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瞿秋白 > 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報告 | 上頁 下頁
3.廣州暴動之後


  廣州暴動的政治方面發生新的現象。這現象是革命上升呢?還是下降呢?這情形就各方面觀察起來,好似在長期決戰狀態中。在各地不絕的發生新的暴動,又造有新的失敗。開始「爭城市的鬥爭」——城市中工人運動的被壓迫,黨與群眾的隔離,都使這一任務更加加重。無產階級的黨——共產黨——使用它鬥爭的方法,企圖去搖動統治階級的基礎;同時,統治階級亦盡力壓迫赤色職工會及共產黨。階級鬥爭到了極激劇的時期。

  黨在這時期尋找新的工作方法,取得群眾。在武漢破壞之前,黨在秘密工作中恢復了職工會與一萬多的黨員。就是最落後的北方,也漸漸活動起來。上海也開始自下而上的工會與黨的組織群眾工作。

  以前黨的政治教育沒有充分的注意,這是很大的缺點。以前黨員很少討論政治問題。八七會議後,党盡力引導同志作政治問題的分析與討論,這是八七會議後的進步。

  現在談到黨的組織與紀律上的問題。以前在組織上反對八七會議及不執行新政策路線的同志,最少應該給他嚴重處罰,以至開除黨籍為止。同時用教育的方法糾正理論上的錯誤。當然,找小的事情攻擊同志是不應該的,但組織上的紀律必須執行。不然,我們可以保證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嗎?!所以十一月會議的執行黨的紀律是必須的。

  同志們,我們不要怕,大膽說出來。在第五次大會時,我指出彭述之同志的錯誤,有同志以為我攻擊個人。然而,為著黨,這種舉動是必須的,只問他是否有這錯過。有錯過是否應開除!如譚平山的開除,當然是應當的。

  至說改組,決定工人成分幾分之幾的參加,智識分子幾分之幾參加,這不能說是中央的機械主義。機械式的改組是各地自己引進工人之後,請他當菩薩,而不去幫助這種新的指導者。有人說工人同志不能做事,因為智識程度太低。但如果能幫助他,教育他之後,自然就不同了,如蘇兆征、向忠發同志是否會在中央做菩薩呢。在組織上,廣東、山東均有過錯誤的傾向,如山東不給十元以上工資的工人入黨;廣東排斥智識分子的理論;北方的極端民主化的傾向等等。這些錯誤,不論是在指導機關或在同志之中,都是應當糾正的。忽略工人運動的傾向也許有些地方是如此。有些同志以為反帝國主義一來,又會使階級鬥爭麻痹起來。這都是錯誤的見解,我們都應堅決的指正其錯誤。

  最後,我可以說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都帶有著國民黨主義的餘毒。國民黨以為打下北京,列強就會承認南京政府,革命便可告成功。共產黨內的「槍桿子主義」的表現(機會主義也好,盲動主義也好),是和這一傾向有關聯的。南昌暴動與廣州暴動之中,表現大多數軍事同志接近群眾少,時懷幻想。須知共產黨員,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員,為全世界無產階級謀解放,非用槍械所能達到。經「八七」後,這些幻想大致改正。並且,現在革命動力改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由資產階級領導的理論破產。但「八七」以來得相反危險傾向。「八七」後說「過火」或「阻止革命」為機會主義;禁止殺土豪劣紳是機會主義;所謂社會主義是殺人放火,殺人愈多,社會主義亦愈多,放火愈多,社會主義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會主義、最共產主義了,完全表現小資產階級傾向。新的機會主義傾向與盲動主義有關,盲動主義是機會主義反過面來。馬日事變,不準備暴動,固是機會主義;但有的只幾十人,亦要來暴動,說今天不能不暴動,主張暴動即社會主義,不暴動即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所謂機會主義餘毒,是有思想上的系統的,是整個人生觀宇宙觀,是不正確的。這種觀念不高深,即平常工人農民都有的。我黨缺少理論,有如布哈林和史達林同志[38]所說的,革命的黨要有正確的理論的工作人員,就算幾十人也是好的。無理論的黨,必歸破產。我黨有知識分子。工人和農民同志,都要訓練。要有黨的理論才能使党充實。這並非說單一個理論便可以革命。我黨在八年中,革命運動的發展,根本理論缺乏,是黨的弱點之一。從機會主義到盲動主義,說來一大堆,並非上半天有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下半天即能肅清。黨經「八七」以後雖到現在努力在布爾什維克化,但是不能說,現在沒有機會主義了。中央漸次肅清了少數主義、盲動主義、機會主義。尚有一點要說明的,就是中央反盲動主義以來,現在各處黨部亦反盲動主義,人人都反盲動主義。盲動主義是非常之危險的東西,但是不懂盲動主義是什麼,而形式上的反對,更危險。昨天布哈林同志說党天天要暴動暴動,全黨變成傻瓜黨了。這點請布哈林同志放心,一到大會,一切的傻瓜不知怎的都變成不傻了!

  【注】

  [38]史達林,即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Джугашвили,1879—1953)。著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活動家,蘇聯党和國家重要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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