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報告 1．八七會議

1．八七會議

　　Ⅲ．盲動主義與暴動政策

　　1．八七會議

　　現在說到第三部，就是從八七會議，一直到現在的時期。大家都承認「八七」會議是本黨的重要關鍵。如果沒有「八七」會議，那麼我們的黨現在不知成了個什麼東西。武漢失敗後，「八七」會議後，黨有了新的生命，雖然是「八七」會議對一切的問題還有不徹底明瞭的成分，但它戰勝了反無產階級的傾向。「八七」會議後，國際代表洛米那芝同志[31]是參加的。在「八七」會議之前，已決定了三件事：а，南昌暴動；б，發表告國民黨左派同志書，在這個同志書裡，還說到我們的政綱；в．是七月三十一號汪精衛的武漢政府殺了三個工人，我們發表了宣言反抗，號召總同盟罷工。

　　決定暴動的前後經過及其內容，因為我不在那裡，所以我不能多說。但是當時中央所決定的加深土地革命，決定四省的秋收暴動的經過，這與「八七」會議後的政策是有關係的。固然「八七」會議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沒有給與一個黨綱及政綱的決定，然而它的意義是不可磨滅的。我們知道我們的過去錯誤，是在（1）不明白革命轉變的階段；（2）根本在方法上不信任群眾，而且離開群眾，甚至阻止群眾；（3）拋棄獨立性與批評性。因此，就形成了黨最後的，最利害的機會主義。「八七」會議剛剛用了全黨的同志注射在群眾的身上，在「向著群眾」的口號之下，就注意了秋收的暴動、武漢的罷工、海陸豐農民的繼續鬥爭、指導廣東武裝暴動的準備、群眾運動的發展等等的重要問題。固然，「八七」會議有其缺點，如：（1）關於土地問題，在武漢政府時代，國際就有命令說：現在應當自下而上的實行土地革命。這就是說：要贊助農民自動的沒收地主的土地，而革命軍人及小土地主，甚至中等地主，在不可能的特殊範圍內，可以不沒收。這是否是機會主義的路線呢？我的意思這並不是機會主義的路線，這是一種策略口號。當時武漢時代，黨內對土地革命有兩種意見：（1）陳獨秀的意見。他說現在不應該講土地革命，我們現在要經過相當的宣傳時期後，才做土地革命。鮑羅廷當然是同意這種意見的。（2）是湖南的同志如毛澤東[32]等。他們是主張立即沒收一切的土地，因為當時在湖南的農民已經自己動手了。這兩種意見各走極端，而中央及國際的代表應該立即給以答覆的。但給與答覆了沒有呢？沒有的！當時我自己也有一個錯誤，或者不是錯誤而是事實。我說：必須沒收土地，至少大地主的是可以沒收的，可要有兩個條件：а，要與湖南國民黨左派群眾共同去做，б，要不涉及軍人的土地。當時也有其他的意見，我不必多說了。國際的決議案及命令說不沒收小甚至於中地主的土地，這是一種策略，是不錯誤的。這是說，中國共產黨這個政策告訴全國說：我們是贊助並領導你們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但是如果農民自己動手去沒收中小地主的土地，那末，國際的決議案及命令，並非先告訴我們說，如果農民要太過火了，要搶奪中小地主的土地，你們要用法律的第幾條為根據去治他們的罪，去槍斃他。並沒有這樣說呀！「八七」會議是繼續了國際的議案及命令，然而我黨是革命的領導者而非制裁革命的。如果農民的沒收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土地，則按法典的第幾條去制裁他，這是不對的。「八七」會議的決議案，卻又引起了這種「誤會」。南方局[33]等總是想法去自上而下規定多少畝土地以上的地主土地方可沒收。這是一個大缺點。（2）《告國民黨左派同志書》[34]。武漢政府叛變了，我們是說明只有共產黨能夠實行土地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決國民黨客觀上所要解決的任務。這完全是喚起左派的群眾來推翻武漢反革命的政府，這是最後的嘗試。南昌的暴動的確有左派的國民黨參加的，賀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但是在別的地方就沒有了。這種錯誤是過分估量國民黨「左派群眾」。喚起他們來反對寧漢的反動中央，這是對的，但說國民黨仍舊可以做群眾暴動勝利後之政權形式，那就錯了。但我如要用政客的手段，完全是利用某部分去反對某部分（軍隊等等），這更不對。因此，江蘇省委員，國民黨的黨團書記王若飛同志就在這種觀念之下主張國民黨革命同志歡迎汪精衛。你看這如何講得通。

　　（王若飛——並不是我主張的，你講話要負責任。）

　　（瞿秋白——共產黨在武漢驅逐汪精衛，而共產黨又在江蘇歡迎汪精衛，這又如何講得下去呢？

　　不是若飛同志主張的，這是若飛同志贊成的，他是黨團的指導者！）。這難道也是由於估量時局不正確嗎？

　　或者有人要說，由於對國民黨的政策而來的「誤會」。武漢反動這是全國的失敗，然而我們的党曾加入過武漢政府的，亦加入過國民黨的。因此，工農群眾一定要問，你們本來是在擁汪，而現在又來反汪，那麼，工農的被慘殺，共產黨是要負責任的。若果你要否認，那麼，他定要要求我們答覆的。因為這是很有理由的問題。因此，「八七」會議決定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總方針與任務，這並不是「盲動主義」的來源，若果有人說這是「盲動主義」的來源，那末，我就不明白了。

　　南昌的暴動還是在「八七」以前就決定了的。它是一個武裝的政變，而並不是一個在街上的群眾暴動。這是否與對革命的政局估量有關係呢？誰能斷定說，武漢失敗後，也如俄國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一樣，要經過一個長期的反動呢？假若這樣，那末，就不決定暴動了，而使葉挺、賀龍的軍隊散在民間去了。然而革命的黨不是這樣的，她絕不願輕易放棄武器的。當時決定暴動，國際也是有電贊同的。國際僅僅電訊有無勝利可能。當時事實上是否有勝利的可能呢？我們都知道，它到汕頭隨後方才失敗的。這與秋收暴動，同有發動群眾的目的。湖南的馬日事變，誰都知道對黨與革命有非常大的損失。當時為了黨的前途起見，為了為革命找一條新的道路起見，就只有決定贊助發動「秋收暴動」。至於它的好還是壞，這已很明顯的答覆了。以前在國民政府時代，我們阻止暴動，而現在我們是贊助領導暴動了。所以中央始終是認為這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不過如對於時局估量的不詳細，及其他的錯誤，如：宣佈什麼沒收什麼二百畝以上的地主的土地，不堅決的肅清反革命……等，這都是以前受著「機會主義」的餘毒。這在理論上是如此，而在事實上也是如此的。至於南昌的暴動，固然指導前敵的同志，未曾參加「八七」會議，然而如果這不是一個革命暴動的軍隊，而是日本或法國陸軍部治下的一師人，那麼師長可以回答，我未接陸軍部命令，故未沒收二百畝以下的田地，未堅決與張發奎破裂等，所以我們不負機會主義之責任。這是一種法令式的說法，這等於說：第四次共產國際大會關於東方決議案並未說革命前途的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我現在同布哈林可以這樣說，請你看罷！你以前並未告訴我們說中國革命的前途，可以使它向非資本主義發展。如果如此，那末，共產國際共有六十餘支部，它不能個個國家都單獨的指示出來。同樣，中央也不能指示你們說，你們應該在某日某時在廣州暴動。黨並非一副死機器。問題的重心，是在原則上，而不在小的地方。若果你是一個好的共產主義者，若果國際對中國的消息很模糊，它不知道中國的工人，到底是一千萬、八百萬，或一百萬，那末，我們就應該供給它材料，應當自己有些判斷力。同樣各級黨部對上級黨部也須如此。每個黨員都是自覺的參加革命，他並不像一個簡單的兵士一樣，長官使他打東，他就打東。

　　關於「八七」會議政治紀律未取得執行的問題，也要說一說。陳獨秀不服從國際的命令，不願到莫斯科來。其餘的犯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是中央全體。但是黨並未開除他，並未個個同志懲罰。在各國的共產黨對待其犯了紀律的同志，如蘇聯共產黨對待反動派（有人說：反對派！）（瞿秋白：——反動派同反對派差不多。）他們的政治紀律是如何執行的呢？托洛斯基自一九二三年即在黨內搗亂，按事實的本身，比獨秀嚴重得萬倍。但是我已屢次說過，紀律非若法典一樣，他們先用宣傳、訓練、……等等的方法改正他，並主要的目的，使群眾認識他的錯誤，並不認為只是幾個人的事。假若我們因為陳獨秀不到莫斯科來就開除他的黨籍，這對於黨員無多大幫助的。我以為「八七」會議後，政治紀律已經執行得很嚴厲了。

　　「八七」後，黨走上了新的道路。由「八七」到十一月，是一個農民時期。當時如鄂南、鄂西、醴陵……等地都有暴動。武漢的反動，是反革命的勝利。南昌的暴動及許許多多的農民暴動，是反抗反革命。不錯，反抗的結果是失敗了。但我們不能因為失敗了，而就說這是錯誤的。當時的形勢，無論如何是要領導暴動的。當時的暴動口號，空氣，自中央，自下級黨部到群眾都是如此。這是否是「盲動主義」。這其中有許多是各個的事實做錯了，不估量自己和敵人的力量了，但不能說這都是「八七」反機會主義過甚的原故。

　　這又可助我們解釋一切的事實。有人說在「八七」會議上面，我們放棄了工人運動鬥爭，而只注意農民運動鬥爭。這非事實。當時關於工人運動的決議案，是蘇兆征同志所起草的。他是很具體的，也許他太多注意武漢一方面。至於他說農民暴動後，城市工人運動應該起而響應，這只是局部的而非原則上的問題。中央對秋收暴動並未決定立即推翻武漢政府，在武漢來一暴動。再則農民運動是明存在著，工人階級對它要有一明確的態度，這是事實上的問題。凡此一切，我們以為都是為的爭回以前的勝利，以上是「八七」前後的事。

　　湖南秋收暴動，在黨的指導機關是有錯誤。而兩湖的革命情勢和經濟危機，仍是繼續著武漢政變以前的情勢。客觀情形是表現農民要起來暴動，並且黨的機關是應當去領導它。湖南的所以提到奪取長沙的問題（長沙暴動的問題），是因為客觀上的形勢，從平、醴等處的發展，應當有如此的目標。當時省委彭公達[35]的報告亦不確實，而且終於不去做群眾工作。這是莫大錯誤。如果「八七」後立刻去找馬夜事變[36]以來已失鏈鎖的黨部和群眾，那末，一切政策的決定與實行，決不至於如此之糟。

　　此方區當張作霖失敗退兵時，亦曾決定雙十節暴動。中央對於這些行動亦認為是非多數黨的策略，而是盲動主義。因為北方軍閥雖在混戰，但他們仍有很不小的力量，以之壓迫無組織的工人暴動它是有力的。所以不顧主觀客觀力量亂動，便是盲動……。

　　其次關於國民黨的問題，「八七」會議後至九月十九中央便決定變更決定。南昌暴動的革命委員會內的許多左派，已經登報聲明退出。同時，特別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分子亦脫離我們。現在我們看來，我們當時對國民黨的估量，是不正確，特別是國民黨左派視察之不正確。

　　至於組織上，「八七」很具體的提出党的機關工人化的口號。可是，因此引起一種反的傾向，就是反對知識分子的傾向（如廣東各地），但這已經是以後的事。我們當時提出改造機關的口號，因為我們既沒有辦法進行黨的工作，所以不能不吸收工人分子參加進指導機關來。可是，「八七」會議的組織問題中並沒有堅決改造黨的決定。

　　【注】

　　[31]洛米那芝，今譯羅明那茲（Висс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Ломинадзе）。1927年7月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參加中共八七會議和十一月會議。提出「無間斷革命」論和革命不斷高漲，造成中共的盲動主義。

　　[32]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湖南湘潭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創建人之一。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中共第三屆中央委員。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政治週報》主編。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7年八七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9月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任中共前委書記。起義失敗後，率領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33]南方局，指中共中央南方局。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致函廣東、廣西省委及閩南臨時委員會，決定派周恩來、張太雷、彭湃、陳權、惲代英、黃平、張國燾為中央南方局成員，張國燾為書記，領導廣東、廣西、閩南及南洋一帶特支。

　　[34]《告國民黨左派同志書》，即1927年8月2日中共中央發表的《共產黨致國民黨革命同志書》。

　　[35]彭公達，湖南湘潭人。1924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農民部長。1927年在八七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

　　[36]馬夜事變，即馬日事變。指1927年5月21日晚（馬夜）許克祥率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在湖南長沙發動的反革命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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