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之財政破產與軍閥之陰謀|瞿秋白

北京政府之財政破產與軍閥之陰謀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北京政府之財政總次長都是保派[1]的嫡系，是人人都知道的。現在弄得內外羅掘一空，竟想到私印印花稅，增發流通券，甚至於要公賣鴉片煙，無一不是故意擾亂金融，盜取社會財富，以遂軍閥的陰謀，鞏固其統治地位。當年袁世凱帝制逆謀的時候，濫發公債，平民受禍已經不小，如今曹錕想買總統，又要在內債頭上想法，——竟想停止內債付本一年，騰出二千四百萬元來做大買賣。而且一班掮客又是當時的帝制罪魁，復辟餘孽，——薛大可、楊壽枬等，真正是一邱之貉！

　　北洋軍閥自始即竭力摧殘革命，陰謀帝制（不論他是要做皇帝做總統，橫豎一樣），做民主共和的惡敵，至今還是招兵買馬，壓迫西南，謀武力統一，以定北洋正統。這班東西存在，再加以大小財神，中國之國家財富及國民經濟，那裡能有一日安寧！金融的大紊亂，以袁世凱稱帝時為第一次，徐世昌之「安福選舉」為第二次，現在曹錕的最高問題是第三次了。若不肅清禍源，不但財政無整理清楚之一日，而且全國經濟都將毀滅。

　　請看從前的洪憲功臣，現在的曹家三小子——薛大可的妙計（見四月十日《申報》）：

　　（一）增印印花稅票，備充抵押品。此事已經實現，經印花稅處長告發。不意薛大可神通廣大，竟設法想以「印刷局與印花處職權爭執」一句話輕輕打消檢察廳的檢舉，仍舊積極進行。

　　（二）增印流通券。去年陰曆年關，財部直接發行流通券，定額二百萬元，已經只有六折以上的市價，如今竟由庫藏司及泉幣司通同作弊，添印一百萬元，現在已成問題，薛大可還想如法炮製。

　　（三）將未作抵押品之金融公債號數全部印就，以作抵押之用。此計大概不久也要實現。

　　若是三計能完全實現，可以得二三千萬之鉅款。請問要他何用？無非是養兵，戰爭，屠殺勞苦平民！

　　除此以外，曹家幾位賬房先生——劉恩源、楊壽枬、張競仁，異想天開要停內債付本一年。據安格聯（總稅務司）[2]的話：現在整理案內的各公債基金，計關餘一千四百萬元，鹽餘一千萬元，再由交部年撥六百萬元，論理本無不敷。可惜鹽余一項自上年六月起從未撥過一次，應付到期息本，已為政府先期挪用，交部擔保之款，至今分文未繳。此中所謂先期挪用，無非是應付軍隊索餉，交部扣留不繳，亦是軍閥伸手，連年鐵路款項，時時有人報效保洛[3]，而教育費等仍舊積欠，可見挪去本非作正當政費。然而還不甘心——也實在不夠！於是有停止付本計劃，這一計劃的意義並不單單在於省下來的二千四百萬元。此二千四百萬之中以一千萬作「補充政費」，以一千四百萬整理外債。破壞內債以「整理外債」，媚外的色彩已經很濃。原來國內資產階級究竟力薄，北京政府雖靠他們支持幾月，他們卻借不出一筆買總統費。還是外國老爺錢多，怎能不巴結呢？因為若是保障內債基金，于軍閥別無益處，若是騰出一千四百萬略略整理對外的舊債，卻可以一面博得同情，一面進行新債，——最高問題的大借款！

　　由此看來，北京政府的財政不但搜括一空，尚在百方羅掘，已可謂完全破產，而且全在軍閥的陰謀中，——無底欲壑萬無滿足之日，愈拖愈重，國家財政前途真正不堪設想。

　　何止鴉片公賣，何止私印印花，何止破壞內債基金！外債亦並不能整理，反有增累之虞呢。必將此等軍閥官僚殲滅淨盡，中國財政才有可望。

　　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受過賣國賣民的袁世凱、徐世昌兩次教訓，難道還定要嘗一嘗曹錕的滋味麼？只有勞動階級的革命澈底澄清社會，方有救藥。中國的資產階級呵，你們若要民權，要理財，再也不可以迷信和平手段，迷信外國人的勢力了，——快快低首于勞苦平民的革命偉力之前，和他們共起推倒軍閥罷！

　　全國資產階級諸君呵！你們不要睡覺了，軍閥們殺到你們面前來了！請看二月七日京漢罷工工人受曹錕、張福來、吳佩孚、蕭耀南的殘殺壓迫，工會封閉，被殺近百人，被捕幾十人，至今尚在獄內。此種反動潮流捲及各路，直到上海，這明明是軍閥們對於國民的示威運動呵！平民方面呢，不必說他！商人嚇得連忙告饒，聲言不敢罷市，各地更無行動上的援助。自此之後，直到如今，北方勞工運動都被鎮壓下去。可憐的中國商人階級，自己以為有幾個錢，象個體面「上等人」，若是「安分守己」，軍閥就能饒他們了。「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全國商界對於京漢工人慘殺案，連一點同情的言論都沒有。其實壓倒勞工階級——民權之大後盾以後，橫暴的軍閥，對於膽小的商人還有什麼顧忌！蕭耀南、吳佩孚殺人，怎能當做單純的工潮問題！北京政府現在濫發流通券，私印印花票，動搖內債基金，如此膽大妄為，也就是仗著慘殺工人的餘威。全國的商人呵，眼看著奉直第二次戰爭又要爆發，戰費是你們擔負；曹錕要做總統，收買議員的費用也是你們擔負；軍閥要養兵，養兵的費用也是你們擔負，——看你們有何辦法？勞工階級為民權而戰，絕不妥協，誓死掃除此軍閥階級，——所以他的運動必定是聯合全國的統一作戰，處處發難，無不求匯合猛進。商人階級若終是畏縮不前，與軍閥官僚妥協，不敢加入群眾的運動，那真是萬劫不復的了。你們手筆大的，鑽到北京政府作財政上的投機事業，只知道學些政客的濫調：裁兵呀，理財呀，制憲呀，卻不謀打倒軍閥的根本計劃；手筆小的，坐在一個碼頭上做生意，只求苟安，寧可送錢與軍閥，所謂「維持治安」，了了目前的問題，再也不敢過問政治。如此，各地的商民將同受軍閥的摧殘，永無出頭之日。

　　總之要看看明白：軍閥階級不倒，各地方不聯合作一總解決，民權永無伸張之一日；全國各界不附合於勞動階級作全國的群眾運動，亦永無建立民權之人。

　　原載1923年4月25日《嚮導》第22期

　　署名：巨緣

　　注釋

　　[1]1922年直奉戰爭後，直系軍閥分成保、洛兩派。保派以曹錕（1862—1938）為首，以河北保定為活動中心；洛派以吳佩孚（1874—1939）為首，以河南洛陽為活動中心。

　　[2]安格聯（Francis Arthur Aglen，1869—1932），英國人。1888年起，在中國海關任職，歷任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海關稅務司、副總稅務司等職。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繼英國人赫德任總稅務司。1927 年1月，因反對徵收二·五附加稅，被北京政府免職。

　　[3]報效保洛，指報效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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