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唯物主義Ⅸ

Ⅸ

　　罷爾德接著說道，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十分戇直，以為『道德亦是經濟關係簡單的反射，當然這種意見絕無根據』。」讀者當注意，罷爾德趁著市儈的「道德熱」，竟亂罵；馬克思主義者，所解釋只限於：道德的人生觀為經濟發展奮鬥之反映而已。罷爾德卻說，道德觀念與宗教相同，都是以宗教的出世間的感悟而得，以自力證實其行為。他確實斷定，宗教的來源，離經濟非常之遠。然而他亦說，經濟影響及於宗教，亦是可能的事；——他都沒有下證語。——對於馬克思的意見表十分的不贊成。他以為歷史的事實正相反，——宗教在經濟上的影響很大很大。「在東方民族中此種現象尤甚；宗教的教師，佔有特權，因宗教之力，得其他人民之貢獻，竟完全從事于智力的勞動；既如此，國民經濟生產一部分之分配完全依宗教而定。而希臘、羅馬的私人農業經濟者難得有對於傳教師之責任義務；基督教之後，才返於『東方』式的分化，新造一種神權階級，因此一部分的經濟幸福竟為宗教行為之報酬，不久而傳遍於神權階級。」——這是罷爾德的論調，我們當步步緊隨以為討論之資。

　　他似乎絕對沒有問一問：東方此種分化何自而來，基督教何為而返於「東方」。照罷爾德自己說，他讀過《資本論》應當知道書中有一句：「應有推算尼爾河[54]氾濫期候之必要，故必造成『術師』的統治權力——他本是農業的指導者。」而罷爾德竟沒有注意，更可奇怪。其他東方各國之猶弗拉底河、蒂格爾河[55]、黃河、長江亦與尼爾河相同，有極大的影響于文化。俄國學者美刺尼誇夫（Metchnikoff）[56]說：「此『乳母的河流』，能使互相仇視的人民相連相合，蓋因有死亡的恐怖。此等河流使個人勉為公益事業，依公同的計劃，——竟有為習于『自然之死』的民族所絕對不能瞭解的。這就是崇拜山川的真因，——大河之神，能生死人發誥命，地的隱秘，僅有少數天縱聖姿才能知曉，而令『自然之死』者，俯首從命。」(32)既如此，東方術師階級特權之造成，正賴經濟條件之影響，而並不是（如罷爾德所斷定）「賴宗教之力」。並非宗教確定經濟關係，而為經濟關係確定宗教。

　　為什麼「基督教」返於「東方的分化」呢？為什麼基督教造成「牧師階級」，歐洲三分之一的土地，二分之一的總收入，三分之二的財富都歸於神權階級之手呢？——罷爾德看著正奇怪。哼！假使罷爾德不以考茨基著作為「非科學的」，他也許不至於暴露他如此可憐的蠢態！

　　日耳曼人初次入羅馬時竟見教會為「凱薩」之遺產，為維持國家不至分裂之機關，為帝國時代末年生產方法之代表者。無論這種國家制度如何可笑，無論這種生產方法如何衰落，始終比當時野蠻人日耳曼族的政治經濟強得多。教會始教日耳曼人經營較高的農業生產：寺莊制度直至中世紀尚為農業經濟中之模範。教會中人在日耳曼是野蠻人之藝術的及精細手藝的教師。在教會保護之下的，不但是農民，還有城市居民的一大半。——當時城市尚弱，不能沒有別方面的輔助。至於商業，尤受教會的蔭庇，大的市集，往往開張於教會之中，或在教會附近。中世紀之間「商道」、「驛路」的交通，亦僅有教會能盡力整頓，而寺院的招待旅客，尤便行旅。有幾處教會之招待行旅，如亞爾撲（Alps）山嶺間之過道，差不多純系為商業關係之便利。……至於中世紀科學全在於教會，全歐紀錄典籍之掌管，外交人才之挑選，工程師、歷史家、醫師等都出於教會，——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當時人的物質生活，由此而及於精神生活，純自教會而出。日耳曼民族之酋長、軍事長官，甚至於自治中之裡長（民治派的），賴教會之力而成君主；君主治民之權越大，而教會控制君主之勢亦越盛。君主漸成教會掌股之間的玩物。於是昔日之教師，今日一變而為發施號令者。(33)

　　教會從此如何利用此種權勢而謀利圖富，罷爾德亦可以在考茨基書中求之。那時罷爾德先生就能懂得：「基督教」是封建的生產方法所分出來的一部「經濟上的幸福」，以為「物質的對象」，並非僅為宗教事業（此罷爾德所言），而是生產管理的支部，照邏輯說當是如此。資產階級生產方法發生，因此此種「生產管理」，漸成贅疣，而反對教會的「經濟幸福」之抗議，亦日益盛。依思想上的人生觀而論，新教，所謂「抗議派」的教義（Protestantisme耶穌教），本是恢復原始的基督教、宗教信念、內覺等，——一部分確是如此：宗教改革時代的經濟革命，使德意志民眾窘困窮乏得不堪，他們寧可忘記自己地上的（人間的）幸福，而冥想鬼神、天堂的樂況及地獄的慘苦；比中世紀樂生主義的羅馬教較切合于現實生活中的感覺。假使照罷爾德先生的話，此一「基督教」之供養神聖的「宗教事業」，當得更多的更豐富的「物質對象」；然而實際上大不然，——「新約派教會(34)有餓牧師」，已成諺語。

　　至於罷爾德論十字軍一節，我們暫不談及，因為考茨基於此問題已有詳盡的論述。然而我們於最後的爭點上還得詳細一論。——罷爾德總想證明「宗教於一切生活過程中都有『規定者』的地位」。他舉所謂無可辯駁的鐵證：「兩民族各方面都極相似，獨所信宗教不同，而其事業之發展各異，生活狀況亦因之而不同。」舉例則為沃斯曼人（Osmans）[57]及馬第亞人（Madias），此兩民族血統相近，同居於都朗低原（Turan，即土耳其斯坦），先後遷入歐洲：沃斯曼於九世紀末，而馬第亞於十二世紀。先二百年中沃斯曼文化已高於馬第亞，後忽大衰落，而馬第亞則經濟上政治上都已成進化的民族，前途尚頗樂觀。因為以其他方面而論，沃斯曼的環境都比馬第亞好，所以只能以兩者所信宗教之不同，來解釋此中的因果。馬第亞所信為基督教，精神上的能力因之增加，而精神方面的發展也自然愈高；而沃斯曼則信內容較低淺的「以色列教」，故不能與基督教民族相競爭。罷爾德所說如此，此處許多蠢話，我們也不必一一批駁。譬如說，都朗低原之居民，本是極繁雜的混合種，中間有德國人、猶太人、斯拉夫人、路美尼亞人[58]、馬第亞人，此移居於匈牙利的民族，繁雜血統關係，已到極點，而罷爾德當他是純一血統的民族。雖然馬克思研究這一問題，比較起來，比罷爾德總稍為有根據些，我們本很可以引申他的意見，而來分析研究：土耳其、匈牙利兩國民眾，精神上的，智識上的，道德上的「衰落」，誰比較的利害些；——然而離題太遠了；馬克思曾致書于黎白納馬德(35)說，土耳其之農夫，亦自然是說土耳其之民眾，是「歐洲最有能幹的最有道德的農民階級之代表」。(36)而要駁倒罷爾德的前提，只須一指世界史上共認的事實，——罷爾德當然亦知道的，——就是：全中世紀時代回教文化絕對高於基督教文化。羅馬海侖文化〔中世紀羅馬帝國為古希臘文化之傳統；而希臘古文化，因巴爾幹半島通稱海侖山脊（Hellène），故名海侖主義（hellénisme）；因此中世紀之羅馬文化，有此名稱。〕他有三大文化支流為其源泉：（一）羅馬日耳曼文化，（二）希臘斯拉夫文化，（三）埃及敘利亞阿拉伯文化。而埃及敘利亞阿拉伯文化，正為古代典籍中之數學、天文學、化學、機械學、醫學之智識。科學中心不在羅馬，亦不在君士但丁堡而在亞歷山大。以宗教而論，則羅馬日耳曼文化以羅馬教為代表，希臘斯拉夫文化以希臘教為代表，而埃及敘利亞阿拉伯文化則以「以色列教」。假使罷爾德老先生的論調而可信，那麼我們論及中世紀，應當說：「以色列教能增加精神上的能力，而基督教精神上的內容較低淺，所以使羅馬日耳曼民族不能與回教民族相競爭。」自然非常之明白，罷爾德老先生走錯了路：不是宗教，而是經濟規定一切生活過程；因為回教文化未能自其經濟的原始形式更進一步，——永守原始的農村公社，至今東方仍存此式，——所以比基督教文化落後；此方面則已自封建的而進於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當然並非受基督教的影響而發展，乃外於基督教影響而開展；基督教教會自身都因此「發展」而變成流血犧牲的對象。

　　凡宗教史而不注意其物質基礎之影響者，馬克思都認為不配受科學批評的，——馬克思這意見，真非常之有根據。其實，以分析方法求得模糊的宗教的人生觀之「人間的」根底，比反過來說，於實際生活之中抽出各時代之宗教的「形式」，容易得多。然最後一法卻是唯物論的科學的方法。用此方法，已經研究出來許多著作，論述基督教的根底，亦即以求得宗教思想與其當代物質生活之生產過程的關係。

　　經過此種研究，所謂基督教之「精神力量」已廓清，絕無遺跡。基督教與其他「異教」不同之點，在於：因原始時代人，所見皆為極簡單的生產關係，於是當時的宗教乃進于自然界智識方面，以求瞭解「自然界」而造成古代的「異教」，各種自然教及民眾教；——至於基督教，卻純粹出於經濟方面，基督教以前是社會的、群眾的、世界的宗教，後根據羅馬世界帝國，融合其中各民族原有的思想，因此而漸成就，——又正在經濟大衰落之過程中，故保有此為人所不瞭解所恐懼的大「衰落」，反映於人「心」、「智」之感想。每次經濟中之革命後，基督教精神上的內容多少必有改變。這種現象，就是資產階級的好歷史家，也能知道，譬如佛萊塔葛（Gustaw Freitag），說基督教在最初幾世紀已經屢次大變更。此等變更，在每次經濟發展破壞之後必不能免。如必求基督教精神上的內容中之不變恒久於各時代者，——時代的環境固各有不同，——則所得僅數條死規律，此等規律本不能一移秋毫，何況全世界。基督教為世界國家的世界的宗教，所以他本當有適應各地不同的經濟條件及其所引起的思想之能力：意大利獨多得其古代神話；德意志則與德國民族原始的宗教相混；中國則崇拜孔子，尊信祖先。(37)舊約新約《聖經》在歐洲民族之中，一千年來已成「群書之書」；假使他有極大的影響於歐洲民族之精神文明及宗教思想，那亦不是因他的神學的不變真理，卻正因其無量的矛盾。考茨基關於這一問題說得爽快：「《聖經》之中，含有種種不同的社會狀況及社會學說之精神上的遺跡，自野蠻的宗族社會起，至羅馬帝國世界為止；——羅馬帝國已達簡單商品經濟制之最高點，至資本主義生產之初步而失敗。直到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為止，沒有一階級沒有一黨派不能於《聖經》之中尋著自己的模範，自己的前提。」然因資本主義之發展，《聖經》之影響就不斷的減少；「生產的經濟過程愈透徹明顯，宗教之反映現實世界亦愈模糊；而社會生活過程之『體態』（figure），即生產之物質的過程，——既得為自由結合之人的生產品，而自在社會有意識的視察之下，——自然遂脫其神秘性。」（馬克思）

　　獨在中世紀基督教最發達時期，教會確實有當時社會經濟形式之政治機關的痕跡。假使罷爾德很稚氣的斷定，——我們說話說得軟些，就算他僅僅「稚氣」而已，——他說，查理大帝[59]的薩克遜之戰，以及後來薩克遜帝屢次的雯德之戰，都是出於宗教的動機；那麼，他何不早讀考茨基呢！

　　「此間歷代皇帝，以亨利第二為最有宗教性，羅馬教會都認他為聖徒。在十一世紀之初，亨利第二之世，更有一熱烈的基督教宣傳者波蘭王波列斯拉夫[60]。波列斯拉夫極力驅逐異教徒于沃德爾河岸（Oder），現代的白朗登堡（Brandenburg）[61]，在此二十年前，曾起一絕大的暴動，反抗基督教的日耳曼人的壓迫，依罷爾德的歷史理論，亨利聖徒，見偶像教徒服從一基督教君主而竟入正信，如此盛事，應當欣躍無已，祝頌聖靈。亨利卻大不然，竟與此異教徒同盟反對波蘭王。此異教徒讓歸亨利數炮壘，每年貢獻，但得自由信教且自治內事。於是異教徒各捧其偶像，與亨利同盟而反抗波蘭王。」(38)

　　當時傳佈基督教是擴充疆域之思想上的假面具；于異教區設立聖官，即等於合併此區於國家，剝削、壓迫即隨此聖官制而來，以羅馬之生產方法鎮壓異族。無論那一「聖」王寧可放棄基督教的經典，而不願意讓與同一神聖的基督教國王以尺土寸地，——他只承認在此尺土寸地之上，自有其宗教性的「愛基督」的奸取行為之權。基督教有何等高尚的文化使命，竟使此不幸的偶像教徒，僅能稍緩其死期，——與一貪狼相結以敵他狼而已！

　　一百年之後，第二個波蘭王波列斯拉夫，又以宗教的動機，而侵襲異教徒波美侖人（Pommern）。他焚掠他們的地方，全境都成荒原；居民竄匿林穀或逃遁過海。最後他征略史德汀（Stetin），波美侖人之餘者，受掠奪者之強逼而歸信基督教：就是承認波蘭的統治。很化不少力量才定。波列斯拉夫返國，僅留一聖官倍侖茄德（Berngard）以鎮異教徒使之歸信；而波美侖立即暴動逐此神命的聖人，倍侖茄德勉強逃脫一條命。順便我們還要注一句，所謂中世紀傳教師常遇異教徒的殘殺暴力，——是唯心派史官所加油添醬作弄出來的宗教幻想的蠢話。原始時代自然的民眾宗教，每每有忍耐性的特點，——原因非常簡單：此種宗教本只為確立人與自然之間精神上智識上關係的工具，所以每一教的信徒，對於異教的「人與自然關係」之觀念，本是無可無不可的。基督教與此相反，凡社會的全世界的宗教，往往有狹隘性的特點，——原因亦很簡單：依馬克思說，乃是以思想為假面具「引起人類極不容忍的，極卑賤的可恥的情欲，私利的惡魔。」假使異教徒于中世紀常殺基督教傳教師，——這些傳教師本不盡是「好」人，除出幾個真正誠懇的思想家，——那麼，也不過是和工業中初用機器時燒毀機器的工人，同一可憐的無遠識的行動。當然絕無疑義，當時的傳教師是輸入較高的生產方法之人，然而不能向那時的異教徒要求「高尚的觀察點」，——此種高尚的生產方法對於異教徒民族，固無異於最可懼的剝削壓迫工具而已。他們以為打死了輸入新制度的人，新制度也就消滅了。

　　於是負傷而歸的倍侖茄德來見波列斯拉夫公爵而說：我是無力的很可憐的宣佈福音者，不能與異教徒較量，請公爵另派榮譽富貴的教會王爵去，那班可惡偶像教徒自然有所畏懼，知當尊敬；換句話說，就是他提議以金錢運動，軍力已經不成功了。大家都知道，波列斯拉夫始終聘請邦倍爾葛斯基聖官（Otton Bambergsky）做傳教會會長。邦倍爾葛斯基本在以前皇帝與教皇衝突很顯他的敏捷才幹，而不是十分「耳語」的外交家：他如今擁著重裝威儀入波美侖，而以賂買異教徒代表的手段，居然已稍有成效，然而史德汀的民眾卻仍倔強。民眾也不阻撓他傳教，可是要求在受洗禮之前，大大的減少波列斯拉夫所定的租稅及軍役。邦倍爾葛斯基屢開談判又派使者去見波列斯拉夫于葛納茲坡（Gniezpo波蘭當時的京城），得到書面的允許波美侖之要求的公文，這件事才了結。史德汀人方允受洗禮，甚至於自毀異教的廟宇，然廟中珍寶，邦倍爾葛斯基辭謝不受，——好像非常之大量，——異教徒仍收歸自有。邦倍爾葛斯基返國果然兩袖清風，可是卻得了「聖弟子」的榮號，至今尚保此尊稱，因為他真得唯心派史官的信仰，——只有他的辭令潤美能使二萬二千一百六十六波美侖人皈依神聖的「三位一體」之正信，波美侖人只須他一揮手便受洗禮了。

　　此種實例表示得很明白，究竟中世紀時令斯拉夫的民族改信基督教之中，那「宗教的動機」是個什麼作用；此類的實例，假使有功夫，可以引出幾百倍來呢。因有昂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宗教新史之經濟根據亦解釋詳盡，我們亦不多及。現在只一論罷爾德對於宗教改革時代的一個反駁。《新時報》（《Neue Zeit》）中有一篇文章說得非常明瞭；一切宗教改革及其戰爭，自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因全在宗教旗幟之下，其實不過是——城市新生資產階級及隨之而起的農民，以舊時神學觀念能適應此等階級之正在變遷的生活狀況，及已變更的經濟條件，於是屢次作復舊的嘗試，——理論方面如此而已。罷爾德反對此類關於宗教改革的「淺薄學說」，而作深奧的評語：「他們竟忘了，獨有最進步的城市龍罷地諸城（La Lombardie），卻無強羅馬教適應其新生活狀況之事，宗教形式依然仍舊」。(39)罷爾德老先生是邏輯學講師，應當知道此中自有區別：說「凡宗教改革都自城市資產階級發生」，或說「凡城市資產階級都行宗教改革。」假使他真正不知道，那就勸他慢說「馬克思派的性急」，而不要以科學偽造品，絕無成效的哄騙正經人。雖然，他這輕薄的駁論，考茨基在《莫爾》書中已有反駁，此書出現還在罷爾德發此論調兩年之前。考茨基說：「商業生產愈發展，國家觀念亦愈鞏固，意大利人愈成教皇派。教皇統治即等於意大利之統治全基督教世界，亦就是教皇之剝削意大利。」罷爾德的精細策略正可奇怪：他有兩方面的態度，都欲從中得利，一方面不注意馬克思、昂格斯的「通俗」著作，而只注意他們的「科學」著作，別方面又不注意考茨基的科學著作，而只注意他的通俗著作。

　　罷爾德的架子真大，尤其於他起立而自護其營壘時；更可了不得。難道可以說，哲學轉輾於經濟基礎之上麼？混賬而又混賬！罷爾德老先生大發雷霆的聲浪說：「不行！哲學的發生及其後來的發展乃與最進步的最高尚的特別階級有精神上的關係。此種階級最初尚與民眾生活相連系，尤以宗教上為顯著，後來不久即獨自發展，此中遂有其階級內部的遺傳；於是日與民眾生活相離，而自依其公律發展，卻仍不失其在民眾生活中之影響。」我們於此是否要撥開罷爾德之幻想：似乎從黑臘克萊托斯(40)到罷爾德，於人類之上，另有神秘的生物存在於空間，自依其公律發展，而自高處遞與全人類以哲學的餅乾，請他們吃呢？這亦太忍心了。可惜罷爾德先生自己俯就我們的地面，而要來教訓我們呢。「盧梭當時的社會，特權階級及階級間的差異走到極端，一切都絕對服從全能的專制政體；不過得著古代典籍中之原則，及霍布士、洛克[62]所闡發的理性憲法之統治制度，盧梭才能描寫一新社會，根據於平等的原則，與法國當時社會制度作絕對的對待態度。他的理論曾經法國革命時的『國會』（Convent）實施；故哲學自能規定政治，而間接以政治手段而規定經濟。」我們見此哲學的歷史哲學，自然解除武裝不再作戰。盧梭並非資產階級派（資產階級以其經濟發展而毀壞帝制封建的國家）；正相反，資產階級是盧梭學說正統的學徒，將法國革命做成自己的，而不過依著古藥方配劑現代的藥而已。我很表同意：資產階級史官本絕不能作此等有趣的滑稽談。

　　雖然，我們應當恭恭謹謹的拜謝罷爾德先生友誼的忠告：——衷心牢記朗客（Albert Lang）唯物論史的末數行。朗客一句話也沒說及唯物論。以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而說，朗客的書，固然屢受讚美，然書中各部分禁不起嚴正的批評，況且已經若塞夫第茨經（Joseph Dietzgen）[63]工人哲學家都說盡了。昂格斯說此工人哲學家，離馬克思，甚至於離黑智兒而獨立，真能第二次發見唯物論的辯證法呢。從我們一方面卻要勸罷爾德先生讀一讀這本淺顯的書，他能自會通融貫之後，再來重新從事于文學院中的哲學生涯。(41)

　　【注】

　　[54]尼爾河，即尼羅河。

　　[55]猶弗拉底河，今譯幼發拉底河；蒂格爾河，今譯底格裡斯河。

　　[56]美刺尼誇夫，今譯梅利尼科夫（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Мельников，1818—1883），俄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林中》、《山上》。

　　[57]沃斯曼，今譯奧斯曼。14世紀初併入奧斯曼帝國的小亞細亞土耳其人。

　　[58]路美尼亞人，即羅馬尼亞人。

　　[59]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蘭克王國加洛林王朝國王。在位時，先後進行50多次擴張遠征，建立了東至易北河，南迄意大利，西臨大西洋，北抵北海的查理曼帝國。從772年至804年查理大帝全部征服了薩克森王朝。

　　[60]波烈斯拉夫一世（Boleslaw I Chrobry，約967—1025），波蘭大公，國王。從1003年到1018年之間，他曾三次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二世構兵，捍衛了波蘭的獨立。

　　[61]沃德爾河，今譯奧得河；白朗登堡，今譯勃蘭登堡。

　　[62]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主要著作有《人類理智論》、《政府論》、《教育漫話》等。

　　[63]若塞夫第茨經，今譯約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德國社會主義著作家、哲學家。主要著作有《人腦活動的本質》、《一個社會主義者在認識論領域中的漫遊》、《哲學的成就》等。

　　(32)美刺尼誇夫之《歷史的偉大川流與文明》，並可參看《新時報》（Neue Zeit）9，1．497頁，蒲列哈諾夫（Plekhanoff）之批評。

　　(33)考茨基之《莫爾的烏托邦》。

　　(34)新約派（énangélisme）或謂之福音派，為耶穌教之別稱。

　　(35)此乃所謂老黎白納黑德為嘉爾黎白納黑德（Karl Liebknecht）之父。（黎白納黑德，今譯李蔔克內西；嘉爾黎白納黑德，今譯卡爾·李蔔克內西。——編者）

　　(36)Liebknecht zur orientalischen Frage，第57頁。此處所指土耳其及匈牙利，當知匈牙利人為馬第亞移居歐洲之支族，而土耳其人乃系沃斯曼後裔。

　　(37)譯者案：基督教入中國與孔教道德說相混則有之，而「崇拜祖先」則多相衝突。

　　(38)Liebknechet，GeschichtederdeutschenKaiserzeit，2，36．

　　(39)罷爾德在Deutsche worte雜誌，亦是此等論調，歸罪於馬克思派：——「此種例外，馬克思主義者故意默不一言，好像注意所不及似的。」

　　(40)黑臘克萊托斯（Hérakleitos），古希臘哲學家，在基督降生前四世紀時，反對德謨克拉西派。（黑臘克萊托斯，今譯赫拉克利特；德謨克拉西，今譯德謨克利特。——編者）

　　(41)Dietzgen：Das Wesenbder Kopfar beit und Streitzüge eines Sozialisten in das Gebiet der Erkenntniss-the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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