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唯物主義Ⅱ

Ⅱ

　　凡「傾向的想像的」理論的總合他的呼聲雖異常之清亮，對於他所涵理想非常切合，他深切研究歷史發展的過程，所用以表示此科學真理的方法也很恰當，——這一種理論的總合，在實用上卻還只有很少的意義。讀者要確定這層意思可以一讀下文的實例。白郎達諾（Brantano）[11]教授有一段引證，證明浪漫主義的歷史學派已很近於歷史的唯物主義，——我們很感謝他的好意；他引遼文樸基侖（Laergne-Peguilhen）集中的話：

　　論社會的科學，到如今進步很少，亦許就是因為著作家分不清各種經濟形式，或者他們不知道經濟形式是一切社會國家組織的根據。大家忘了：生產、生產品之分配，文化、文化之傳佈，國家立法、國家形式都從經濟形式中流出，經濟形式確定分別這些現象的內容及其發展的途徑；上述這些最要緊的社會現象從經濟形式及其整備的利用方法間而流出，乃不可免的事實，正如生產品，必為生產力相互作有效的行動之結果；社會病象的暴露，它的來源常常是社會形式、國家形式間之矛盾。(7)

　　這是歷史浪漫派最有名的代表遼文朴基侖在一八五八年所寫的。——這一派曾受劉亞克索（Leaxo）在《德法年鑒》上極嚴厲的批駁。雖然第一眼看來，似乎馬克思的歷史的唯物主義是從遼文樸基侖處抄來的，——那必不知道此處有一大區別：馬克思不承認生產及生產品之分配為從經濟形式中流出的現象，而正相反，經濟形式是從生產及生產品之分配出來的。

　　遼文樸基侖的學說，以為一切全在於經濟形式之「整備的利用」。歷史浪漫派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古典主義的國家經濟學派之逆流，古典派國家派的經濟學者，承認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方法是唯一的整備的，而宣言這些階級的經濟形式是永久不變的自然法。歷史的浪漫主義反對這種侵入「武士」利益的溢美之辭，從而頌揚宗族制度的經濟關係，地主與農奴的關係；他反對自由派而特立一學說，說一民族的真憲法，不在幾張白紙黑字的法律，而在於經濟力之相互關係，就是在於那時農奴對於地主的束縛——封建時代的遺產。國家派的經濟學說與歷史的浪漫主義之間，一切理論上的爭辯就是資產階級及武士階級間階級鬥爭之思想上的反映。每一派都承認合於他自己階級心理的生產方法為永久的不變的，合于自然法的。自由派的塵俗的經濟學家于此可認為富於抽象幻想的，而崇拜歷史的浪漫主義者，很蠢的提出現實生活中的事實；一個多少有些唯心派的色彩，別一個都多少有些唯物派的論調；——這不過是兩奮鬥階級歷史上發展程度的相異之點暴露出來而已。資產階級正要上臺做統治者，所以描繪他的將來世界，好一似永久的幸福世界；武士階級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應當作浪漫的頌揚讚賞那束縛的經濟關係，——他們偉大的能力就在於此。

　　我們所引遼文樸基侖的一段論斷，就是以頌揚武士階級為目的。他所要說的，簡單些講，就是：封建的經濟形式應當做一切社會國家的組織之根據。照他的意見，這些經濟形式，是國家及立法形式的初源。假使社會離開了他們，就要發現病象。遼文樸基侖在上面已引一段論斷之下，並且直說自己的目的，並沒有什麼掩飾。他依歷史上各時期中次第發生的經濟形式，分之為三，又加以一「複合的」形式。三形式為：強制經濟、參與工作經濟、貨幣經濟，與此相當的國家形式為：專制政體、貴族政體、君主政體，在道德上就是：懼、愛、貪。

　　「參與工作經濟」，所謂貴族政體——或稱他的真名字——就是封建制度，居然有道德上的「愛」。遼文樸基侖自己說，雙方以功績相欺，無處不成「愛」與「戀」的源泉。然而遼文樸基侖也注意到：歷史自落于錯誤的道路，迷失這種「源泉」，而複合幾種經濟形式為一，所以他以為國家形式亦必須有複合的，自然仍舊是根本於他的「整備的利用」條件。國家當屬貴族，有「公社式的憲法」；公社中的社員，比較富的比較有教育的，對於同社的群眾，雖同為公社的公民，而當為公社的立法者或行政者，享有政權。同時當保存一部分的專制政體，「專制政體在社會力上，即使設備極不完善，也比『法律的專橫』之破壞性質少些，又當保存一部分的帝制政體，——帝制的尊嚴崇高能統持一切利益以同等的『愛』，——但當除去他的『貪』性。」從遼文樸基侖這幾句話裡，很容易明白他的趨向：完全恢復封建制度，及「無限的王權」，只要國王能履行我們的意志（「und der Köig absolut wenn er ihren，willen Thut」），《共產黨宣言》中批評封建的社會主義的話，也就是對於遼文樸基侖的評語：「有時他打敗資產階級，正中其要害，他確有敏捷的論斷，然而因為他完全不懂歷史進行的過程，所以常常使人得一極滑稽的感想。」這一段評語的第二節，實在說得德國浪漫派的特性更清晰，——比第一節說得痛切得多。當時浪漫派亦受資產階級的攻擊，而英法的封建的社會主義者卻因此起無謂的恐慌，神經過敏的也疑及復辟時代的「空話」或者已經不中用了。——其實德國的封建制度（普魯士的封建制度尤盛），還毫沒有受傷，仍舊悍然樹著幾面「道德化」的標幟，能抵禦斯旦(8)、哈登倍爾(9)之立法維新的侵襲，始終完全保存中世紀式的封建制度呢。

　　浪漫派這種不瞭解歷史，除封建經濟外，其餘的經濟形式，他們連一個大概都不知道，——是他們的特色；然而他們因為自己階級的利己心，要想以這種心愛的經濟形式包括一切國家的法律的宗教的關係，於是偶然和歷史的唯物主義相合，其實他們離歷史的唯物主義如此之遠，竟等於階級利己心與科學智識之間的距離。遼文朴基侖之於馬克思、昂格斯，也正如二十年後海拉黑（Herlach）、斯達爾（Stahl）[12]之於拉薩爾（Lassal）[13]。海拉黑在普魯士貴族議會中，常常反對自由派的對抗派，——拉薩爾的憲法理論，（不過此自由派比拉薩爾最後的立說稍有變更，——這本是自由派的色彩。）而拉薩爾在所著所得權系統中也與此歷史的浪漫派以致命的攻擊。如此，則歷史浪漫派與歷史的唯物主義絕無共同之點；兩者之間的關係，至多只能說，歷史浪漫派那種絕無掩飾的階級色彩與馬克思、昂格斯以更急激的興奮劑，使他們傾向於唯物史觀而已。

　　其實呢，連這種關係都沒有。我所引遼文樸基侖的論斷確是非常之可注意，當我初讀的時候，我竟等不到讀完他的全部（現在這派早已無人提及），就立刻寫信告訴昂格斯，問他和馬克思是否和這歷史浪漫派諸人相知——如馬爾維次（Marwiz）、蔑婁（Müller）[14]、海婁（Haller）、遼文樸基侖等，是否稍受他們的影響？昂格斯於一八九二年九月八日答覆我：

　　馬爾維次的書，我幾年前曾經讀過，然而其中並沒有什麼；不過有一部分敘述馬隊的意義，及深信貴族對於黑暗人民所取鞭笞政策有神妙的作用等一派論調。除這部書以外，從一八四一年以來，這一派的書籍我都不知道。我向來沒有十分注意他，所以我對於你所說「影響」，自然也不能承認。至於馬克思呢，他讀過蔑婁的文集，及海婁的復辟論等，那時他在柏林及白納（Bonn）[15]；他看著這種論調不是一篇空話，抄襲法國式的浪漫派而已。即使當時他遇見像你所引遼文樸基侖一派的論調，也不能與他以什麼感想，因為馬克思當時也許簡直懂不到這一派人要說的是什麼。馬克思那時是黑智兒派，遼文樸基侖這一篇話對於他不過一種反對獨斷論而已：他當時還沒有研究經濟，自然所謂經濟形式一術語於他絕無一毫確定的意義。即使他知道這一段文章，也許東耳進西耳出，絕不留影響於記憶。我想，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一年間馬克思所讀歷史浪漫派的書籍中，決沒有這類牽及歷史唯物主義的話。

　　自然，遼文樸基侖這段文章，確是很可注意，然而我要校對過一遍。我雖知道遼氏屬這一派，然而我沒有讀過他的書。最奇怪的是：我們正確的歷史觀，抽象的論斷上卻和他們突然相遇。——他們在具體的歷史現象中，理論上實用上都將歷史弄得混淆糊塗。凡是關於封建制度的事情，他們這一派的人都能知道國家形式是從經濟形式中發展出來的，因為這種現象本來非常之明瞭，無所掩飾。我不過說他能知道；實在呢，除你所引一段以外，我找不出什麼類似的觀點；自然，封建制度的理論家，當然沒有資產階級自由派那樣的抽象性。假使我們肯定：有一人於此，確贊成這一派的學說，——說封建社會中文化之傳佈及國家的形式與經濟形式有密切關係；要他以此結論應用于其餘一切國家形式，此時，這一浪漫派對於其餘的國家及經濟形式：如中世紀城市公社，專制君主政體，立憲君主政體，共和政體等，亦是與歷史發展程度相當的，而他卻絕對的不瞭解，——我們又怎樣解釋此中的緣由呢？此中兩相矛盾。何況遼文樸基侖屬那一學派，向來以為十七八世紀的專制君主政體已經是「真國家論」的墮落！——他雖知道經濟形式是社會國家組織的根本，也沒有什麼用處。

　　依遼文樸基侖的解說：國家形式是從經濟形式及其整備的利用中所流出的，此中有不可否認的自然律，正如嬰兒之胚胎出於父母。我注意到遼氏所屬的一社會論學派，對於他這一解說就可以下一斷語：他們所謂經濟的真形式——是封建制度。然而因為「罪過的」人類竟反對這一經濟形式，於是就要所謂「整備的利用」，可以免這類的攻擊而得永久的鞏固，可以使國家形式等與之相當，——即：令人類返於十三十四世紀的秩序，依歷史浪漫派的意見，在這些條件之中，最高尚的理想就可以實現，最優美的歷史理論就可以實行，而遼文樸基侖的綜合論也就傾向於此，令封建的社會制度引入封建的國家制度。

　　我所得著昂格斯的答覆是如此。我聽了昂格斯的忠告，就重新審視一番上文所引的話，且合著遼氏全書的總意；確實不差，他的真意卻和我們所想像的相符。所以我應當表示十分的謝意於昂格斯。他的指示真能明瞭指出封建制度之鴆毒。

　　【注】

　　[11]白朗達諾，今譯布倫坦諾（Lujo Brantano，1844—1931），德國經濟學家，提倡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學說，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組織，能夠調和敵對階級利益，即所謂布倫坦諾主義。

　　[12]斯達爾，今譯施塔爾（Georg Ernst Stahl，1806—1856），德意志化學家、醫師。耶拿大學醫學博士。著有《化學原理》、《醫學真義》等。

　　[13]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國工人運動中最早的機會主義者。1863年5月到8月擔任全德工人聯合會主席，推行機會主義，出賣工人運動。

　　[14]蔑婁，今譯彌勒（Johannes von Müller，1752—1809），瑞士歷史學家。著有《瑞士聯邦史》、《世界通史》。

　　[15]白納，今譯波恩（Bonn），德國西部城市。

　　(7)見遼文樸基侖之Die Bewegungs-und Preduktionsgesetze，二二五頁。

　　(8)斯旦（Stein，一七五七——一八三一年），曾為普魯士商務總長，初立統計院，廢國內關稅。

　　(9)哈登倍爾（Hardenberg，一七五〇——一八二二年），普魯士政治家，為國務秘書長時立法改良甚多，為武士党之大政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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