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瞿秋白

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

　　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1)（一九二三年三月）

　　東西文化的差異，其實不過是時間上的。人類社會的發展，因為天然條件所限，生產力發達的速度不同，所以應當經過的各種經濟階段的過程雖然一致，而互相比較起來，各國各民族的文化於同一時代乃呈先後錯落的現象。若詳細分析起來，其中因果關係非常複雜，而一切所謂「特性」、「特點」都有經濟上的原因，東方和西方之間亦沒有不可思議的屏障。正因人類社會之發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有相異之處；這卻是由於彼此共有同樣的主要原因，僅因此等原因之發展程度不同，故有差異的結果，並非因各有各的發展動力以至於結果不同。此處的異點正足以表示其同點，是時間上的遲速，而非性質上的差別。

　　西方文化，現已經資本主義而至帝國主義，而東方文化還停滯于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之間；如果假設此兩種文化各自獨立，不相關涉，便可以如此說，以得一確定的概念。然須更進一步：先明瞭此兩種經濟制度之不同，兩種制度的特性，然後看他們倆各自發展中的動象，以至於因發展而相接觸，因相接觸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得現代世界政治經濟的形勢、世界革命的淵源及其趨向。這是研究的方法。至於詳盡的說明，不是一篇雜誌論文所能了事，況且此處為篇幅所限，只能略略指明，以後再逐期詳細討論。

　　中國人，甚至於學者，所心愛的東方文化究竟是什麼？

　　第一種元素是宗法社會之「自然經濟」。

　　「中國之『家庭手工業』，在城市之中，尚且還有不少保存著呢，並且是在很老很大的商業城市之中。譬如寧波，有三十萬人的居民，前一輩的婦女還是親手製作衣履，以供夫婦子女之用。當時青年婦女，自己本亦能做女工，若竟向商鋪購買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家的注意，以為怪事。」（見Dr．Nyok Ching Tsur，Die gewerblichen Betriebs für Mensden der Stadt Niugpo！Tubingen．1909，P．51[1]）這是十五六年前的話。如今呢，比較僻靜的外省外縣，還不是如此？更不用談到鄉村了。農家手工業本是中國宗法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一。至於農業上之土地制度、義莊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會的色彩，尤其明顯。記得二十年前的老太太們，若聽見姑娘們要到店裡買鞋，必定罵他們「無恥」，若看見洋手巾、鉛筆，都說是有「洋騷氣」。此種厭惡西方文化的態度，崇拜東方文化的舊夢，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實中國木匠的魯班祖師，秀才的至聖先師和文昌帝君，都不過是中世紀「行會」、「教會」式的文化。假使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看見中國理髮師手臂上刻的花紋，中國字畫上「世伯」、「世兄」、「年兄」、「姻侍生」等的題款，必定很高興，以為社會史上、經濟史上添了不少陳列館中的材料。——所謂倫常綱紀，陰陽五行同樣是宗法社會或行會制度的表徵而已，並無特異的文化，更無神聖不可侵犯之處。

　　第二種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東方其他各國的宗法社會現象，雖然各有特殊形式，與中國不相類；然而性質是一樣的，也許色彩的濃淡相異而已。可是此地封建制度的遺跡，卻很顯露，比中國明顯得多，田地制度、勞役制度處處都可以表現此等國家中經濟上的封建遺跡。至於中國呢，難道完全脫離了封建制度？中國當初因民族鬥爭的結果，經濟文化屢屢受外族的破毀，並為地理狀態所限，經濟上的發展至近代尚停滯于宗法社會之「半自然經濟」；這是屢進而又屢退的過程（此層意思將來再當詳論，此處僅限於總觀念），所以政治上雖屢見統一的君主專制政體，其實並非真正的集權政府；不過以宗法社會為基礎，承封建制度既經屢起屢僕，「諸侯」的力量薄弱，經濟上的憑藉極不穩固，資本制度又為技術所限無從發生，那時所謂「資產階級」僅得極小的一部分商業上的分配權，所以君主得勉強建成立於一盤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隸屬無數的小經濟單位，就是家族、百「姓」。因此，百「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貴族非貴族的階級，而官僚、疆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諸侯非諸侯的統治者。封建制度於政治上實未曾死滅，況且「改丁歸漕」[2]之法律上的實行不過是一個半世紀以前的事，而「捉差」、「辦差」等制，直到清朝末年還是存在，經濟上又何嘗可以說封建制度完全消滅于秦滅諸侯之後呢？新式社會，若無建設他的相當動力，是不能代舊式社會而興的。中國獨立的文化之中，經四五十世紀的歷史，而竟不能求得絲毫類似於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也就無足怪了。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透了一口氣，可還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資產階級的革命不但沒有完成，並且著手預備得也還很少。因此，封建制度的余勢大盛；中國資產階級的稚弱，統一君主的敗落，各「地方」區域內的經濟發展，及外國帝國主義的利用，——有此四端可乘，於是軍閥割據制度成，而所謂「統一的」中國遂崩壞分裂。中國社會乃逆世界潮流，由「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現代中國的軍閥制度所異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者不過兩端：一，後者為自其原有的經濟基礎生長而成，前者乃攫得此種經濟基礎於外；二，後者根據於埰地制度農業經濟，而前者根據于雇傭軍隊投機商的財閥；——同樣都是資產階級經濟發展的障礙。然軍閥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進而行經濟侵略，剝削商民，壓迫勞動者，不但簡直和封建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諸侯更可怕。依西歐歷史的類似階段而論，中國其實還沒有封建制度，比封建制度還早一期，——正在由部落的酋長時期，進於封建制度的過程中呢（此處當然是比擬而說，不可拘泥）。例如四川、雲貴、湖南、山西、甘肅、東三省等，幾乎全是一軍征服之後漸漸依據地勢強行逼迫商民，憑藉當地的經濟勢力，實行農奴制度式的勞役徵調以剝削勞工民眾，於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勢力範圍」：四川省內現時有各軍隊之「保商」、「護商」制度，——商人怕「匪」，當初請他們「保鏢」，現在落得反客為主，每次護商隊「臨幸」，商人反須貢獻一大筆費用，往往超過所有貨價百分之五十，頗與俄羅斯開國史上商人請鏢師，鏢師變成「外國來的王爺」相像；福州「拉夫」辦法幾乎完全恢復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捉差」制；京漢鐵路、漢陽工廠，自從今年罷工失敗後，實行軍隊強迫工作；其他殘殺姦淫，拘禁銬掠，和封建時代的諸侯對待農奴的手段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勞工平民一概是為軍閥經營生產交通的牛馬。凡此都不過是最顯著的實例，其他相類的事情，舉不勝舉。此等現象，由所謂「自由」貿易（經濟學上謂之「簡單的商品生產制」）變成小諸侯轄制的商業，由所謂「自由」勞動變成公開的武力強逼的力役，——豈非中國社會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鐵證！中國「東方文化派」[3]的學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髒東西，人間地獄？

　　第三種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國際地位。

　　東方諸國，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發展既落後，及漸與先進（文明）國家相接觸，迎受西方文化——資本主義，遂不得不成為此等國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國」輸入資本主義的形式，就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在西歐初發展時，正是封建制度的勁敵，然侵略國外弱小民族之際，卻往往輔助此等民族內部的封建制度，其實是維持自己的統治權。凡是所謂強國，因其經濟上資本主義的要求，可以進而為種種政治上軍事上的侵略陰謀，務使殖民地的經濟生活適宜他的剝削政策，所以維持殖民地內能代行其統治權的各派各階級的勢力。直至完全克服臣屬此等弱小民族為止。中國的地位尤其可危，因有所謂「國際均勢」，而成國際的殖民地；各強國得以勾結各經濟區域內的事實上的政府（軍閥），以至於新生的大資產階級，間接實行其統治權；其結果，軍閥為互相爭奪勢力範圍而時起戰禍，列強亦因互爭勢力範圍而陰謀傾軋、賂買、威嚇，令中國顧東失西，日陷於絕對臣服的地位。各國各勢力範圍內的經濟發展程度若有異，則其對待中國軍閥或中國資產階級的態度亦就不同。中國的軍閥既須有經濟上的憑藉，每每能令其地方政府漸成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之中心點，所以外國資本之佔有此經濟區域者，必從而役使之，利用之。同時，若是軍閥憑藉經濟勢力的形式太魯莽，——足以障礙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那時外國資本之較強者，能力貫於幾省以上，就想除此障礙，而與國內的大資產階級攜手。然帝國主義的性質唯在於：一、投貨，二、搜括原料，三、投資，四、開發原料——凡此都是救世界的資本主義於危亡所必須的程序，此中僅因其經濟侵略力發展的階段不同，而異其掠奪的方式，異其所維持之階級；而總觀起來，他決不能容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充分的發展，因為中國若是經濟上真能獨立發展，則帝國主義必受擠而顛覆。所以不論他是輔助軍閥，或是輔助財閥資產階級，他必有一相當的限度，輔助至此而止，——力求合於他自己的目的。所謂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是外國人在中國經營的經濟；此地所謂助國內資產階級排除障礙，不但此等障礙專是外國經濟在此發展的障礙，而且所助的「國內的」資產階級，亦正是依賴外國資本為生的資產階級。譬如最近漢口的外國商人，趁京漢工潮的失敗，役使湖北地方政府專門封閉工會之與外國企業有關係者，足證軍閥的制度始終大有利於外國資本；再則如上海鎮守使確實是外國資本家的劊子手，外國資本家的報紙可以一面鼓吹中國資產階級之所謂「裁兵理財制憲」運動，一面協同軍閥竭力壓迫一切平民之集會結社自由，甚至於市民（資產階級）歡迎孫中山的大會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論工會！可見外國資本家甚至於與軍閥同樣採取極公開的野蠻政策。所以不論如何，帝國主義客觀上自成為使中國社會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同時又以強力納入資本主義。一九二二年，上海金銀業工人罷工，外國老爺竟放出獵狗來噬齧工人，此等現象只有「東方」——殖民地上可以發現，自古以來無論天災戰禍弄得人煙斷絕，禽獸橫行，也只有烏鴉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慘狀，決比不上故意縱犬吞噬將活人當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東方文化的特色！

　　宗法社會的文化早已處於崩壞狀態之中，而所謂「東方文化派」的學者還在竭力擁護；或者說，談文化何必論到此等瑣瑣屑屑的「細事」。然而要知道，所謂「文化」（Culture）是人類之一切「所作」：一、生產力之狀態，二、根據於此狀態而成就的經濟關係，三、就此經濟關係而形成的社會政治組織，四、依此經濟及社會政治組織而定的社會心理，反映此種社會心理的各種思想系統，——凡此都是人類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空間中之「所作」，這種程序是客觀上當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虛靈，不能離時間空間而獨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應依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無異乎「豎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勢，必定弄得頭暈眼暗。「倫常綱紀，孝悌禮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會的反映，不必多論；「和平好讓」更是因宗法社會中經濟發展薄弱，雖爭亦必不能多得，祖孫、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經濟單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此更無別法；中國的「天下四海觀」，尤其是古舊的封建制度崩壞，而經濟發展剛到「簡單的商品生產制」，不能前進，加上宗法社會的經濟組織，所以大家只覺得要「安居樂業」，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用不著集權的國家，如何能有國家觀念？——只當著其他各國，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國一樣呢。若更說玄妙些，講到東方人的習靜養心、絕欲誠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請問：在如此恬靜的農村生活裡，威嚴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麼「物」，所以只好養「心」，不會滿欲，所以只好絕欲，——是不是東方文化的優點？要知道羅馬時代也有「天下觀」，中世紀教會中也有絕欲主義，又是什麼奇珍瑰寶！誠然不錯，我們決不否認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復其影響於物質的基礎，社會思想往往較其經濟發展落後一步，所謂歷史的「墮性律」；然而最根本的動力，始終是物質的生產關係。譬如中國經濟發展，較之十年前已經大不相同，然而北京總商會仍舊只有送萬民傘的本領，福州市民甚至於打著白旗向日本領事館投降，這真是宗法社會封建制度之奴隸性的心理，崇拜君父的濫調。若是此等幼稚的資產階級能運用現時所有的一些實力，也決不至於如此。雖然，假設中國資產階級真有極大的工廠，幾萬萬的銀行資本，他還肯如此俯就麼？那時，恐怕此等敬長上不爭奪的「美德」早已煙消雲滅了。而此種物質力的自然發展，決不能以一紙唯心論而打消，決不能以仁愛的空名來限制，其實已經容不得你「預防」，——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沒長成，外國的已經現成。帝國主義無孔不鑽的滲入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之中。你愛和平，他卻不愛；你講誠意，他卻不講；你自己老實，他卻不老實呢。

　　中國的文化，——宗法社會，已經為帝國主義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經成帝國主義的武器，殖民地的命運已經註定，現在早已成帝國主義的魚肉。我們也決不歌頌西方文化，因為文化本無東西之別。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類駕馭自然界的能力。——此種文化愈高，則社會力愈大，方能自強，方能獨立，方能真正得自由發展。帝國主義處處阻滯此種可能；於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國人似乎是文化的宣傳者，然而只要看一看下列幾項「瑣事」，就可以知此種的「宣傳」的限度了：美國人在中國所設學校都授美國憲法，還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類的原則！然而美國人克門私運現銀出境[4]，犯了法被發覺，反與關卡兵士衝突，受誤傷致死，美國政府卻不惜以改變對華政策為要挾，庇護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會自詡為文化機關，教會了中國學生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國兵賽球時，贏了他的球就應該吃他的巴掌（北京）。此等關稅法例、球場規則，原來是中國人新近學來的，也可以說是極粗淺的社會共同生活的公約，而中國人卻無福氣實行。至於科學藝術也受限制，住在租界上的人，連看一本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都要捉到巡捕房裡去。請問「真正民主共和國」的民主主義在那裡？帝國主義不但為經濟上政治上的侵略，而且擾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學，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學文明而強盛。

　　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則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無法抗拒；所以不去盡帝國主義的一切勢力，東方民族之文化的發展永無伸張之日。科學文明是資產階級的產兒，然而亦就是破毀資產階級的起點。宗法社會的仁義道德說亦正是宗法社會破產的先聲。至仁義道德說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學文明之真正的社會化時，就是一切舊社會的末日。此種文化過程，在先進「文明國」每每分為兩段；因世界經濟的發展其時尚有相當的餘地，所以強國得以從容不迫先經所謂「民主主義」，而後重返於絕端反對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先經科學的文明而後重返於反對科學的市儈主義，非至於舊社會中的新力量勃生，澈底翻騰，演為無產階級革命之時，此種「循環論證」不能終止。至於殖民地上，此種過程，卻有不得不雙方並進之勢：就是民族的解放運動，普通的民主運動，因阨於帝國主義之故，自然當與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相融合而為一；于思想上即是道德之平民化與科學之社會化兩階段同時並呈——道德與科學本非相消的。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學是顛覆東方文化之惡性的利器。此種惡性：宗法社會、封建制度及帝國主義顛覆之後，方能真正保障東方民族之文化的發展。

　　所謂東方文化的「惡性」決非絕對的，宗法社會的倫理也曾一度為社會中維持生產秩序之用。但是他現在已不能適應經濟的發達，所以是東方民族之社會進步的障礙。西方之資產階級文化，何嘗不是當時社會的大動力。但是他既成資產階級的獨裁制，為人類文化進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殘喘的廢物。直至帝國主義溝通了全世界的經濟脈絡，把這所謂東方西方兩文化融鑄為一；然亦就此而發生全人類的文化，——世界無產階級得聯合殖民地之受壓迫的各民族，以同進於世界革命，——此種趨勢，此種新革命文化的先驅，正就是殺帝國主義的劊子手。宗法社會的思想代表還正在竭力擁護舊倫理，世界資產階級也反過來否認新科學。這也難怪，原來他們倆，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強國之中，都已魂遊墟墓，看不見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後轉。世界的資產階級，既以科學的發明，作為少數人享福之用，他眼看著用了這許多精力，殺人放火的機械製造得如此之精明，始終還是鎮不住「亂」，保不住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他的結論是「科學無能」。這剛剛迎合了宗法社會的心理，於是所謂「東方文化派」大得其意。其實那裡是什麼「科學破產」，不過是宗法社會及資產階級文明的破產罷了。世界的無產階級正應當用敵人所怕的武器，殖民地上的勞動平民也應如此。世界的資產階級及殖民地上的貴族階級已經沒有能力，——為他們所依附的經濟制度（私產制及自給經濟）所限，——不能再前進；自己不能克「物」，所以不得不教人「克己」。難道受壓迫者便真聽了他們「克己」，講唯心主義麼？因此可見，顛覆一切舊社會的武器正是科學。科學只是征服天行的方法。在少數人壟斷此種方法之結果的社會裡，方法愈妙，富人愈富，於是社會中階級鬥爭愈劇烈，國際間戰禍愈可慘，因此以為是科學方法本身的罪惡，其實假設大多數人能應用科學，則雖有鬥爭亦自能保證將來發達進步之可能，只因此等進步已非資產階級文化的進步，而是無產階級文化的進步，所以資產階級要否認。等到私產絕對廢除，階級消滅時，科學愈發明，則體力勞苦的工作愈可減少，全社會的福利愈可增進；物質文明愈發達，經濟生活愈集中，則精神文明愈舒暢，文化生活愈自由，——為「求生」的時間愈少，則為「求樂」的時間亦愈多了。那時，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發展，而且各個人的個性亦可以自由發展呢。要達到此種偉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這是「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的結論，有客觀事實可按的。只有世界革命，東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當的為大多數勞動平民應用科學，以破宗法社會封建制度的遺跡，方能得真正文化的發展。況且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中，若是東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從事於一切革命運動，斷絕一切帝國主義的「輜重隊」，使無發展餘地，亦必暫限於停滯狀態。所以必須以正確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自然科學的方法，為勞動平民的利益，而應用之於實際運動；當令西方的無產階級與東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乘現代各地生產力發展之矛盾性，憑客觀的政治經濟實力以鬥爭，即此鍛煉其主觀的階級意識；逐步前進，顛覆宗法社會、封建制度、世界的資本主義，以完成世界革命的偉業；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這一方針固然非常之明確，然而實際運動之時，尤須時時不忘科學的方法，縝密的考察，因時因地而相機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民族革命相應的方法，以及東方民族內部運動之階段，都必須是極慎重的研究。

　　原載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

　　署名：屈維它

　　注釋

　　[1]見Nyokching Tsur博士之《寧波人的企業》，德國蒂賓根1909年版，第51頁。

　　[2]改丁歸漕，即「攤丁入地」，將丁銀併入田糧徵收。明代一條鞭法實行後，代役丁銀逐漸攤入田畝徵收，但未普遍執行。清繼續施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規定，依照上年各地所報丁數，固定稅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地」後，地丁合一，丁銀和田賦統以田畝為徵稅對象，簡化了稅種和稽征手續。

　　[3]五四運動前後，一些學者極力提倡中國的傳統文化，鼓吹東方的「精神文明」可以拯救西方正在破產中的「物質文明」。其代表人物有辜鴻銘、杜亞泉（傖父）、梁啟超、梁漱溟、唐大圓等，被稱為「東方文化派」。

　　[4]1923年1月，美國資本家克門和美國領事索克賓偷運銀元6萬出境，被中國關卡發現後，克門竟開槍射擊中國士兵，中國士兵被迫開槍回擊，將克門擊斃，從而引起中美間的嚴重交涉。

　　(1)本文收入作者自編《瞿秋白論文集》（未出版）時，刪去了原文結尾的一段文字，這裡仍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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