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報告 2．黨的歷史上之幾個問題

2．黨的歷史上之幾個問題

　　其次我所要講的是黨的歷史概略。在黨的第三次大會中，我們討論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在這問題上，有許多同志有兩種主張：有一部人的主張，一切黨員都可以加入國民黨。張國燾對這意見是不同意的，還有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在主張加入的方面，也無一致的意見，也無一定的主張。後來在國民黨中工作的同志，他們傾向於否認鬥爭，於是使他們在一切馬克思理論的根本問題，都發生了疑惑。在這次大會上，我們還曾討論過黨綱問題。對於黨綱草案，曾經有幾個字的修改，但這幾個字之中，就含著機會主義：對於農民及資產階級作用之不正確的見解。一九二四年五月會議，又決定產業工人不加入國民黨。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的第四次大會，才決定了產業工人應加入國民黨，同時指出了過去的錯誤，提出領導權的問題（不過不正確罷了！）。

　　如今應當再說到幾個政策問題。第一個就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中山北上的事。許多人反對中山北上，同時在這北上前我們在廣州同國民黨開了一次談話會。當時國民黨的右派，馮自由、張繼他們在這次會議之前，極力出來反對C．P．在國民黨的黨團。張繼他得著了我們一本決議案做「罪證」。直到廖仲愷到了廣州，我們才公開的提出爭黨團的問題。當時與國民黨的談判，是我負責的。（國燾：——當時有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問題）我的主張是，黨團在國民黨中公開存在。談判的結果，國民黨中央開會，通過一決議案，承認共產黨是一無產階級的政黨，無論何人不能企圖消滅他；國民黨對共產黨員，只能以一般的國民黨的紀律對付他們，不能消滅他。後來國民黨要求設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參加這會的應有國民黨、共產黨及國際代表，以便解決所謂黨內糾紛問題（並不是共產黨的黨內糾紛問題，那時還只是國民黨的糾紛問題）。當時國民黨中央通過此決議案後，中山便將馮自由開除去了（一九二四年八月）。當時我黨中央，一則反對北上問題，一則罵我擅稱代表，決定那一決議案。我被調回上海。（國燾：主要的是國際聯絡委員問題，你為什麼不說？）國際聯絡委員會，中央當時認為是國民黨束縛我黨的工具。我是認錯。後來這一委員會未成事實。至於那一議決案，國民黨可利用它來束縛我們，我們也曾利用它來反對戴季陶的右派。我的外交辦的不好，這是應負責而受處罰。現在再說北上問題，我是贊成的。中央之和森（述之）等竭力反對，我的文章也不登《嚮導》。同時北方也是反對的。中央它說我犯了政治錯誤，於是調動我的工作，說我不應該反對中山北上。和森他是反對我的，我氣得關於這事還作了一篇文章，是在別的刊物上登的，當然這種反對中央的文章他是不登的。

　　反對北上的方針是什麼？是怕國民黨發展？或者如述之、和森當時替孫中山劃策，要他做科學革命：先宣傳，後組織，再暴動；要他「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中山自然是沒有聽這種忠告，他是北上了。北方區委仍是反對。當時國燾同志出獄，在北京曾反對北方區委之意見，隨後中央對此問題是變更政策了。

　　第四次大會時，最初提及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述之首先提出的。固然第三次大會之後，一九二三年八月我就在《新青年》季刊上第二期做了一篇文章，其中論及領導及民權獨裁。但是這篇文章發表了，誰也不去管它。彭述之雖用其他許多似是而非的意見來提出這領導權問題，然而他們的「功勞」，是在適應黨內客觀情形提及這一問題，方才得著黨內高級幹部之注意。在五卅運動、省港罷工發生之後，廖仲愷被刺時，我們也發生過兩種的意見：一種是主張極力的去打擊右派；一種是主張不可以太過左傾。其次就是國際代表伍庭康[27]在他回國上船之前，忽召集我們（獨秀，國燾，秋白）去和孫科，邵元沖，葉楚傖一次談話。說我們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的）上，決不要三分之一以上之中央委員等等。汪精衛是左傾的，而我們偏要把他向右拉，給國民黨讓步。這是很錯誤的。三月二十號廣州的事變就是這種讓步中形成了。

　　再就是關於北伐的事。中央在上海擴大會議時（一九二六年七月），陳獨秀同志有一篇文章反對北伐[28]。反對借北伐來增加苛捐雜稅，這是對的，在廣州則亦大致同意；然根本反對北伐是不對的。廣東同志的主張一方面擴大左派的力量，另一方面主張北伐。後來我同國燾到廣州去了，我們是去開國共聯席會議[29]的，結果被他們拒絕了。這次在廣東，我們同延年[30]、太雷等與鮑羅廷、伍庭康等討論。鮑羅廷提出「社會政綱」包含土地革命問題；伍庭康主張只要民主政綱（除去土地革命）；國燾則主張一個「社會民主派政綱」。（國燾：——別開玩笑呵！）這不要緊，你當時的確是主張他倆的政綱應合為一，說笑話，所以說「社會民主罷了」。我當時與你同意的。土地政策是鮑羅廷先提出的。從這時起，中國革命發生了土地革命政策，發生了土地革命；但並沒有瞭解土地革命，到了一九二七年七月才明白土地革命的意義。五次大會前，我是主張北伐的，並且用通告的形式，通知各地應幫助北伐，使北伐成為群眾的力量。北伐中以群眾團體政權為號召，要求北伐勝利地域立刻實行「民權」。事實上，當時漸漸已經發生黨權問題。黨權運動是反蔣的，是對的；但大多數同志不知道怎樣法子，怎樣用群眾的力量去爭黨權。從北伐到武漢，到上海第三次暴動，沒有誰能講他沒有犯機會主義的錯誤。我自己也是很脆弱的，只是我可說有不同的意見的，可說我的意見是由書本上找出來的，說我沒有堅決去主張。然而實際的群眾運動，我是受著它的教訓，比書本上的教訓還要好。總之，從此革命鬥爭形勢日益嚴重，黨內各種不同傾向，不能不分化了。階級鬥爭的形勢，是極明顯的提出與民族資產階級破裂的問題，使大家，使各人不能不給以明確的答案。

　　此後就是上海暴動的問題。這暴動的試演就是二月暴動。三月暴動的成功，亦就由於二月總罷工時的黨內討論，使大家更進一步的認識。其時對於上海之政策問題，我曾竭力反對聯絡虞洽卿等。然而實際上，上海暴動後的政策，始終不能完全站在布爾什維克的道路上。

　　上海暴動之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漢口的特別會議，覺得群眾左了，政府右了，我們應把政府拉左些，群眾坐右些（座下大笑）。這真是莫名其妙，這或者是太互辯法了。

　　再說到第五次大會的情形。我可以說第五次大會是接受了國際第七次大會的決議，但它是一個形式的。在這會上的情形，表現的是我也罵人，彭述之也罵人。「我們要和氣一點好吧！」五次大會後，中央沒有整個的路線。鮑羅廷、魯易與中央又有許多不同的意見。鮑羅廷向來是主張土地革命的第一人，他也是主張阻止土地革命的第一人。鮑羅廷的錯誤，中央是應分負其責的。因為中央實際比他還右。自從汪精衛回漢後，我黨中央的政策便開了「機會主義之大成」的時代。汪精衛是有他的社會背景，階級關係的。鮑說不要破壞了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他所謂小資產階級，是除買辦階級外直到乞丐都是小資產階級。魯易他沒有告我們一定的主張，一定的方法。他僅僅接受國際的訓令——他不是機會主義者。不過主要的不是在他，而在我們對實際問題不能解答。我們現在知道，我們當時的政策，是完全與國際決議（第八次擴大會議）相反的。我們五次大會，我們覺得估量時局有不正確：在蔣叛變後，仍用蔣叛變之前七次國際議案，這也是一個機會主義的錯誤，我不詳說，有我的報告看就知道了。關於武漢時代我不能詳說，因為時間太占多了。

　　在湖南的馬日事變後，中央秘書處滿天飛，隨後便是「散夥政策」。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決不能再說我們沒有機會主義的錯誤。這機會主義的錯誤，在八七會議，我們開始正確的指出，但在組織上，我們還有許多沒有深刻去瞭解它。

　　【注】

　　[27]伍庭康，即維經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омович Видинский）。曾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書記。1920年春奉命來華，在北京、上海先後會晤李大釗、陳獨秀等，幫助創立中國共產黨。1923年11月再次來華，任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代表。此後多次往返于蘇聯和中國。中國大革命後期，對蔣介石的反共採取右傾退讓政策。中國大革命失敗後，被召回國，離開共產國際。在中國工作時，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或衛金。

　　[28]指1926年7月7日發表于《嚮導》第161期的《論國民政府之北伐》。

　　[29]國共聯席會議，指國共兩黨擬議於1926年8月在廣州召開的兩黨聯席會議。中共中央派張國燾、瞿秋白、譚平山出席會議。

　　[30]延年，即陳延年。1922年6月，參加發起成立旅歐少年中國共產黨，任宣傳部長。同年秋，先後加入法共和中共，並成為中共旅歐支部主要領導人之一。1923年春，轉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4年夏回國，10月被派往廣東工作。曾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四一二反共政變後，改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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