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唯物主義Ⅴ

Ⅴ

　　我們現在再看一看別一種的駁論及謾駡：似乎歷史的唯物論否認一切思想上的能力，將人類變成機械式發展中之無意識的玩物，並且否認一切道德上的規範。

　　久受苦難的唯物論本不是什麼死系統，永久絕對的真理。他是科學的方法，對於研究考察人類的發展過程很有用處。唯物論之根據，即在於「人不但生活於自然界之中，而且還生活於社會之中」，——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世界上絕無純粹處於隔離狀態的人；無論何人如與人類社會分離，必不久便成僵骨。所以歷史的唯物論，因此前提，固完全承認一切思想上的能力，且用其於最廣闊的範圍。自然界中之現象都是無意識的，不能預言自己的目的。人卻與之相反，歷史中之「行為者」正是我們人類；人類有意識，能依推理或情緒而行動，且常有一定的目的；沒有一件事情是無意識無確定的目的所能發生的。……人類的意志為推理或情緒所驅策，而推理及情緒之「支點」性質非常之繁複；他一部分屬外界的事物，一部分即所謂思想上的覺悟、廉恥心，「對於真理及正義的熱心」，「個人的忿嫉之心，或純粹個性上的各種性情脾氣。」（昂格斯）這是自然界發展史及人類發展史之間的最重要的一點差異。然而，從外表看來，歷史上各個人之行為意志之間的無量數的衝突，其結果往往同於自然界無意識的行動；歷史的表面上，「偶然的機會」，幾乎與自然界中相等，同樣占歷史中之大部分。時局的變遷能與預定目的相符的，只是例外而已；大多數有意識的目的往往互相交混衝突，或者這些目的本是不能實行的，不然呢，實行這些目的的手段不充分，雖然如此，那無意識盲目的「偶然性」固然在自然界之中互相衝突，然而確於「偶然性」之中也有一「行動」之規律；因此，我們不期然而然要問一問：所謂「行為者」的人之思想及意志是否亦同樣服從這一類的「規律」呢？

　　假使實驗得到什麼東西在那裡引導人的思想上的覺悟力，我們便能發見這一規律。人能達到有意識的程度，能思想，能為有意識的行動，只在他組織於某一社會的單位之中的時候。人為某一社會之分子的時候，這一社會聯合便警省他的精神能力且從而指導之。而每一社會單位的基礎，正在於物質生活需要之生產方法，於是生產方法在其最後一步，確定精神生活的過程，固然亦有幾許曲折分化的複雜狀態。歷史的唯物論一些都沒有否認思想上的能力，而不過窮源究底求得思想能力之所由來而已。人類自己創造他的歷史，——這句話是不錯的；而「怎麼樣」創造，——那就全在於各個的單獨事實，並且在於這些事實中，各種現象之間的物質關係，是否清晰及其清晰之程度。思想不是無中生有的東西，而是生產之社會過程的產物；且反映此一過程的思想愈正確，則此思想之能力亦愈大。人類智識不能超越人類社會之歷史的發展，而只能融入此一發展之過程中；他從物質的生產中生出，嗣後雖自有發展而仍不斷的與物質生產相連系。只有生產之異常複雜的機械作用漸變成很大的而又很簡單明瞭的矛盾狀況時，人類的智識，才漸覺悟此生產現象間之相互關係，而這些矛盾消滅或將消滅的時候（或將以強力消滅之之時），人類的智識（精神能力）才能統治社會生產，那時才「是人類歷史第一段落的終結時代」，（馬克思）「那時，人才能以完全有意識的行為創造他的歷史；那時，人類才從「必要世界」一躍而入于「自由世界」呢。（昂格斯）

　　雖然，人類總體固然沒有靈魂，然自古至今社會的發展卻絕非死的機械作用。每一代的人類，其所用於滿足自己需要的時間愈多，則可知其與自然界之連系愈切，而精神上發展的地盤也愈狹小。然而這一地盤，能隨其適應能力及累世的經驗而擴充，——因適應能力及經驗能使人獲得管理自然界之權。人類的理智，漸漸能成死的機械的自然界之主人；而人類進步的發展，本在於其理智於生產過程之中所得來的權力。人之統治自然界一問題，完全在於其能自由為最重要的生活需要品之生產。「人類之於食物的生產，最初本與其他動物無異，然而能達到絕對的統治食物生產的——只有人類……所以人類進步的偉大時代，多少總與食品來源的擴充同時並進。」(19)假使我們討究莫爾岡[29]所論人類原始時代之歷史，那就可見第一步是創造語言，第二步——用火，第三步——製造弓箭，這已是久遠積累的經驗，智識能力之增長及已有之種種發明所造成之很複雜的勞動工具。在這最後一步野蠻時代，人類的智力已有幾分能統治生產了；已能生產木制的器皿、籃筐、蘆鞭、磨銳的石器等。

　　依莫爾岡的學說，自原始時代進於野蠻時代，乃由於陶器製造之發明，是為人類史此時期發展程度中最低的一級。野蠻時代的中級，已知馴養家畜，墾植土地，以得食物，始用磚石為建築之材料。其最高一級則自知熔鐵之法始，至此物質生活消費品已得很豐富的生產；所謂「英雄時代」之希臘人，羅馬定都以前不久的意大利人，韃悉德（Tacite）之日耳曼人皆屬此。此時期已知風箱、陶爐、熔爐、鐵斧、鐵鑱、鐵劍、銅鑲的戈矛、油皮楯、手搖的磨機、車輛、軍輜、木船、城壁——上有雉堞，以石製成，門牆鞏固，寺塔及大理石的廟宇等。野蠻時代之最高級，他生產事業之成效功績，一讀何謨（Homer[30]，希臘第一詩人）之詩，就可以得其景象；何謨且為此時代精神生活隨此生產事業而發達之典籍中的證人。既如是，人類決非死的機械作用之消極的玩物。乃正相反。人類進步的發展，正在人類智力能漸統治機械作用的自然界。然而人類智力亦正賴生產之物質的方法而增長，於發展之中與此有密切關係；人未創造生產方法，而反為生產方法之產物；此種相待關係於人類原始時代的歷史中尤其明切顯著。

　　自野蠻進于文明之過渡，則在「字母制的」文字之發明及其應用于文學的著作。從此才開始人類書面的歷史，而精神生活，似乎至此就完全與其經濟基礎分離；然這種假定是錯的。文明發生之後，宗教社會消滅之後，發生小家庭、私有財產、國家、分工制度，於是社會分成治者階級與被治者階級，而精神上的發展與經濟上的發展之間，關係漸模糊繚亂，然並未完全斷絕。「最後又有一種理由，主張社會階級分化之必要，說：必須有一階級，能不疲精勞神於物質消費品之生產，而得用其力於社會所必需的精神勞動，——此種理由直至今日，確有歷史事實為之辯護。」（昂格斯）——所謂「直至今日」就是說直至最近一世紀之工業革命為止，工業革命之後，一切統治階級卻成工業生產力發展之障礙。雖然，社會之階級分化完全發生於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所以無論哪一階級的精神工作必不能與經濟基礎脫離關係，各階級都有其經濟的出身。由道德上而論，自原始宗族社會之渾樸貞德，過渡於新社會，遂純為卑鄙的利祿所驅使，絕對根據於最少數人的發展，而侵淩大多數之被剝削者，真是墮落的罪惡。然而自宗族制度，自類似於「群獸」社會之制度，過渡于「現代的」社會而有偉大的生產力，——確亦是非常之大的進步(20)。然而，無論這一進步如何之大，人類理性成了如何精細強大的武器，足以征服自然界，——而進步之原動力現在仍舊是各階級間之經濟鬥爭，社會生產力及生產關係間之衝突；人類所劃定的職任必為其力之所及；如詳細考究，甚至於即此職任自身之發生，亦必在物質條件已有執行他的可能之時，或至少此物質條件已在萌芽之際。（「職任」或可譯作「問題」，職任之執行即為問題之解決。）

　　假使相信歷史的唯心論及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之觀點，人類一切發明差不多是從「能創造的頭腦」裡跳出來的，好像神話中說雅典自「主神」（jupiter）頭殼中一躍而出似的，然而苟能求得這些發見發明之真來源，我們就易於說明精神生活及經濟生活間之相互關係。而因新發明而來之強有力的經濟革命自可解釋，實際上，每一新發明都有很長期的預備時間。(21)假使我們追究這預備時間之每一步驟，細細查考，我們可以追尋到每一發明最初的動機（需要）。平常談及一種新發明，最重要的發明，如火藥及印書術等，能突變地球上的大局者，傳說的源起，每每類似於小說神話，——這是很不足奇的。因為這種發明，本非一人之力——無論他是天縱聖稟——所能成就的；固然不能否認各大發明家個人的才能功績，然他們的功績，只可以說，這些人比其他同時的人，對於當代的經濟上之需要及滿足此等需要之方法，思索考慮得更深切有效，如此而已。然非新發見及新發明造成社會的變革，而正相反，是社會的變更要求某種發明或發見；新發見之所以能成全世界的動機，亦正因為他是為社會變更所引出來的。美洲在哥侖布[31]未到之前早已發見；在西曆一千年時北人（Normen）曾到美洲北岸，然發見之後不久，仍舊忘掉了。美洲之發見，在經濟革命上大有意義的時候，已到資本主義之萌芽時期，其時需要良好的金屬，新的工力及新的市場。哥侖布之發見新大陸，並不是由於他天才的暗示，而是因為要求到離奇珍寶古文化國之印度去的最短的道路，——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哥侖布發見美洲第一島之明日，就在日記上寫道：「這些善良的人可以給大陸做很有用的奴隸」，當時他每日的祈禱文且為：「願上帝仁慈，賜我以覓得金沙地之可能。」「上帝仁慈」是當時的社會思想，于現代資產階級正相同，不過現代人偽善的假面貌蔽得深密些而已；他們現在是要「傳播人道、文明於黑暗之邦」呢。

　　天才奇稟的發明家每每命運蹇仄，這並不足以證明傳播甚廣的一種「人類負恩性」說，卻是「非發明引起經濟變革，而為經濟變革要求發明」之反證。腦筋明銳善於考察的人，每每當物質條件尚未成熟，社會結構尚未充分發展相當的生產力之時，已經看出社會中之緊切問題，而思有以解決之。最有意思的是：每每最有益於增進人類生產力的新發明，其第一發明家反因此而死傷放逐，發明的成績就此湮沒百年。摩勒爾（Anton Muller）於一五二九年在唐次葛（Doncig）發明一新式織機，一次可同時織出三匹至六匹的布帛；然市政會以為這一發明有害于大多數工人的生計，因此毀了這新機器，而暗中溺死或勒死了此發明家。至一六二九年萊登（Leiden）地方試用此機，後因繡織工人之亂又行禁止。一六八五年及一七一九年德意志皇帝以上諭禁用此機，而在漢堡（Hamburg）亦以省長命令當眾燒毀。「這一機器其實是一切新式紡織機械的鼻祖，亦自然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先聲。」（見馬克思《資本論》卷一）數學教授白甯（Panin）的命運亦是如此，他在馬爾堡（Marburg）努力思考想發明一汽機，以為工業生產增進技術，社會對待他非常冷酷因此灰心，而改造一汽船，駕之自嘉薩爾（Kassal）沿福爾德河（Fuld）要想從此航入英倫；可是到孟登（Munden）時，地方長官禁止他前進，當地漁夫就把他的船毀了。白甯後窮死於英國。自然，以時代難易而論，一五二九年摩勒爾之發明織機與一七〇七年白甯之發明汽船，比一六六四年加爾葛萊夫斯（james Gargrews）的織機與一八〇七年福爾德爾（Fulter）之創作更高得多，更是人類智力的碩果。然事實上成績的卓著卻不與此智力相當；前者絕無成就，後者乃繼以全世界之變革，此更足證：非發明為經濟發展的原因，而經濟發展引起發明；人類智力不足以為生產者「創始者」，而僅足以為社會革命的執行者。

　　現在當再稍談印書術及火藥之發明，——歷史的唯心論嘗以此為「思想」最異乎尋常的躐級。貨物的生產及貨物的商業，發展於中世紀末葉，引起異乎尋常的「智識交易熱」，於是有多出文字著作之需要。因此而有木版印刷，雕磚印刷。十五世紀之初，此種印刷術已傳播甚廣，竟已有印刷工同業公會組織之必要，公會之最重要而且最大者在紐綸倍爾（Nürnberg）、敖葛斯堡（Augsburg）、凱倫（Köln）、美因次（Maintz）、留倍克（Lübek）[32]，然這些原始的印刷工人（德文謂之「Briefdrücker」）往往與繪工聯合在一「基爾德」[33]中，而不與後來的鉛印工在一起，那時還和鉛印工同時並存，常以翻印小著作為業，如此還經過許多時候呢。印書術的發明其實不在於木版印刷，而是由於手制金屬業的進步。——這是說排印術。本來印書的木版，可以截成小塊，印單個的字母，排配方法早就可以使書籍的數量大大的增多，這種思想的發生，本很自然的。然而屢次嘗試都沒成功，因為木片纖小，字行不易整齊，簡直是技術上的不可能，後來以金屬雕刻字母，然而亦沒有結果，因為手刻金屬費時太多，且字母大小之不整齊雖已減少，而始終不能一律。鑄模的鉛字出現才除去這兩種困難。（譯者：中國「聚珍版」也只在兩世紀之前才發明的；中國「字」正方比較容易排列，尚且木版印本至今以「藏版」——真塊手刻的為講究呢。）實際上，印書術的源流當以鑄字術為始——即以單個字母而能排列成字，字行整齊，頁數不拘，而且可零碎翻印之術，才稱完備此「印書術」。古登倍爾（Guttenberg）與采尼尼（Zenini，Bernardo）都是寶石工。他們兩人同時發明印書術於菲侖次（Firenze，意大利城名）。印書術發明者究為何人，至今爭辯不決，也是不能解決的，因為到處經濟發展引起這種需要，自然各自去想法，成敗多少不相等而已；當然不能否認，——已有許多考證，——古登倍爾確是印書術最後完成的人；各種方法，到他才有確切明瞭的應用，自然因此他的成績也最好；所以古氏之後印書術就從美因次迅速傳播於各處；——然而，其實他不過能綜合以前各種失敗的經驗考察，而得此良果。古登倍爾卻有不朽的偉績，他的發明也是人類智力可駭的創作；然而此種新發明始終不是他自己種的根而自己收著的果。他不過采下了一已成熟的果子罷了。

　　至於火藥本有傳說（《火藥不是空想出來的》），說是人類敏銳的智力之試金石卻也有根據；然而因此發明之問題哲學的唯心論及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之歷史觀點，竟大破產。克老斯[34]教授（Kraus）的意見，以為火藥消滅了「拳權」(22)，剝奪個人的「任意」，而為中央國家之利，且我們大多數人得脫離農奴之錮禁於所屬地的狀態而成自由人，得隨意旅行，都是受火藥之賜。都薄萊孟教授（Duboi-Reimon）所得的結論則為：假使羅馬當時知道火藥武器，——即使最簡單的「火石銃」，——那就必定能打退一切野蠻民族的侵擾，自新白爾人（Cinbrian）、都侗人（Teutonics），以至於高德人（Gothes）、方達爾人（Vandals），都不足懼。

　　自然科學唯物論向來于自信的理論上常比哲學的唯心論走得還要遠。都薄萊孟說：「典籍中之古代民族於自然科學上的落後，大有影響於人類的命運。古代文化之墮落，此亦其最要原因之一。假使當時能有現代的自然科學知識，人類必已得救，不至於使野蠻民族遍延于地中海岸諸國。」可惜，都薄萊孟先生沒有做古代的羅馬人，……其實有什麼可惜！他的哲學史，正可證明：即使他不在一八七〇年做「霍亨差爾皇朝營壘中精神的教鞭」之司令官，而在蒲尼克戰役時代做了羅馬軍隊的總司令，他也想不出火藥來。實在已有一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德爾白留克（Delbrük）[35]教授，反對克老斯及都薄萊孟之奇怪的假定。德爾白留克離歷史的唯物論尚遠，然而始終他懂得，一切發明必先有需要，此種需要當已在數十年，甚至於數百年之中不斷的促醒人類；一切發明不能與當代需要脫離關係，正如有子之不能無母；而且以為某種發明能在別一時期發生，而影響及於其下一時期之局勢等類的假定簡直是夢想。於此種論斷之中，他確可以說是有科學的歷史觀的，足以自別於克老斯及都薄萊孟之「神經過敏」的幻說。他有一點卻是不錯的，他不以火藥之發明，確言之，即不以火藥之應用為封建制度消滅的原因，而只以他為消滅封建制度的手段工具而已。依我們的意見，德爾白留克稱此「工具」為薄弱的工具，且謂並非必要的，又未免走得太遠了。然這一層已與我們的題目無關。(23)

　　封建制度的破產乃經濟革命所引起；而且在軍事上，那政治的結構同時隨生產之物質方法而衰落如此之快如此之明瞭，比隨便哪一方面都格外看得出。這是資產階級的歷史學亦已明解，而在德意志之軍國主義的國家中尤顯。符萊達葛（Gustaw Freitag）要辟出德國史於所謂「日耳曼精神」的特性之外，而因他有心愛的專長，喜為「小人物」之群眾生活，所以常常對歷史的唯物論作不斷的讓步，他說道：「美洛文人（Merovingians）之法蘭克式（Frankish）的臨時軍、騎士隊、瑞士軍、德意志的傭軍（Landskicht），宗教改革[36]時代的特徵，以及三十年戰爭[37]時之雇傭軍隊，——凡此一切都是當代社會條件中所發展出來的，所以亦隨此條件而變革。」古代的步兵，富裕階級中所徵調來的常備軍，自有古代農村公社為之根據；騎士臨時軍則有封建埰地制度為之根據；德意志式的傭軍則有新興的強有力的「公民階級」（德意志之城市公民Bürger）為之根據；周遊列國的雇傭軍隊則有諸侯疆域之擴展為之根據。至十八世紀君主專制政體的各國中就代之以常備軍，——以「馴練的傭兵」組織之。(24)在這常備軍之中，方完全廢止戈矛之使用而代以火器，其時已當路易十四[38]及埃仁公爵（Egen）之世；前此之步兵隊純以強力徵募匪類組織成，屢使鞭笞方能阻止兵卒的逃遁，以之攻襲本絕無所用，僅僅是放箭的機器而已。這類的步兵隊，比起當時十四世紀莫爾茄敦（Morgarten）及慈摩納黑（Zemnach）之步兵隊來，已是處處絕對相反的了；莫爾茄敦的步兵隊曾經大敗封建騎士的臨時軍呢。十四世紀之步兵隊，固然尚用矛戈，偶有極簡單的火器（如火「石袋銃」），然而比騎士隊卻有特別的長處，因為「古代的標號」制度，兵卒人人對於全體，全體對於各個兵卒都有雙方的密切關係，所以軍隊中統一的組織力非常強固。(25)

　　由上述一簡單比較看來，已足見所謂封建制度之衰落由於火藥之發明一說，確實不對。封建制度之所以衰落實是因為「城市」之發達及君主（天子）之憑藉「城市」，「自然經濟」為工業的「貨幣經濟」所壓倒，因此封建諸侯貴族遂當服從城市及君主。此新經濟能力造成新的軍事技術，與其經濟形式相符；因封建制度之消滅，無產階級發生，新經濟主人就以其金錢徵募之為軍隊；工業上之利便又可以製造武器；其武器之優於諸侯的武器，正如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優於封建制度生產方法。即使說，火藥是阿拉伯人所發明，歐洲與之接觸方知此物，而並非此「新經濟力」——城市經濟所發明；卻可以說，「以火藥為放射之用」確是他們所發明的。因火器之應用，城市武器絕對的超勝於封建諸侯的武器：堡寨之城壁已不能禦炮火，騎士的甲胄已不能擋槍彈。然而放射術也非一日所發明，向來是經濟需要促起新發明，火藥亦然；封建制度之衰落，城市及君主之強盛，此中過程異常之速，火器最初之應用本無甚力量，僅僅稍優於「連珠箭」而已，所以此人類智能于火器之進步上，竟無十分可注意之奇跡。譬如葛朗松及摩爾敦諸侯（Granson and Murten）與君主開戰時，偶然竟有多量的火器，而他們的騎士臨時軍，仍歸失敗，火器於此又有什麼奇跡？所以，從此火器之進步非常之緩，火石銃，能用於一切步兵軍隊中，然而我們已說過，此種火石銃之應用已甚晚。唯資本主義發展之後，此種火器之應用方有可能；唯利用此種火器，君主專制政體方能於商業戰爭中得最後的勝利，因其經濟基礎之所演繹而得維持此種戰爭中之軍事組織、軍事設備及戰略。假使誰要說，前一世紀火器進步之緩是由於發明的智力之遲鈍，他只要看一看這一世紀的現象就可以明白了：人類的智能本來能極端的應用于發明「致死的武器」，只須有經濟發展過程的毒鞭從而驅策之，——此處即為大工業資本主義中的急激的競爭。如此，歷史的唯物論亦非死的機械作用之消極的玩物，並沒有否認思想能力，卻正相反，唯物史觀與塞勒（Schiller）[39]學說完全相合，——德國有教育的市儈卻依塞勒而自造其「唯心論」。人類精神之發展愈高，——暗昧之疑謎愈美，意想世界愈廣，意想世界前之「大海」愈寬泛。而權力弱於盲目的運命呵。

　　歷史的唯物論亦即研究此人類精神發展之公律，而以為：人之所以為「人」正在生產中直接的實際生活所涵養。當時譏誚達爾文主義為「猿猴論」之傲態，現在又可以來反對唯物史觀而欣欣然深信人類精神，僅為「偶然意志」，正如「魔火」只須一「創造力」，便能無中生有，造成新世界。萊新(26)的滑稽文中已痛駡此迷信，謂之「可憐的『無力』，要在同一條件，情形之中任意行為呢。」他更有一「三行詩」笑之：

　　銀叉挑鐵罐，出灶門，
　　鐵罐欣欣然得意，
　　以為他自己亦已成銀精。

　　【注】

　　[28]耶各賓黨，今譯雅各賓黨（派），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著名資產階級民主派。1873年6月，曾領導建立法國資產階級民主專政，其首腦為羅伯斯比爾。1794年7月（熱月）政變後被推翻。

　　巴倍夫，今譯巴貝夫（Gracchus Babeuf，1760—1797），法國革命家，空想共產主義的代表。著有《永久地籍冊》等。

　　[29]莫爾岡，今譯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國民族學家，原始社會歷史學家。其代表作為《古代社會》。

　　[30]何謨，今譯荷馬（Homeros），相傳公元前9至8世紀古希臘詩人。古希臘兩大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一般認為是他的作品。

　　[31]哥侖布，一譯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

　　[32]紐綸倍爾，今譯紐倫堡；敖古斯堡，今譯奧格斯堡；凱倫，今譯科倫或科隆；美因次，今譯美因茲；留倍克，今譯呂貝克；均為德國城市。

　　[33]基爾德，今譯基爾特，拉丁文gilda的音譯，意即行會。歐洲封建社會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為保障本行業和行業成員利益而建立的封建性組織。

　　[34]克老斯，今譯克勞斯（John Kraus，1815—1890），德國近代教育家。

　　[35]德爾白留克，今譯德爾布呂克（Hans Gottlieb Delbrück，1848—1929），德國歷史學家。著有《波斯戰爭與勃艮第戰爭》、《政治史範圍內的戰爭藝術史》等。

　　[36]宗教改革是16世紀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向羅馬教皇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封建等級制度的政治鬥爭。1517年德國馬丁·路德發表抨擊教皇的《九十五條論綱》，成為公開鬥爭的一個信號，鬥爭隨之在歐洲許多國家展開。宗教改革的主張是：反對羅馬教皇對各國教會的控制，反對教會擁有地產，不承認教會享有解釋教義的絕對權威。結果在歐洲各國產生了脫離天主教的新教各宗派。

　　[37]三十年戰爭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國際戰爭，以德意志為主要戰場，發生於1618—1648年。德意志新教諸侯和丹麥、瑞典、法國為一方，並得到英國、荷蘭、俄國的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諸侯和西班牙為另一方，並得到教皇和波蘭的支持。在戰爭最後階段，法國和瑞典對德意志天主教聯盟開戰，取得戰爭優勢，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三世被迫求和，於1846年締結了《威斯特發裡亞條約》。戰勝國獲大塊領土與賠款，歐洲大戰各國國界由此劃定。戰爭使德意依然分崩離析，社會經濟受極大破壞。

　　[38]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638—1715），法國國王。在位期間，厲行重商主義，積極對外擴張，是法國封建專制主義的極盛時期。

　　[39]塞勒，今譯席勒（Ferdinand Canning Scott Schiller，1864—1937），英國哲學家，實用主義者。著有《人本主義》、《人本主義研究》等。

　　(19)莫爾岡（Morgan）之《原始社會》。

　　(20)見昂格斯之《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來源》。

　　(21)莫爾岡說：「拼音制的字母表，如其他一切偉大的新發明一樣，同是繼續增進各方面各種類的努力之最後結果。」可再參看馬克思《資本論》卷一：「技術學之評論史可以考究出，十八世紀各大發明家個人的才能在發明之中實在只有很有限的作用。」

　　(22)「拳權」拉丁文為「jus manuarium」，中世紀之武裝自助權、自治權，不經法庭而自禦淩侮之權。德國此權通行尤廣，德人謂之「Faustrecht」，且尤久，因當時國家分裂，中央集權不固，王國政府法紀不能及遠，自然而發生的，可是後來因其「自治」之義，一變而為地主束縛農奴之利器，亦為諸侯不服王權之屏障。

　　(23)見德爾白留克之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ätze，第339頁。

　　(24)Freitag「Bidler」5，173.

　　(25)參看Karl Burkly之「Der wahre Winkelried」，「Die Taktik der Urschweizer」，「Der Ursprung der Eidgenossenschaft aus der Markgenossenschaft und die Schlacht am Morgasten」。

　　(26)萊新（Lessing，一七二九——一七八一年），德國第一文學批評家。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