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學第四節社會與個人

第四節社會與個人

　　社會是由個人組織成的，——沒有個人便沒有社會，這是用不著詳細解釋的。可是應當切記：社會並不僅只是許多個人加起來的總數。社會是現實的總和而不是邏輯的總和，社會是一種「系統」，——社會之內許多個人之間有極複雜的錯綜交互的互動關係。凡是一種所謂「系統」，——不論是生物的機體，或是死物的機械，——其內部的各分子之間都有互動的關係。譬如一部機器或是一隻表，我們把他一件一件的拆開，便成了一大堆的大大小小的齒輪、輪軸、螺旋釘，——這才是齒輪等的一個總數，可是已經不成其為機器或表。為什麼？因為機器或表的各部分（齒輪、輪軸、旋釘）之間已經失去那一定的聯繫，各部分之間的互動已經消滅，——便不成其為一種機械體了。何以這些齒輪等能成為一部機械的總體的各部分呢？因為其中有一定的配置。社會亦是如此。誠然不錯，社會是個人所組成的。然而假使各個人在勞動過程裡沒有占得一定的地位，假使各個人之間不曾先有勞動的聯繫，——那時雖然有許多個人，仍舊不成其為社會。

　　其次，還應當注意社會之中的另一種現象：社會不僅是各個人的互動的總和，各個人的互動並不永久是直接的；社會卻往往是各種人的團體之互動的總和，這種團體是那一大的現實的總和（社會）內之小的現實的總和，——他立於社會與個人之間。且就現代社會立論。現代社會是非常之大的，——差不多包含全體的人類。因為現代各國的人，雖然相離甚遠，卻都已有勞動的聯繫：「世界經濟」已經成立，而且正在發展。然而這一包含十七萬萬互動的人，互相之間有根本的（勞動的）聯繫，又有其他種種的聯繫的大社會裡，還有依其他方法結合而成之小系統：階級、國家、教會及黨派等。總之：社會之內另有許多小團體，當然亦是由個人組成的；這些小團體內各個人的互動格外快些格外多些（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說得對：互動的範圍愈狹，各個人之間的聯繫愈密切）；同時，這些小團體亦有相當的接觸和動作。因此，社會之內個人與個人往往不是直接互相影響，而是經過各種團體，——經過那共同的大系統（社會）裡的小系統。譬如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各個工人。他和誰最常在一起談話，討論種種問題呢？當然，他和工人最能常常相遇，而和手工業者、農民或資本家相遇的機會便少得多。這裡便是階級的聯繫。這一工人與其他階級相遇，往往不是直接的，不以個人的資格，而以工人階級一分子的資格，——或者更以「自覺的組織」（如政黨或工會）之一分子的資格。所以工人與社會相接觸，是經過自己的階級或自己的黨會的，——並不是完全直接的。階級之外，還有其他種種團體，如職業、宗教等，——亦是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媒介：學者與學者，新聞記者與新聞記者，牧師與牧師之相遇的機會，必定比他們與其他職業的人相遇的機會多些。各個人對於社會都有一種資格，這種格之相同，便是社會內的小「總和」（團體）的形成——使各個人與社會的接觸變成間接的。（此節所言「相遇」，當然不是指普通相遇而說，而是指各個人經濟上政治上……與社會相接觸。）

　　物質方面，我們已經說社會不是許多個人相加的總數；——「人與人相結合並分配於勞動過程裡」而成社會，決不止於一種算學上的和數的意義。精神方面或心理方面亦是如此。我們曾經屢次舉過價格的例子。市場價格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結聚」，各人互動的產物。價格是否各個人估價的平均數呢？不是的。因為估價是各個人自己的「私事」，是個人「心上」想看的價錢。市場價格卻是違背各個人心願的定量。他是一種客觀的，不受意志拘束而反能轉移個人意志的東西；他是社會的，——雖然不是物質的，雖然是人自己「所造出來的」，卻已不受各個人的支配了。其餘的心理現象，精神現象都是如此：政治組織、語言、文字、科學、藝術、哲學、宗教，——以及較小的精神現象，如時式、風尚、禮貌等等，——一切都是社會生活的產物，人的互動的結果，互相影響繼續不斷的現象。

　　社會既非簡單的人數之總和，社會之精神生活亦非各個人的理想情感所加起來的總數，——而是此等理想情感交互接觸的新產物。他是人的互動的結果。社會某心理現象是各個人理想情感互動之後所生出來的新現象，互動以前所沒有的。

　　馮德說得好：「許多同樣的個性所組織成的共同生活，及因此共同生活而流露出來的互動關係，應當產生新的現象，成為新發現的條件，他自有他的公律」，——與組織此等共同生活的個性之公律不必盡同。

　　社會之外決無獨立的個人。決不能死板的設想：先有一個個獨立的個人，然後漸漸的聯合起來，組織成社會。我們知道社會之發展導源於人「群」。難道是：當初有許多個人單獨的生活著，忽然有一天大家明白了，以為集合在一處共同生活便利些，開了一個大會，大家都說明白了，然後組織而成社會？「個性既成舊派經濟學的出發點，各個人既在社會裡經營生產，所以社會生產便以個人的觀點而定，……其實獨立的不相交通的漁者或獵者完全是18世紀思想家的空想……社會之外不相關涉各自獨立的個人生產……純粹是幻想，無意識的假設；這種假設，真象說『沒有共同居住互相談話而能有語言的發展』一樣。」（馬克思之《經濟學批評》）

　　這種「個人說」，最明顯的是盧梭的《民約論》（一七六二），——人生來自然就是自由的。個人要保證他的自由而與別人發生關係，於是根據「社會契約」（Contract social）而組織「社會國家」（盧梭的國家與社會是無區別的）。實際上呢，盧梭所說，並不是國家或社會之真正起源，而是依「理智」的觀點立論，應當怎樣組織一個好社會。誰不遵守「契約」，便應當受罰。假使國王濫用權力，便應當推翻他，因為他背了民約。因此，盧梭的學說雖然錯誤，卻能在法國大革命中發生極大的影響。

　　「社會的人」和人的「社會性」只能在社會裡發展。假使說野蠻人並沒有見過社會，忽然在理論上想著了社會的利益，——那真是笑話。人是社會的動物，人在最早時期便已經有社會。決不能想：社會是某年某月某日宣告成立的。（只有市儈的商人，常常組織股份公司，集股之後，訂定章程，「開張大吉」的宣告公司成立，——只有這種市儈才能這樣想。）人的「天性」是社會的，——社會變遷，人的「天性」也隨之而變遷；人客觀上生長於社會進程之中，而並未按照什麼契約。

　　人既然客觀上永久是社會的動物，各個人便永久以社會為其環境。社會既是個人的環境，所以社會便能規定個人的發展。這一社會有這一社會的環境，所以便有這一社會的個人；那一社會有那一社會的環境，所以便有那一社會的個人，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於是我們又遇著了一個重要問題，學術界裡屢屢爭論的：就是個人在歷史裡的能力問題。

　　這一問題的意義是：個人能否影響歷史，個人影響歷史的能力有多大？中國人所謂究竟是時勢造英雄呢，還是英雄造時勢？社會是個人所組成的，各個人的動作互相交錯衝突而造成的社會現象。隨便什麼樣的個人，一舉一動都能影響到社會上去；隨便什麼樣的個人，所念所想都是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可見個人對於歷史是有影響的，——歷史本是我們人所做出來的。

　　既然如此，——各個人確能影響社會。然而各個人的動作是否有原因的呢？當然有的。我們知道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人的意志受外界環境的規定。所謂外界環境，對於個人就是社會的環境（家庭、團體、職業、階級、全社會等的客觀條件）。因此，社會的環境影響個人的行動，個人行動的動機都受社會生活的暗示。譬如大戰中的俄國兵士，他們大半都是農民，看著戰爭沒有完的時候，自己有田地不能耕種……他們心裡便能發生要求停止戰爭推翻政府的動機。可見社會的環境足以規定個人行動的動機。這種社會環境，便能縮小各個人的目的的實行範圍。

　　其次，由個人的發展一方面而說，個人差不多完全是社會的產物。他在家庭裡、學校裡、街市上受著種種「訓育」，種種影響。個人所說的話，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個人所想的種種觀念，是前幾輩人所漸漸確定下來的；四圍的社會風尚習俗包圍著個人；整個兒的社會生活陶養著個人。個人從小到大的生長完全在社會影響之下，——所以各個人的性格習慣完全是社會影響所形成的。既如此，——實際上每一個人都包孕著「社會的內容」。個人自身是社會的小影——各種社會影響所結合成的。

　　最後，還有一種現象應當注意的。個人對於社會的作用，往往因為他佔有特別的地位或執行特別的工作，比較的說，是非常之大的。譬如軍隊裡的參謀部。軍隊可以有幾萬人，以至於幾百萬人，而參謀部卻只有幾個人。然而這幾個人（參謀部）的影響比那幾百萬人大得多。假使敵軍能捕獲參謀部，——那便有時竟與全軍覆沒一樣。這幾個個人的影響可以說是大極了。然而我們且仔細研究一下看，假使參謀部沒有軍用電話，沒有前哨探子，沒有軍用地圖，沒有軍隊的紀律，沒有發命令的可能，——那時參謀部還有甚麼價值？絲毫都沒有了！從此可見參謀部內幾個個人的力量從何而來的了。這幾個個人其實並不是三頭六臂的。他們的力量是一種特別的社會聯繫及特別的組織所造成的。當然，他們應當有一定的軍事學問。然而他們若脫離了自己的組織，雖有天大的學問，也是枉然。從這一例子看來，可見參謀部內各個人的力量以及他們對於軍隊的影響，是軍隊自身所造成的——軍隊的組織，軍隊的秩序——軍隊裡各種互動關係之總和所表現出來的。

　　社會亦是如此。譬如政治領袖，政治領袖的力量當然比普通的個人或普通的黨員大得多。當然，要做一個政治領袖，亦應當有相當的智識學問及經驗等，然而假使沒有相當的組織（政黨、工會、結合群眾的機關等等），所謂「領袖」決不能有什麼作用。社會聯繫的力量造成「出色的」個人（英雄）的力量。從別一方面說，譬如發明家、學者，亦是如此。他們亦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一定的環境內開展自己的才能。假使極有天才的技術家，沒有求學及研究的可能，沒有現代社會的種種工具，他亦只能去賣破布，走江湖，——誰也不知道他。名將不能成就在軍隊之外，天才的技術家亦不能成就於機器之外。從此可見：社會聯繫造成個人的力量。

　　朴克羅夫斯基（Pokrovsky）[52]說：「歷史家自己是智力勞動的人，是智識階級；更狹些說，他們是文學家、著作家。他們以為智力勞動是歷史裡最重要的成分，而文學的著作——從詩詞小說起到哲學論文為止——是根本的文化，這真是再自然沒有的事！不但如此，智識階級的誇大性也和古代埃及王一樣——以為頌揚武功的碑誌是歷史的本身。他們自以為造成了歷史了。

　　個人是社會的個人，——是社會或階級的一分子，所以他們的行動是以某一階級，或某一社會之一分子的資格而行動的。因此，假使要研究社會的發展，應當先考察社會情狀，然後進於個人事蹟的研究，——決不能只看見英雄，而不看見「庸眾」。從社會關係一方面——社會生活的各種條件、階級、職業、家庭、學校等的環境，——我們可以解釋個人發展的因果；從個人的思想行動方面，我們卻不能解釋社會的發展。譬如技術家發明一種機器，他首先必定從已經有的技術著手，社會裡先有一種舊的技術或科學，科學裡已經覺察出某種疑問；再則，社會裡先有一種舊的方法，實用上要求新的改良，——那時，技術家才能尋出解釋那種疑問的答案，想出那一種新的方法。要知道：舊的技術及科學，是集合幾代人，幾百年的社會生活的產物而成的。新發明家不過是考察舊的而創造新的罷了，不過是社會的結果罷了。個人的形成是社會的結果：個人行動的動機受社會的暗示；在社會環境裡及社會發展的過程裡，個人的行動是有一定的範圍的。因此，可以說：社會超越個人，或社會統禦個人。

　　[52]朴克羅夫斯基，今譯波克羅夫斯基（Pokrovsky，1868—1932），俄國歷史學家。曾任蘇聯副教育人民委員、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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