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唯物主義Ⅹ

Ⅹ

　　罷爾德所放最後一箭，就是說：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枉然自稱為唯物論的，因為竟沒注意物質上幾個最要緊的分子，如氣候與人種的影響。真正如此。我們讀一讀馬克思的話：

　　如不論及較發展的社會生產之形式，則勞動之生產力乃關係於自然界條件。一切此類的條件可以歸於人的本性，為何種民族等等，以及其四圍的天然環境。外界天然的環境在經濟上可分兩大階段，（一）生存之自然界的資本，就是：土地的膏腴及水中的魚類等。（二）則為生產工具之自然界的儲蓄，如：水泉、航路、森林、五金、煤等。文化之初期，能顯偉大的作用者只有其第一階段，至高等的發展程度，則及於自然界富源之第二階段。（馬克思《資本論》卷一）

　　雖然，要駁詰罷爾德虛偽的斷言，也不是難事。假使歷史唯物論說，人之環境不但是自然界還有社會，那亦不是像罷爾德所妄度的，他以為我們避開氣候及種族，專言社會為人之環境呢。

　　無論如何，罷爾德卻提起了這一問題，使資產階級的頭腦之中弄得一塌糊塗，也正不可不與以一明白解釋。唯物史觀本力求不斷進步之中的歷史的發展，自人之服從自然界至自然界受人之統治止。此一進步，同時有一隨之並進的進程，令無量數人類的「圖騰」自禽獸世界出發，而進於社會的組織，此等組織始終將集全人類為一。歷史之進步的過程並非以「同類的異化，而是以異類的同化」為其特性。(42)所謂異化，如神話所傳：《聖經》傳言，人類出自三兄弟西摩（Sim）、哈摩（Cham）、霞菲德（Japhet）；或如塔悉德君（Tacit）所引德國古謠說，英智夫（Ingew）、伊斯德夫（Istew）、日耳明（Germin）兄弟三人之故事；或如斯拉夫古謠之言捷克、羅斯（即俄人）、略克（即波蘭人）。科學研究與此正相反，日常我們眼見以及古代原始人類之研究，都可確定「同化」之意。

　　自然科學唯物論，於歷史之中，尚有一矛盾點，正與此種唯物論之特點相連。其特點在於：自然科學之解釋每種生物之特性必以生存競爭之適應環境為說，而於人類社會之生存競爭，他卻否認此一進化原則，關於人類，自然科學唯物論卻敢假定人種永久不變，——其實這樣的人種永久沒有的，亦決不能有。為此搖曳不定的觀念所拘，而想調和此事實上的矛盾，於是自然科學唯物論之人種觀念，竟至於如此不定的模糊的地步；我們看公樸祿維茨的話就可以知道真正說得不錯：「此處實太任意或雜於主觀的意見；竟沒有腳踏實地，也沒靠得住的支點，所以絕無積極的結果。」實際上諸種民族民種的交混相雜，在史前時代已經開始；至於古代最早的文明時期，依俄國學者美池尼誇夫（Metchnikoff）的研究，可以證明，當時的民族已是極駁雜的古代各種種族的混合。竟至于大概的重要分子都不能找得出來。譬如，現在已很難說定，古代埃及的文明究竟大部分屬何種：黑種人、黃種人還是白種人呢？而據迦勒底民族史，還可證明，黑種之所謂古史德人（菲洲土人），于巴比倫文化卻有很大的功績呢。假使我們不以種源及皮色而以語言來分別人種，那更困難。於每一言語學所分語族，如亞裡語族（古波斯等）、西摩語族（猶太等）、蒙古語族之中，有種種種源不同的民族在內；罷爾德雖然對於某一政治界的「偉人」之民族萬有說，稍加限制，然而他始終斷定，民族性有非常之大的意義；他說，亞裡語族在「政治的才能」上，高出於西摩語族萬倍；實際上呢，此種比較，反而證明民族性絕無很大的意義。最奇怪的是，罷爾德引某一英國大政治家，而又不舉名；他很可以讀一讀全世界知名的英國哲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65]關於人種分別的話：

　　有種種奸詐，要想否認人類精神行動上社會的及道德的動力之影響，最普通的就是推委于人類「生來」的不同性質，內部的相異。(43)

　　歷史的唯物論絕沒有否認人種，而正相反，獨有歷史的唯物論才與此字以確定的觀念。動物無不變之種，人類亦無不變之族，所不同的，不過是，——動物種類之變，服從自然進化律；而人類則有社會進化律。人類愈離服從天然界之程度，亦愈互相混雜其自然的種族；人類統治天然界之能力愈增，自然的種族之變成社會的階級也愈完滿。凡已發生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地，種族之區別皆漸變為階級間的矛盾。在人類社會之內，「種族」並非自然的，不過是一歷史觀念，為生產方法物質的過程所約定的最後一等第而已，且服從此生產方法發展之公律，如考茨基之證實民族性的定義。(44)

　　並且，不但人類自身是從天然界而出，而且勞動之外界天然環境，有限制社會生產過程的作用。罷爾德說及氣候，令人憶起，孟德斯鳩[66]亦承認氣候為政治史之根據；文克勒孟（Winckelmann）用此原則于藝術史，而黑德爾（Herder）[67]用之于文化史，然都已稍加限制，或更擴張其意義；十九世紀白克黎（Bockly）以人類史為雙方互動之結果：一方面是人的理智，別方面是氣候、營養、土壤及其他自然現象。誠然不錯，此一理論比之於目的論的或理性派的歷史觀，已是一大進步，——雖然，黑智兒說過：「不用給我說『天』，因為現在土耳其所居之地，從前是希臘人住的」；而法國一東方學者戈比諾（Gobineau）[68]也否認氣候之有影響於歷史的發展。——黑智兒認歷史之根據在於「絕對觀念」，而戈比諾則以為民族之複合，這些理論當然不能算，對於自孟德斯鳩至白克黎一時代的歷史學說，是一進步。白克黎（我們專注意於此派最有條理的代表），他沒有注意的，剛剛是最有作用的一點，正是那一連系的關鍵，能令白克黎所指兩方面聯合而為一，變他的二元論的觀點為一元論的。我們所指，就是物質生活之生產方法，以理智連系于天然界，而成一系，於是乃見理智依此「系」而得統治自然界，得自然界之奧秘以變成人類之生產能力。白克黎所沒有懂到的，唯物史論卻正注意於此最重要的一點；我們已可見：唯物史觀，本沒有因此而否認人類精神力之公律；更不明白，何以見得，唯物史觀就不承認自然律，而一部分乃否認氣候的公律。難道唯物史觀說可以在北冰洋、北極地方經營農業，而在薩哈爾沙漠[69]中航海？正相反。馬克思每每非常嚴正的注意人類生產中自然力的作用。譬如他說：

　　假定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在同一穩固的環境與同一工作時間之長短，則贏餘勞動之數量當隨勞動之自然界條件而變，亦與土壤之墾植力相應。然因此亦不能得相反的結論，仿佛最膏腴的土地最適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發達。此間尚有一最重要永久不變的條件，就是人之統治自然界。太豐富的天然環境，陷人於「稚子在抱」的狀況之中。因之，而人之自己的發展力，失其不可免的必要性。資本的「親戚」，不是極溫暖的氣候與其富裕的植物界，而是溫帶。不是土壤之絕對的墾植力，乃是土壤之異化及其自然產品之複雜性，為社會的分工之天然界的根據，而因此約束天然界之變更；此等天然界條件，令人擴充其需要增加其本能，而改進其生產工具及行為。當與自然力以社會的監察，當以自然力引入人之經濟事業，當以種種輔助工具征服自然界，此種種「必要性」乃于工業史中有非常之大的最後決定的作用。（馬克思《資本論》卷一）不用說馬克思集中還有許多地方可以尋出此等學理，單是上面所引已足見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決不是絕不注意於自然力，或一部分不注意於氣候之影響。

　　凡人能存在之地，生產之社會的方法能發展之處，勞動之自然界的條件，亦必在其過程之中；人占自然界的環境，改造他們，征服他們，而自然界之作用，遂因人之統治自然界的程度而逐漸減少。自然界的條件，於人類歷史之中所有的作用，正在於生產過程；所以馬克思說到，概括而論，物質生活之生產方法規定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生活之過程時，就劃去這一問題。每一時期之生產方法，在勞動與自然界條件之關係上，有每一時期的特性；在這範圍之外，自然界于人類社會史中並不能參預。換言之，同一生產方法之影響於社會生活過程，不論氣候、人種及其他自然界條件如何差異，都是一樣的；而相異的生產方法，其影響於社會生活過程，不論氣候、人種及其他自然界條件絕對相同，也必自有差異。此兩假定，可以以歷史的實例證明之；因為要增加我們憑證的信用，我們不引文明民族的例，——文明國家之中，人之統治自然界多少總已有進步，——故以野蠻地方為例，因為野蠻人之生活狀況，差不多還完全服從自然界，自然界是他們所不瞭解的。

　　雖然氣候、人種大有差異，而我們可見：凡有公產制的民族，他們所謂罪惡、情欲、善行，甚至於風俗思想，都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自然界相異而自為發展的各民族，往往於人造的方面，他們卻有相同的現象。拉法爾葛[70]蓋以「人造的」各社會條件，故其說如此。我們因他最注意於人種及氣候，所以特引於此。(45)所謂「凡有公產制之民族」，就是歷史上過去的一時代之宗族社會，其一切生活過程皆相同，——此一說還可以引莫爾岡、考茨基、昂格斯諸人的著作，來做證據，而且非常之多。況且，罷爾德自己著作中也有一處說及文化之初各社會相同，亦曾引莫爾岡偉大的著作，他竟沒覺得莫爾岡有唯物論的色彩。罷爾德既然承認，莫爾岡能證實全地球——自中國至北美——都曾經宗族社會制，而且「極有根據，得此結論：有幾種民族，著者雖未得確證，然敢斷言其亦必經過宗族社會制」。——既然如此，就算在上古時期，人類純然服從自然界，歷史上人種及氣候又有什麼特別意義？

　　我們可以再引一實例來證明，人種、氣候完全相同，然因生產方法相異之故，影響及於一切生活過程。此一例得自二十歲之少年旅行家美國肯南（Kennan），他少年時即能自以深思考慮發見歷史的唯物論，與馬克思、昂格斯絕不相關，甚至於也不曾稍賴其同國人莫爾岡著作之助。堪察加島北部有一種民族，名郭略克，總共約由四十家大宗族組成，所居土地非常貧瘠，僅以牧鹿為業。此種生產方法使他們不得不為遊牧生涯。

　　「四五千隻鹿，雪地之中齧青苔為生，數日間能盡一英里地方的青苔；當然非時時遷居就食不可。郭略克於是必營遊牧生涯，否則鹿群無食勢必餓死，而鹿之生死，大有關係，——郭略克人本專賴鹿肉鹿皮為生。」郭略克人生產方法與其自然界環境之關係如此密切，所以其稚氣的宗教思想也帶此種色彩。他們的宗教，專崇拜惡神；宗教師自受鞭笞以證其心會神靈。假使宗教師而能禁得起拷掠，不致昏暈，即可自認為惡神之侍者；——固然稚氣可笑，然竟有因此而吞食燒紅的煤炭等等行為，實則純為自欺的欺人者。

　　這是此種環境中唯一可能的宗教：——即使野蠻的愚昧的回教徒，遷居于東部西伯利亞，愁慘的斯塔諾尾山脈中；幾百千年永受暴風飛雪層冰霜鏑，而莫明其妙；疫癘一起群鹿盡歿；往往突現「北光」（天文界之現象），如火如荼，耀熠全宇；傳染災瘟居民多死，而對之絕無辦法；——那時他們也漸忘其亞臘·謨罕默德[71]，而成幻術教徒（Charmanists），與西伯利亞之郭略克人同。(46)

　　俄國希臘教會竭力要想同化西伯利亞之異教徒于基督教，而傳教徒的成績僅僅在落寨的民族中；至於遊牧民族的郭略克人，傳教徒無所施其技；肯南說得真對，要同化他們為基督教徒，第一先當徹底更改他們的生活形式，——即其生產方法。

　　此種生產方法不但固定郭略克人稚氣的宗教，而且還增進種種野蠻風俗，甚至於否認肯南所謂「人性最強之動力」。郭略克往往殺老者、病人之已無希望者，即日處死，或活埋或以亂石擊殺，強力致死，往往描寫得非常精確，細如毫毛不遺餘痕。一切郭略克人都認強力致死為「壽終正寢」，人人都預知其死必出於其親友之手；亦無願以他道斃命者。西北利亞土地的貧瘠與嚴冬的寒酷，使人不得不以馴養鹿群為生；因養鹿故不得不遊牧；遊牧時老病自成贅累，病者健者兩苦跋涉；所以遂有此以殺戮為行善相憐之辦法。」肯南屢次斷言，此稱惡劣風俗並不足以證明郭略克人根性的野蠻，這是生產方法的結果，遊牧者郭略克人因之而成廉正好客，寬洪大量，絕無拘束，然而盲目的民族。郭略克人對待妻子非常親善；肯南居郭略克人中二年，未嘗見其人一擊女子或孩童，郭略克人對待肯南竭盡招待之誼，「即使在文明國家基督教徒之中，也是少見的。」

　　有一次，三四百郭略克人失其鹿群，不得不改營落寨生活。他們於海岸得潮水擁上的樹木，始蓋屋宇，漸以捕魚、獵取海豹為業，又每每網取鯨骨，——鯨油已為人取去，偶然為海波所拍，浮近岸邊的。他們已與俄國農民及美洲捕鯨者發生商業關係。肯南所述，已明言此種生產方法上之變更，遂將郭略克人之生活過程完全改革：「篇申海唇（Penshin）之落寨的郭略克人，是全部東北西伯利亞土人中之最無廉恥、愚蠢可惡的民族……他們對人非常之蠢惡殘狠，無恥欺罔，且又諂鄙。由各方面看來，正與遊牧的郭略克人相反。」此下，肯南更從通商關係，詳述落寨的郭略克人根性上變更的原因，而作結論曰：「我對於遊牧的郭略克人深致好感；然落寨的郭略克人，卻是北亞西亞全部，自白林海峽至烏拉爾山，最不好的民族；我所見的，唯此一種而已。」可是此處人種氣候關係上，以及其他自然界條件，於落寨的與遊牧的郭略克人之間，即使以最強的顯微鏡，也看不出絲毫異點。

　　【注】

　　[64]公樸祿維茨，今譯龔普洛維奇（Ludwig Gumplowicz，1838—1909），近代社會學家、公法學家。原籍波蘭。主要著作有《國家法哲學》、《種族鬥爭》、《社會學大綱》等。

　　[65]彌爾，今譯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4—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著有《邏輯體系》（嚴複譯作《穆勒名學》）、《論自由》（嚴複譯作《群己權界論》）、《功利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等。

　　[66]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主要著作有《波斯人信劄》、《羅馬盛衰原因論》、《論法的精神》（嚴複譯作《法意》）等。

　　[67]黑德爾，今譯赫爾德（Johann C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國思想家、作家。狂飆運動的理論指導者。著有《關於近代德國文學片斷》、《關於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批評之林》、《論語言的起源》等。

　　[68]戈比諾，今譯戈賓諾（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法國社會學家，種族主義創始人之一。代表作為《論人類種族不平等》，還著有《波斯史》、《文藝復興》等。

　　[69]薩哈爾沙漠，即撒哈拉大沙漠。

　　[70]拉法爾葛，今譯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法國和國際工人運動活動家，法國工人党和第二國際主要創建者之一，馬克思的學生和女婿。主要著作有《美國托拉斯》、《解釋歷史中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卡爾·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回憶馬克思》等。

　　[71]亞臘·謨罕默德，今譯阿裡·穆罕默德，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教國家領袖的稱號。

　　(42)見公樸祿維茨（Gumplowicz）[64]之Der Rassenkampf，S．184，此書甚有價值，最有趣的是其中有許多與唯物史觀相符合，而亦有與唯物史觀相離者。閱考茨基之論文便知。見《新時報》（Neue Zeit）1，537號以下。

　　(43)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Ⅰ，390．

　　(44)考茨基：Die moderne Nationalität，見《新時報》（NeueZeit），5，392。俄文譯本題作《民族問題》。

　　(45)Lafargue，Der wirtschaftliche Naturialismus nach den Anschaungen von Karl Marx，S．32．

　　(46)肯南之《西伯利亞之最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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