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俄羅斯之經濟問題(2)|瞿秋白

蘇維埃俄羅斯之經濟問題(2)

　　「蘇維埃政府之國家的資本主義」——財政改良問題之討論

　　社會改造之中心問題在於經濟組織之整頓，推翻舊的，創造新的。俄羅斯革命的價值就在於他經濟改造政策的適當與否而定。俄國工業程度及無產階級的組織在戰前本是落後的，所以當俄國布爾塞維克革命起時，各國無不驚駭，引為奇事。記者于《共產主義之人間化》一篇中已經論及俄國經濟組織的實況，共產主義之理論及共產黨在俄國實行其理想之辦法。

　　自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之後，食糧課稅及自由商業令隨即公佈，蘇維埃以前的經濟政策隨之而變，這是時勢之所要求。於是自由商業問題、協作社問題、工資率問題、貨幣制度問題——這是關於經濟的，食糧委員會及協作社的權限問題、國外通商委員會及財政委員會徵集管理硬幣的權限問題、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改組問題並及于職工聯合會問題——這是關於行政的，一時都成輿論中及官廳裡的談資。前日（五月十七日）全俄國民經濟蘇維埃大會及全俄職工聯合蘇維埃第四次大會都已開會了。這兩會中，是要解決俄羅斯的經濟問題的。列寧於此時（五月十八日）乃在莫斯科蘇維埃及共產黨莫斯科省會機關報《共產主義的勞動》上發表一篇文章，很有趣味，題目：《蘇維埃制度中之國家的資本主義》。

　　行自由商業制，就不能免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今所當討論的問題，就全在於「以國家資本主義之舵把持定不可免的資本主義發展方面，便於不遠的將來，變此國家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第一當先知蘇維埃制度中實際上國家資本主義將是什麼。

　　最簡單的，蘇維埃當局所「著手」於國家資本主義者——就是租借地。蘇維埃制下之租借地是什麼？這就是因反對小私有財產的（宗族制的及小資產的）階級，蘇維埃的無產階級的國家當局與「國家資本主義」所訂的協約，所結的同盟。租借者是資本家。租借者辦租借地純是資本主義式的，他願與無產階級政府訂協約是為著要獲得厚利。于蘇維埃當局有利的，卻在生產力的發展，及出產品的增多。我們有幾百個工業者、礦業者、林業者。我們不能工作——機器不夠，食糧不夠，運輸不便。因此同樣的原因，別種的事業我也辦不好，因大企業辦不好，而小私有財產階級的力量處處發現：近郊的（隨後全數的）農業墜落其生產力，他們對蘇維埃當局的信任心漸失，朋比為奸的小投機事業發生（這是最危險的）。蘇維埃政府「著手於國家資本主義」而倡租借地，以大生產敵小生產，以先進的生產敵落後的、以機器的生產敵手工的，在我們自己的手裡增加大工業的數量，增加國家管理經濟的力量，與小資產式而無政府的經濟狀態取得均勢。

　　租借地為國家資本主義形勢之一，比之其他蘇維埃制度中的國家資本主義之形式，似乎是簡單明瞭正確而具有順序的辦法，此中困難確是有的。然而比之著手、發展、辨別國家資本主義之其他形式，這樣的困難還算是最小的。

　　政策上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要會適用租借地政策的原則於其他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自由商業、地方交易等類。——租借地—其一。

　　我們再論協作社。物產課稅令既公佈，不得不急急擴充協作社的「自由」及其權限。協作社亦是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之一，然較不簡單、較不正確、較無順序，而較雜亂，小生產者的協作社不免發生資產的資本主義關係，助這種關係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化的第一步計劃。苟有小生計者的發現，及貨物交易的可能，這就是不可免的，而且不能有別種現象發生。故所謂協作社的自由與權限，在俄國的經濟狀態中，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的自由與權限。

　　然而「協作社的資本主義」（以別於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在蘇維埃政府之下，與國家的資本主義同其性質，因此現在對於我們是有益的。售賣納稅所余食糧之自由愈擴充，我們愈當努力，使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趨向於協作社的資本主義。協作社的資本主義，像是國家的資本主義，因為有他就容易統計、監督、管理，以及訂立國家（在此為指蘇維埃的國家而言）及資本家之間的「契約的關係」。協作社，是商業的一種形式，比私人的商業有益處，因為他容易聯合，組織幾百萬的人民，而這一點就是將來由國家資本主義過渡於社會主義之中緊要關頭。——協作社—其二。

　　現在再論第三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國家對待資本家如對待商人，使他出賣國家的出產品，收買小生產者的出產品而付以「委辦利息」。——商人—其三。

　　次論第四形式，國家以國有建築品，或國有產業，或國有森林土地之類出租于企業家的資本家，出租契約當與「租借地」條約最相象。——企業家—其四。

　　這後述兩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我們還絕沒有人論到，沒有人注意。這是因為我們怕看「微小的真理」，而太常常自己走入「好高的自欺」。我們時常迷惑於「我們」由資本主義過渡於社會主義，而忘記了我們自己的真確的「我們」。（所謂「我們」是誰？）「我們」——是先覺無產階級的先進，我們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然而先進之輩不過是無產階級的一小部分，而無產階級又是全數人民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們」要能解決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問題，必須先明白，由未到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時，過渡於社會主義的政策，當用何種間接的方法態度。這是問題中的要點。

　　在最近期間應當會想著適宜於容易從宗族制的小生產過渡於社會主義之間接的關係。

　　記者新近見著德外交部駐俄經濟調查員史德雷經濟博士，他對我說，在戰前很研究俄國的工業，以現在比起來，革命的破壞真可驚駭。大工業幾乎已等於零，所謂社會改造，可以推翻資本家、私有財產者，而不可以推翻資本（機器材料等）的本身，再加以工人管理而工人又沒有相當的知識及道德程度。現在據列寧說來，確亦已知重造資本為必要了，——還得順他自然的發展，而因勢利導之。

　　前一通信已經說及勞農政府有重新恢復貨幣制度之說。現行所謂「蘇維埃錢」，其實並非貨幣，既不兌現又無保持信用的能效，票面本只當「統計券」字樣。如今因國內外商業恢復財政亟須整頓，又值職工聯合會開大會要議及自由商業、協作社等問題，所以一兩星期以來討論財政改良的非常之多。現雖尚未告結束，且記一記大概。

　　原來蘇維埃政府於最初所謂社會主義之過渡時期中，收入與支出之增長一部分（如農工業品之繼續出產而供國家使用者）直接以出產品計算。其餘一部分（如已製造成的物品，僅移轉位置者，家俱等類，或如房屋，僅須取分配法而非本人消費者）概暫時以「金錢的形式」行之。而盧布價格之低落，卻是因為國家儘量多發紙幣，即國家所費「金錢」之額超過於人民歸還國家之數。革命時支出自然倍增，而在處理社會主義的新經濟上尤甚。因此紙幣發行額就在於國家收入及支出相抵之數。於是：

　　紙幣發行額＝支出－收入

　　現在自由商業及協作社交易復興之後，財政的流通，更加需要，而這種弊症也更加顯著，整頓貨幣流通的現狀，就是要使發行額等於零。自然只有減少支出增加收入的一法。減少支出，唯有擴充社會主義的經濟，以物產作工資等。其餘一個辦法就在設法增加收入。勞農政府財政狀況既是如此，現在正值各種經濟問題的緊急時期，對於這一問題有許多提案不外下列四說：

　　（一）課稅法，（二）信用機關法，（三）金類通貨法，（四）有證紙幣法。

　　一，課稅辦法，此說要以課稅而收回紙幣，同時收入增加，發行額減少。就是設種種課稅法去吸收人民的紙幣，使課稅所得足以蓋過發行額。然俄政府每年所發紙幣額數超過五倍，要使課稅所得能蓋過這五倍的數目豈非一為難事。如直接稅則全國資本都受極大影響。可以用間接的課之於己用物產報酬之工業上，轉嫁于農民，附以極重稅稅率，固然可以。農民以高價得工業品，即交易食糧而紙幣折算起來，價越低落，政府可以利用紙幣之低落而收回他，另發新幣。然而現在城市中所有工業品太少，無所用其課稅，農民紙幣雖多，有購買力，而政府沒有貨物，仍舊沒有辦法，所以這一說恐怕不能實現。

　　二，信用機關，有人說，可以在全國廣設各種信用機關，各儲蓄銀行之類，然而即使儲蓄銀行辦得好，能吸取全國紙幣之半數，財政仍舊不能整頓的，為什麼呢？現在市面上流通的紙幣，本不嫌他太多，而只可惜他本身的信用早已沒有了。發行者是國家，國家財產在這社會主義過渡時代，另呈一特別現象。況且並非信用生貨幣的價格，乃是貨幣的價格立信用的。雖有信用機關，而所收無信用的貨幣決不因此而生信用的。協作社本有向社員徵募公債的辦法，然至今也未見紙幣價格增高，——就是一個證據。

　　三，金類的通貨，這問題亦不容易，一般人都信政府將發行銀幣以為紙幣的準備金，然而據《經濟生活》[2]報上推測，以國家收入支出不能相抵，如永久是發行額超過收回的數量，雖有硬貨也是無用。紙幣的信用仍舊不能立。那不是徒費一番鑄造的功夫，金銀的數量麼？況且如說鑄銀幣，俄國本非出銀的國家，需用銀是要靠入口的，如何有能力發行到相當的數量之銀幣呢？

　　四，有證紙幣，所謂有證紙幣是仿通常紙幣自由兌換金銀硬貨，不加限制的辦法，想使現在紙幣，雖不能限制兌換硬貨，而可以使國家負其責任，自由兌換國家的產品，拿著紙幣，可以隨時隨地，依定額，取得貨物。那時紙幣就有保證了。然提此案的人究不能指出無限制兌換的可能。既不能無限制兌換，就是有些保證，也不中用得很。

　　這四種辦法都很困難，不易解決。至今財政問題還在磋議之中，據勞動委員長史美德[3]的意見，「根本解決只有振興農工業，增加實際上的富力，才作得到。革命時發行紙幣是可能的，然紙幣價之低落也遵一定的法則。所以在現在俄羅斯這種經濟狀況之中的財政問題，另有一種特別的意義。盧布價格，一九一八年時，大約一舊盧布值一百新盧布，到現在要有一萬盧布才抵得上一舊盧布的價值。價格的低落到如此，所謂『盧布』，早已失其本位的資格了，所以現時無論何種辦法，決不能根本解決。只可以想幾條臨時救急的辦法而已。」這是勞農政府現在的財政問題，我們且看下文如何。

　　莫斯科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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