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報告 2．軍閥混戰與十一月會議

2．軍閥混戰與十一月會議

　　寧漢戰爭起來，更早些北京已有奉晉戰爭。這是中國混戰的激烈時代。中央在十月十日，我黨即發一宣言，提出「變軍閥混戰為民眾反軍閥的戰爭」口號。不久，中央便對於各地有所指示。指示的主要意義是在於工農應當利用混戰征取革命力量的陣地。這可以是經濟鬥爭、政治鬥爭，可以是從小的鬥爭發展到大的鬥爭，還可以是遊擊戰爭或簡直的抗稅抗租，可以是暴動。但是，宣傳的目標，應當明顯的指出共產黨所指的道路是革命的，是武裝暴動的推翻統治階級。各地應當照著當地情形，並決定鬥爭的方式。例如，江、浙，當時並無總暴動的前途，最初中央便反對無錫農民攻城的建議——農民鬥爭劇烈而走到遊擊戰爭，我黨是應當去領導的。至於上海暴動則根本上談不到。江蘇省委當時的緊急決議案，也就只指出準備的工作，指出江南的「騷擾」之可能，及江北所謂「割據」某幾縣之可能。過分的估量，只在認為上海這些鬥爭或者很快的便要轉到整個的暴動。例如湖北，中央只是認為唐系軍閥崩潰，兩湖，尤其是湖南，將有日益造成暴動條件之可能。

　　十一月會議便對於暴動的概念，更加弄得清楚。其中指出必須有城市暴動——工人階級為指導及中心，革命方能真正勝利。並指出城市暴動——總暴動之條件是：第一，統治階級之崩潰；第二，暴動要在中間階級的動搖時期；第三，要群眾真正有了暴動的決心；第四，要有暴動的準備工作。這決議可謂反對盲動主義的開始。其次關於工人日常鬥爭工作的問題也有指示到，但並沒有說從此就不準備暴動了。

　　以後黨的政策，是反對軍閥的內戰，號召民眾自己起來以階級的鬥爭消滅軍閥的戰爭。在廣東尤其有切實的指示。尤其是廣東，自從擴大會議後，有詳明確切的指導。至於廣東暴動是否就是盲動主義？是否廣東暴動會有勝利的可能？自有廣東代表來說。（「誰說廣東暴動是盲動？」——國燾）當然，就是中國同志沒有說，也有外國同志說的。（「廣東暴動中央知道否？」——若飛）這裡有恩來起草給廣東黨部要它準備暴動的文件可查。

　　中央十五號《通告》內有說在目前適應中國特殊的政治局面：第一，我們應號召農民起來作減租抗租運動；第二，在可能時號召工人起來罷工；第三，號召群眾起來作反軍閥內戰的運動；第四，甚至有些地方可以暴動；第五，已暴動而存在的蘇維埃區域，應擴大成割據局面。

　　在當時，上海有些同志用手槍強制工人罷工、強制暴動的事，中央立即制止，並指出這種錯誤的傾向。

　　亦農[37]同志曾在黨內做了很久的工作，也曾領導數次暴動，但他的錯誤還是很多的。他現在死了。現在暴露他的錯誤是很難過的，但為著政治上的明白起見，就不得不說。他在湖北指導工作，估量唐生智還有兩三日的壽命，甚至可以戰勝南京。這是他唯一的錯誤。然而他制止湖北省委的盲動，這是他對的。湖北省委定期幾次罷工，暴動還沒有暴動成。這種指導當然是不好的。其時湖北C．Y同志，尤其有這些盲動的傾向。

　　其次當時廣東已準備了暴動。兩湖農民亦好幾處爆發，佔領黃安。沔陽等處都有騷動，而且有漸次擴大形勢。湖南從那時唐生智軍隊潰散，至今蔓延十餘縣、二十余縣的農民騷動。在北方也不能說是沒有鬥爭，天門會、紅槍會的反抗軍閥也是很嚴重的事件。

　　八七會議後，黨的政策改變，傷痕緩緩恢復，尤其是南方一帶具有直接革命形勢。當時，南昌暴動與汕頭失敗，張發奎軍隊入廣東趕李濟深時，中央曾有指示於廣東的委員會，指明黨在廣東目前的任務。在廣東政治上的糾紛，經濟上的恐慌，工人運動的高漲，與海陸豐暴動，蘇維埃政權的成功，都是客觀直接革命的形勢，應當加緊廣州暴動的準備，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這《通告》是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發的。廣州暴動在十二月十日發生。雖然暴動的日期不是由中央決定，但實際上交通困難與客觀事實，日期問題是不能由中央預定，而應在鬥爭的形勢中決定出來。廣東那時還不能打電報責問中央，說明那一天想暴動，或某日某日可以暴動。這回的暴動雖是遭了很嚴重的失敗，但這是不是盲動主義呢？不是的。

　　那時，黨裡，特別在團裡，發生有盲動主義、先鋒主義的開端，如江西打電告中央預定那日大暴動之類。此外前前後後，如北方局六大區暴動計劃，江蘇的以上海響應無錫的計劃等等，盲動主義非常利害。中央都立刻開始糾正這種傾向。

　　廣東暴動的意義是開始了中國蘇維埃的階段。此後中央有各省工作的計劃，特別注意說明廣東暴動失敗的教訓，及統治階級反動的進攻形勢，有使工農運動更加艱苦而深入的可能，須為決定勝負的暴動之準備，尤其不能玩弄暴動。中央這種指示晚了些。我們工作的中心，是在大城市工人運動的鬥爭，與黃色職工會的鬥爭，並在反帝運動中吸收小資產階級的學生及其他群眾。如果說中央沒有注意到群眾工作，這是不對的。或者這樣說，中央在省委之上，不能有更好的指導，但大的政治方向完全對的。

　　【注】

　　[37]亦農，即羅亦農，湖南湘潭人。1921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同年冬加入中共。1925年3月回國，12月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1927 年5月在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八七會議上當選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9月下旬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1月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被捕，4月21日在龍華英勇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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