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一九二二年之豐收|瞿秋白

蘇俄一九二二年之豐收

　　（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

　　饑災後之復活節——俄境內之「海牙會」

　　一九二一年的饑災，俄國經濟，大受損喪。一九二二年夏，天時頗正，年成好的，早有預兆，俄國國民連年受戰禍災祲，至此才緩的一口氣轉來。據全俄中央統計局的報告，已可略述豐年的景象。

　　現在的收穫剛剛開始，所以統計的報告，還沒有完全，可是更就已得消息，已經可以一見今年農業狀況之增進。全俄總算，今年農產秋季的收穫約共十有九萬萬鋪德[1]（每鋪德抵中國三十斤）。如連烏克蘭算在內，則有二十八萬萬五千萬鋪德，每一國民平均可得二十九鋪德以上。除去預儲來年種籽外，實得亦約有二十四萬萬鋪德。麥產之外，尚有馬鈴薯，共二萬萬五千萬鋪德以上。

　　假使要根據此數，推算市場上農產品的增多數量，那卻必須先除出農民的消費量。農民自己消費之餘，才有餘糧流入市場。然而農民消費量，很不容易計算，他們多有多吃，少有少吃，其它一切餵牲口，留種籽，也是如此，並無預定額量。如以戰前而論，平均每人消費量為二十六鋪德，其中七鋪德已算入牲口食料之中，經歐戰之後又繼以國內戰爭，積極的消極的每少參與革命事業之農民經濟，當然一時還不能恢復戰前的常軌，戰前每年收穫往往達四十五萬萬鋪德以上呢。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間，消費量早已減低。城市居民每人約十鋪德，農村居民約十二鋪德，最多者也不過每人二十一鋪德而已（這已在於其地產量之多增）。如單以這一年而論（一九二一年夏至一九二二年夏），平均消費量大約如此。俄國及烏克蘭國總計城市居民所消費為一萬萬七千五百萬鋪德，鄉村居民則為十六萬萬三千萬鋪德，共十八萬萬零五百萬鋪德，依此計算，則下年（一九二二年夏至一九二三年夏）當可有餘糧四萬萬鋪德（亞俄歐俄並算在內），再加上烏克蘭之三萬萬四千四百萬，共計七萬萬四千四百萬鋪德，此中除出城市居民享用市場之消費量，全俄當有純粹的餘糧五萬萬七千一百萬鋪德。

　　然而此五萬萬七千一百萬餘糧卻不能全算做流入市場的貨物。因為既是豐年，人民自能增加其消費糧，或且儲蓄起來。戰前地主每年存儲的食糧，約有四萬萬至五萬萬鋪德，約當每年收穫百分之十至十五。普通農民的糧棧中，存儲數量每年也有三萬萬至三萬萬五千萬鋪德之譜。所以算來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之餘糧，除出約存儲數量為百分之十後，僅有三萬萬鋪德，再除出增多之消費量，餘糧之能流入市場者大約平均數僅有一萬萬五千萬鋪德。勞農政府還當用食糧課稅法及商業交易法，誘此餘糧使流入市場，否則漸漸散用於農村經濟間，國家城市消費者所得甚少。

　　雖然如此，只要勞農政府商業政策得手，單這一萬萬五千萬鋪德的餘糧，已經大足以舒展俄國的經濟生活，利用之振興實業，創辦電站，購取國外的機器等，來年的經濟狀況大可樂觀。俄國報界現在稱此豐年為「國內之海牙」，「假使在海牙向外國資本家借錢沒有借到，幸而國內年成大好，可以回頭向農民階級借麵包」，雖則數量甚微，然在七八年繼續戰禍災祲之後未始不因此而如釋重負呵。

　　今年收穫成績與去年災歉期對比而觀，尤足以見農業增進之動象。

　　「消費諸省」，去年收穫二萬萬五千四百萬鋪德，今年當只有二萬萬四千八百萬。

　　「生產諸省」，去年災歉，收穫三萬萬三千九百萬鋪德，今年當有八萬萬零五百萬。

　　東南諸省，去年災歉，收穫八千四百萬鋪德，今年當有二萬萬零二百萬。吉爾溪茲[2]共和國（新疆之西，俄國聯邦之一）去年災歉，收穫五千二百萬鋪德，今年當有九千八百萬。

　　西伯利亞，去年收穫二萬萬三千萬鋪德，今年當有二萬萬三千六百萬。

　　烏克蘭共和國，去年一部分災歉，收穫六萬萬零二百萬，今年當有七萬萬八千八百萬。

　　全俄總計（連克留摩半島[3]在內），去年共收穫十五萬萬六千六百萬鋪德，今年當有二十三萬萬八千萬鋪德。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光景。

　　〔注一〕上文所述「消費諸省」系指北部諸省，其本地出產向不敷供給居民者而言；「生產諸省」，其義相反。

　　〔注二〕上文所述數字，皆為大約的總數，並非細案的清帳，且已除去來年的種籽數量。

　　此中所算收穫數量，連食糧稅亦在其內，據統計局報告的按語，食糧稅今年約可得二萬萬八千萬鋪德。此以黑麥為單位而算，其中尚包括肉油等稅在內，除出雜稅、及收稅之十分之一（預作為不能及時交納的空頭帳），則國家糧食之稅收入，至少當有一萬萬七千萬至一萬萬八千萬鋪德之譜。所以來年勞農國家城市居民的食糧狀況，也大有改善之傾向。

　　附：

　　勞農政府赴中國代表岳飛[4]已啟程，聞並帶有與日本開始撤兵問題之談判的責任雲。遠東方面，消息當較近，祈讀者注意，記者不多贅述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

　　原載一九二二年十月七、八日《時事新報》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鋪德，今譯普特。

　　[2]吉爾溪茲，今譯吉爾吉斯。

　　[3]克留摩半島，今譯克裡米亞半島。

　　[4]嶽飛，今譯越飛（一八八三——一九二七），蘇俄外交官。一九二二年三月以全權代表身份來華，代表蘇俄政府與北洋政府洽商外交承認及其他問題，未果。一九二三年一月轉赴上海，與孫中山先生會晤，發表聯合宣言。不久奉召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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