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學第四節社會科學中之目的論

第四節社會科學中之目的論

　　論目的論及其適用於自然界和生物界，暫時不說到人，我們可以斷定目的論的觀點是不對的。既然沒有目的，當然沒有目的性的規律性。然而講到社會和人，卻大不同了。石頭沒有目的，人卻能立目的。「蜘蛛結網，好象織布；蜜蜂做窠，亦可以使建築家的人害臊。然而先就有一件事，即使極壞的建築家也不能和蜘蛛相同，——這就是：建築家在未動手以前已經有一個預想的建築物在頭腦裡面。勞動過程的結果，早已理想上存在在建築之初，——工作者自己的概念。這種工作者不但使自然界的形式改變（Formveränderung des Naturlichen），他同時在自然界裡實行了他自己的目的，這種目的是他明明知道的。而且能夠規定他實踐的方式及方法，他自己的意志亦應當服從這一目的，——這是公律。這種服從並非單獨的行動。于工作的全過程裡，除必須使用自己的機官外，還要有一種適當於目的的嚮往的意志，——其表現就是『注意』。」（《資本論》卷一，德文本一百四十頁）這就是人與其他生物之間的界限。對不對？當然，誰也不能否認，——人的確自己能立目的。現在看一看，社會科學中這種「目的的方法」派所得的結論是怎麼樣的。

　　我們且引反對客觀派最利害的德國學者史塔摩勒爾[23]，他有一部著作：《唯物史觀之於經濟與法律》（Rudolf Stammler， 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chen Geschichtauffassung．2 Auflage）。

　　史塔摩勒爾問：——社會科學的對象是甚麼？——社會科學是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社會現象有種特性，是其他現象所沒有的。所以應當有特別的科學。社會現象的特徵就在於他是受外力節制的，受法律的規範的（法典，命令等）。假使沒有這種節制，沒有法律，便沒有社會。假使說有社會，就是說社會生活納入一定的範圍，安置於其中，仿佛模子裡鑄洋錢。

　　社會現象的特徵既在於受節制，則社會現象的規律性當然是目的的規律性。然而究竟誰在那裡調節，究竟甚麼是調節呢？——人創制一定的規範以求達一定的目的，這種目的亦仍舊是人定的。所以依著史塔摩勒爾：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發展與自然發展之間有非常之大的區別。——所以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亦是如此；社會科學是「目的的科學」（Zweckwissenschaft），自然科學卻是以因果律為觀點的。

　　這種觀點對不對呢？暫時我們承認人的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區別，在於人能有意識的以法律調節自己之間的關係。然而因此就不能問：為甚麼人在這一時代這一地域便這樣去調節社會關係，在那一時代那一地域便那樣去調節社會關係呢？舉一個例：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德意志資產階級共和國，以槍斃工人做調節的方法的；蘇維埃俄國的調節方法，卻是槍斃反革命的資本家；資產階級國家立法的目的在於鞏固擴大穩定資本之統治；無產階級政府的命令卻是破壞資本之統治而保證勞動之統治。現在我們要求科學的解釋此等現象，單說兩方面的不同夠不夠？當然不夠。人家還要問：為甚麼，為什麼目的不同呢？這就引出來許多答案：因為一邊是資產階級執政，那邊是無產階級執政；資產階級的目的如此，又因為他的生活條件使他發生這樣的願望；無產階級的目的如彼，亦因為無產階級他的生活條件使他發生那樣的願望；……我們若是要真真的明白社會現象，必定要問「為什麼」？——就是問他的原因，不論其中是否有人定的目的。可以說：即使人已經能夠完全有意識的去調節社會現象及一切，而一切現象亦確能如所願；——那時尚且不要目的論而要追究現象的原因，就是尋出原因的規律性，可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這一方面絕無異點。

　　再細細考察一下，便可以知道這是毫無疑義的。難道人的社會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是生物界的一部分？假使是一部分，那麼，要說這一部分與其他的部分絕對的相反，豈非大奇事。可見隱約之中目的論始終還是承認人為萬物之「靈」。於是更可以明瞭目的論的無用了；——這還是假設我們承認社會現象純受外來的調節而論的。實際上一切舊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尤甚），都是無調節的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中的。——這正是舊社會的特徵。

　　一切社會現象之中，所謂「調節機關」（法律），真能調節得盡如立法者之意的，非常之少，而且對於社會發展並無此等重要作用。至於將來社會之中呢？那時卻已經絕不用外力的（法律的）調節。因為有覺悟的，受勞動互助的教育的，新社會裡的「人」，已可絕不用外力的干涉。

　　可見史塔摩勒爾的學說根本錯誤；而社會現象的研究法，還是應當用原因論的觀點。

　　史塔摩勒爾的思想裡，顯然暴露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僚心理，他把暫時定做永久的。其實，國家法律是階級的社會之產兒，此種社會的一部分往往陷於不斷的極暴烈的鬥爭旋渦裡。當然此種社會存在的條件之一，便是法律的規範及治者階級之國家組織。至於無階級的社會裡，景象就大不相同了。可見決不能拿歷史上變遷不居的當做凡是一切社會都承認目的。

　　別一方面，史塔摩勒爾卻反忘了一件極緊要的事。法律和規範，治者階級願意借之而得的是這樣的結果，他們卻因社會的無政府的自生的發展力量與之對抗，竟得著那樣的結果，與原定目的大不相同，——這是常有的事。譬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歐戰便是最明顯的例：不錯的！各資產階級的國家以法律命令調兵遣將，造潛艇飛機，那時是有一定的目的的。結果卻引起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目的論的觀點怎麼能解釋，即使解釋了又有什麼用處？可見史塔摩勒爾過分看重人力的調節，而看輕自生的發展了。

　　[23]史塔摩勒爾，今譯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德國哲學家，著有《唯物史觀之於經濟與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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