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三節五大矛盾

第三節五大矛盾(1)

　　中國現狀是在南北新舊軍閥激烈的互鬥混戰之中，同時也在工農革命勢力與買辦、豪紳、資產階級的長期激戰之中，這種現象顯然是武漢反動以來全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的總危機，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更加蔓延擴大起來。這是因為中國社會根本上陷於極大的、極複雜的種種矛盾之中，所以客觀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雖然受著歷次的失敗與挫折，然而它觸發了這些矛盾的爆發，並不因為資產階級的背叛而能停止——而能用某種妥協的方式部分的、暫時的解決這些矛盾，如是革命便有無間斷的進展之前途。這些矛盾是：

　　第一，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當革命急劇的進展時，帝國主義的政策首先便是如何加速中國資產階級的背叛，如何分裂革命而取得買辦階級以外之新的破壞鎮壓革命的力量。當時帝國主義者聯合的向武漢進攻，如果革命內部裂痕尚未巨大至可以用強力撲滅的時候（一九二七年初），帝國主義不得不忍痛的在革命勢

　　力之前讓步（漢口的一三交涉案），那時，革命內部的資產階級力量顯然開始背叛的時候，他們便用炮擊南京，出兵上海，軍艦屯駐武漢，以至日本大兵扼守山東等的武力政策來威脅。此時資產階級的妥協、軟化——直到第一屆蔣介石政府之九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而不成，都是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的功能。革命受資產階級背叛而完全消滅其政治中心（武漢政府）之後，帝國主義便可更加開展它們的互爭勢力範圍的政策。那時，每一個國民黨軍閥都向帝國主義爭寵，都已經擺脫聯俄的赤化嫌疑。於是英國帝國主義收買李濟深，從豪紳、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之中找出代替以前買辦階級的新走狗，而與東方更落後、更商業化的資產階級建立新的關係。日本帝國主義便添招蔣介石為新走狗，因為日本對華貿易，雖然也用買辦，而大半都與英國不同，是直接經營的，所以它更可以利用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同時，英國帝國主義更想「穩定」中國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不穩定的統治」，造成「不穩定之穩定」，就是維持各地軍閥的割據局面。因此，它對鹽稅、郵政以至關稅，都先後以自己管轄全國而使各地軍閥政府略得分潤的政策來嘗試，要如此來控制全中國。於是李濟深一面歡迎港督取消反帝、反英口號，甚至要毀掉「血與淚」的沙基慘案紀念碑，並以應允粵、漢、廣、九[78]接軌、停築黃埔港等的條件，去向英國借一千萬元的秘密借款，這些「傳聞」盛極一時；一面唱著鞏固後方要緊，廣東不能參加北伐的論調。日本呢？它內部在一九二八年春正掀起了改選國會，彈劾田中內閣[79]的風潮，田中內閣的滿蒙積極政策、山東出兵，都是更加進攻北方中國，維持張作霖的政策，然而民政黨等的工業資產階級，傾向於聯絡蔣介石。蔣介石下野之前，便叫戴季陶到日本去聯絡「開明的日本國民」下野之後他自己跑到日本去。最近，蔣介石更在《新生命》[80]雜誌上說：「更希望日本全國人士明白中日兩國在世界上所處地位的重要，不憚從種種方面，同情我們的國民革命而早日促其進於完成」。——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理論，成為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派的大政方針。戴季陶在去年蔣介石到上海時，曾經致電日本前內閣（田中以前的內閣），勸日本政府「一面即日撤回日本之海軍，勿替英國負了無益之責任，一面勸英國……。」可惜「日本前內閣倒了，繼起的就是田中內閣，日本就出兵山東」，以下還敘著一大段田中的侵略史（戴季陶的《青年之路》）。最近日本改選風潮中，國民黨機關報只在希望田中內閣倒臺。所以蔣介石與日本的關係，表面上還在若即若離之際。可是日本現在以要求蔣介石承認滿蒙之日本已得權利為不反對北伐之條件。

　　李濟深與蔣介石之爭，顯然是英、日之爭的反映。李濟深在廣東向英國帝國主義賣國。蔣介石在南京便對於日本慘殺福州漁民、擅捕廈門的華籍韓人、日本輪船撞沉新大明輪、日本水兵殺死上海車夫等案，件件事妥協、讓步屈伏，以求日本的幫助。英、日兩國對華的衝突是很明顯的，美國就可以「超然的」取得自己的權利。

　　最近，關稅問題上，日本反對英國易紈士[81]的政策（增關稅至一二·五，即使地方政府分得關餘的政策），因為日本有許多無擔保的債款，要求關稅增收做擔保，同時，日本輸入中國的大都是輕工業的製造品，非要求互惠關稅不可——就是非反對增加關稅不可。美國卻在暗送秋波給南京政府，它首先與南京政府解決寧案（炮擊南京案），要蔣介石以屈服於承認開炮為不得已的條件之下去換取它口頭上的應允增加關稅、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實惠」，蔣介石所要得的「實惠」，也只是承認南京政府。英、日帝國主義的政策，就在這一「形式問題」，也不能一致；他們內部引起許多矛盾衝突。其結果便是無論哪一帝國主義都不能幫助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之穩定，也不能穩定自己的對華統治。他們只能開始在各省各自找著自己的走狗而互鬥：例如北京的張作霖，滿洲的奉系舊派軍閥，廣州的李濟深，上海則用「帝國立憲主義」結合資產階級，運用巧妙的手腕來利用蔣、桂及地方資產階級間的衝突，而自取其利（最近華董問題解決，英工部局准許三華董加入等等）。

　　第二，是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中國國民黨先後背叛國民革命之後，他們要「剷除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方法」，這是說，中國革命無須變更土地制度，只要修改不平等條約，發展經濟實業的建設，三民主義於是可以成功，而中國不但國富而兵強，並且階級都消滅而全體國民到天堂上去了！但是事實上，因為土地革命受著殘酷的鎮壓，反帝國主義運動是絲毫不能成功。帝國主義與中國之間的矛盾，並未得著什麼「修改」。關稅自主不能實行，鹽稅、郵政、租界以及金融、經濟、交通的最高權，更被帝國主義所獨佔。國民黨完完全全背叛國民革命，並未能以妥協手段解決任何國民革命——資產階級的民族、民權革命之任務。自然現在說帝國主義與中國之間的矛盾，第一重要意義，就是國際資產階級與中國極大多數工農民眾之間的利益矛盾更加劇烈的衝突起來了，因為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倒過帝國主義方面去；然而這一矛盾仍舊同時含著帝國主義與中國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不但關稅問題等表面上很明顯的中外資產階級相互之間仍舊保存著矛盾而不能解決，而且混戰之中帝國主義者可以利用治外法權而繼續經營工商業，中國資產階級便不能，於是更加加多帝國主義獨佔經濟最高權的力量。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是要求消滅買辦階級的北京政府而取而代之，以求北伐戰爭之終結而以妥協手段與帝國主義磋商民族改良主義之實行。這在資產階級觀點上是如此的。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與國際資產階級的衝突是一種事實。帝國主義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它也不能容許對中國資產階級的任何讓步的。當武漢是革命政府的時候，帝國主義的政策是使武漢「南京化」。直接下去，便是要使南京「北京化」。帝國主義贊助南京政府去消滅武漢，贊助資產階級去消滅可能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政府，但是它還要進一步贊助買辦階級，去消滅資產階級的政府。可是這所謂「消滅」，可以是戰爭的消滅，也可以是政治的消滅。武漢崩潰之後，英國帝國主義者立刻贊助西山會議派及廣西派消滅蔣介石的較資產階級化的政府。然而革命沒有死滅，工農勢力爆發而成廣州暴動。蔣介石重新登臺，南京政府的性質，始終是帶著些資產階級的性質，與北京買辦階級政府相對峙。南京政府與北京政府的對抗，仍然帶著中國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性質，實在來說，就是一邊是帝國主義買辦階級，一面是資產階級，雙方爭著剝削工農所得之利潤，資產階級總還想多要些。如果西山會議派的中央特別委員會政府，不因為革命潮流高漲而倒臺，帝國主義的高唱南北和議，亦許想完全和辛亥革命後一樣，可以使中國仍舊回到買辦階級式的軍閥統治。這是南京之北京化的一個方法。這就是豪紳、地主階級的完全買辦化。但是，歷史不是如此簡單！蔣介石上臺之後，帝國主義還想做這種嘗試，而至今沒有成功。第二種方法就是北京打掉南京，或是南京打掉北京，雙方都可以用收編敵方軍閥的方法。可是北京打掉南京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了。買辦階級完全恢復舊勢力的基礎是沒有了，南京商業化的豪紳、地主階級在地方市場上的力量增高了。南京打掉北京還有理論上的可能。於是帝國主義就要用威迫利誘的方法——如要求尊重不平等條約或某某特殊已得權利——使南京純粹北京化。中國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為工農群眾所絕對反對的對象之後，它是沒有能力抗拒帝國主義。所以蔣介石的北伐或者是根本不能成功，或者是成功後等於不成功。北伐根本不成功，就是帝國主義的實際瓜分政策照現狀的「穩定」下去——混戰的穩定。北伐成功等於不成功，就是帝國主義的瓜分政策經過北京政府的消滅而實現出來，——高談修改不平等條約等等的蔣介石拋棄最後的假面具（或者滾蛋），而形成國民黨「統一」中國之名義下的更多更雜的小軍閥割據的局面，混戰的陣勢變更而混戰仍舊要繼續。總之，帝國主義對中國資產階級也根本不能讓什麼步。

　　【注】

　　[78]指粵漢鐵路與廣（州）九（龍）鐵路。

　　[79]田中內閣，指以田中義一為首的日本內閣。在田中義一任首相（1927—1929）期間，曾於1927年5月出兵中國山東，6月召開東方會議，決定侵華總政策。

　　[80]《新生命》，理論月刊，1928年1月創刊于上海，陶希聖主編。打著「國民革命」的旗號，替蔣介石集團的繼續「北伐」製造輿論，甚至以「同情」社會主義，提倡「民眾運動」來欺騙群眾。

　　[81]易紈士（Authur Henry Francis Edwards），1903年來華。在中國海關歷任幫辦、副稅務司和稅務司等職。1927年繼安格聯（Francis ArthurAgleen）為署理總稅務司，兩年後被南京政府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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