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概論四、政治

四、政治

　　政治與階級鬥爭　生產力之狀態及受這些生產力所規定的經濟關係是社會的基礎。社會基礎之上，應那些經濟關係的需要，自然要發生種種社會的「建築」——最先當然便是上節已經述過的社會制度。可是社會制度裡有所謂「政治制度」。原來社會裡發生階級之後——一部分人佔有生產資料及生產工具，要強逼別部分人替他們去做工——使用工具，以便佔有他們勞動生產品的一部分（剝削他們），於是需要所謂政府。政府的意義就是「強制機關」。

　　這種強制機關的發生，必在階級發生之後：階級分化愈清晰，強制力量也愈大且多，強制組織也愈完密。可是強制機關也可以轉移於受剝削階級之手，以為限制剝削之機關，消滅剝削之工具。政治發現才有所謂國家，——政治的基礎在階級上，所以階級消滅（剝削消滅）之後，國家也要消滅的。政治不但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階級與政治不能相離，有階級即有政治。其他社會現象（科學、藝術等）未必全賴階級制度而存在，所以只有政治是階級社會的標誌。因此，一切階級鬥爭，無有不反映到政治上來的，一切政爭亦無有不含階級性質的。根本上說來，階級鬥爭是爭政權之鬥爭，目的總在於取得政權以改造經濟關係；因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新階級便非取得政權不能往下發展。因此，一切部分的日常生活裡的小鬥爭，直接的間接的都是階級鬥爭。

　　統治機關及統治階級　社會裡有階級，便有治者與受治者之分，政府便是統治機關之總稱。社會之經濟關係的進化過程裡，「階級社會」自成其為一大階段，與政治制度相終始。這一大階段裡，統治階級更換過好幾次；這種統治階級更迭的過程便是政治制度的歷史，其中有種種複合過渡的形式——也與經濟關係的變易相應。總之，政治制度是社會內階級關係的表現；政治制度的流變，就是社會內歷史上各階級之此進彼退或犄角相持的種種鬥爭陣勢之反映。現在舉代表制及元首制的變遷為例。

　　（1）代表制：

　　氏族的原始共產主義時代，還沒有階級；當時的氏族集會是全體參與議事的——並且所議的事大半是「怎樣處置事物的辦法，怎樣共同勞動的計畫」（當然是很幼稚的蠢笨的辦法及計畫），卻不是「怎樣治人」的問題。所以那時其實還沒有政府，沒有政治制度，沒有所謂政權，——只可以勉強稱之為「直接民權制度」。

　　封建制度之下，農奴或奴隸便「喪失」了政權；只有貴族、諸侯、武士各自代表自己的經濟力量，獲得多少的政權——代表制度方才發現。貴族有選舉代表權便是大家商量怎樣統治奴隸的政權；農奴和奴隸當然沒有選舉代表的資格。再則，貴族的代表會議同時就是自己之間的競爭「比武」的場所——各個諸侯自己都有經濟，這是他們自己之間的經濟競爭的影片（因經濟競爭而朋分政權）。

　　商業資本興起，代表制的意義漸次消失。——這期的資產階級剛剛發生，還很幼稚脆弱，那散漫零亂的小市場生活反映到政治上來——可以無為而治；同時，資產階級的交易經濟勢力逐漸膨脹，君主（國王）便隱約代表這小資產階級（小農及小商）漸次扼制諸侯貴族——他們的自然經濟已經失勢。所以君主一尊的官僚制度便漸發展。

　　工業資本發展，代表制的作用又恢復。——這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力大增，大資本兼併小生產的過程表現於政治，資產階級式的農業與工業競爭，資產階級各部分的力量要表現、要互爭、要聯合，於是國會制鞏固。同時無產階級始發生，加入政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日益激厲，國會便成壓迫勞動的工具；而且資產階級不得不時時聯絡小資產階級以抵制無產階級、蒙蔽無產階級，所以選舉權時有擴大。因此種種手段，而資產階級便在國會裡保障並且鞏固自己的政權。

　　財政資本形成，代表制的名稱與實際日益相遠。——這期的資產階級兼併（托辣斯）壟斷（新狄嘉）[2]愈趨愈甚，勢力集中於少數人而日益增大；政治上往往一二大工業或大銀行，經過政黨及報紙操縱一切政策及選舉。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雖得選舉權，而實際上受壓迫更甚；即使國會裡勞動階級能佔優勢，大資本家往往指使軍隊警察以武力鎮壓（戒嚴等手段）；甚至於使用「法外」的手段，如法西斯、三K黨等暗殺暴行機關，鎮壓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及政治鬥爭。選舉權之有無已經無關重輕，因為選舉權已經不等於政權了。

　　[2]新狄嘉，今譯辛迪加。

　　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政權。——這期的資產階級突然失去政權，必定假借種種手段，如「民治」、「自由」等空談號召，力謀資本主義復辟，反對無產階級國家之經濟規畫政策。實際上私人托辣斯等大生產發現之後，所謂「自由」貿易完全名不符實；經濟上的發展要求根據這些大生產制度，漸次實行有規畫的經濟。可是有規畫的分配及生產直接侵害資產階級的生存權，所以資產階級決不肯為社會上多數人福利而容忍無產階級政府和平進行這經濟改造事業。因此，無產階級必然行獨裁制——剝奪資產階級之政權及一切公權，只有勞動者享有代表制的權利——蘇維埃制。

　　共產主義隨無產階級之國家經濟政策而漸形成：大資本家既在革命時受沒收，小資產階級又因公有大生產之極端發達而消滅，全社會皆成自由的勞動者——階級消滅，國家政府亦隨之消滅——無政府。

　　（2）元首制：

　　元首制最早發現于宗法社會之家長。人類勞動生產的過程，漸漸得經驗的（偶遇的）智識——新式的勞動工具。老年人的智識既純由經驗得來，還不能分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只能托之神秘祖德——便漸成傳授智識的專利者。再則，生產量既增多，生產工具又進步，便因分工協作及儲蓄生產品而社會需要集權的「生產勞動之組織者」——家長。這時期大家庭或村社的共產制還存在；所以家長或社長的統治還不是純粹政治的，而是靠年老尊長的威信（孟軻所謂「曰德、曰齒」）。

　　家長因為操有分配族中生產品之權，漸能享有餘剩生產品——初與他族交易；再則，各族或部落互相接觸，各求擴張土地或爭奪土地，遂有軍事發生，熟練軍事技術。因此，交易及戰爭便增高家長的權力，漸漸變成所謂酋長。管理生產及組織軍事的技術亦都是根據於偶然遇見的經驗及天生的壯健肢體——族長及酋長每每自以為是神或神子，受部下的敬禮尊崇；其實是大家因同處一經濟單位內，智識技術既不及他，要進行生產及防護自族又不得不服從他；所以元首制便漸漸的有神權的色彩。

　　酋長制之下生產漸發達，農業漸固定；農奴制度日漸形成，戰爭俘虜對於生產已經有用；土地佔有既漸確定，手工業及商業交易也有發生的機會。於是封建制度興而成閥閱制的社會：土地的佔有形成貴族階級，智識上宗教與軍事的分化形成僧侶或儒士階級，脫離農奴地位的手工業者及商人、小農已經形成「原始的」資產階級（「第三階級」）。——其實貴族、儒士及商賈、工匠、農民的相對關係並非嚴格的「社會階級」的意義，而是閥閱——身分不同。當時經濟上佔優勢的始終還是貴族之農奴制的農業經濟（非自由的小農）。此種農業經濟當初全賴貴族（以前的酋長）以武力掠得土地。然而技術程度還很低，不得不將奪得的土地分裂成許多小生產來經營（分封土地）；或者雖然征服別人，而經濟上不能兼併，只能行政治上的轄治。因此，一方面封建制度成立，貴族之間出現君主——做諸侯的元首；別方面各貴族諸侯在自己的「采邑」或「國度」內做農奴及士農工商的元首。

　　商業資本時代，貴族衰落——許多小元首漸漸消滅，君主一尊的制度出現，以個人代表全社會的小資產階級，所謂「民族的資產階級」（上面已經詳論，不再重複，下同）。

　　工業資本興起——君主受大資產階級的限制或顛覆，於是代表制與元首制滲合，成所謂君主立憲制或總統立憲制。其實君主或總統自己也漸成公司股東或者大企業家。

　　財政資本發達之後——君主或大總統成了大銀行家或投機事業家，或者呢，做大資本家的「最高傭僕」。

　　資本階級的社會永久不能拋棄形式上的個人元首制；資產階級革命（英一六四八年、法一七九三年）曾斫掉過「元首之首」，然而資產階級的國家始終保存這元首制。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內部必然自相競爭，大資產階級要「挾天子以令諸侯」，使元首做傀儡或做調人。無產階級革命方才永絕個人元首制，而代以無產階級的集體獨裁制。

　　共產主義的發展必定完全消滅階級及政治制度，更不用說個人的元首制了。

　　那時的社會裡，絕對用不著治人的機關，而只要治物的機關。

　　政治制度變更的形式大概如此：無處不和社會的階級關係相適應；而社會的階級結構又為經濟關係及生產力的發展及變更之結果。生產力及經濟關係變易的影響，使各階級在社會生產裡的作用及優勢互相更迭；於是發生革命而政治制度變革——統治階級相更調。

　　政制變革之動力及民權之意義　資產階級的學者往往以為政治制度自成系統，和物質的經濟基礎絕無聯繫；即使承認政制變革有動因，也先向所謂「政治理想」、「社會心理」裡去找。其實政治理想及社會心理雖然是政制變革的「助緣」，卻不是「動因」。舊社會裡新階級的勢力膨脹，自然創造自己階級鬥爭的「精神工具」：發現新政治理想，鼓勵群眾的社會心理；凡此一切都不過新階級取得政權的預備，——革命工具不完備，當然革命難以成功，所以政治理想及社會心理當然是革命及其他變革的必要的助緣。然而這種社會變革的動因——根本動力，在於物質生產所湧出來的新階級；假使沒有這物質條件，什麼新政治理想也不能有。資產階級的學者及「准學者」因不懂得社會是什麼，所以說：（1）教育程度對於民主制度是必需的，教育可以轉變社會；（2）民主制度會生流弊的，所以要想出種種防弊的制度。

　　這兩句話都可以算對的，可是沒有見根本原因。實際上民眾若真能革命，認識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的教育程度可以在參加政治的革命運動的過程裡漸次增高的，決不在於坐在教室裡才算受教育；況且在舊統治未崩壞以前，一切教育機關都在舊治者階級手裡，受著教育同時就受著蒙蔽，不能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舊統治未崩壞以前，社會的生產量，因治者階級只顧競爭私利及經濟上的無規劃的狀態，決不能達到當有的發達程度，所以雖願受教育而為經濟所限的總是大多數民眾。

　　至於制度問題，固然一種組織自有他的技術，好象機器一樣，要配得得法，方才合用，然而根本問題不解決，剝削階級不受鎮壓轄治，無論什麼創制、複決、召回、監察等辦法裡，他們有經濟力量及政治組織（黨），又有歷史上遺傳下來的舊觀念及「輿論」足以蒙蔽群眾——無論怎樣防弊，弊根不去，利於作弊的人總找得著作弊的新手段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及「准學者」又以為政制史是民權伸張史——「你看，參政權一天一天擴大了！」這都是當面說謊，看上文已很明瞭，不再重複。所謂民權，當然不錯，是在擴張。然而擴張的原因在於階級力量；假使資產階級的國家內無產階級的政黨選舉能以偶然得利，那麼，這是階級鬥爭的勝利，而不是階級妥協。

　　民權的伸張對於資產階級，往往在初期只要限制王權，隨後限制總統，限制內閣，一切複決等制完全是枝枝葉葉的限制辦法。真正大多數勞動民眾的政權，第一當從那種消極的限制辦法進于積極的建設辦法：議事機關當漸變成辦事機關——處置一切，規劃經濟政策；第二當根本掃除弊端的主要根源——剝奪資產階級（民敵）的一切公權。或且有人以為那些枝葉的防弊辦法想周到了，便可以變成「全民政治」；其實「民」是對政府而言，假使絕對全體社會都成勞動平民，都成治者，那時所治的已經是「物」而不是「人」——根本上已無政治可言。政治和全民二者，根本上不相容。

　　只有大多數勞動者對少數資本家之獨裁制，能以政治能力改造經濟、普及教育、提高技術；如此改進生產組織，使機器大生產遍於各業，——私有生產資料和工具決不可能；同時運輸技術日益完善——分配極容易：各業各地的生產都受規畫，使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相適合——分配時當然不需商業，不需交易。

　　那時文化藝術尚且充分發展，教育學術等當然極其完美。每人只按照統計局分配的勞動時間到大工場、大農場及電氣站或運輸機關去，平均每天做三四小時指揮機器的工作，其餘的時間可以用之於藝術及科學生活。那時的生產量非常增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類都成智力體力兼備的勞動者——沒有階級，沒有國家和政府，便無所謂「民」，當然更無所謂政治了！真正「平等，自由，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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