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瞿秋白

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

　　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1)——駁章士釗之《論代議制何以不適於中國》[1]（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

　　一、中國現時的國會並非代議制！

　　章士釗說：「……論者八九左袒議員無恥之說（指江蘇省議會「教育費議案」之爭而言），目擊號稱神聖之議士化為糞土，不勝慨然，彼竊以為己身……設與時會步入議林，斷乎不作此等下流無恥之事。嗚呼！此誠一孔之目論，自視太高，視人太卑，忽略人類共通之弱點，而絕未察及代議制所以致屙之癥結也。」章氏此番議論真好極了，大可一辟中國人的唯心觀，「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等的空談。不但如此，他還想指出代議制致病的癥結。我們且洗耳恭聽。

　　「代議制者，吾國古無有也，近來有此一物。徒以歐洲諸國以此為文明之標識也，吾捧心而效之，點綴共和，於焉取資，——殊不知歐洲之有是制，乃出於事勢之適然，而非創議建國在邏輯非此不可」，既如此，章氏以為代議制不適宜於中國，——在邏輯可以不取。然而中國竟有了他十二年，你說奇不奇？難道僅僅因為學步歐美？

　　這卻很費研究：還是先有邏輯再有中國的呢，還是有了人類社會再發生一切科學的？社會制度，假使已能由人按邏輯擬就，隨意裝置，那就天下也可以不用如此多事了，我們譬如看歷史，先看最客觀的事實的描寫：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三年亞洲東南部的中國裡發生一種國會制度，其中議員如此這般的壞，做了如此這般的醜事，鬧了不少笑話，闖了不少窮禍。

　　中世紀末，「代議之設濫觴英倫」，自此「歐人運用議會，已數百年，社會繁昌，按時有進，雖非理想之絕倫，要不失為實用之良規。」

　　此種敘述雖暫時不說到此制度的「因」，亦不涉及他的「果」，可是有時間有空間；——假使按此時空關係再加各方面的考察，作根本的研究，考察其時其地的社會結構及經濟基礎，就可以顯示中國國會所以成其為「中國國會」的緣故，英國議會所以成其為「英國議會」的原因。再進，根究設此制度之後所發生的現象，也就可以追得到他的本源，而且看見他以後的傾向。若是脫離時空，不著邊際的說「代議制」，甚至於將一切亂禍之根源都卸罪於代議制，那就何以異乎康有為之罵共和！同是一種倒因為果的怪邏輯。

　　要知道：英國有如此這般的議會「乃出於事勢之適然」，中國有如此這般的國會，亦「出於事勢之適然」。假使說一好一壞，那亦是適然的好壞。英國當初設不發生議會制，亦必有其他制度代之而興，以應工業國之需要。中此時設不學歐美，亦必有其他現象勃然爆發，以顯農業國之崩壞。英國工業那時有蒸蒸日上的情勢，即使沒有議會，亦是好；中國農業此時在日就崩敗的地位，即使沒有國會，亦是壞。兩種不同的經濟基礎之因，當然不能生兩種相同的政治制度的果。英國代議制，的確不錯，「不能離納稅二字，別成一義。代表者何？質言之，即代表入稅者之荷包也。……近世資產集中，所謂荷包大概為少數資本家所佩戴，荷包之大者每得多士，尤大者尤多土。」以至於其他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無不如此。中國的國會議員既不是以代表納稅人，當然更不能擁護「民權」，只有假借名義興風作浪，賣身拜夀，——十三年沒有改選，還在耀武揚威。

　　我們即使用客觀的形式邏輯：「工業發達的國家方能有代議制；中國工業未發達，所以中國尚未有代議制成就」，這卻與事實還相符。假使揣章氏的意旨，要用主觀的邏輯：「工業發達的國家方可采代議制；中國非工業國，所以中國不應當采代議制。」那麼，我請章氏放心——中國現在還並沒有采英國式的代議制，照章氏自己的敘述，就可見中國的國會制並非代議制。中國的國會與英國的代議制相比較，只有一點相同：「國會」兩個字是從西文「巴力門」譯過來的。難道因此便可以說中國已采代議制？中國國會所代表的人及其所行使的職權，絕對與代議制相異，難道能說中國國會中的惡現象，甚至於國會外的政治上的一切紛擾昏亂，都是代議制之賜？

　　總之，中國經濟發展的程度，沒有到創造資產階級式的代議制之時；即使抽象的數量上的經濟發展已經超過當年英法民主主義初興時的工商業，然而他所處的國際經濟地位，也與英法當年大不相同；況且中國原有的農業經濟蛻變而入於工業經濟之過程，更與當年的英法相異。英法工業之漸入於汽機時代，是自動的進化，不但有純粹的經濟獨立，而且有由獨立而更進一步的侵略傾向。中國工商業之發展，迎受「汽機文明」，是受動的外鑠，因此喪失其經濟獨立，而幾乎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經濟之附庸，英法小農業固然亦漸漸破產，同時卻因其經濟獨立，可以漸生機器化的大農場以代小農，中國小農的破產，既由於外國貨物之侵佔市場，更因經濟已失獨立，便絕無緩步從容以自力經營大農之可能。因此，英國議會中可以漸漸發現大農地主，已經變相的封建諸侯的代表，以及大資本家，工商業銀行家的代表；而中國國會中商人既無政權，農民還在睡覺，只剩一班高等流氓。中國不但並沒有采代議制，而且本來就沒有采代議制的可能（這是十二年前，——章士釗所謂「學步歐美」時的話）。

　　至於國內政治的紛擾昏亂，是中國此種經濟動象的反映，國會不過是此萬惡之中的一惡；並非因有國會而政治紛擾，亦許是因政治紛擾而產生這種國會哩。

　　二、中國國會已成軍閥政治之一機械

　　章氏又說，英國的國會及代議制，因有「荷包」所以好，中國沒有「荷包」，所以壞。

　　誠然不錯，中國不是工業國，所以沒有「荷包」。然而「中國不是工業國」並非不應當采代議制的理由，而正是采代議制而發現如此種種情態的根源。換言之，亦就是采代議制而無工業國家式的「荷包」之客觀的原因。中國的國會議員難道沒有中國式的荷包？這都有彰明較著的事實足以證明。

　　國會一類的東西，在一國之中不外有兩種作用：一，為治者階級把持政權或新興階級奪取政權之工具；二，為治者階級各部分之間的調節機關或此各部分間之鬥爭的表顯髮露之處。至於維持國會議員的生活費，——所謂「荷包」，還是第二層問題。然而這種「荷包」必是治者階級或新興階級擔任，——換言之，即議員為獵狗，治者階級或新興階級為獵人，某獵狗為某獵人所用，當然必受此獵人之豢養。——這都是一個通則。英國的治者階級是大農地主及資本家，英國議會就代表他們，壓迫無產階級；——英國資本家等正用得著議會。中國的治者階級是軍閥，中國國會就代表他們，壓迫勞動平民；——中國的軍閥正用得著國會。難道以前的王揖唐對於段祺瑞沒有用處？現在的吳景濂對於曹錕沒有用處？英國議會裡常常表顯保守黨（地主）、自由党（工業家）之間的鬥爭；中國國會裡亦常常表顯所謂皖派、直派、奉派等的鬥爭。英國議會中政黨的「荷包」，由地主資本家供給；中國的政客及選舉費——中國式的「荷包」，由軍閥擔任。袁世凱的參政院[2]，段祺瑞的安福部[3]，曹錕的紅蘿廠[4]，豈非實證！

　　可見中國並非沒有「荷包」，不過「荷包」的形式不同罷了。因「荷包」形式之不同，所以有章氏所指出之四點不同之處：（一）歐美為政不必以賄成，中國必以賄成；（二）歐美政客失勢而生活費有著，中國政客今日失位明日即同餓殍；（三）歐美政黨之政略人才均餘裕，中國則窮蹙；（四）歐美議會與選民間之情感不傷，中國則人民恨議員刺骨。前三者只是英國治者階級富裕而中國治者階級窮窘的表徵。至於第四項，則章氏以資產階級的觀點立言，所以覺英國議會不可恨，而中國議員可恨，——因章氏所謂「人民」是資本家，他在英國自己處於治者地位能運用議會，自然不恨他；而在中國他還處於受治地位，不能運用議會，自然恨他。英國議會與無產階級間之感情，章氏亦能說「不傷」嗎？

　　英國地主資本家所取得「荷包」的方法，——就是剝削工人，掠奪殖民地，——假借人道主義的美名，實際上即以商業手段，組織工廠的方法，經營托賴斯[5]的金錢魔力，漸次積蓄而來。中國軍閥取得「荷包」的方法，——就是攘得權位，賣官鬻爵，指使政客興風作浪，明火執仗的搶來。章氏以為前者比後者好些。章氏以為英國議員因此「為君子易，為小人難」；中國議員亦因此而「為君子難，為小人易」。此處所謂「君子」，真正是「遠庖廚的仁術」。英國取得「荷包」的方法，吸取勞動平民血汗的方法，比較的精密隱藏，外表不大看得出來。中國人卻「野蠻」，格外做得出來，使親自參與其事的人，天天眼見油鍋炮烙（享不到英國文明人的「眼不見為淨的福」），所以一時有動於其「不忍人之心」，說出幾句「良心話」，然而這不過是章行嚴[6]的「個中人語」，足以為研究中華民國開國史的材料，而不足以說明代議制不適於中國。

　　如此說來，中國並非沒有「荷包」，——中國自有中國式的「荷包」；因此，中國也無所謂不適於用代議制，——中國自有中國式的國會制。歐美治者階級富裕，所以他取得「荷包」不以政治為手段；中國治者階級窮窘，所以他取得「荷包」即以政治為手段。章氏之所謂「代議制不適於中國」，其實根源乃在於此。不論國會省會的議員，無不是大軍閥小軍閥的機械，其理由亦正在此，——蓋非軍閥亦不能借政治以取得「荷包」。此種政象中，我們已明見中國沒有工業國家式的荷包及代議制，章氏通篇所說也僅是敘述此種政象，並未說出他題目裡的「何以不通」。——本來就無所謂應當不應當，更無所謂適不適。于此可見，章氏的「設問」先已錯了，更不必說答案。

　　章氏不應當先設一主觀的死邏輯的規則，「非工業國不應當采代議制」；更不應當說「中國議員的腐敗是學步歐美採取代議制之結果」；尤其不應當說「中國沒有荷包，所以代議制有害。」

　　事實上是：（一）中國既非歐美式的工業國，所以還並沒有歐美式的代議制；（二）中國國會，因其經濟基礎的畸形，自成其為一種畸形的制度；（三）中國經濟基礎中發生一種中國式的荷包，以維持中國式的國會省會制度。

　　三、中國何以有如此的國會制？

　　若要討論研究適與不適的問題，應當先有客觀的考察對象。所以我們且不問代議制適不適，先問如此的中國國會制何以發生？

　　中國議員所「代表」的是各派軍閥，所行使的職權，是播弄撮合此各派軍閥。此等軍閥何從而來？一、中國以前是宗法社會的農業國，遇著外國帝國主義工商業的侵略，自然起一種「民族的反射作用」；然防禦強寇已非萬里長城所能為力，於是練「新軍」，採用歐美軍事技術。此種「新軍」，如小站的袁家軍[7]，就是現在軍閥的根源。二、農業國養綠營[8]駐防尚且養不起許多，何況「新軍」？新軍之外，外國帝國主義者因欲變中國為其商場起見，耐不得「東方鄙夫」的生活方法，於是威迫利誘令中國開闢商埠，設電郵、鐵路、礦山，一切新政隨之而來。國庫支出大大的增加。租稅重重，小農、小商、手工業者安能不破產，流為盜匪，由盜匪而變成「兵隊」。三、國家財政政策自上而下的影響之外，還有外國貨物的擠軋，外國吸取原料的操縱，小農、小商、手工業者更要破產……以至於成為「兵隊」。如此之多的盜匪，如此之強的驕將，所謂「天下大亂」的禍端已經畢具，滿清皇帝當然要退讓，等新的「真命天子」來即位。可見軍閥的來源，「北洋正統」是新軍，非北洋派是盜匪，他們當此時機自然要爭雄競霸搶治者階級的地位。中國舊曆史上「換朝代」的時候，亦有這類的群寇，——然而現在卻成軍閥。以前群寇的發生雖亦由於貧富不均，然而小農小商的破產決沒有現在之多且速，驕將權臣的勢力亦決沒有現在之性質。由此可見，古時的群寇，大半還根據於所謂「農業社會」而發生；獨有現時群寇發生的原因裡卻已摻入帝國主義的新動力。

　　正因此種「一亂」的發生原已不同於前，所以由此「一亂」再進於「一治」的途徑，也就大異。往時兵將畢具之後，只要添一班大小軍師，便可以肉搏血戰求得一統四海的結果。現在卻因為：（一）帝國主義侵入，帶了槍炮、軍艦以至於飛機、潛艇的「歐美文明」來；（二）帝國主義侵入，促進中國都市省會之商業的畸形的發展；（三）帝國主義侵入，交通方法大變，外交事務繁劇；於是肉搏血戰的笨方法不行了。各派軍閥的爭雄，既因戰爭工具已太複雜，戰爭經費已須妥籌，戰爭場合已經窄狹，——外僑是不可不「保護」的，所以均勢難破，——決打不痛快。刀槍劍戟早已無用；屠城搶掠已不足以供軍餉；運兵交戰往往有「人」掣肘；於是此時的軍師也就難做了。軍師的來源向來是所謂「士」，現時更經帝國主義的洗刷，刷得一班舊式的「士」都沒用處了，不得不用「新士」。不論這種新式軍師個人的費用已經不得不大，就是「國內的外交」，輪船、火車的價格，也就不容你以三十千製錢一年的「童子師」的局面來相比擬。何況再加上槍彈、炮子、養兵的糧餉，自然必要用「新式的財政家」，要用一個什麼「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以各軍閥備戰的手續比古昔難得多，決戰的費用大得多，「平時」的維持局面之方法也複雜得多。那能由得一個真命天子痛痛快快的統一。只有一法：大家既當不到真命天子，姑且割據稱雄。於是更不得不就各地剝削商民，幫著外國資本家促進農民的破產，盜匪因此更多，小軍閥因此更加叢生，統一四海的局面更難實現，各派軍閥於是更不得不求新式軍師（政客議員）來敷衍政局，維持均勢，國會、憲法、聯省、自治，無一不是緩衝的必需品。由此可見，古時群寇爭王的戰場，還大半在所謂「農業社會」的環境裡；獨有現時群寇爭王的戰場，卻已經陷入帝國主義的新環境。

　　中國以農業國陷入工業世界之後，歷代亂世軍閥的舊形式，不得不因其策源之點有異，而造成新局勢。此種新局勢不但令軍閥有時需用國會云云，議員云云，內閣云云，省議會云云，以為緩衝，而且有時不得不假借此等名義以遂割據或統一之陰謀，——眼見得假名「天命」不成，必須假名「民意」。於是國會等在某一局勢之下遂成軍閥所必須之機械，即此亦足以反證中國已非舊式宗法的神權的純粹小農經濟的國家。

　　中國既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政治上的結果，得一現代式的軍閥；經濟上的結果，除助長盜匪之外，還有幾種特別現象：（一）當初以軍事技術的輸入，引用外國資本，——以至於一切「新政」無不如此，——外債的經手，關稅的管理，鐵路的建築，實業的振興，都是陷入工業世界後所不得不發生的反應或奉迎的步驟。於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決等不到由小手工業從「民間」漸漸生長出來，必須急急於「官營」。（二）「新政」既行，舊時「士」的制度早已破壞，「士」的階級受社會地位上的破產。這些半新不舊的洋務家（如盛宣懷、梁士詒等），只有以官署為企業來做「無本錢的生意」；一批一批的秀才、舉人，洋翰林、洋進士，強的直接插手于官營的新「實業」，弱的滾入於賣官鬻爵的糞蛆堆中；——科舉已不得不廢。此等「萬不能的」智識階級只剩這一條道路，是他們最有利最輕便的發財法門。有此二因而生「官僚資本家」。古昔「叔季之世」此等敗類，一則沒有這樣多，二則沒有這樣巧（那時真正的農業社會裡，還學不到「西洋把戲」：如借債回扣，辦軍械賺錢等類），乃是因為沒有受外國資本主義的打擊鍛煉。如今這類東西如此之多，如此之壞，已非舊式官場所能容。於是少數的「交通家」、「財政家」、「外交家」呢，成為財閥。大多數呢，要做官就不得不另想妙法，——舊式的賄賂方法不足運用，拜把子認義父的形式太窄狹，——只有國會省會，可以假借民意敲竹槓討官做。因帝國主義的打擊，社會階級間起如此之大的變化，發生此等畸形的「官僚資本主義」。由此可見，古時富貴人的亂天下，還大半在所謂「農業社會」的公律中；獨有現時富貴人的亂天下，卻已顯出資本主義的影響。

　　軍閥不稱天命而假民意，政客不稱從龍而冒充民意，究竟也與「永世不變的」舊中國有些不同罷！歐洲資本主義因尋東方奇富的印度而發展；中國「農民」也就應西方的招請，而出國去尋資本主義，請資本主義。東方與西方的酬酢開始，中國的農民就已經傳受著西洋仙法，一變而成商人，——這商人而且愈變愈大。章士釗等類「東方鄙夫」之「邏輯」中，那裡有此等神奇古怪的變化！可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卻也有些特色：是帝國主義強力逼出來的。（一）帝國主義正要原料，中國商人就出洋去做掮客；中國「移殖的」商業資本主義因此發展（華僑），然而帝國主義的文明已經走得很遠，容不得你受此衝動再回國整理生產的工業繼續發展，——帝國主義已經代辦。（二）帝國主義正要銷貨，中國商人就在洋場上當「康白度」（買辦）；中國國內的商業資本主義因此發展，然而帝國主義卻怕你自己開發富源，當地製造生產品，便用強迫關稅阻止工業的發生，——帝國主義自己暫時亦不來辦工廠，只是銷洋貨收土料。有此二因，所以中國最初只有純粹依賴外國的商業資本主義，而不容易發展工業資本主義（中國小商、小手工、小農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而破產，無從漸漸容納于工廠，成為無產階級，卻多流入兵匪，其原因亦正在此）。然而商業的規模始終比古時中國大得多，複雜得多，破壞小農經濟的力量，也利害得多。最初一期，國外的中國僑商尤其壯大的快，他們感受外國壓迫也尤甚。他們一面促進小農破產，造成「革命」的「人材」；一面真正想要「民治」，保護他們的利益。國內商界因市面擴大，——加入世界市場，也模模糊糊有些這樣傾向。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其為中國式的革命，也正因此。革命的最早期，華僑（資本家）確有些想要代議制的國會。然而他們的力量，純是不生產的商業資本，究竟太弱。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佔，國民經濟中生了如此的膨脹病，擠出此等單純的「商業資本主義」。由此可見，古時富貴人亂天下的禍根，還大半緩緩醞釀於所謂「農業社會」的內心；獨有現時富貴人亂天下的禍根，卻已是受著外力促起——為資本主義所震發。

　　中國以農業國而受此帝國主義的逼迫，早已滾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漩渦中，成了世界經濟裡的一個齒輪，——銷售貨物，供給原料，迎受投資的殖民地。於是中國亦已墮入工業世界的泥犁獄，有這從自給經濟一躍而入銀行匯兌的怪局面。因此，官僚資本主義急遽生長，無根之草不得不憑藉帝國主義及軍閥；因此，他只能以政治為營業，極需「如此的國會制」。因此，商業資本主義在國內不能盡組織生產的天責，卻妄想自衛利益，求為治者階級，真正要求代議制；——亦因此恰好為破產的士紳（政客）所據以為「參眾議院無限公司」開張的吹牛廣告。因此，更足以證明中國確已為新式畸形的官僚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這都是十二年前的話。如今十二年後，章氏還在說農業國！

　　中國十二年前的爆亂，近因起於國內兩個新興階級，爭取統治者的地位。一、軍閥階級（財閥及士紳附）。二、商業資產階級。中國商人階級不能如英法當年，由商業資本直進於工業資本組織生產，為數又不多，經濟力為列強資本主義所掩；——所以辛亥革命時他剛一抬起頭，就受北洋軍閥的當頭棒擊。治者階級實際上已是軍閥；然而軍閥一則始終見此隱隱中的資產階級力量，二則內部之間無力統一，三則現代中國處於「文明的」外國人監視之下，四則「官僚資本家式」（政客）的軍師要有新的運用方法，——所以必需國會，以便塗飾耳目，巧於操縱，於是不得不有國會。軍閥階級之天性即與英法當年新興的資產階級異；再加以軍閥並非生產階級，本只能以蠹國病民為聚斂方法，——所以當然較英法當年新興的治者階級窮窘急迫，取得金錢豢養議員的方法，當然做得窮形極相。於是不得不有中國式的荷包。

　　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入，已經成為軍閥的及官僚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因此，商業資本要求代議制；官僚資本破毀代議制（他們自作自為不用代亦不用議）；軍閥蹂躪代議制（他們以此玩弄利用官僚資本哄騙攪擾商業資本）；於是成就了如此這般的國會制。這才是歷史的邏輯。呀！——中國的發展史卻偏不照著章氏的邏輯；章氏曾以「邏輯」鳴於世，「原來也是個銀樣鑞槍頭！」

　　四、中國國會制與所謂「農業國的傳統社會主義」

　　章氏的邏輯是「吾為農國，不能妄采工業國之制度」。由上所論，已可見今日中國，絕非單單「農國」兩字所能表示其經濟組織。況且農業國、工業國的涵義很泛：美國戰前亦稱為農業國，難道亦沒有代議制？英德同為工業國，政治現象各不相同。此間各個性都應當細辨，豈能以死邏輯強納之於一律的規範！因此代議制的性質亦各國不同。章氏以為凡能采代議制的國家都是一般無二的工業國，凡不能采代議制的又是一般無二的農業國嗎？我亦無暇，不必詳駁，且只稱讚他的古文學太好了。——很可以套一套古詩「魚戲蓮葉東」調子：「歐美呢，一萬里東是工業國，一萬里西亦是工業國；中國呢，一萬年前是農業國，一萬年後還是農業國。」這種邏輯已成「化石」，可以與埃及的「木乃伊」同入古物陳列館了。

　　他總以為中國模仿「荷包國」，所以「此一輩人（議員政客）……造成一種浮華虛偽之習。……以國力所萬不能供給之事，人所不能應獲得之資，而為之得之」，——算是代議制的罪狀。代議制在農業國內的罪狀誠然如此。可是假使中國若仍為章氏理想中之「農國」，請問：何以此輩人能造浮華虛偽之習呢？「章氏的農國」之中那裡來的汽車，那裡來的輪船？章氏以為可以不坐的，為什麼他當年到雲南岑西林[9]處去來來往往都坐他？為什麼往往吃大菜？不對！不是此輩人造成浮華虛偽之習。即使現時恢復章氏理想中之農國制度，——一尊皇帝，也要浮華過以前的皇帝萬倍。袁世凱的大典籌備處，章氏沒有親眼見過嗎？實際上是：帝國主義造成此輩人，並造成此輩人的浮華，更造成「非農業的」現代中國，使中國不得不發生如此這般的國會制。豈能容得你自由願意模仿不模仿。歷史日日在流動中，斷不能說中國現在還是農業國。若說中國經濟如此窘迫，確實不能擔負現今的議員費用；那麼，此種現象的客觀的原因，看我上節所論自可明瞭。帝國主義使中國不得不多花錢，卻又天天奪中國的錢去。況且一切養兵、郵電、鐵路、學校的「新政」何一不是間接為帝國主義逼迫出來的費用，且亦有逼迫出來的生產機關，並不僅止于議員政客的浪費浮奢。其中一半是適應「現代中國經濟生活」而發現的，一半是發現之後更成為紊亂中國經濟的禍源。軍閥的兵費遠超過于議員歲費之外，何以章氏不說起？由外債的本息動搖及鐵路款項的亂撥，其紊亂金融的影響比議員歲費大得多，何以章氏不說起？可見絕不關於農業國與否，代議制與否；而在於「人民」能否推翻軍閥及帝國主義，——那時打破如此的國會制，運用群眾實力創造真民治的代議制。今年上海商人的「理財裁兵制憲」運動就足見開始運用的傾向，雖極不正確，而始終已經明明表顯：中國已非舊式的農業國，已由此變成畸形的商業資產階級國，——中國資產階級還想以和平手段爭回此國會，保障他們的「民治」。不但如此，今年農商部修訂法規，居然有工廠法、工會法，——而且有商人代表參與，更足見大資產階級已著手運用，雖極無希望，而始終已經明明表顯：中國不但早已成商業國，而且歐戰後已有機會發展了些可憐的工業（《東洋經濟年鑒》還有統計數字證明中國近年漸進於工業國呢），——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竟想以妥協手段，超越此國會，取得立法權。一國之財力並非不足供給代議制等新政機關；而是因為軍閥侵佔住了，使生產的不能生產，消費的格外浪費；並且因為帝國主義鉗制住了，使要開發的不能開發，已開發的受他的挾制吸取。中國平民正已有客觀的需要：——應以自力推翻此二者，整理一切新式生產機關，創造非荷包的代議制。

　　（商人要求制憲，商人參與修訂法規等事實，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歧路。他們現在不敢用革命手段，就想辟開勞動群眾，甚至於與軍閥妥協來壓迫勞動群眾。殊不知道：在中國的環境裡，民主運動若脫離群眾，立刻想實現「荷包代議」，永世不能成就。因為沒有勞動群眾的力量，商人階級決不能脫帝國主義及軍閥之束縛，財政永不得清楚，「經商」永不得安寧，實業永不得發達，此在題外，暫不詳論。）

　　中國經濟生活的現狀，已經又漸出商業資本的階段（歐戰的影響亦大）。所以近年來最大的現象：海員罷工，鐵路罷工，礦山罷工，紡紗業罷工以及其他；罷工工人已漸團結，積極組織；亦自然趨於運用自力爭取立法權、政治權，要求最普遍的代議制。可見全國經濟生活已漸入工業的範式，——不然，若僅有北京縫窮婆與廣州縫窮婆，他們何必聯合？工人爭結社自由權，爭罷工權，爭國際結合權，——這就是經濟生活中有此要求之明證。所以中國不但早已非農業國，而且政治運動之中已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混流並進的現象，——這亦是中國國際經濟地位使然。中工業發達的途徑與歐美大異，政治運動也必不同。中國資產階級要自力發展，非去軍閥不可，非去帝國主義不可。然欲去此二者，則必須借重中國的勞動平民及世界的無產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亦就非對社會主義讓步不可。如此的國會制或者對於資產階級可以將就，而對於勞動平民絕對不能相容，——他並須超過代議制而更進一步。所以將來中國資產階級亦必附合于此道路，與勞動平民同進方能發展。中國國會制正當力求其進於真確到底的代議制，代表真正大多數勞動平民的制度。

　　章氏反說：「彼步亦步（學歐美代議制），於是為政治之徑途大出乎三千年來吾國哲人論士所設軌範以外，而一部分人因模擬新式政治之所享用揮霍，與吾國經濟之生活狀態太不相稱，一不相稱，而古來所貴平均之傳統社會主義因之大破。」實際上行向近代的科學社會主義，而章氏要中國退回古代的均產社會主義！其實「士農工商四民共戴皇帝，一百年或五十年相殺一次以均財產的」舊中國，——所謂「農業國」的政治現象，那裡有一絲一毫社會主義的氣味？中國國會制破壞了這種本來沒有的社會主義，又算是一大罪狀！

　　若說這是軌範，請問：人類歷史由你先制好了模型再來進行，好不好？不但章氏之「中國為農業國」的前題已破，而且他的歷史根本觀念就錯，何必再駁他的論斷？

　　章氏不應當說現在中國還是農業國；更不應當說，中國是農業國，就永世停滯，不會進於實不能不供給「代議政治」的「非農業國」；尤其不應當說，中國模仿工業國因而破壞了傳統的社會主義。

　　事實上是：（一）中國正在由宗法式的農業國，依歷史的邏輯，漸進於商業工業國；（二）因中國此種經濟發展過程乃受帝國主義的侵鑠，故成外強中乾的病態，所以有一時期的當然的竭蹶窘迫的情形；（三）正因此而中國社會的發展傾向，——乃是以其民族運動與世界社會革命運動相聯結，而求真正的民權運動。

　　五、向後轉還是向前進？

　　章氏最後仍是說：「今圖改革，請從農始。」農當然是要改革的，——大農生產，土地國有，農業的機器化。然而看章氏通篇的意思，他很可惜所謂「傳統的社會主義」破毀了，很想向後轉，當然要廢止代議制，——廢止尚未實現的代議制，恢復本未曾有的社會主義！當然要使他所謂農業國國力能供給政費，勢必致于復興八股，封閉學校，廢鐵路郵電，先做成一真正舊中國式的農業國；從此閉關自守，再來講究小農村中恢復「鄉三物」。不然呢，生生製造出俄國古制「密爾」[10]的鄉村公社於中國，或者實行無政府，更省得政費，若是如此，真妙極了！

　　中國的農業國早已受帝國主義的強姦，破瓜而成官僚商業資本國，產生出如此這般的國會制。如今章士釗還想他返歸農業國。英國議會已經有九千九百九十九能——就只不能變女為男。章士釗的「非代議制的農村立國主義」[11]卻真正萬能了，——他卻能變已嫁的少婦成處女。

　　章氏明明說，「高談道誼，有何效能！」貌似唯物論的觀點；實際上他極力想向後轉，不向前進，要使人人都不出哲人論士所設軌範，甚至於要斡旋天地，倒轉歷史，——純純粹粹的唯心論。人家以道德立論，教議員勿貪，他更以理智立論，教議員相信他的死範疇：「中國是農國」，使大家來照著他的邏輯廢代議制。這是逆著實際經濟動向的幻想。

　　歷史的邏輯卻教平民向前進，必使他不得不掃除帝國主義、軍閥、議員、政客，整頓生產機關、財政機關，創造「非荷包的代議制」，真正的民主政治，——尤其要聯合全世界真正進步的社會主義派的革命的無產階級。中國如此這般的國會制不過是過渡期的當然現象而已，沒有實力（實際的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的勢力），是不能以空言邏輯否認他的。要廢除他，看平民的實力！此種實力正在增進呢。

　　歷史的邏輯，在於經濟動象中社會實力步步促起制度的改進，——是永永流動的。沒有一種制度能「適」于永久，亦沒有一種制度能「適」於預定的軌範。所以客觀對象既明，便可以知道：不必討論制度與經濟基礎「適不適」，而當研究運動的趨向與經濟動象「順不順」。

　　凡是社會中的「新活力」，必能自覺此種趨向，而積極順其優勢，運用鍛煉其日增的實力，——向前進！至於章士釗的向後轉，正因他的思想反映社會中垂死的舊階級。所以他這篇文章既然是他這二十年前童子師個人的懺悔語，亦就是中國舊士紳階級全體的垂死之哀鳴。此種社會思想的流派，——東方文化、農村立國等說，梁啟超、章士釗等人，——卻亦是中國現時之必然的社會現象。

　　原載1923年7月1日《前鋒》第1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章士釗文原載1923年4月18、19日上海《申報》。

　　[2]袁世凱的參政院，是袁世凱解散國會後於1914年5月設立的代行立法機構。

　　[3]段祺瑞的安福部，指1918年由徐樹錚、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建立的所謂俱樂部，是皖系軍閥賄買選票，包辦國會選舉的工具。

　　[4]紅蘿廠，北京西四北大街的一條街道名稱。當時紅蘿廠曹錕的住所，是他進行賄選總統活動的指揮中心。

　　[5]托賴斯，今譯托拉斯，是英文trust的音譯，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高級形式。

　　[6]章行嚴，即章士釗（1882—1973），行嚴為其字，湖南長沙人，律師、法學家。曾任北京大學教授。1924年任段祺瑞執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

　　[7]1894年（光緒二十年）清政府派胡燏棻在天津東面的新農鎮即小站地方試練定武軍。中日甲午戰爭後由袁世凱接辦，改稱新建陸軍，並成立新建陸軍督練處，成為袁世凱起家的本錢。

　　[8]清朝入關後，招募漢人和收編來的漢族地主武裝，建立綠營兵。因以綠旗為標誌，故稱為綠營。

　　[9]岑西林，即岑春煊（1861—1933），字雲階，因系廣西西林人，故被稱作岑西林。清末，歷任四川、兩廣、雲貴總督及郵傳部尚書。1916年護國運動期間任軍務院撫軍副長。1917年護法運動期間，曾任廣東護法軍政府主席總裁。

　　[10]密爾，今譯米爾，是俄文МИР的音譯，即農村公社。15世紀時俄羅斯人村社性質的經濟組織。

　　[11]農村立國主義，是章士釗提出的改革中國社會的主張，鼓吹中國應當以農立國，實行均產主義。

　　(1)1923年7月，中共中央出版理論刊物《前鋒》，瞿秋白任主編。這是他在該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在收入自編論文集時，作了文字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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