中國的情況下，在「純粹」共產主義的旗號下不能成為群眾性的政黨，建議將共產黨改稱為「工人党」。幸好這一錯誤的方針被代表大會大多數人否決了。

　　中國共產黨還很年輕，不能正確地估計客觀情況，這是不可避免的。希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能給它指出更正確的道路，希望蘇俄給予中國民族運動以更大的關注。

　　致以

　　共產主義敬禮！

　　中國共產黨員　瞿秋白

　　1923年6月21日

　　注釋

　　[1]季諾維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1883—1936）蘇聯政治活動家。當時任共產國際主席，1936年被蘇聯政府處決。

　　[2]戰爭，指第一次世界大戰。

　　[3]代表大會，指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6月在廣州舉行。

　　(1)這封信由中央檔案館提供中文譯文，又根據俄文原文進行了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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